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们所见，有大量证据支持说，在今天的中国，西藏文化正在发展。但是，哪一类的西藏文化得以发展呢？大多数藏族文化表达显然在一个政治设定中被组织起来，其中大众文化用来推进政府的政治目标。赛马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流行的民间节日保存了很多地方传统因素，在当前的政治设定中被重新诠释。赛马、民间文化活动和庆祝这些地区“和平解放”的组合令人瞠目结舌。看起来地方官员们盗用了大众文化的名义，用来传播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或者，是否是另外一种情况？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政治词藻，实际上推进大众文化表达？你最少可以辩论，在这些活动中，一些地方参与者不仅仅是自我娱乐，他们也在有意识地努力复兴西藏文化。

在改革时期，官方政策允许许多传统仪式和习惯的公开表达，但是正如Richard Madson指出，“原住民社区的许多成员已经忘记了某些习惯，年轻一代永远没有机会学习它们。因此，他们复兴某些社区仪式和习惯，与其说是继承传统，还不如说是发明传统。他们选择性地提取过去记忆中的某些因子，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组合，以满足现实的需要。”藏族的情况也不例外。我们在访问的藏区中观察到的一些情况，也许可以很好地诠释为，藏族文化的自觉重构造。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藏族文化的破坏留下了一个真空，中国政府试图用政府控制的方式来进行填补。国家由此积极推动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新生，同时试图规范文化表达，定义什么是藏族文化，藏族文化的明天应该怎么样。通过建立文化机构，一方面鼓励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引导文化工作者遵守共产党关于文化表达的社会角色的理念，政府正在初步地达成这一目标。然而，政府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控制藏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即使是最制度化的表达。这一点的一个例子是，现代藏族作家通过文学的多义性，对藏族身份认同进行自主性讨论。

经济改革，包括关系到教育资金的改革，弱化了藏语教育的角色。自从20世纪80年代市场改革开始以来，民族地区的人们越来越需要汉语知识，无论是做生意，还是进入政府部门。就业分配制度的终结，使得市场的力量更加重要。即使在一些地方，藏族学生可以选择进入标准汉语系统，用汉语教学但是有藏语课程的系统，还是用藏语教学的系统，许多人现在倾向于标准汉语学校，或者是民族学校的汉语班，因为他们觉得熟练掌握汉语对找工作来说至关重要。一些人甚至认为藏语越来越没什么用处。但是，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明确的需求，需要更多使用藏语教学的学校，在一些地方，这一选项仅仅在寺院或者非政府组织资助的私立学校中存在。缺少资金是明显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语言问题的政治化，可能使得地方教育工作者和官员不愿要求在公立学校中更多藏语教学，担心会被指责为地方民族主义。

对于希望参与到地区经济发展和决策过程的藏族人而言，教育比以前更加重要。但是，为了能够参与到这一进程中，藏族人目前别无选择，只能熟练掌握汉语，在标准中国教育系统中使用汉语学习各门课程，最终在中国国家的各机构中就业。对那些选择了这条道路的人们而言，挑战是巨大的，他们没有机会学习读写藏语。不少受教育的藏族人对这个情况表示不满。

看起来，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藏语对藏族文化而言不可或缺，书面藏语对于文化存亡至关重要。但是，谈到保护藏语的实际措施，在一个汉语显然是最重要的语言的社会背景之中，为藏族人提供发展的机会，这一问题同样重要，这两者如何有机结合起来，各方观点众说纷纭。一些人倾向于认为，应该优先通过教育制度提升藏语和藏族文化；其他人则辩称，如果过于强调藏语，而牺牲了其他东西，可能会让藏族人失去参与他们社区发展的机会。

下面两段是第二章《Religious Sites and Religion Practice》的结束语：

尽管在我们研究的区域，藏族人能够复兴大量的寺院和宗教场所，我们发现僧人和尼姑，尤其是活佛和宗教领袖，受到政府的巨大压力。由于政策前后不一，政府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自相矛盾，他们面临困境，制度让僧尼个人为其他人的行为负责。对寺院和宗教人员的政治控制不断收紧，这明显代表了对宗教信仰的阻碍，在寺院和尼庵制造了大量紧张气氛。随着2001年6月政府镇压色达五明佛学院——全藏区主要佛学中心之一——局势似乎在进一步恶化。

中国共产党政策制定者明显将宗教信仰看作是藏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障碍，对寺院复兴抱着相当怀疑的态度。他们害怕寺院，不仅仅因为他们怀疑宗教场所成为分裂主义者的避风港。更重要的是，自从破坏性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寺院成为藏族人保护和维持藏族文化核心的焦点。因此，寺院成为藏族人坚决强化他们的国族认同，抵抗中国主导的主要标志。当局试图控制藏传佛教寺院的方法只会让宗教成为藏族身份认同更加显著的标志，和更加剧烈的反抗。

这本书主要基于1998～2000年的现场调查，撰写于2005年。

发篇我写的《译者时评》，欢迎大家关注译者这个项目：

新春伊始，藏族僧尼自焚事件演化到一个新的顶点。大年初一，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藏 族人聚集起来冲击派出所，当局向示威者开枪，造成藏人示威者一死四伤，5名公安民警受伤。大年初二，邻近的色达县发生类似事件，警察开枪后造成一死一伤。 据新华社报道，炉霍县的暴力事件是因为自焚流言所致。

中国政府一向不屑于同十四世达赖喇嘛打交道，他们在等待他的往生。然而，按照中国当局目前的思路，一 旦十四世达赖喇嘛往生，他不会得到中国政府恰当的响应；中国政府甚至试图进一步刺激藏传佛教界，用自己的方式，抛开目前的甘丹颇章，遴选下世达赖喇嘛。考虑到目前激烈的自焚和骚乱事件，可以想象，藏族人会为第一位在藏区之外逝世的达赖喇嘛感到悲哀和冤屈，整个民族的情绪会在那一刻迎来一个爆发点。

【藏人展示自焚抗议藏人的肖像。摄影：Sam Yeh/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自焚抗议是西藏的一个新现象。几乎每天都传出青年自焚的故事，抗议中国政府的严厉的政策和实践。 不幸的是，无论是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领导人，面对这一人类悲剧，只是相互指责。

西藏流亡政府以及活动家们将自焚归咎中国统治的压迫本质，藏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牺牲自己的生命，向世界控诉他们的痛苦。中国政府指责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称他们鼓励这种形式的抗议，破坏中国稳定，并骗取国际同情。这种相互指责的政治游戏，充斥着陈旧的对抗性词汇，自1959年以来，一直成为汉藏关系的标志，到目前为止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这种模式无法解决眼前的即时危机——藏人拷贝自焚行动，生命无辜流失。

事实上，西藏问题回到国际新闻头条，印度和西方的流亡藏人闻风而动，声援自焚的抗议藏人；这表明这些行动已经有一些影响。但是，它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难道西藏境内的藏人的关键需求——达赖喇嘛回归，藏人得到尊严——更接近开花结果吗？

自焚不是一种非暴力行为。 事实上，这是对自己的暴力。 伤害一个人自己的肉体不合情理，也与绝大多数佛教诠释相悖。这当然违背了达赖喇嘛和其他藏传佛教人士的辛勤工作，将藏传佛教及其身份等同于非暴力。虽然暴力，与非暴力一样，一直是西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世达赖喇嘛将西藏事业与非暴力理念成功地关联在一起。如果这种新的政治抗议形式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他一生的工作难道不是白费了吗？面对青年人自杀，没有任何社区能够保持耐心；而耐心是非暴力抵抗的要求之一。

集体政治，尤其是在紧张时期和面临镇压的情况下，往往会迅速激进化；当个人感觉到压力，希望以某种具体方式表现自我。妥协成为一个坏词。当爱国主义和对达赖喇嘛的忠诚度表现为自焚以抗议中国统治，未来会有更多藏人失去生命。这对西藏事业有何帮助呢？

国际媒体很快就会失去兴趣，重复死亡没有新闻价值的（“有什么新的？”），没有哪个强大的外国政府对摇晃中国船感兴趣。随着本国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西亚和北非发生的重大变化，揭露西方政府对民主和人权的虚伪；如果你认为会有更多压力施加在中国身上，那就太天真了。 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政府关注的主要是国内人民的感受。 鉴于对信息几乎全部进行审查，以及在全国广泛存在的汉族沙文主义，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藏族只不过是张狂的小弟弟，应该由更加先进的汉族大哥来照顾；藏人自焚事件无法将几千万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事实上，中国政府将得到一个机会，把藏人塑造成为不理性的宗教狂热分子。 西藏运动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的胜利将被证明得不偿失。因此，流亡领导面临困境，他们有两个选择。

利用这一抗议活动，以恢复世界各地的藏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的活力，即使这意味着间接鼓励在中国境内已经遭受苦难的藏族青年的壮烈牺牲。或者， 突出在中国境内的藏人受到的持续压迫；同时公开和私下里做工作，呼吁当地的藏人，为了民族的生存，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迄今为止，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领导下的新的政治领导层选择了前者。如此，它需要解决这一牺牲个人生命的斗争形式与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承诺之间的脱节；中间道路使用非暴力手段，寻求藏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施真正自治。

然而，流亡的宗教领袖必须站出来。他们应该选择第二个选项。藏传佛教第三大高级喇嘛噶玛巴，已经表达了他对政治自杀的不安。其他一些喇嘛也表达了他们的忧虑。但我们仍在等待达赖喇嘛的意见。他会同意目前政治领导层，采取声援自焚藏人的策略吗？还是会采取一个不太受欢迎，但与佛教理论兼容的立场，要求在中国境内的藏人不要一味自焚呢？ 在所有人中间，他最了解，中国不怕死亡或奄奄一息的僧人；它害怕活着的藏人。

The exile identity is strengthen by the green book and voluntary freedom tax.

Tibetan diaspora outside the Asian countries, are more reluctant to pay the freedom tax than TIE in Asian countries. Because the renegades are at best a materially independent situation, they neither suffer from material disadvantages nor from their status of not being officially part of the exile Tibetan community.

Also, who are critics of the CTA don’t pay the tax.

CTA uses the material incentive to promote the tax. For example, only people with annual payment can enlist their children in TGIE’s scholarship program.

The situation is worsen by Indian restrictions for exile Tibetans and their children who arrived in India after 1962 to study at Indian universities. So, exile Tibetan youth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either by TGIE’s scholarship, or by application of Indian citizenship.

Since 1990s, the CTA has been struggling with a lock of well-trained teacher because brain drain. During 1990s, the CTA started to introduce Tibetan language as teaching medium in the primary level, therefore enlarged the problem since Indian/Nepali teacher unfit for the role.

The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in exile also attract many Tibetans in PRC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Indian. However, since the exile Tibetan teachers are unable to speak Mandarin or certain local Tibetan dialects, their education is difficult and sometimes even impossible.

Many of the young Tibetans return home after the education to find a job in PRC. Their knowledge in languages (Chinese, Tibetan, English and Hindi) and at least basic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 help their job seeking. However, the fact of being educated in the exile system may cause suspicion and disapproval in the PRC.

The CTA saw the steady exchange between PRC and exile community a positive thing, which provide change to promote exile politics in PRC.

After 2002′s commemoration of the Tibetan Uprising on 10 March, the author interviewed several young Tibetans. There is a general frustration among the young people about the non-violent struggle of the CTA and an emotional potential for mroe radical and sensational ways to promote the Tibetan cause.

Tibetan movement is successfully promoted in Hollywood and other western media. However, that also create a moment that the CTA lost control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ibetans became a victim of Hollywood’s consuming image.

Tsering Shakya stressed, “after decades of being reduced to the status of mere recipients of charity and sympathy, the process of reduction of Tibetans to an endangered species of the human family is nearly complete. At one level, this has attracted sympathy, yet on another level, the Tibetan issue is treated as an inevitable question of ‘backward people resisting the march of modernity’.

And Jamyang Norbu said, “the national struggle for an independent Tibet has been replaced by a squishy agenda of environmental, pacifist, spiritual, and ‘universal’ concerns that has little or nothing to do with Tibet’s real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