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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一位读者的邮件

Marcella,

你好!逐個回答你的問題如下:

[Marcella] 據我閱讀你的博文後的理解,你之選擇在wordpress建立博客,是因為知道自己的聲音在國內不會被允許公開,而你的鏡像新浪博客亦被封。我相信有很多中國人的想法和你一樣,但因各種恐懼,很少人會在網路上公開發表這些想法。你選擇了在牆外發表意見,是不是都是因為這些恐懼?博客已經好幾歲了,在這些年來,你是不是仍然為了同樣的原因,而在牆外寫作?

[David] 我是2005年12月開始建立博客的,那時wordpress.com還沒有被封鎖。我選擇 wordpress純屬技術原因,這是一個最大的博客網站之一,而且發表文章沒有任何限制(國內服務商發表文章時會有過濾,很麻煩)。而且wordpress本身是個開放系統,我有一段時間自己買了塊空間建了自己的站;wordpress很方便移來移去。後來,中國政府對wordpress.com時封時開,我也不太了解這些情況。所以簡單地說,不是我選擇在牆外發表意見,而是中國政府把我推到牆外。

我嘗試在新浪建站當然是為了達到更多受眾,但是新浪/政府不高興,我也沒辦法。

涉藏問題在國內高度敏感。我有朋友因此被國家機關騷擾。說我一點不恐懼那不是事實。我個人覺得我沒有做錯任何事,說出自己的想法有什麼錯嗎?我從不號召打打殺殺。所以,我選擇匿名,只是想避免對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帶來困擾。

[M] 這個博客最初只是私人性質,後來才變成「雪獅與龍」。其實你最初想面向的讀者群是誰?在變成「雪獅與龍」之後,想面向的讀者群有沒有改變?你對這個博客的讀者,會不會有一些期望?讀者的回應有沒有為你提供了新的視角,或者啟發你?

另外,在這些年來,除了想令更多人理解西藏问题,有沒有源自別處的動力,令你更堅持寫作,或者因為一些原因而減少了對寫作的熱情?

據我的理解,你是漢人,而你對中央現在的政策也有許多不苟同之處。你對西藏的關心,會不會在某程度上,是被對中央的不滿催生的呢?

[D] 一個私人性質的博客面向誰?說實話,我沒想過。變成「雪獅與龍」之後,當然情況不同了。我希望的,是對西藏問題有興趣的漢語讀者。當然我期望讀者也能有一些反饋,提供一些不同的想法,只要是有理有據的都可以。

如果你仔細讀這個博客,會發現有一段時間,這個博客上有些固定的讀者參與討論,甚至很激烈的討論;這些討論非常好,有時候給我提供了非常好的視角。但是後來就少下來了,現在基本很少。原因之一是,有的時候圍繞西藏問題沒有很多熱點事件值得討論;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有段時間工作特別忙,寫得少了。我目前工作仍然很忙,但是還是盡量保持一定的頻率。

我的動力當然主要在於自己的興趣。接觸多了之後,當然也希望更多人了解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探討問題的解決之道。除了這個博客之外,我也到藏區旅遊,參與藏區的一些慈善項目。

我的關心應該說和政府施政不力關係不大。主要還是內生的。除了政府內一些腐敗分子外,我在藏區也接觸到很好的政府官員,他們想為民眾做些什麼。我也碰到過在藏區工作的漢族人,他們非常辛苦。很多時候,是這些不恰當的政經宗教文化關係導致其中的所有人都很痛苦。何苦來哉。

[M] 你覺得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的本質是一樣嗎?少數民族要保存自己的文化獨立性不被政治侵蝕,在目前的中央的大和諧統治下,是不是沒可能?

[D] 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都是複雜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問題,我在博文中也坦誠,我對新疆問題不了解,所以也不能夠下結論。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文字,就是因為我認為,在目前的情勢下,少數民族的宗教和文化都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當然這需要雙方的互動,尤其是政府方面。

[M] 最後,可以知道你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以及你的年紀嗎?

[D] 我在上海工作,是IT從業者。相比較你而言,我是個老頭子了,今年已屆不惑之年。

希望你滿意,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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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on 04月 8, 2014 在 每日杂谈

 

《西藏现代史》卷三第15章

《西藏现代史》卷三

第15章 最后的想法

Dr. Melvyn Goldstein 著

David Peng 译

自1955年6月达赖喇嘛从北京回来两年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卷详细讨论了这些变化。在本章中,我节选了重要文档、讲话和采访,阐述了我对此时期内重要事件的最后一些想法。

四川/甘孜发生了大叛乱,它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开幕之时给西藏贵族带来了广泛的惊讶和愤怒,1956年7月,由于范明试图在西藏开始民主改革,昌都部分地区也发生了小型暴动;所有这些使得毛泽东和中央于1956年夏秋兩季重新检讨中国的西藏政策。由于毛泽东和中央在甘孜犯下的错误,达赖喇嘛在1954-55年访问中国内地时,毛泽东赢得的成功现在已经丧失殆尽;北京意识到,要想把时钟拨回到友好关系和谨慎乐观的过去并不容易。如今,很明显西藏精英们还没准备好生活方式的变化,因此,如果允许范明,当时的西藏工委代理书记,继续在西藏推动改革,这会引起一场全面的叛乱;毛泽东下结论,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同时也试图回复与达赖喇嘛和西藏精英的关系,毛泽东和中央带来了政策巨变,澄清并提升之前的渐进政策,在西藏完全不执行改革,甚至也不进行改革的“预备”工作。也就是说,让达赖喇嘛的政府继续管理西藏内部事务,北京或西藏工委不施加任何压力,直到他们真正准备好拥护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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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on 04月 5, 2014 在 每日杂谈

 

悼念平措汪杰先生

平措汪杰先生于昨日在北京去世。

在Google News中搜索他的名字,未出现任何中国国内媒体。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国内媒体上,是在今年两会期间。

西藏人大常委会主任:西藏境内没有僧人和群众自焚

有记者提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平措汪杰近日呼吁,允许达赖喇嘛回西藏看看。白玛赤林表示,平措汪杰的呼吁属于个人,代表不了西藏各族人民。达赖能不能回西藏,怎么回西藏,中央政府早就有明确的态度和原则,到现在没变。

我一直觉得平汪是一名有着敏锐前瞻性的政治策略家。我以前曾经提到过,平汪才二十岁的时候,有两个预测,一个是同盟国会战胜轴心国(当时还在二战);另一个是,抗日结束后,中国会把目光投到西藏,共产党很可能战胜国民党。可惜的是,他把他的这些想法,拿到当时的西藏(拉萨)政府兜售,以失败告终。

最近看Goldstein的西藏现代史卷三,其中记录另外一个有关平汪的细节。阿沛跟随达赖喇嘛从印度回来之后,他立即向中方提出了两个要求:其一,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二,如果中国共产党以后撤离西藏,请把他和他的家人都带走。这两个要求可能很多地方都有记录,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但是平汪对此的反应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知道共产党有多强大,他根本不认为共产党会离开西藏;因此,他对像阿沛这样似乎很进步的藏族上层分子眼界如此之低感到十分诧异,这样也就难怪上层中的保守派会怎么想了。(无独有偶,当时[1957年]尼赫鲁给他的外交秘书写信,说他担心藏族人自己走错了路,甚于担心共产党的不当政策。)

可惜如此英才,在1958年后就失去了发挥的空间;而藏事遂糜烂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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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on 03月 31, 2014 在 每日杂谈

 

达瓦诺布:1979-1998年间中国和达赖喇嘛的对话

这是《中国的西藏政策(China’s Tibet Policy)》第18章,感谢丁一夫兄赐书。 我只翻译了这一章。这本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藏事译丛”曾经组织翻译并内部出版。我没有见过这本译本,当然也无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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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达瓦诺布(1948-2006)

译者:David Peng

在后1959年代的汉藏政治中,也许最重要的政治发展,是1978年邓小平启动的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中国人的主要目的是——而且仍然是——劝说这位自我流放的西藏领袖“返回祖国”。流亡中的达赖喇嘛与西方大众媒体关系融洽,这频频令中国尴尬不堪;而且,中国害怕,就像1986年之前的苏联那样[1],达赖喇嘛可能会被敌对势力用作反华目的。然而,如果达赖喇嘛可以听从劝告结束流亡生活,他将自动停止成为中国的尴尬之源和潜在威胁。相反,中国希望他能够被有效地用来对内合法化中国在西藏的统治;如我们在1987年以来拉萨爆发的独立运动所见,部分政治化的藏族人口仍然在抵抗中国共产党的接管。

达赖喇嘛,如同他的人民一样,已经得出结论:他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谈判以期得到更大程度的自治。1970年代早期中美开始和解,美国抛弃了西藏事业[2];达赖喇嘛认识到现实的剧烈变化。但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对达赖喇嘛和平提议的道德支持极大提高,这些力量不断积累,1989年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由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联合国不再有机会提出西藏议题;早些时候联合国通过的三次西藏问题决议已是昨日黄花。

这些政治变化改变着双方的认识,1978年12月,两位同等现实的领导人邓小平和达赖喇嘛打破了坚冰。然而这应归功于邓小平。作为1978年开始的改革的一部分,改革不仅仅包括四个现代化,改革也大胆提议解决一些突出的“全国性”问题,如台湾和西藏。因此,似乎并非偶然,在文革中因为1959年前西藏一些最不革命的政策而受到批判的邓小平[3],再次大胆地做出姿态与达赖喇嘛联系。

在另外一方,1970年代末达赖喇嘛也放低了其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将斗争的主要目标从西藏独立转为经济福利。1978年3月10日他宣布:“如果西藏的600万藏族人享有从未有过的快乐富足,我们没理由争论不休”[4]。一年后他解释到,“我们流亡的主要原因是为了600万藏族人民的福祉”[5]。1980年他说得更加明确:“西藏问题的核心是600万在西藏的藏族人民的福利和幸福”[6]。由此,达赖喇嘛达到了中国为谈判设定的基本先决条件:不讨论西藏独立问题。

这正是1978年12月3日邓小平传递给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的三条信息中的第一点。邓小平说:“基本问题是,西藏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应该被认为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你们)不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就没什么可谈的”[7]。藏人一方对此诠释为,除了旨在完全独立的部分,其他都可以成为谈判议题。[8]邓小平的第二点是,达赖喇嘛可以派出代表团到西藏去调查那儿的真实情况。第三,他同意藏人的建议,50名来自印度的教师被允许在西藏各地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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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on 03月 30, 2014 在 每日杂谈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最后两段

这本书比较扎实,让史料说话;从中也能看到作者本人的想法。最后两段多少有点令人意外:

与新疆地区以往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不同,发生在20世纪以来的历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主导力量,都是接受了近代教育或受到近代社会影响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这也说明,一部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的热衷,是促使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思想绵延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1980年代以来在新疆发生的许多事件说明,一部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仍然在怀念当年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尤其是第二次独立运动时期的辉煌,尽管那两场运动本来可以告诉他们,所谓独立运动不过是一场虚像,提倡独立本来就不现实。近年来,流亡国外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团体积极寻求国际社会中反华势力的支持,以至使“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逐渐呈现国际化的趋势,这也让人联想到当年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依靠外来势力而起,但最终又被外来势力所抛弃的惨淡下场。

事实上,相比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不能不说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少数民族地政治权利,中国政府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不可不谓是给予了最大的支持。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固然可以增强一般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但对于那些将目光聚焦于政治权力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来说,中国的民族自治政策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政治权力的渴望。所以,中国政府无论颁布多少照顾少数民族特点、推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政策,都会被他们解释为是民族歧视或抹杀民族,而鼓励一般维吾尔族居民对中国的仇恨和攻击。因此,笔者认为,要想让西陲不再烽烟重燃,当前要做的除了通过抓紧发展当地经济以提高维吾尔族居民的国家意识之外,更重要的一点还是如何让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认识到独立的非现实性,真正地彻底地抛弃对独立和独立运动的幻想。

--香港中文大学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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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on 03月 18, 2014 在 每日杂谈

 

从克里米亚谈民族自决

克里米亚的局势令人再次联想到目前国际社会民族自决的问题。克里米亚共和国大部分是俄罗斯族裔,公投结果95%以上投票同意加入俄罗斯。即使从西方媒体报道看,这一结果并不存在大规模舞弊事件。俄罗斯之声报道,普京在谈到此事时援引了科索沃为例,他在与奥巴马电话中称:

它(公投)的举办完全符合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并顾及到了,特别是,众所周知的科索沃先例。与此同时,(克里米亚)半岛居民的自由表达意志和自决权力得到保障。

在安理会就克里米亚问题草案投票时,中国投了弃权票。中国外交部解释,“中国历来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外交基本方针。”有外媒认为,中国此举是受制于国内西藏/新疆分离势力的情况,不愿意树下先例,使得公投可以达成民族自决成为国际惯例。

当然,对这些问题的一种诠释是,国际外交以实力、阵营、意识形态为主导;其他没什么可讲。当然,如果这么说只要站对队就行了。从另一个角度,也有人认为国际上是以公理为先。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被孤立,是因为普京不讲道理。我们姑且看看西方媒体上列举的道理,这也有助于理解民族自决的条件。

戈登斯坦在《雪狮与龙》前言中即明确指出,国际社会对于民族自决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看法。Franz-Lothar Altmann,布达佩斯大学国际关系和跨文化教授持类似的看法,他指出,“Each case is a “sui generis” case ["of its own kind" - the ed.].” 他列出了车臣、科索沃、卡塔罗尼亚、苏格兰各不相同,也无法相互比较。他的结论是,“国际上看,民族自决的问题极富争议……每个案例都需要独立审视——分离的原因为何,外界的影响如何。“

很多国家都有宪法规定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声明不干涉各国内政。但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国家分离的专家James Ker-Lindsay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认为,这种宪法规定常常不足以维护一个国家的完整。他认为关键在于国际协约或者国际实体例如安理会的承认。例如,他指出,尽管得到主要西方国家的承认,科索沃仍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承认(中国未承认科索沃,中华民国/台湾承认),甚至一些欧盟国家(希腊、罗马尼亚、西班牙)也没有承认。

多数西方专家认为克里米亚不同于科索沃。从这些理由可以归纳出他们法理上的民族自决方式:

他们谈到民族自决的第一点理由是,该民族是否受到多数民族的压迫,以及这种受压迫的程度;除独立外,是否有其他外交解决方式。他们认为,科索沃在西方干涉之前发生了塞族人对阿族人的种族屠杀;塞族人不愿意给予阿族人更多自治权。国际社会穷尽了各种外交手段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军事介入。换而言之,两个民族已经失去了共同生活的基础。他们认为目前克里米亚没受到这样的歧视;俄罗斯声称的受压迫的俄罗斯族人没有切实的证据。

他们谈到反对克里米亚民族自决的第二点理由是,俄罗斯以军事入侵进入克里米亚;民族自决迅速发生;民族自决的结果是与邻国俄罗斯的合并。他们指出,科索沃的独立历经了很长时间,维和部队介入后,科索沃被联合国监管。然后在九年后,相关各方进行协商,最后达成独立;而且也没有与邻国合并。

目前唯一看得到的和平例子是即将举行的苏格兰独立公投。Franz-Lothar也谈到卡塔罗尼亚的情况。他提出,在苏格兰和卡塔罗尼亚的情况中,只有母国同意的公投,才是有效的。谈到科索沃的情况时,有专家认为,当时发生的情况是整个南斯拉夫分裂。这似乎有些狡辩,因为南斯拉夫分裂后,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

最后一个理由如Ker-Lindsay指出,国际社会的承认是国家独立的最重要条件。例如,土耳其制造的北塞浦路斯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安理会通过了两个决议,宣布其为非法,并敦促成员国不要支持北塞浦路斯。理论上,联合国是协调国与国关系的机构,应该在类似事务上有发言权。然而,由于目前联合国安理会的结构和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如果牵涉到这些常任理事国或其代理国,安理会在这样的争议中陷于瘫痪,无所作为。在联合国缺位的情况下,国际法庭有时也能提供部分合法性。例如,2010年国际法庭指科索沃独立并不违背国际法。

当然,最后一点很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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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on 03月 17, 2014 在 每日杂谈

 

关心藏疆事务的政协主席

根据中国政协主页,政协的组成和定义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8个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所以这个机构传统上负责民族党派、民族问题、港澳台等问题。现任主席俞正声,排名第四,在党委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之后。某种程度上,政协与中共中央下辖的统战部有功能重合,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同时也担任政协副主席。

俞正声似乎对西藏、新疆等民族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刚刚结束的人大会议上,他除了参加他本人所属的湖北代表团审议外,另外参加的代表团分别是台湾代表团、西藏代表团和新疆代表团。

政协分组审议则更像是目前的中央政治局对政协事务的重要性/优先级排序:习近平(俞正声陪同)参加少数民族界别;李克强参加农业和经济界别;张德江港澳界别;俞正声教育界别。从发表的习近平讲话中,似乎更关心新疆问题。这一点可以理解,3月1日刚刚发生昆明恐怖袭击事件。

这一点可以和前任贾庆林相比较。2013年,俞正声参加了上海代表团(自身所属)、新疆代表团和台湾代表团(习近平参加了西藏代表团)。2011和2012年贾庆林都参加了北京代表团(自身所属)和台湾代表团的审议。在这一点上,除了贾庆林自身兴趣以外,总书记胡锦涛的个人经历和兴趣显然起了重要作用。网易设立了一个“两会期间常委去哪儿”的主题,其中提到,到2012年为止,胡锦涛已经连续20年参加西藏人大代表团的审议了。

如果从俞正声在国内的考察活动来看就更明显了。2013年1月6日,当俞正声获选常委,还未成为政协主席时,他即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访问,与四川藏传佛教人士会谈;虽然他的访问仅仅到康定县,并未深入情势更紧张的甘孜县、炉霍县、道孚县,或阿坝州阿坝县,但已与端坐北京城的贾庆林主席不可同语。随后他5月份去新疆调研,7月份去甘肃甘南,8月份去西藏自治区调研,可以说直击中国民族问题的中心。

当然,俞正声并未做出什么政策调整。例如,他在西藏与佛教人士(和驻寺干部!)交流时说,

俞正声指出,只有祖国强大、社会发展、群众生活改善,藏传佛教才能健康发展。他强调,十四世达赖喇嘛所主张的“大藏区”“高度自治”完全违反了中国宪法和法律,也违背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利益。藏传佛教界要认清达赖集团分裂本质,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西藏的和谐稳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切实加强“三个离不开”教育,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良好环境。

但是不管如何,高层直接介入显示对问题的重视,也有助于避免地方官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施政模式。例如在刚刚结束的政协上,俞正声批评地方限制维族民众做法愚蠢,这一新闻成为微博上的热点:

昆明3·01事件以后,有些地方把矛头对准了普通的维族群众,限制维族群众的人身自由,检查住所证件,甚至驱赶相关人员。他(俞正声)愤怒地说,这些都是违反政策的非常愚蠢的做法,正中了暴恐分子的下怀。这种简单化、粗暴化的做法,离间了民族关系,严重影响了民族团结,给暴恐分子可乘之机,这也说明有些领导干部的觉悟还达不到群众的水平。

另:坊间八卦称俞正声的仕途来自于它与邓家特别是邓朴方的关系。俞正声曾经是著名的康华公司的代总经理。维基百科上列举了对围绕俞正声的一些争议。就我个人而言,对铁道部、李薇等事件无法置评,但是我不认为他应对上海当政期间的经济停滞或房价上涨有多少责任。大环境如何,他无法有所作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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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on 03月 14, 2014 在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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