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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格鲁派的崛起

28 12月

当十三世纪西藏臣服于蒙古时,格鲁派,或黄帽派,也就是达赖喇嘛的教派还不存在。西藏几个“红帽”佛教教派占优势,例如萨迦派和噶举派。十四世纪后期,格鲁派,这个后来西藏最大的教派才出现在历史舞台。1372年,一位名叫宗喀巴(Tsongkapa)的杰出安多僧人到西藏中部向当时的所有大喇嘛求学。魅力超凡的宗喀巴发现,西藏中部佛教的道德沦丧已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尤其是关于单身的誓约。他开始宣扬革新教律,强调严格单身誓约的戒律,提倡通过经院式学习达致悟境。这标志着格鲁派的诞生,格鲁的藏文意为“善规”。

1408年,宗喀巴在拉萨中心召集了一个月的祈祷大法会,此后成为传统佛事。1409年,他在拉萨东27英里的山脊上建造了自己的庙宇——甘丹寺(Ganden)。他开始著书传教,吸引了一些虔诚的信徒,他们传播他的教义,创建了一个有活力的佛教新教派。为了与以前的教派区别开来,宗喀巴的追随者们戴黄帽而不是红帽,因此也被称为黄帽派。在短时间内,宗喀巴的弟子们建造了格鲁派两个最大的庙宇——哲蚌寺(Drepung, 于1416年)和色拉寺(Sera, 于1419年)。这两座寺庙座落在拉萨城外,到1950年,寺庙象小的僧侣城镇,容纳了多大15,000名僧侣。根敦珠巴(Gendundrup),另一位宗喀巴的著名弟子,将格鲁派的影响扩展到西藏东南部(藏,Tsang),1445年,他在日喀则(Shigatse)附近建造了著名的札什伦布寺(Tashihunpo)。

宗喀巴的追随者们在贵族中赢得支持,格鲁派成长壮大。这造成了其他教派的怀疑和敌意,这些有势力的老教派如噶玛噶举和政治西藏的统治者仁蚌(Rimpung)国王们(以及后来的藏巴[Tsangpa]国王)结盟。实际上,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早期,西藏历史充满了内战和宗教冲突。黄帽派僧侣不断和噶玛噶举和他们政治上的支持者们发生冲突。例如,1498年,仁蚌国王竟然禁止色拉寺和哲蚌寺的黄帽派僧人参加宗喀巴创建的祈祷大法会,只允许噶举派和萨迦派僧人参加。到十七世纪早期,这种教派冲突恶化了。1618年,格鲁派和支持噶玛派的藏巴国王发生纠纷,国王的军队杀死了大量格鲁派僧人,占据了色拉寺和哲蚌寺,禁止寻访刚刚死去的四世达赖的转世。格鲁派以牙还牙,1633年在几千名蒙古支持者的帮助下,还击并击败了藏巴国王在拉萨的卫戍部队。经过谈判达成了和平协议,蒙古人再次在西藏的内部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次是作为达赖喇嘛——格鲁派主要的转世活佛——的武装军队。

将转世作为宗教传承的方法在黄帽派出现之前数百年前即已出现,1193年,噶玛噶举发展了这种方法。这个主意来自佛教教义,所有人都陷入生、死、再生的轮回中,直至达到涅磐(悟境)。在大乘佛教学派(藏传佛教属于其中一个分支)中,一些得悟者(菩萨,bodhisattvas)推迟他们从生与再生轮回中的最后解脱——涅磐——返回人间普度众生。

十二世纪后期,伟大的噶玛喇嘛都松钦巴(Düsum Khyempa)用这一概念预言他自己的再生;他死之后,他的门徒发现了他们认为的化身儿童。那个儿童被认为是都松钦巴在一个新的肉身内,因此老喇嘛的神授权威和地位现在由他继承。在一个不同宗教教派为世俗供奉竞争的世界里,这种再生形式的宗教和政治优势十分显著,因此很快为西藏宗教界普遍接受。再生喇嘛发展出世系,某种意义上其功能和公司类似,开始拥有财产和农民,在代际之间保留法定身份。初始的大喇嘛的新的化身构成了不间断的继承世系。只要所有人认可寻访过程的正当性,神圣喇嘛的强大的神力常规化,供奉的中心得以延续。因此,1474年,当最重要的宗教领袖根敦珠巴(扎什伦布寺的创建人)逝世的时候,毫不奇怪,黄帽派也接受了这一传统。他的信徒们寻找并在根敦嘉措(Gendun Gyatso)身上找到了他的转世,这个小男孩就成为新的转世世系的二世。1543年,根敦嘉措逝世,他的灵魂投射到另一个男孩的肉身上,索南嘉措(Sonam Gyatso)成为这一喇嘛世系的三世。

索南嘉措使命感强烈,积极弘扬黄帽派教义。他的声名为强大的蒙古可汗俺答汗(Altyn Khan)所闻,可汗邀请索南嘉措去拜访。1578年他们在今天的青海省(安多)会面。可汗为索南嘉措的精神和宗教力量所感动,这次他们互赠尊号。喇嘛提升可汗相对于其他蒙古首领的地位,赐封为“睿智贤明的转轮王”;可汗赐封索南嘉措蒙古封号达赖,蒙古语,意为“海洋”:暗示他的智识或灵力象海洋一样宽广。这就是达赖喇嘛这个封号的由来。索南嘉措是拥有这一封号的第一人。但因为他是黄帽派这个活佛世系的三世,他被称为三世达赖喇嘛,并追认他的两个前生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

索南嘉措生命的最后十年在蒙古和临近的康和安多地区度过,传扬教义,为黄帽派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他和蒙古的关系。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以牺牲老的噶玛噶举派和佛教之前的苯教为代价。1588年,索南嘉措逝世,格鲁派-蒙古的联系在他的转世过程中得以强化,四世达赖喇嘛在蒙古被发现,他的肉身正是俺答汗的曾孙。1601年,在一些黄帽喇嘛随从和专程前来的贵族陪同下,四世达赖喇嘛到达拉萨。一个武装的蒙古代表团担任他们的护卫。从此,新的黄帽派和蒙古紧密相联。十七十八世纪,这种密切的宗教/政治关系成为中藏关系的关键一环。

蒙古四世达赖喇嘛死于1616年,在拉萨不远的西藏中部发现了他的继承者五世达赖喇嘛。他的青年时期,教派冲突激化,藏巴国王的助手开始迫害康区的格鲁派僧人和学院,并谈及进入西藏中部攻击格鲁派的主要中心。格鲁派害怕这是扫除他们教派的联合行动之始,转而求助于他们的蒙古拥护者固始汗(Gushri Khan)。

固始汗是和硕特部的首领,和硕特部位于准噶尔,今天新疆东北部,是西蒙古的一支。作为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他响应喇嘛的求助。1637年和1640年之间,他打败了安多和康区反对格鲁派的军队,把他的整个部落搬迁到安多。然后,应五世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Sonam Chöpel)之请,固始汗发兵西藏,进攻藏巴国王的老巢日喀则。格鲁派派遣支持者的军队和僧人帮助他,1642年,他们攻下日喀则。西藏国王(藏巴国王)被处死。

固始汗将整个西藏的最高权力奉呈给五世达赖喇嘛,任命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为摄政,进行日常事务的管理。黄帽派的主要竞争对手,噶玛噶举派咽下了失败的苦果,受到格鲁派政府的迫害。他们的财富和财产被没收,许多僧侣被迫改信格鲁派。由此,黄帽派在大小,力量和财富方面迅速超越了其他教派。

在一个国家使用外国军队夺权是危险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西藏就是如此。固始汗为他的喇嘛赢得西藏之后没有收拾军队回到安多。他和其子孙自封为西藏之王,继续留在卫藏,夏天在拉萨北面的牧场度过,冬季则在拉萨。新的黄帽派政府的军权还在他手上。达赖喇嘛和摄政管理国家,但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要尊重国王的意见。

格鲁派统一西藏之时,中亚血统的另一个部落,满族(Manchu)正处在征服中国的最后阶段。1644年他们创建了新的王朝——清朝——一直持续到1911年。二者掌权之前,格鲁派和满族仅有粗略的接触,但是后来,清朝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他同意了,于1656年抵达北京。清朝皇帝以崇高的礼仪款待达赖喇嘛。这次会见不显示西藏喇嘛一边政治上的任何从属地位。达赖喇嘛有和硕特部的军队做后盾,他在其他蒙古部落中也有广泛的追随者,其中一些正威胁着清朝,他可不是等闲视之的人物。

西藏的稳定一直持续到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逝世。那时转世继承的弱点导致了一段衰落期。已故喇嘛从转世到他死后才出生。这样当新的转世喇嘛年幼时,不可避免的总有15到20年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其他人试图以他的名义进行统治。五世达赖喇嘛逝世后,当时西藏的摄政桑结嘉措(Sangye Gyatso)密不发丧。他的动机或者是贪恋权位,或者是害怕会引起大动乱,他假称达赖喇嘛入定修行,不能被打扰。就这样,他愚弄大众,以五世达赖喇嘛之名统治西藏14年,直到1696年秘密被公开为止。

这段时期,摄政暗中勾结强大的准噶尔蒙古部落,他们的首领噶尔丹(Ganden)曾在拉萨主要的格鲁派寺庙做过僧人。看起来西藏摄政鼓励准噶尔人(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统一全蒙古。1682年,准噶尔人攻打东蒙古(喀尔喀[Khalkha]),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一个新的统一的蒙古似乎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猜测,摄政想用准噶尔人的力量来平衡西藏和硕特蒙古部落的军事势力,甚至可能想把他们赶出西藏,回到安多。他也可能觉得如果准噶尔人统一蒙古,达赖喇嘛在蒙古的势力和威望能得到加强,因为准噶尔人把达赖看成是他们的大喇嘛。但是这位摄政在玩一个高危险的游戏:准噶尔人是有能力挑战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部落,和他们为伍就意味着反对清朝的利益。

无论如何,准噶尔统一全蒙古的企图失败了。战败的东蒙古部落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皇帝接受了他们的归顺,以为准噶尔的精神领袖五世达赖喇嘛还活着,于是请求他运用他的宗教权力劝说准噶尔人停止入侵。摄政没有告诉清朝皇帝达赖喇嘛已死,表面上他派了一名喇嘛的使者去劝准噶尔人停止入侵,但他又公开举行宗教仪式祈祷胜利。准噶尔人继续向南,兵发内蒙古。此时清朝皇帝派大军抵抗,1696年大胜于蒙古克鲁伦河(Kalulun River)。噶尔丹自杀。准噶尔对清朝的威胁结束了,但是对清朝皇帝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皇帝意识到西藏喇嘛的重要性和西藏摄政在政治上不值得信任。

很快,清朝得到了一个干预西藏事务的绝好机会。1697年,当固始汗的孙子拉藏汗(Lhabsang Khan)继位藏王的时候,他开始着手恢复他的祖父固始汗行使的政治权力。这样他就和西藏摄政直接发生冲突,后者希望在他治下排除蒙古人的影响。

拉藏汗争论的焦点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行为举止。五世达赖喇嘛死后,这个男孩很快被确定位新的达赖喇嘛。但是因为摄政匿不发丧,他只能宣布这个男孩是另一位喇嘛的转世。于是,直到1697年,五世之死公之于众,仓央嘉措才举行六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仪式。

然而,六世达赖喇嘛在态度和价值观上行为异常,拒绝做一个独身的宗教僧人。他宣布放弃沙弥戒,成为一个著名的放荡不堪的人物,写情诗,晚上在拉萨与女人寻欢作乐。拉藏汗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摄政玩忽职守,没有坚持达赖喇嘛的行为应该象一个真正的喇嘛。这个指责是真实的指控,还是攻击摄政的一个借口,现在还不清楚。总之,摄政和拉藏汗的关系持续恶化,1705年,拉藏汗在清朝皇帝的支持下,和一些西藏贵族家族结盟,进攻拉萨,打败了摄政的军队。摄政被处死,拉藏汗成为名至实归的西藏之王。

中国皇帝派特使去拉萨,承认可汗为皇帝保护之下的西藏统治者。可汗,作为这种支持的回报,同意定期向清朝缴纳贡赋。拉藏汗从而将自己和西藏置于清朝的附属地位。拉藏汗还正式宣布仓央嘉措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经清帝同意,将他押送北京;指定另一个适龄的僧人为真的六世达赖。拉藏汗对西藏的军事控制使他得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但是他的安排激怒了僧俗大众,他们继续认为仓央嘉措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当仓央嘉措死在去北京的路上,谣言迅速在西藏传播开来,根据他在死前写下的一首优美的诗歌,他已在理塘(Litang,在康区)投胎转世。

洁白的仙鹤啊,
请把双翅借给我.
不飞遥远的地方,
只到理塘就回。

当拉萨的不满进一步升级,拉萨附近的三大格鲁派寺庙的僧人转而向格鲁派的蒙古追随者——准噶尔——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帮助推翻拉藏汗和他的假达赖喇嘛,认定理塘的男孩为七世达赖喇嘛。

1717年,七千准噶尔骑兵进入西藏,在众多西藏僧俗民众的帮助下,很快打败了拉藏汗,拉藏汗战死。准噶尔人任命了新的西藏摄政,废除了拉藏汗指定的“假”六世达赖喇嘛,逮捕并处死了一些拉藏汗的亲信贵族和喇嘛,成为新的西藏统治者。但是,蒙古人大肆劫掠,杀害一些红帽喇嘛,很快激怒了西藏人。关键的是,他们承诺将新的七世达赖喇嘛从安多带到西藏,却失败了。清朝皇帝和他的同盟者理解达赖喇嘛的政治重要性,抢先一步将理塘灵童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反对准噶尔人的情绪在拉萨迅速增长。

这时,两个重要的西藏贵族——颇罗鼐(Pholhanas)和康济鼐(Khangchennas)——开始在西藏西部和西南部组织军队反抗准噶尔人;清朝皇帝,康熙,应拉藏汗战败前的请求派遣一支军队进入西藏。清朝军队被准噶尔部歼灭,北京的大多数朝廷官员都反对在西藏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但是皇帝认为西藏是中国西部(四川、甘肃和云南)的一个重要缓冲区,不愿意让它被他的敌人,准噶尔人控制。[8]因此,他派第二支更大的军队去西藏,带上年幼的七世达赖喇嘛。当清军从安多和康区进入西藏,颇罗鼐和康济鼐的藏军也从西南进军拉萨。这次准噶尔人被击败,1720年10月,清军和新的七世达赖喇嘛进入拉萨。清军现在控制了拉萨和西藏。

清朝皇帝无意将西藏纳入中国统治。他的目标是控制西藏的难以驾驭的领袖,特别是要阻止西藏喇嘛用他们的宗教力量影响蒙古,损害清朝利益。过去,清朝试图通过封号和礼物赢得象达赖喇嘛这样的西藏高级喇嘛的友谊和忠诚,但是这种方法被证明是不够的。现在,清朝决定与西藏建立一种松散的保护关系,保证清王朝的利益。强大的清王朝会保护西藏不受内外冲突侵扰,让朝廷批准的西藏领袖统治西藏,不得危害清朝的利益。十八世纪,清朝维持了这种被动霸权结构,被迫三次派兵进入西藏。

清朝在西藏的管理做了一些重要变化。他们认定十五岁的理塘灵童为七世达赖喇嘛,安置在布达拉宫(Potala Palace);逮捕和处死了一些主要的亲准噶尔官员,包括准噶尔任命的西藏摄政。清朝在拉萨建造了一所兵营,驻扎数千军队,以此加强朝廷在西藏的统治。他们同时废除了摄政一职(1642年由和硕特蒙古人设置),1721年代之以四名首领大臣(kalön,噶伦)的集体领导,其中之一,康济鼐为首席噶伦。四名噶伦都是重要的西藏世俗官员,支持拉藏汗,反对准噶尔入侵。

德斯得里(I. Desideri)神父,一个基督教神父此时住在拉萨,他记录这次事件时预言到:“西藏经过近二十年的骚乱与灾祸,1720年10月臣服于中国皇帝,他的子孙后代将会持续统治数个世纪。”[9]由此,格鲁派和噶玛噶举派的宗教冲突先将西藏置于和硕特蒙古部的控制之下,然后是准噶尔蒙古部,最后是清朝;后者从此统治西藏直到他们1911年在中国下台。

1720年的清朝行政改革未能奏效。用几名噶伦代替一个大权独握的摄政本想达到稳定的势力平衡,但却造成了痛苦的纷争。1727年,另外三位噶伦暗杀了首席噶伦康济鼐,又试图杀害支持他的颇罗鼐大臣,内战爆发。颇罗鼐逃脱了暗杀阴谋,回到他的家乡西藏西南部和西部,召集军队进攻拉萨。1728年7月,他打败了其他噶伦,控制了这座城市。

早在1722年,当西藏噶伦抱怨西藏的封建经济仅能维持基本生计,无法供养数千清兵;皇帝因此撤回了他在拉萨的兵营。所以此时拉萨已没有清兵来恢复秩序。后来,当皇帝得知发生在西藏的政变,他不得不(在十年中第三次)派遣一支帝国军队进入拉萨。这支军队在颇罗鼐夺城后两个月后才抵达拉萨。此时局势已经安定,颇罗鼐控制了发动政变的噶伦,因此清朝将领和颇罗鼐联合成立法庭,下令处死那三位噶伦,他们的家人和其他一些卷入其中的官员和喇嘛。他们任命了新的噶伦,颇罗鼐显然支配局面,被确认为首席噶伦。二十二岁的七世达赖喇嘛,则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因为他的父亲似乎和下台的噶伦以及准噶尔人串通,他和他的父亲一道被流放到康区。

清朝实施了新的行政改革,希望能够稳定西藏的局势。为了确保法律和秩序,清兵重新在拉萨设立兵营,驻军两千。另在西藏东部昌都(Chamdo)设立一千人的付营,以便增援。除此之外,皇帝现在决定派两名满族将军(称之为驻藏大臣,amban)常驻拉萨,命他们注意西藏领袖动向,监督拉萨的兵营。[10]清驻藏大臣常驻拉萨的实践一直持续到1912年。

清朝同时大幅缩小西藏和中国边界上的西藏领土,以此削弱西藏。1728年,康区的三个大的藏人区域划归四川省管辖,另外三个划归云南省。[11]安多或库库诺尔(Kokonor)则早在1724年统治该地的蒙古可汗叛乱后,改由西宁管辖。1728年,皇帝试图进一步分裂西藏,他提议黄帽派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管理整个西藏西南部(后藏, Tsang)和西部。班禅喇嘛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最终接受统治后藏的三个大区。于是,拉萨政府现在统治着一个小得多的政体。

1728年的改革奏效了,接下来的九十年,西藏内部平安无事。颇罗鼐是一个强有力的行政官员,他施政得力,政府稳定,同时巧妙地赢得了驻藏大臣和清朝皇帝的信任。他很快劝说北京把拉萨的兵营减少到五百人,1735年,带回流放中的七世达赖喇嘛,但将他排除于西藏管理之外。达赖喇嘛现在只不过是一个精神领袖。1739年,清朝皇帝封颇罗鼐为郡王,基本上成为西藏之王。两个驻藏大臣还在拉萨,但不参与日常管理;颇罗鼐决定西藏的大小事务。一个中国历史学家写到,颇罗鼐“在西藏做出决定,仅在实施方面咨询驻藏大臣。”[12]

1747年,颇罗鼐去世,他的儿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Gyurme Namgye)继承郡王之位。五世达赖喇嘛同意西藏之后一百年,西藏现在是清朝的属地,统治者不是达赖喇嘛,而是一个世俗贵族家庭。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对清朝的态度和他父亲大相径庭。颇罗鼐巧妙地处理中藏关系,谨慎地表露出对清朝的友谊和忠诚,作为回报,他能够按照地方风俗和价值观自由地管理西藏。他的儿子则相反,试图从西藏驱除清朝统治的任何痕迹。他向乾隆皇帝抱怨硕,清军无需驻扎在西藏,皇帝的专员,驻藏大臣干涉他的管理,剥削人民。因为西藏已经和平无事二十五年,皇帝同意。拉萨兵营减少到象征性的一百人,指示拉萨的驻藏大臣不要干涉西藏管理。他也同意额外拨款负担驻藏大臣和驻军的开销,以此减轻劳役(即,强迫劳动的税收方式)。但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向把驻藏大臣和所有的军队赶出西藏。他开始组建自己的藏军,而且他错误地开始勾结清朝的宿敌,蒙古准噶尔部。

当驻藏大臣们得知这些诡计,他们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诱骗到他们在拉萨行辕,杀害了他。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随从而后进攻驻藏大臣行辕,杀死了驻藏大臣和他们的卫兵。其他数百名中国人逃到布达拉宫,寻求七世达赖喇嘛的保护,得以幸免。清朝皇帝乾隆派遣大军远征西藏。

七世达赖喇嘛在这个政治真空期介入了。他制止叛乱,禁止杀害汉人和满人,任命一个世俗贵族领导政府,逮捕叛乱领袖。这样,清朝军队到达以前,在达赖喇嘛的权威下,拉萨秩序已经恢复。清朝将军公开处死了一些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随从。1723年和1728年,再次改变西藏政治结构。这一次,他们起草了一份正式重组计划《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希望长久稳定西藏政局。长期通过一个世俗贵族家庭控制西藏之后,清朝现在恢复达赖喇嘛为统治者,但是提升了驻藏大臣的作用,让他更直接地参与西藏内部事务。同时,清朝增加关键位置上的僧官,以此平衡世俗贵族的势力。例如,新的噶厦机构中四大噶伦中一个为僧官;自此,拉萨周边的三大格鲁派寺庙(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寺主和总管(计苏,chiso)参与重大事务,和噶厦一起讨论。

接下来几十年内,西藏一直处在和平之中,但是这个国家既弱小又分裂。1788年,西藏和尼泊尔的纷争导致尼泊尔人的突袭,西藏人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尼泊尔人劫掠了班禅喇嘛的主寺札什伦布寺,占领了西藏西南一大片地域。清朝皇帝派中国大军到西藏,和藏军一起于1792年赶走了尼泊尔人,强迫他们乞和。这是十八世纪清朝第五次派兵。

清朝发现,没有中国外援的情况下,西藏人无力驱除尼泊尔军队;另外还收到一些西藏政府管理和组织不力的指责。清朝再次重组西藏政府,这次通过一篇书面计划《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这次改革方案包括:用金瓶掣签来选择象达赖和班禅喇嘛这样的高级喇嘛(呼图克图hutuktus)的转世灵童,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选择转世灵童被政治上强大的世俗家族操纵。[14]在一些重大管理事务和任命上,方案授予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同等政治权威;要求高层官员如噶伦的提名必须提交皇帝批准。这次改革还包括一些法令:禁止滥用劳役剥削农民,禁止达赖和班禅喇嘛在世期间其家人担任公职。而且,清朝兵营现在驻扎在靠近尼泊尔边界的日喀则和定日(Dingri)。[15]

远征军大帅福康安(Fu Kangan),在写给达赖喇嘛的评论中这样阐述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则:

惟藏中事务向来毫无制度,达赖喇嘛惟知坐静安禅,不能深知外事,噶伦等平时任意舞弊,有事又不能抵御,必当更定一切章程,俾知遵守。今蒙大皇帝训谕周详,逐加指示,交本大将军等详细筹议,以期经久无弊,藏番永资乐利。达赖喇嘛既知感戴圣恩,将来定议时,自当敬谨遵依办理。倘或狃于积习,则撤兵后,大皇帝即将驻藏大臣及官兵等概行撤回,以后纵遇事故,天朝亦不复管理,祸福利害,孰重孰轻,惟听自择。[16]

福康安的评论揭示了北京对他的西藏属地领袖的失望。北京寻求一个不制造麻烦的和平的西藏,却发现在不到七十年期间不得不五次派兵。达赖喇嘛同意这些章程,并保证他的噶伦们也会按章行事。

1792年二十九条章程后的岁月里,驻藏大臣行使了他们最大的权威,但是他们不谋求将西藏吸收为中国的一个省。西藏保持了它自己的语言,官员,法律系统,不向中国缴纳赋税。实际上,1792年的改革还包括创建西藏第一支常备军,皇帝的目的是让西藏能够自卫,避免需要再派军队。这个军团在近代更通行的名字是“中国培养的”(或Gyajong)。

很难评估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实际角色。尽管清朝制定了详细的规则,他们的权力因为各种因素的变化相当地不同,这些因素包括他们的个性和能力,与西藏领袖的关系,以及当时中国和西藏的政治形势。1792年清朝皇帝给他在拉萨的驻藏大臣的一则批复显示了,自1728年以来规则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向来大臣内才堪办事之人,多留京供职,其从前派往驻藏办事,多系中材谨饬之员,该大臣等前往居住,不过迁延岁月,冀图班满回京,是以藏中诸事,任听达赖喇 嘛及噶伦(阁员)等率意经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是驻藏大臣(安班)竟成虚设。嗣后藏中诸事,皆当隶驻藏大臣管束料理,……不得仍前任听达 赖喇嘛、噶伦等专擅。[17]

然而,十九世纪肇始,清王朝内外交困,内有太平天国起义(1848-1865),外有西方侵入的鸦片战争(1839-1842),地位窘迫。毫不惊奇,西藏的驻藏大臣权力消逝,清朝皇帝对西藏的介入也减少。由此,在没有中国卷入的情况下,西藏1841-1842年与锡金和拉达克开战,1855-1856年和尼泊尔开战。在和尼泊尔的冲突中,西藏被迫每年向尼泊尔缴纳贡品,接受一个尼泊尔人常驻拉萨,以及尼泊尔商人的治外法权。类似的,1877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选择未经过金瓶掣签,这一被清朝乾隆皇帝于1792年规定的程序。1897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两年后,他在选择高级官员时不再(根据1792年的章程)征询驻藏大臣的意见,而是直接进行任命。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姐夫(和前西藏政府官员)彭措扎西(Phuntso Tashi)解释说,“一百多年来,西藏的执政者无法做到这一点。满族政府对此不高兴但是……他们对此无能为力。”[18]到二十世纪之交,清朝对于西藏的宗主权更加有名无实,从某种意义说,西藏问题进入了潜伏期——西藏没有明确地试图切断他和北京的联系:它名义上尊敬皇帝,但是不再服从皇帝在拉萨的驻藏大臣。

当第三者进入画面的时候,这种放任自流的安排永久性地发生了改变,一系列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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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十二月 28, 2005 in 雪狮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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