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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现代史》卷三第15章

05 Apr

《西藏现代史》卷三

第15章 最后的想法

Dr. Melvyn Goldstein 著

David Peng 译

自1955年6月达赖喇嘛从北京回来两年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卷详细讨论了这些变化。在本章中,我节选了重要文档、讲话和采访,阐述了我对此时期内重要事件的最后一些想法。

四川/甘孜发生了大叛乱,它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开幕之时给西藏贵族带来了广泛的惊讶和愤怒,1956年7月,由于范明试图在西藏开始民主改革,昌都部分地区也发生了小型暴动;所有这些使得毛泽东和中央于1956年夏秋兩季重新检讨中国的西藏政策。由于毛泽东和中央在甘孜犯下的错误,达赖喇嘛在1954-55年访问中国内地时,毛泽东赢得的成功现在已经丧失殆尽;北京意识到,要想把时钟拨回到友好关系和谨慎乐观的过去并不容易。如今,很明显西藏精英们还没准备好生活方式的变化,因此,如果允许范明,当时的西藏工委代理书记,继续在西藏推动改革,这会引起一场全面的叛乱;毛泽东下结论,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同时也试图回复与达赖喇嘛和西藏精英的关系,毛泽东和中央带来了政策巨变,澄清并提升之前的渐进政策,在西藏完全不执行改革,甚至也不进行改革的“预备”工作。也就是说,让达赖喇嘛的政府继续管理西藏内部事务,北京或西藏工委不施加任何压力,直到他们真正准备好拥护改革。

毛泽东和中央的新政为这一进程设定了新的时间框架,他公开说,最少接下来六年或十一年内不会有改革,如果此后条件仍不成熟,时间会更久。此外,中国领导人在内部谈到愿意等待数十年——如果需要,可以在二十世纪维持不变——直到条件合适。例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1957年初邓小平告诉张国华和其他三位常委:

[毛]主席认为,二十世纪内(可以)没有(西藏)改革……几十年或五十到一百年内不改……即使[西藏]有一百二十万农奴也不会停止[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让西藏有自己的货币和军队。我们可以安排——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继续。即使他们把钱吞了,也没关系……在西藏,改革需要几十年。[1]

由此,在新的政策下,干部们无需继续敦促调研实施十七条协议的条件是否已成熟,是否可以开始改革;自1951年来他们一直如此行事——例如,在有关西藏军队和货币的事宜上。相反,毛泽东的新政指示他们要有耐心,接受现实,达赖喇嘛的政府和传统社会制度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统治。给藏人更多时间,让他们接受教育,与内地有更多接触,引入更多发展和现代化,这比在条件尚不成熟时就试图武力结束传统社会,强迫西藏接受民主改革要好,能创造一个稳定的西藏。

因此,西藏工委应该集中精力,在中央政府基金支持下,通过经济发展改善西藏的物质条件,减少贫困。像周恩来向达赖喇嘛解释的那样,

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发展经济,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改善,过得比现在好……我们才能根据那时的情况继续改革议题。到那时,我们会有更多选择。这样每个人都会轻松前进。对于这一点,我们谈过很多次了;如果我们这么说,我们应该言行一致。我已告诉西藏工委,由于西藏很穷,西藏的发展和建设必须得到中央的资金自助。这是肯定的。[2]

许多中藏历史的观察者相信,毛泽东允许达赖喇嘛政府和旧制度继续,是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地位还很弱,无力结束现行制度,或者因为北京想让达赖喇嘛从印度回国,或者两种原因都有。但是,上一章清楚地显示,历史现实并不支持这种诠释。

对于中国地位“太弱”的看法,到1956年底,人民解放军已经获得了对西藏的军事控制。两条主要的公路——青藏线和川藏线——已经修好,在西藏区内,从东部的昌都到西部的噶大克(Gartok),从北部的那曲到南部的亚东,中国人修建了2400英里公路[3]。此外,拉萨北部新建了机场,首航飞机于1956年5月31日起飞。整个西藏有五万名军队;如果需要,内地军队可以很快增援。基于此,人民解放军能够镇压任何藏人起义,因此,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对西藏的武力控制完全不是问题。对于这些政策调整只是为了引诱达赖喇嘛从印度回国的观点,新政在达赖喇嘛访问印度之前就已经启动,而不是对他的访问的回应;这一点我很快就会详细讨论。相反,中央停止范明的动作并取消改革,毛泽东的主要动机是,如同前面提到的那样,毛泽东意识到,仅以意识形态纯洁化为由,尽快推翻西藏过时的社会政治社会不是好的选择,政治现实主义才能最好地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计算,允许西藏在可见未来相对自治,能够使藏人以自己的节奏接受改革和现代化的价值,在这一进程中,他们会看到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积极意义。

接下来,完全终止范明的大扩张成为优先策略,毛泽东果断启动了他自己的大收缩和大下马运动。

这一政策转变的苗头出现在1956年9月,远在达赖喇嘛11月份赴印度之前。1956年9月4日,中央给西藏工委发出了一组指示。这份文件(全文在第10章引用)要求推迟改革,文件开始清晰地指示:

根据目前西藏的工作状况,我们干部的条件,西藏上层的态度和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西藏改革的条件还不存在,在一两年内我们不能进行准备工作。因此,西藏民主改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57]年不能实施。也可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62]中也不可能。这甚至可能延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67]。[从1951年起],西藏民主改革已经等待了好几年,我们现在必须继续等待。

下一节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实用主义决定,意在影响西藏精英层的态度。

我们说这是我们对西藏上层的妥协。我们认为这一妥协是必要的正确的。由于藏族仍然不大信任我们汉族和中央,我党的重要任务是采取所有必要和合适的措施,消除藏族对我们的不信任。如果我们做出合适的妥协,愿意等待改革,我们将极大地提高藏族人民对我们的信任;这会有利于民主改革在西藏的成功实施,有利于改革后的各项工作。像这样缓慢的、稳固的工作会更好,实际上,欲速则不达……而说到你们建议的改革试点,现在应当明确停止。至于改革的宣传工作,这应当适度调整减少。

上面几点的实质应该清楚地解释给达赖、班禅和其他西藏上层。让他们感觉轻松,请他们做一些预备活动,让其他藏族人也能很轻松地与你们工作。[4]

尽管有这些指示,范明深深地沉迷于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要真正稳定西藏,改革势在必行,所以他继续推动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北京很快意识到他们必须采取更坚决的步骤叫停范明,1957年3月初,中央将西藏工委的高官召集到北京,开会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当时他是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如我们在第14章看到,会议决定,范明在1956年下半年大扩张中招募的数万名干部必须被解散。同时,自治区筹委会扩大的机构和计划的活动大幅减少。因此,自治区筹委会停止作为达赖喇嘛政府的一个有意义的替代治理实体。

这次会议上建议的各项收缩工作于3月19日提交到中央批准(1957年5月14日中央正式批准了报告)。毛泽东急于开始大收缩,派遣张国华在3月19日方案提交后立即回到西藏,命令他迅速执行决定——也就是说,彻底下马范明的工作。张国华完全照办。几个月内,张国华减少了汉藏干部、学生和工人的数量,从45000人减少到仅仅3700人。他同样也减少了3万多名解放军,从5万名到1万8千名。[5]

著名的1957年5月14日文件提供了难得的窗口,让我们一窥毛泽东和中央的想法。

自从去年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典礼提起[民主改革]的议题以来,各界民众的观点说明目前不是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的时机。[改革]既缺少来自上层领袖的真实同意,也缺少来自大众的支持……

这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尽管西藏很久以前就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长期维持着与祖国的独立或半独立关系……

西藏历史上长期享有独立或半独立状态,这一事实把西藏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区分开来。其一,这一事实反映在藏族对中国的离心倾向和他们对汉族人的不信任感。这不仅广泛存在于上层,这对大众也有可观的影响……

历史上看,藏族人的分离倾向与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有关,但是一般来说,这一倾向更多地反映了西藏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独立或半独立状态……

直到现在,西藏的封建农奴统治还维持不变。上层阶级仍保留着民族旗和宗教旗,他们还使用这些旗帜愚弄大众,以维护旧制度和他们的统治,这对藏族人民的发展是有害的。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不仅和上层阶级有冲突,我们和大众也有冲突。当我们在西藏开展工作,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现实。没有社会改革藏族人无法有进展;但是鉴于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必须开展和平改革,将和平改革的政策运用到有关改革时机、步骤和方法的决策中。不管我们倡导的民主改革多么和平,这不可避免会触及到封建制度的基础,因为[民主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西藏农奴制度转变为人民民主西藏。[6]

这份指示的下一点进一步解释,因为上层和大众的同意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四川得到的虚假或标志性同意;因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合适的条件开始改革。

如果我们的改革没有得到上层领袖的真正同意和群众的必要支持,[改革]会成为强加于人,只能靠我们来执行改革。这与“允许各民族群众和联系群众的公众领袖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基于他们的意愿做出决定”的原则不符……这也与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第11条相矛盾。

如果我们采用武力,我们很可能会到达一个境地,不仅多数上层分子反对我们,分裂分子的阴谋也会成功,左派会被孤立,劳动阶级大部也会受到上层阶级的影响和控制,跟随他们反对我们。这样,我们就无法进行和平改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要么停止改革,置我们于被动的政治局势,要么我们不得不发动战争发动群众,以施行改革。在民族地区使用战争是最后的手段。

在西藏,由于上面谈到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加上与内地的地理隔离和运输不便,用这种方式[没有上层和大众的同意与支持]开展改革在政治上被动,长期看军事上也不值得。因此,我们应尽量避免采用这种方式。

[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和叛徒们发动武装叛乱,那就不同了;那时我们将不得不使用武力平叛。中央已经数次就此做出指示。[7]

为了保证西藏工委的地方官员清楚理解中央的目标,5月14日的指示明确地要求西藏工委必须不要

(1)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

(2)干涉西藏内部事务;

(3)从社会大众吸纳党员;且

(4)进行不急需的,未获上层和下层阶级同意的项目。[8]

因此,西藏工委基本上被告知让西藏政府独立管理藏人。

这些指示也解释为什么必须如此:“如此,我们的工作更现实,更适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同时,这样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藏族人对汉族人的戒备[即,让他们更容易被争取过来],减少西藏的紧张气氛。这可以让我们做我们想做能做的事。在这段时期,如果上层做了什么坏事,让他们去。这实际上会给西藏人民真正的好的教育。”[9]

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工委能做的只是一些软任务,例如教育、宣传,当然还有国际事务例如国防和外交。指示中“要做”的事项如下:

  1. 继续开展对西藏上层的统战工作,主要集中精力于达赖喇嘛周围人的工作。

  2. 继续培养藏族干部。除了在地方培养和分配工作,我们也可以招募一些年轻人,把他们送到内地去上学。

  3. 继续进行一些我们能做、大众欢迎、上层批准的项目,这对大众也会有好的影响。

  4. 继续将国防、外交、公路管理和其他置于中央管理之下。

  5. 通过合适的措施,在上层和民众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反对分裂活动。[10]

由此,毛泽东和中央设定了明显的内部条件,认为让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在未来六年或十一年内控制西藏内部事务,这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情况甚至可以持续到本世纪末——尽管,毛泽东和邓小平当然假定,或最少希望,通过教育和发展,藏族人能够尽快“回心转意”。

北京的这些会议决定在西藏进行大收缩,执行新的更缓和的渐进主义政策;然而,就在同一时刻,毛泽东也在北京召开另一些会议,在甘孜对康巴藏人执行完全相反的政策。

毛泽东1955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呼吁在中国迅速扩大农业合作社,只要条件允许,也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毛泽东在这一运动中明确把西藏排除在外,但却包含四川/西康的康巴藏人。于是,这些省份的共产党自行决定条件是否成熟。但是,这些地区还没有实行过土改;所以,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先进行民主改革,毛泽东指示必须进行“和平、民主的改革”——即,改革必须得到上层的统一,必须善待他们。藏族上层不应该被批斗或受到其他方式的羞辱,他们的生活标准和财务应得到保证不降低。而且,他们会被允许在政府工作,拥有全部公民权利。

李井泉、廖志高和四川省其他党领导急于在四川汉族和藏彝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以显示他们的革命热情。于是,如第三章叙述,他们仓促前进,未获得藏族精英的真正同意,即于1956年2月开始了民主改革。1956年2月底,他们这一贸然行动激起了广泛的康区叛乱。

叛乱令毛泽东和中央震惊,他们先前相信甘孜的改革按照“和平民主改革”的政策推进,一切都很顺利。他们派遣统战部副部长刘格平四月初到四川和甘孜去调查当地的情况。刘格平严厉批评甘孜当地干部,开始试图纠正他们的行为,但是他遇到了甘孜干部的强烈抵制,只能回到北京,报告他的所见所闻。基于刘格平的报告和其他一些材料,例如重要康巴干部平汪的报告,毛泽东认为,地方干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是甘孜和平改革的总体方向仍然是可行的。因此他决定退一步,集中力量,尽量用政治手段解决叛乱——即通过与叛乱分子停火和谈判,以此试图恢复稳定。

在理塘,双方同意停火,举行了谈判,但是如第8章所见,谈判于1957年结束,未达成协议。双方各自考量其选项,都认为继续停火和举行下一轮谈判没什么好处。

在理塘,丁容阿称(Deyong Atrin)决定再次开始战斗,因为他认为,停火对解放军有利,因为这让他们得以运输储存大量供给和武器,还开始修建始于康定的川藏南线。李井泉和廖志高也觉得举行更多“谈判”没什么用。他们感觉停火使得叛乱分子重新组织,补充供给,发展与其他叛乱团体的联系,让起义继续拖延下去。由此,他们认为最好的平息叛乱恢复稳定的方法,就是立即完成改革,同时发动军事行动粉碎藏在山区的叛军,以此迅速结束旧社会和保守的上层阶级。因此1957年3月5日,他们向中央发去申请,允许他们继续完成改革。

毛泽东立即审阅了这一建议,仅仅两天后,3月7日,他做出决定,不像西藏,甘孜应进行全面民主改革,不要延误。

毛泽东对四川申请的书面回复基本上是上面意见的总结,结尾处称他批准这一建议。引言和最重要的两点节录于后:

1957年3月5日,中共四川党委发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有关甘孜藏族自治区的民主改革问题,建议推进并完成改革。报告说……

……农区的民主改革已经完成,涵盖了14万人口(总人口32万)[44%],其他地区在准备继续[改革]。四川省委认为这会从根本上利益所有藏族群众。他们建议推进民主改革的理由如次:

  1. 继续改革有利于巩固改革已经创造的成果,保护和发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逐渐改善人民生活,大量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
  2. 如果不坚持推进改革,这无疑会伤害干部,损害群众,助长藏族精英的右派倾向,甚至导致更加混乱的局面,如此我们将疏离群众,前面的努力付之东流……

我[毛泽东]认为[我们]应当同意这一政策。[11]

尽管毛泽东和中央曾经想要与叛军达成政治和解,他们的努力未能成功,因为双方都不愿做出足够的让步。于是,毛泽东现在批准立即执行民主改革,而不是像西藏那样中止。毛泽东的决定似乎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毛泽东理解西藏和甘孜历史上非常不一样。5月14日的文件这样描述,“西藏历史上曾经长期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这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同。[12]由于这种状态,西藏仍然有一个功能完好的政府,以及可能的国际身份,其领导人达赖喇嘛为世人所知。由于西藏睦邻印度、尼泊尔、不丹和巴基斯坦,对中国而言,其在地缘政治上也很重要。因此,与四川相比,西藏太过重要,而不能让它失控。相比之下,甘孜的战略意义小,可以承受强推改革的负面影响。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甘孜44%的人口已经完成了改革,而不是完全没有开始。撤销改革并把财产返还给藏族上层会颠覆已经取得的进步,打击干部和贫苦群众的士气。这很难操作,将使得共产党处于紊乱和被动的境地。张华川,张经武的政治上敏锐的养子,在一次采访中简明扼要地解释这一点的重要性:“一旦[改革在甘孜]开始,就无法回头。”[13]这当然也是中国专家们的看法。

邓小平在这一决定中的角色还不为人知,但是作为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总部四川的西北局负责人,毛泽东在西藏问题上的核心助手,他一定发表了重要意见。但是,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多大程度上基于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有多少个人因素,就不得而知了。如我们在第3章所见,早在1955年,邓小平似乎支持李井泉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尽快开始改革的观点,不同意李维汉的更缓和的观点;李维汉担心,仓促启动改革会引发叛乱——这一点被言中了。从个人因素上看,邓小平与李井泉及其家庭有着亲密的友谊,而对李维汉长期存在敌意。现在,1957年,邓小平明显支持李井泉的强硬路线,在甘孜推进改革,尽管我们无法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与个人友谊有关。但是,假如邓小平选择强烈劝说毛泽东,李井泉现在完成改革是错误的,相反,他建议为了结束叛乱,稳定整个青藏高原的局势,最好将甘孜与西藏的藏人一样看待,他的观点也许可以占上风,西藏历史也许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他没有这么做。相反,邓小平支持他的朋友李井泉从一开始就不断重复的左派强硬路线。其结果是甘孜新的强硬措施,邓小平在著名的1957年3月9日讲演中公开阐述,其主要部分如下:

1. 是否进行改革?

改革必须在金沙江以东地区[即四川]开展。[我]同意四川省党委报告中的指引。经过衡量各方面,[我们认为]改革是好的,他们不可能撤销。我们也没有理由撤销他们。如果改革仅仅在北部实行而不扩展到南部,那行不通。改革应该分阶段实施,哪儿条件成熟,就在那开展。南部现在和其他地区不在同一个阶段,但是一旦[从康定的]路通了,我们会进行改革。这项指示也适用于云南。[14]

邓小平接着展示了新政策的关键部分。为了进行真正的改革,必须组织群众向上层表达他们的愤怒和仇恨,如此群众们能够感觉到他们赢得了对精英层的胜利。和平改革的概念被重新定义,更加粗暴和军事化的手法占了上风。

邓小平接着说:

2. 如何进行改革?其结果将如何?

改革必须真正展开。如果我们进行假改革,那还不如根本就不改革。什么是真改革?什么是假改革?

真改革的基本成分是,必须唤醒群众,让他们站出来,改革不能由上层阶级决定。改革必须和平,但是斗争是必须的;虽然这种斗争不会像汉族地区的斗争一样。我们应该发动大众,与上层协商。

[甘孜]在前一阶段,前半部分已经完成了,但是后半部分做得很差。过去我们有弱点,协商不够。回顾过去,我们有效地发动群众,但是最好也与上层协商。现在我们两部分都要推进,但是基础部分还是发动群众,这样才是真改革。仅仅送钱送礼物[给上层阶级]是假改革。只有唤醒大众才能稳定上层。[原文件缺字。]只要群众不发动起来,甲贡土登(Jagö Tomden,一位来自德格的著名藏族领袖)就不会安静下来;当然,他的余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必须进行真改革。[15]

接下来,邓小平第一次说,群众可以直接向领主控苦——即从背靠背到面对面。

推行和平改革时,有很多方法发动群众。面对面或背靠背都可以。如果群众感觉胜利是通过自己的斗争得到的,改革会更稳固……我们仍然要注意建立群众的主要地位,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如果还没举行诉苦会,改革后要发起群众诉苦会。这样让群众吐苦水,把假改革变为真改革。发动群众必须包括思想动员。如果不这样做就没什么用。不要害怕激怒领主……如果领主知道了也没关系。让他们知道群众是反对他们的。那样我们……才有与他们协商的基础。[16]

除了揭示这些政治路线的变化之外,邓小平也指示,只要敌人不投降,有必要主动发动军事进攻,无论他们在哪。尽管中央表面上仍然说要寻求谈判解决叛乱,赢得康巴人,但实际上,新的强力改革,摧毁叛军的政策令其相形见绌。

3. 如何作战?

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如果我们告诉上层阶级我们会在金沙江以东坚持推进改革,那么我们必须战斗。这必须基于一场大打。打得越大越彻底,结果越好。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如果必须通过几场战役才能解决问题,不要犹豫。越是犹豫不决,结果越坏。我们必须善于打仗,狠狠地打,准备大打。[你们]必须把这些方针明确的告诉上层阶级。如果要打,我们奉陪。我们现在就在打仗。如果我们不打,他们的气焰会更嚣张。必须做好军事部署。如果你们没有足够兵力,我们可以从江西[指西藏]调兵。如果还不够,其他地方可以支援。

在南方前线,你们必须从政治上赢得他们,同时,只要有机会,随时随地可以打。现在处于战争状态。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昨天不打,今天就停战。我们必须集中力量,一步步平息各地叛乱。[17]

四川的事件于是走上了和西藏完全不同的轨迹。

同时,在印度,如我们所见,达赖喇嘛纠结于他自己的困难决定——他应该流亡?还是应该回到拉萨?

自达赖喇嘛1956年11月24日跨入锡金边界的那一刻起,他的兄弟和帕拉等近侍不断告诉他,如果他留在印度,领导流亡西藏国家运动,西藏有最好的机会争取独立。此时,甘孜发生的叛乱使得他对中共的意图不抱幻想,他一度认为西藏作为共产党中国的一部分充满希望,现在这种想法已经幻灭;所以当他抵达印度时,他已经为此准备好了。

但是,他很快得知,尽管他哥哥嘉乐顿珠曾告诉他,印度同意支持他和西藏,他哥哥犯了个大错误。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既不想让他滞留在印度土地上,也不让印度真正成为藏人的反华基地。在达赖喇嘛的书和访谈中,达赖喇嘛解释尼赫鲁让他猛醒:“护藏三人团(JTKS,Jenkhentsisum,以流亡噶伦堡的嘉乐顿珠[jen]、僧官堪穷[khen]洛桑坚赞和贵族俗官孜本[tsi]夏格巴三[sum]人组成的反华团体——译注)指出印度同情我们,大概有意愿,如果我留在印度,印度政府会积极响应。他们制造了这种印象。但是当我实际上告诉总理[我想留在印度]时,他告诉我,我应该回去。”[18]

达赖喇嘛也说,尼赫鲁告诉他,他“坚信目前西藏无计可施。他说,没有任何人曾经正式承认西藏独立。他赞同我的看法,与中国人打仗徒劳无功。如果我们尝试战争,他们会很容易就调来更多军队完全粉碎我们。他建议我回到西藏,以和平方式执行十七条协定。”[19]达赖喇嘛还回忆到,尼赫鲁告诉他,“但是你必须意识到,……印度不能支持你们。”[20]

实际上,尼赫鲁对西藏的真实看法,比达赖喇嘛在书中或访谈中回忆的要负面得多。例如,在给外交部高层的几份备忘录中,尼赫鲁个人对嘉乐顿珠感觉极差,对流亡人士的叛乱计划和西藏传统的庄园式封建社会制度也非常负面。他明确指出,印度不会允许自己成为藏人攻击西藏中国人的平台。例如,在给外交部长的备忘录中,他写到,

10. 我告诉达赖喇嘛,他在噶伦堡的哥哥[嘉乐顿珠]说话常常很愚蠢,我觉得他看事情很片面。我告诉他,既然他[达赖喇嘛]已经同意十七条协定,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享有自治,他不能轻易破坏协定。实际上,任何尝试都会给西藏带来冲突和苦难。在一场武装冲突中,西藏不可能战胜中国。我也指出,我们与中国签署了有关西藏的协定。我们一直以来的立场是,中国拥有主权,但是西藏应享有自治。因此,达赖喇嘛的最佳路线是,接受中国主权,但是坚持对内部事务的完全自治。他应该为此建立坚强的基础,他要将西藏人民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

11. 我[尼赫鲁]也告诉达赖喇嘛,我很惊诧,一些人建议他不返回西藏,留在印度。这将是愚不可及,会伤害他,也会伤害西藏。这不是服务西藏事业的方式。他必须在他自己的国家,领导他的人民……

14. 我认为,我们应该……私下明确告诉达赖喇嘛的哥哥,我们不同意在印度的任何地方进行有关西藏的煽动或破坏活动。我们同情西藏人民,准备以任何合法的方式帮助他们。但是我们不容忍在印度领土上捣乱。[21]

在另一份1957年12月31日写给他的外务秘书的备忘录中,他说,

Shri Apa Pant[在报告中]指出,[在西藏]发生的战斗并不大反对中国人,而是反对政府的[民主改革]新制度,他认为那将消灭传统的生活方式。Shri Apa Pant似乎迷恋于这一“传统生活方式”,那只不过是在宗教外衣下彻头彻尾的封建制度。如果什么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现在西藏与现代世界面对面,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无法延续下去。这不仅仅是现代福利设施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结构问题。土地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拥有大量地产的寺院抵抗改革,这种抵抗最终会失败,而整个基于这些寺院的佛教制度会受到损害。如果西藏想维持佛教精华,它必须放弃这些附着物,他们与佛教没关系,与现代条件格格不入,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15. 我觉得Shri Apa Pant感情上被强烈触动,因此他对当前和未来的总体判断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但他的结论总体上还是正确的。西藏的危险更多可能来自于藏族人采取了错误的步骤,而不是中国政府的深谋远虑的政策。Shri Apa Pant自己也暗示了这一事实。很明显,藏人强烈厌恶中国人的支配地位,但是他们考虑采取任一手段结束这一局面的想法却十分令人困惑,也不成熟。他们采取的愚蠢措施可能极大地伤害他们。我们自然对藏人非常友好,我们也会继续如此。但是我们不能让我们自己被拽入一场从我们自己和西藏角度都是错误的事业。我们应抓住各种可能的机会,发展我们和西藏的文化联系。但是,同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因为对藏人的同情或在他们的压力下,被推入一些错误的活动。[22]

嘉乐顿珠和护藏三人团显然没料到尼赫鲁和其他印度高官是这么想的。他们知道尼赫鲁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印度政府不断拒绝他们想要一些认真援助的请求,诸如财政、武器和爆炸物,但是他们认为Pant和情报局同情西藏的困境和他们的事业,相信印度也是如此。回顾过去,他们明显没有足够意识到尼赫鲁认为与中国相比,西藏微不足道;也不够理解尼赫鲁对西藏社会制度落后的评价。然而,公平地说,与他们日常打交道的印度外交部官员Apa Pant并没有给他们一点蛛丝马迹,暗示他们尼赫鲁及其他德里高官对西藏的态度。Pant也没有给他们任何迹象,如果事情发展,达赖喇嘛(和西藏)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支援,最好情况下恐怕是成问题的,而大概是没什么希望的。Pant在他的自传中揭示,当然他很清楚:“[在德里]的权力走廊中,西藏、佛教、达赖喇嘛似乎看起来很荒谬,‘说起来有趣,没用的幻觉’,逻辑上看,感谢中国人,这些很快就会消散,‘总算解脱了。’”[23]

然而,嘉乐顿珠坚持说他和印度政府达成了协议,达赖喇嘛被允许流亡印度,尼赫鲁在最后时刻背叛了他和达赖喇嘛。用他自己的话说:

印度政府通过锡金政治官员Apa Pant先生同意了。他们向我们确认他们会允许尊者留下来。尊者可以在印度任意行事。如果尊者留下来,他们可以提供一座王宫,印度政府会试图作为中间人,就我们在西藏的困难和问题劝说中国。因为有了这份协议,我们都出去试图劝说所有人,包括尊者,接受要求来印度,不要回去了。这些事情在1955年尊者到达之前就决定下来了。

……因为这一理解,尊者接受了邀请访问印度。但是后来,尼赫鲁先生改了主意,他背叛了我们。因为政治原因……拒绝了尊者。印度政府,因为——你们所谓的[中印]边境问题——他们自己打小算盘,从我们的困境中牟利。所以,当然我们自己不知道,想着印度会帮助我们解决西藏的困难。他们承诺过。但是后来,尼赫鲁先生改变了主意,拒绝尊者,我们震惊了。那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24]

然而,在夏格巴的日记中没有证据说明Apa Pant或Bose给出过明确的承诺,相反,很多记录表明印度对护藏三人团和西藏的支持是有限的。如前面提到,Bose和Pant反复说印度不会给藏人武器、炸药、军事训练或大量财务资助,当被问及如果达赖喇嘛想要流亡,他会以何种身份,他们避免回答。然而,同时,他们总是传递一些希望,未来事情会好起来,印中关系会恶化,所以我们容易理解嘉乐顿珠感觉背叛。尽管如此,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嘉乐顿珠和护藏三人团因为急切地想从印度政府得到外部援助,他们对太多东西想当然,使得他们误读了印度的承诺水平。护藏三人团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失望部分被美国的到来弥补,美国产生了新的兴趣,想帮助西藏叛乱,这给他们带来了乐观情绪。自1956年以来,美国就和护藏三人团及锡金皇室对话,到1956年底,美国直接和嘉乐顿珠开展相当认真的工作,拟定了一份秘密计划,从印度派遣六名康巴人进行训练。美国的想法是,开展一个试验项目,对康巴青年训练六个月,包括各位操作技术,如通讯编码译码,操作无线发报机,阅读地图,使用新武器,等等。然后中情局把他们空降到西藏和四川,收集叛乱情报。[25]这当然代表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它成为康巴人和护藏三人团的希望和梦想;似乎一位“施主”最终现身,给他们提供梦寐以求的武器和军事训练。

然而,当达赖喇嘛决定流亡或回到西藏之时,这种关系还处于初期。当时只是谈到为康巴人进行飞行训练,而计划还没有得到最后批准。如果试验被批准并顺利成功,后面也没什么承诺,更谈不上坚定的义务或真正的支持。此外,即使这种初步尝试带来未来一两年内的严肃援助,达赖喇嘛基本上同意尼赫鲁的判断,内部针对中国和解放军的叛乱极有可能失败,同时,这一定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毁。例如,美国支持蒋介石,然而这没能让他保住大陆,他逃到台湾后,也没能使他收复大陆。另一方面,达赖喇嘛也知道一些论据,认为西藏的高海拔、极端寒冷和大风会使得拥有良好武器和训练的藏族叛军占有极大的优势。

但是,对于达赖喇嘛而言,最关键的不是几支枪或一些康巴人的训练,而是美国在国际上积极承诺西藏与中国分离的权力——例如,正式承认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但是美国1950年不支持西藏向联合国提交的申诉,1956年它仍然不会接受西藏曾经或应该独立。[26]尽管华盛顿同情藏人和他们想脱离中国获得自由的意愿,了解他们对圣塞克思(ST CIRCUS)试验训练项目的激情,但是无论中情局还是国务院都不认为初步展开圣塞克思项目是帮助西藏从中国独立的承诺的开始。我们在第12章中讨论到,想要达到如此宏大目标的计划,被认为技术上不可行,策略上也没有根据。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获得华盛顿有关这一讨论的官方记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研究了几位直接参与秘密西藏项目的中情局官员的一些看法。

John Reagan是中情局第一位西藏专案负责人,这样评价此事和圣塞克思的冷战目标:“莫斯科和中国是颠覆我们的中心,我们负责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我不认为我们在利用他们[藏人];我们的利益正好和他们一致。我们同情他们的事业,这是给他们[中国共产党]制造麻烦的机会。”[27]

Reagan还回忆,当他们要批准训练项目时,他的远东分部的上司John Waller给他打电话说,“我们干这个只是为了收集信息和情报,不是支持叛乱。”[28]

Frank Holober,1957年中接替Reagan的位置,也做出这样的评论:

现实的讲,我们认为他们人太少,也不能用印度做基地,所以我们实际上能够做成什么?如果他们能够出人意料获得成功,我们当然会高兴。我们看不到隧道的尽头。我们实际上没有最终目标。我们也不确定最后会得到什么。我们希望在西藏内部秘密进行组织,了解那儿的情况。这是个有限的项目——培训一些反叛者……我们空降一些人收集情报,帮助组织和与西藏内部取得联系,并用空投补充一些给养。[29]

另一位参与圣塞克思的中情局官员John Rowland,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时项目的范围是有限的:

如果没有大量的外部力量,实际上没办法真正帮助一个游击队武装作战。没有这些东西,你帮不上什么忙。在西藏的例子中,1962年[中印战争]之前我们无法进入这个国家。阿富汗有沙特、巴基斯坦、中国和美国的帮助。由于海拔高度,空中运输很困难,喜马拉雅国家和印度也不配合……如果你到那儿帮助抵抗运动——如果没有可见的目标,目标不可达成,干这些事情没什么意义。如果我们想全力出动,我们将不得不与中国作战,而我们不会因为西藏与中国作战……我们只是试图让中国感到紧张……我不记得听说或读到有关使用准军事行动将西藏从中国“解放”的说法。我们提供足够的支援使得他们[藏人]能够进行骚扰——我们不可能真正支持藏人解放西藏。[30]

最后,Ken Knaus,达赖喇嘛逃亡后负责西藏行动的中情局官员,赞同Holober的分析,他说,虽然国务卿杜勒斯(Dulles)全力支持西藏秘密行动,Frank Wisner,中情局政治协调处官员,坚持美国对此只有有限的承诺。Knaus写到,“Frank Wisner当时深陷于对自己1956年11月无力帮助匈牙利叛军的自责之中,……坚持不要对藏人做出承诺,以免引发美国无法实现的不现实的期待。他坚持特别指示第一批六名藏族行动人员,他们的任务仅限于收集情报。基于他们的报告,华盛顿将判断是否批准进一步的物质援助和训练。”[31]

因此,对嘉乐顿珠和康巴人而言,有理由假定美国会在圣塞克斯项目结束后会愿意援助藏人反对中国,他们却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支持将会是有限的。和尼赫鲁交流的情况一样,嘉乐顿珠再次期望太高,过分乐观,以为这次来自美国的对叛乱的支持很快就会到来。如我们在第四卷将会看到,虽然第一次训练项目结束后,1957年底一些武器和训练支援得以实现,其大小、范围和质量都有限。

同时,达赖喇嘛仍然尝试做出最后决定,是否回国。对于这一决定,他对印度和美国外部的支持程度的评估至关重要,但是另一个关键要素是,他还要评估如果他留在国外,西藏会发生什么。达赖喇嘛当然不确定,但是,毛泽东刚刚派周恩来两次到印度给他坚定保证,西藏会保有自治不会进行改革,如果他不回去,他得假定,毛泽东会剧烈反应。因此,大体上,毛泽东会让班禅大师接替他成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很快施行民主改革,这会有效地结束传统西藏,包括大量的寺院。因此,留下还是回去,对于二十一岁的达赖喇嘛来说是个异常艰难的决定,因为他可能赢得太多东西,但是也可能输掉很多——输掉整个西藏生活方式。在一次采访中,达赖喇嘛用一句传统西藏谚语解释他最后的一些想法:

山那边没有牛粪

山这边没有背篓[32]

达赖喇嘛就他的决定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与中国的关系会被切断,你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同时,你完全无法在这儿得到帮助。那就像[上面提到的]谚语。如果我们在这儿得到具体的完全的支持,那值得与中国为敌。但是如果你们无法在这儿得到支持,那么你们与中国为敌而一无所获。所以,最好是回去,通过策略性的方法,或聪明的方法,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来行事。[33]

不奇怪,衡量这些得失之后,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如他所说,此举旨在接受尼赫鲁的建议,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更积极更决断,尤其在根据十七条协议维护西藏在中国内部的自治时,要行使他的权力。在毛泽东的西藏新政下,这应该不难完成;因为毛泽东和中央不仅已接受这一情况,如果需要,可以等待更长时间在西藏进行真正的改革,而且,他们还再次确认,当改革最终到来时,达赖喇嘛而不是班禅大师会进行执行。他们也确认,达赖喇嘛的政府——而不是自治区筹委会——来继续管理西藏内部事务。

然而,对于尼赫鲁建议达赖喇嘛接受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致力于争取西藏的自治地位,达赖喇嘛有更多的想法。实际上,当时其他重要的因素将达赖喇嘛拽入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到这时,如我们已经讨论的那样,达赖喇嘛不再对他周围的反华活动毫不知情。他清楚地知道那些人和团体积极活动,想改变西藏的局势,将中国人赶出去——他的哥哥和护藏三人团,他的管家帕拉,恩珠仓领导的康巴人,以及中情局,他们和达赖喇嘛的哥哥和恩珠仓一起工作。尽管达赖喇嘛对单纯使用武力试图将解放军赶出西藏持强烈保留态度,但是和美国建立密切关系明显给西藏重获独立创造了重要的机会。接着,当他在印度的时候,他为反华分子的工作祈福,尽管他没有直接指导他们。事实上,如前面讨论,就在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前,噶厦和流亡人士(护藏三人团、西藏幸福委员会和人民会议)建立了一个正式但是秘密的合作支持联盟,各自有秘密电码本,用来在噶伦堡和西藏之间通信。

流亡—噶厦联盟对印度有意义,因为他们不清楚西藏的真实情况。但是当达赖喇嘛亲眼看到大收缩在拉萨带来的变化,他现在必须决定在他的祝福下是否允许西藏和印度的反华分子继续活动,或者他是否应该做出关键决定,全力与中国人合作。如果决定后者,达赖喇嘛将不得不采取艰难的行动——例如,更换全部或一些反华活动分子,例如帕拉,换成更进步的官员。他还必须切断所有噶厦和流亡人士之间的联系,同时也采取更直接的方式将他的想法告知大众,例如更多讲法和利用《西藏日报》。

对达赖喇嘛而言,北京1957年3月的决定让情势更加复杂,北京决定继续甘孜的攻势,摧毁叛军;随着解放军开始无情地在山区追击他们,一些愤怒的康巴武装逃到拉萨避难——在接下来一年半内有一千多人。这反过来在拉萨和卫藏制造了越来越多的大量反叛武装团体,他们希望在美国支援下,继续和中国作战。在恩珠仓贡布扎西的领导下——他和嘉乐顿珠和中情局一起工作——他们将形成著名的抵抗部队四水六岗,开始计划不仅在四川也在西藏与中国作战。这意味着,如果达赖喇嘛要与中国人一起合作使自治最大化,他就不得不控制或驱逐这些康巴人,这可不容易。这需要他这方面承担重要责任,可能还需要使用武力。事实上,周恩来1956年12月30日在新德里与达赖喇嘛会面时提到过这一点:

至于逃到拉萨的人,最好是由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联合起来处理这一问题,为他们做出合适的处理……

上次当中央代表团访问拉萨时[1956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央合作,劝说那些到拉萨的人回去。这种处理非常好。现在同样的方式应该继续。[34]

接下来,1957年4月,随着达赖喇嘛继续其西藏政府领袖职责,而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忙于实施毛泽东的大收缩政策,拉萨和西藏总体上的情况非常有希望,同时又暗潜变数和危险。一方面,有可能,达赖喇嘛能够为他自己和其政府获得长时间的相对自治,但是另一方面,同样也有可能,康巴人在护藏三人团、帕拉集团和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卫藏发起叛乱,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毁灭传统西藏社会政治宗教制度。

达赖喇嘛、毛泽东、护藏三人团、中情局和康巴人将如何处理这一复杂局面?这是本系列第四卷的主题,请读者继续阅读《现代西藏史,1957-1959:风暴眼》。

 

[1] 《中央领导接见张国华的谈话记录》,未注明出版日期,中国文件。

[2] 《周恩来总理与达赖的谈话,1956年12月30日》,未注明出版日期,中国文件。

[3] 《中国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6年4月22日的记录。

[4] 《中央对〈西藏工委对我们在西藏未来工作决定〉的指示》,1956年9月4日,中国文件(含着重号)。

[5] 吉柚权,1993B,《西藏平叛纪实——1959年》,第41页。

[6] 《中央对〈西藏工委对我们在西藏未来工作决定〉的指示》,1957年5月14日,中国文件(含着重号)。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毛泽东,《批准甘孜藏族自治州继续进行民主改革的批语》,1957年3月7日,秦和平《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2008引用:第43-44页(含着重号)。

[12] 《中央对〈西藏工委对我们在西藏未来工作决定〉的指示》,1957年5月14日,中国文件(含着重号)。

[13] 张华川,采访,北京,2011。

[14] 《邓小平同志(在1957年3月9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就甘孜自治州改革会议上)的总结》,中国文件。

[15] 同上。

[16] 同上(含着重号)。

[17]同上(含着重号)。

[18] 达赖喇嘛,采访,印度,1995年(英语未修正)。

[19] 达赖喇嘛,1962年,《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西藏达赖喇嘛回忆录》:148页。

[20] 达赖喇嘛,1991年,《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117页。

[21] 尼赫鲁给外交部长N.R.Pillai 的备忘录; R.K.尼赫鲁,印度驻北京大使;Apa Pant,锡金政务官,在《与周恩来的谈话——四》,1957年1月1日,Hasan, Mushirul 2005编辑《尼赫鲁选集,系列二,第36卷》:618-19页(含着重号)。

[22]总理给外交秘书的备忘录,1957年12月31日,Hasan, Mushirul 2009编辑《尼赫鲁选集,系列二,第40卷》:617页(含着重号)。

[23] Pant, Apa. 1978 《曼德拉:觉醒》: 115-16页。

[24] 嘉乐顿珠,电话采访,1994(英语未修正)。

[25] Roger McCarthy,电话采访,1995。

[26] 此时美国承认西藏在中国(台湾)宗主权下的自治,而非西藏独立。美国今日仍然如此,因此美国官方不承认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的管理机构,作为“流亡政府”。

[27] John Reagan,采访,美国,1993。

[28] 同上。

[29] Frank Holober,采访,美国,1993。

[30] John Rowland,采访,美国,1993。

[31] Knaus, John Kenneth. “官方政策和秘密项目:美国国务院、中情局和西藏抵抗力量”,《冷战研究期刊5》,第3期, 2003: 第68页。

[32] 阿乐群则,采访,美国,1993。这句西藏谚语是:ཕ་རིའི་ལྗི་བ་མེད་པ།ཚུར་རི་སླེ་པོ་མེད་པ།

[33] 达赖喇嘛,采访,印度,1995(英语未修正)。

[34] 《周恩来总理与达赖的谈话,195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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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on 04月 5, 2014 在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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