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读书笔记

一

《怪诞行为学》一书试图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一些看起来很怪诞的社会现象，里面举了一个以色列日托中心的实验为例，说明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的相互影响：

我的好朋友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教授尤里•格尼齐和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奥尔多•吕斯提切尼对从社会规范转到市场规范案例的长期影响做了巧妙的测试。几年前他们在以色列的一家日托中心进行实验，看运用罚款措施是否能有效减少某些家长接孩子迟到的现象。

尤里和奥尔多的结论是，罚款的效果并不好，事实上它还会带来长期的负面效应。为什么呢？实施罚款之前，老师和家长之间是社会的关系，是用社会规范来约束迟到的。因此，如果家长迟到了——有时会这样——他们会对此感到内疚——这种内疚迫使他们以后准时来接孩子。（在以色列，内疚似乎对约束人们更有效。）但是一旦实施了罚款，日托中心就无可挽回地用市场规范取代了社会规范。既然家长们为他们的迟到付了钱，他们就用市场规范来诠释这件事了。换言之，既然有了罚款制度，他们就可以自己决定早来还是晚来了。不用说，这绝非日托中心的初衷。

有意思的是，另一本畅销书《魔鬼经济学》也引用了同一个例子，说明市场是如何影响人类的道德的。《怪诞行为学》一书还记录了这个实验的更有趣的结尾：

不过好戏还在后头呢。最有意思的是几星期以后，日托中心取消了罚款。这就是说日托中心方面回到了社会规范。那么家长们也会回到社会规范吗？他们的内疚之心也会回来吗？根本没有！自从取消了罚款，家长们依然故我。他们继续在接孩子的时候迟到。实际上，取消罚款后，迟到家长的数量反而有所增加。归根结底，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都取消掉了。

这一实验揭示了一个不幸的事实：一旦社会规范与市场规范发生碰撞，社会规范就会退出。换言之，社会规范很难重建。一旦这朵盛开的玫瑰从枝头落下——一旦社会规范被市场规范打败——它很难发挥任何效力。

所有的文化都有不同的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在长期的演进之后，某个社会的社会规范水平和市场规范水平是相符合的，社会得以正常运转。一旦市场规范发生变化，社会规范受到毁灭性打击，出现市场盲点和道德缺位的情况。当人们发现这一情况后，逐渐重建社会规范，最后建成新的和当前市场规范水平相一致的社会规范水平，缺陷得到弥补。

这一市场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关系，甚至可以推广到更广阔的法律和道德的互动中来。这一情况在中国近三十年来，甚至是近百年来的快速社会变化中至为明显。现代社会的建立，计划经济的破灭，市场经济的发展，迅速建立了一个新的市场规范，这个市场规范在很多方面，对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传统中国社会规范带来了巨大冲击；而目前，中国人还在挣扎着建立与之相符的现代社会规范。

二

贾雷德·戴蒙德著作《枪炮、细菌和钢铁》是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深层次原因的一部通俗作品。其中对统治术是这样描述的：

对于任何等级社会，无论是酋长管辖地或是国家，人们于是不禁要问，为什么平民会容忍把他们艰苦劳动的成果奉送给盗贼统治者？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所有政治理论家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现代的每一次选举中选民们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得不到公众支持的盗贼统治者有被推翻的危险，不是被受压迫的平民所推翻，就是被暴发的想要取而代之的盗贼统治者所推翻，这些新贵们用许诺为被窃取的果实提供更多服务的办法来谋求公众的支持。例如，夏威夷的历史上曾不断出现过反对压迫者酋长的叛乱，而这些叛乱通常又都是由许诺减轻压迫的酋长的兄弟们领导的。从过去夏威夷的情况来看，我们也许会觉得这听起来滑稽可笑，但只要我们考虑一下这种斗争在现代世界所造成的种种苦难，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一个上层人物在仍然保持比平民舒服的生活方式时，要怎样做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呢?从古至今的盗贼统治者混合使用了4种办法：

1．解除平民的武装，同时武装上层掌权人物。这在使用现代科技武器的现代比使用长矛和棍棒的古代容易得多，因为现代的武器只有在工厂里才能生产，也容易被上层人物所垄断．而古代的武器在家里就能容易地制造出来。

2．用通行的方法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群众来博取他们的欢心。这个原则对过去的夏威夷的酋长与对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同样有效。

3．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对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末得到正确评价的优势。人类学家以前把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理想化了，说它们是温和的没有暴力的社会，因为一些访问的人类学家对一个25人的族群经过3年的研究，竟没有发现一例谋杀事件。他们当然不会发现：一个由十来个成年人和十来个儿童组成的族群，由于谋杀以外的通常原因，还常常要碰到一些无论如何都必然发生的死亡，如果在这些死亡之外，在这十来个成年人中有一个每隔3年杀死另一个成年人，那么这个族群本身就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这一点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关于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广泛得多的长期积累的资料表明，谋杀是死亡的首要原因。例如，当一位女人类学家在向新几内亚伊亚乌族妇女调查她们的生活史时，我碰巧也在访问伊亚乌人。当一个又一个女人被要求说一说她的丈夫时，她会说出一连几个死于非命的丈夫。典型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的第一个丈夫被埃洛皮族的袭击者杀死了。我的第二个丈夫被一个想要我的人杀死了，这个人就成了我的第三个丈夫。这个丈夫又被我第二个丈夫的兄弟在为他哥哥报仇时杀死了。”此类生活遭遇对于所谓温和的部落民来说竟是家常便饭，因此，随着部落社会的扩大，这种情况就对接受中央权威起了促进作用。

4．盗贼统治者为了得到公众支持而使用的最后一个方法，是制造一种为盗贼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族群和部落本来就都相信鬼神，就像现代的国教一样。但是，族群和部落的相信鬼神，并不能被用来为中央权威辩护和为财富的转移辩护，也不能被用来维持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和平。当对鬼神的迷信获得了这些功能并被制度化之后，它们也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宗教。夏威夷的酋长们在宣传神性、神灵降世或至少与诸神沟通方面，可为其他地方酋长的代表。酋长声称，他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他们向诸神说情和在仪式上吟诵为求得雨水、好年成和捕鱼成功所必需的咒语。

 

读书笔记，随想

其一

周末看了一本叫《贫困的终结》的书。作者杰弗里·萨克斯，曾参与多个国家的经济危机拯救，包括东欧苏联的“休克疗法”。从文章看，他属于美国的左派。一方面，他拥护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他也反对西方右派的做法，支持国际多边努力，实现全球千年计划。在国家经济治理上，他支持国家控制关键的公共资源，为国民提供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产品，而在大多数其他领域实现自由市场经济。他理解很多人对全球化的忧虑，但是总体而言，他支持全球化。在文中最后一章，他写道：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按照启蒙主义的术语定义就是：

• 基于人民的意愿，帮助促进那些可以提高人类福利的政治体系；
• 帮助促进那些将科学、技术以及劳动分工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经济体系；
• 帮助促进国际合作，以确保世界和平；
• 帮助促进那些根植于人类理性的科学技术，为持续不断地改善人类生存条件提供动力。

其二

从图书馆借了Dawa Norbu的Red Star Over Tibet很久了，一直没有看完。陈波的文章给了我了解Dawa的动力，上周末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感觉Dawa的英文真的挺不错的，文章写得也很好。

Dawa的这本书记述了在萨迦的Dawa一家从1950s初到1960s初逃到印度的经历，这十年，西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章按照时间顺序，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Dawa的母亲（寡妇）在旧西藏打官司；二，中国进入西藏，17条协议之后，中国对西藏上层去怀柔政策，同时渗透其他阶层；三，59年之后，Dawa一家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经历；四，Dawa一家逃离西藏，在印度的生活。在书的一些部分，Dawa也讲述了萨迦世系和他理解的藏中关系，这使得这本书显得非常有信息量。

大概是因为Dawa在Tibetan Review的经历，Dawa的书写得象传记/报告文学。文章的主题，正如题目所述，主要描写藏人在毛主义中国之下的恐慌、诱骗、压迫的经历；普通藏人对藏传佛教非常虔诚，但是同时也对旧西藏上层人士批评和失望；这一矛盾情绪一直延续到Dawa到印度之后，某种程度上一直笼罩着Dawa的一生。

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把在内地用的滚瓜烂熟的阶级斗争那一套用到了西藏。从Dawa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熟悉的那些手段：分而治之，逐步统战，发动积极分子，大会批斗，思想教育。在内地的著作中，客观/负面描述这一过程的还比较少。从这个方面说，即使把Dawa的书放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目前暂时找不到陈波赞誉至上的China’s Tibet Policy。这本书如果要买的话还超贵，居然要USD170。

 

读书笔记：房中术、印度密教

最近在重读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高罗佩(R. H. van Gulik, 1910~1967)是荷兰汉学家，汉学界的奇人。他在荷兰莱顿大学和乌德勒支大学攻读法律和东方语言，1935年以研究印度、西藏和远东马祭的论文而获博士学位。之后，他一直在荷兰驻外机构中担任外交官，先后就职于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和吉隆坡，最后死于驻日本大使任上。他的汉学著作涉猎广泛，而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翻译和创作的小说《狄公案》。

以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关于藏传佛教的任何知识；这次再读，注意到这本书中讲到印度密教和中国道家房中术的关联。因此写下这份读书笔记，如果感觉对这个话题过敏的读者，就请不要继续了。

主持翻译这本书的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他在译序中的一段话，可以给目前政府搞的纷纷扰扰的“反三俗”运动下个注解：

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性问题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当开放的态度，而清朝却突然急转之下，一下子变得缄默不言、讳莫如深了呢？……

我们都知道，清代的禁毁之厄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当时统治当局禁毁书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讲明亡史实，被视为政治上的最大危险；另一类是所谓“淫词小说”，罪名则是有害“人心风俗”。清人以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入主中国，力挽明代末年侈靡淫滥的亡国之风，的确显得很有魄力，但其禁书宗旨乃是“严绝非圣之书”（康熙五十三年谕），不仅把上述色情、淫秽小说、“淫词唱片”禁绝在内，就连《水浒》、《西厢》这样的书也不肯放过，却也暴露了他们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极端脆弱。前一种书的禁止，是非早有定论，但后一种呢？大家却看得不大清楚，很少体会到这种“一干二净”，竟在我们民族的精神深处留下了无形的“暗伤”，这种精神上的“阉割”，其惨毒酷烈实不下于前者。

作者说，清代的禁毁之厄造成了中国人假装正经的淫猥心理，他们虚情矫饰，竭力把自己的私生活弄得壁垒森严，陷于自己编制的罗网而不能自拔。

 

推荐阅读：可怕的是只有两种声音

我觉得冰点真的成了名牌栏目了，虽然李大同退出了，栏目的魂还在。这期刊登的是《可怕的只有两种声音》。批评中文网络上“左愤”和“右愤”两种极端情况。

“两个凡是”，即：“凡是敌人反对或估计可能会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或估计可能会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事实上，极左与 极右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表面上的水火不容。譬如，他们都“唯我正确”、“一贯正确”、“永远正确”，都“非黑即白”，都相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 正则不足以矫枉”，都爱说狠话，都爱吐唾沫，都具有超强的“洗脑”欲望，都把大多数民众当成已经先被对方洗过脑的白痴，所以迫切需要自己来给重新洗一次。 他们每一方在写帖子的时候，都充满了道德、智力和信息上的优越感，视与己意见不同者皆为“五毛”或者“网特”。他们互相之间只有咒骂，从不进行真正的辩 论。他们都自认为理想在胸、真理在手，其他人或是愚昧无知或是别有用心或是正无限崇敬地等待自己指引航程，所以一个个都“致命的自负”。

我们曾经都很熟悉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江城子》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著名的焦国标教授曾经发表过一首《致美国兵》：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两个有关西藏的学术问题

逛Delhi的国家博物馆时，很多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西藏文化影响所及。这些展品，一看出处就很明了：下面一般写来自Ladakh或者Arunachal，这些都是西藏文化的辐射地带，目前由印度实际控制。在展品中一些Mughal时代的壁画，和西藏的那些佛教壁画风格非常类似。虽然表现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画面的用色、布局、人物、景物如出一辙。

从文化上来说，西藏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很大，甚至说西藏文化是印度文化的分支文化也不过分（印度文化分出西藏文化的这部分母枝倒是不行了）。但是从人种上来看，西藏人属于蒙古人种（印度国家博物馆藏的那些Ladakh和Arunachal人的面部照片也很明显），和蒙古族、汉族相同。这一事实很难解释，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地理发生了变化，在人种迁徙的年代，西藏到蒙古或者大陆的交通比较方便；但是到了文化传播的年代，地理变迁使得西藏和印度的交流更加方便。其二，古印度是个移民国家，今天看到的印度人有不同的面部特征，显示有不同的来源。这样的国家，人种是内向迁徙，而文化是外向迁徙，类似于今天的美国。蒙古人种到印度的分支是Mughal王朝，但是被稀释得太厉害(?)。

《雪狮与龙》中写到，

西藏和蒙古档案中记录了两人之间一个令人惊奇的争执，显示出西藏喇嘛在蒙古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忽必烈请求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同意了，但坚持忽必烈要尊崇他无上的宗教地位。忽必烈开始拒绝，但最终缓和，同意当他私人听法时，上师处上座；而在其他场合汗王处上座。

这种说法来自Shakabpa, Tsepon W. D. 1967.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和Rossabi, Morris. 1988. Kub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我在德里和阿格拉旅游时参观了Mughal时代的宫殿。这些宫殿的格局大体类似，都有一个Diwan-i-Am(Hall of Public Audiences)和Diwan-i-Khas(Hall of Private Audiences)。Diwan-i-Khas是很大的宫殿，而不是只能容纳几个人的小房间(Refer: Google Image)。Wiki上认为，Diwan来源于波斯。但是，如果忽必烈的宫殿和Mughal的宫殿有某种类似安排的话，恐怕就需要重新评估八思巴在忽必烈王朝的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