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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躍剛的《抗辯信》

01 3月

撰文 盧躍剛
2006/02/22, 週三盧躍剛按:二00四年七月五日,我在中國青年報內部網路公佈了《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旋即在互聯網上擴散、傳播,海外各類媒體報道,影響之大,超出了我的想像。一個星期後,團中央即對《公開信》作出政治結論,政治結論之嚴厲,也超出了我的想像。

政治結論有三條:第一、《公開信》從內容到形式都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和新聞宣傳紀律,內容涉及一九八九年《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和“六•四”等敏感話題,已經為境外敵對勢力所利用,造成了惡劣影響,是典型的自由化;第二、這封信涉及許多人和事,事實上傷害了很多人,很不道德,也嚴重損害了中國青年報的利益;第三、這封信進行了人身攻擊,對趙勇“五•二四講話”的觀點斷章取義,也有謾駡和污辱。

我當場回應了四點意見:第一、不能接受團中央的結論;第二、繼續恪守我“不贊成擴散、不接受境外媒體採訪”的“兩不”承諾;第三、準備承擔責任和所有意想不到的後果;第四、對團中央和趙勇閣下缺乏起碼的反省意識或能力表示遺憾,如果團中央採取過分措施,我的承諾約束自動解除。我特別強調:“我的承諾有前提,如果沒有了前提,我的承諾立即失效。”為了有案可查,我寫了近一萬七千字的“抗辯信”。這封“抗辯信”就是一段時間外界盛傳的我的“第二封萬言書”。

經過慎重考慮,除當事人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周強和常務書記趙勇,“抗辯信”發給了徐祝慶(中國青年報前任社長兼總編輯)、李學謙(時任中國青年報社長兼總編輯)、周志春(時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樊永生(時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陳小川(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另外,為了防止意外,我還把“抗辯信”發給幾個非常可靠的人,同時發了“特別授權書”,滿足我所設定的條件,即可靈活處置《抗辯信》。對於這封《抗辯信》,至今為止,我嚴格履行了承諾。

我的動機很簡單:一、必須結束有來無回、自上而下、主子和奴才關係的“跪安文化”;二、堅持體制內說理、論辯、抗爭,所謂“有理、有利、有節”。今天,發生了冰點週刊被勒令“停刊整頓”嚴重事件,而且,團中央用政治陷害的卑劣手法,對我進行打擊報復,假中國青年報黨組之手,免除了我的冰點週刊副主編職務。因此,我承諾的前提已經不存在了,我承諾的義務也就自然解除。至此,我決定發表我的“抗辯信”,以明心志,同時向公眾展示“冰點事件”的某些背景。此次發表,我對文字作了必要而非常微觀的訂正。2006/2/21

關於團中央對《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的政治結論致周強、趙勇的抗辯信,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周強閣下及常務書記趙勇閣下:
首先聲明,此信的發放範圍是:周強、趙勇、徐祝慶、李學謙、周志春、樊永生、陳小川。本來這封信只給周強、趙勇閣下二位,考慮到老徐、學謙、志春、老樊、小川等人瞭解我信中涉及的主要內容,也是中國青年報發展和近幾年情況,以及《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以下稱《公開信》)事態演變的見證人,所以增加了發放的範圍。閣下二位有落井下石、構陷下屬的記錄,如果在沒有見證的情況下發出此信,我有深深的憂慮。而且我本人與閣下二位沒有個人恩怨,所涉及的話題都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公共話題,需要歷史見證。此信請學謙代表報社黨組轉交給閣下二位。

七月十五日下午,社長兼總編輯李學謙、副總編輯周志春向我正式傳達了團中央對《公開信》的幾點意見。他們告訴我,在場的人除了他們外,有你們閣下二位和團中央宣傳部長劉可為閣下。團中央的意見傳達由趙勇閣下主持,劉可為閣下宣讀了團中央的意見,意見有四條:第一、《公開信》從內容到形式都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和新聞宣傳紀律,內容涉及一九八九年《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和“六•四”等敏感話題,已經為境外敵對勢力所利用,造成了惡劣影響,是典型的自由化;第二、這封信涉及許多人和事,事實上傷害了很多人,很不道德,也嚴重損害了中國青年報的利益;第三、這封信進行了人身攻擊,對趙勇“五•二四講話”的觀點斷章取義,也有謾駡和污辱;第四、對這封信造成的惡劣影響和後果,盧躍剛要承擔責任。我注意倒,給我傳達團中央四點結論意見時,沒有明確說是團中央書記處的結論意見。那麼,我要問,這四點結論意見是團中央書記處的集體意見,還是作為《公開信》當事人周強、趙勇閣下二位私下裏捏咕的個人意見?我之所以特別指出這一點,是要提示,周強、趙勇閣下二位是否履行了必要的規避程式,既使是走過場和面子上的程式,以隱去當事人挾權力打擊報復的嫌疑。這不僅涉及法理意義的程式,也涉及閣下二位的政治品德和個人操守。當然,我知道,你們處在一個制度性的悖論裏,履行書記處會議的程式,也是作為第一書記和常務書記的你們閣下二位主持。

這個悖論可以稱作“民主集中制悖論”:一個程式及規則設計與實際上一兩個人說了算相衝突的制度。這種“民主集中制”制度設計和運行,與《憲法》與公民權利、《黨章》與普通黨員權利等情形一樣,使執政黨及其精英陷入了一個“說一套做一套”、自己制定規則又自己破壞自己制定的規則、自己搞了許多說法又自己扇自己嘴巴、前面說一個樣又在後面製造出風馬牛不相及另外一個樣、出了問題死不認錯的制度性的“道德困境”或總體的“制度悖論”裏。這種制度性的“道德困境”或總體的“制度悖論”無處不在,從上到下,由宏觀到微觀,形成了環環相扣的反道德的制度鏈條和機制,使得執政黨及其精英、官僚在進行道德倡導、論說和指控時,缺乏必要的道德基礎,在心靈上戕害別人,同時也戕害自己。我之所以稍稍展開這個話題,是想說明,這是我給閣下二位元這封信全部認識的立論基礎,借此提醒閣下二位在論述和理解道德問題時的真實處境。所以,閣下二位對《公開信》的四點結論意見,我既可以理解為團中央對《公開信》的政治結論,也可以理解為閣下二位對《公開信》的政治結論。

七月十六日下午,在團中央和趙勇閣下的直接壓力下,報社黨組被迫對趙勇閣下“五•二四講話”和《公開信》做出正式表態,對前者自然是“贊成”——哪敢不贊成,中共黨內政治文化,自延安整風運動後,歷次政治運動和大的社會危機,上級對下級,從來都是鼓勵撒謊,鼓勵口是心非,並形成了一個荒誕的運行邏輯:即使骨子裏不贊成,表面上也必須“保持一致”。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表示屈服,表示“保持一致”,是否口是心非並不重要。我把它稱作“保持一致定律”。對後者,在與團中央結論總體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略有和緩,但是仍然有“從內容到形式都是錯誤的”,未經當事人同意點名,“違反了新聞職業道德”等嚴重指責。

《公開信》讓趙勇閣下成為世界級的新聞人物,也讓團中央處於公眾的關注之下,即使如此,趙勇閣下也沒有起碼的反省和檢討,卻像個連長(股級都夠不上),汗流浹背地指揮士兵堵“管湧”。我斷定趙勇閣下不是響鼓,所以用了重錘。沒想到,重錘下去,趙勇閣下卻沒有正常的聲響。太遺憾了。

團中央對《公開信》的政治結論相當蠻橫,沒有正面回應我提出的問題,卻是上綱上線,大帽子漫天飛,對信的內容和我本人提出了嚴重的指控,我當場向學謙回應了四點意見,請學謙轉達閣下二位:第一、不能接受團中央的結論;第二、繼續恪守我“不贊成擴散、不接受境外媒體採訪”的“兩不”承諾;第三、準備承擔責任和所有意想不到的後果;第四、對團中央和趙勇閣下缺乏起碼的反省意識或能力表示遺憾,如果團中央採取過分措施,我的承諾約束自動解除。我特別強調:“我的承諾有前提,如果沒有了前提,我的承諾立即失效。”學謙表示,他“會在適當的時機,適當的地點,選擇適當的方式轉達”。有一天學謙告訴我,他向趙勇轉達了我的意見,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完整轉達了我的意見。我問學謙:“為什麼沒有向周強轉達我的意見?”他沒有明確回答。為此,我有一個擔憂,擔憂學謙“三個適當”忌諱上下級關係,不能完整準確地向閣下二位轉達我的意見,而閣下二位元在組織系統內話語權處於絕對優勢,一會兒向上級寫報告,一會兒開通氣會,打招呼,定調子,只強調我的承諾,不知道或不理會我的其他態度,混淆視聽,給外界留下一個殘缺的歷史印象。因此,給閣下二位寫一封信,完整、準確地表達我的意見,非常必要。

我想告訴閣下二位,一封《公開信》換來團中央三大“罪狀”,不勝榮幸之至。我猜想,閣下二位把調子定得那麼高的真實意圖是:上可交差,下可恐嚇;既踩著盧某人一條大尾巴,還給自己屁股後面留了一條進退裕如的康莊大道,為秋後算賬埋下了伏筆。

“典型的自由化”,“很不道德”,“斷章取義”,對我個人來說,雖然第一條指控比後兩條嚴重致命得多,但是,我更在乎後兩條指控。先說第二條。我要問閣下二位,“很不道德”指的是什麼?指的是《公開信》“涉及許多人和事”,還是“事實上傷害了很多人”?看來都有。不該“涉及許多人和事”,“涉及許多人和事”便是不道德。是這個意思嗎?這裏還潛含著一個“程式不道德”的指控,認為我點這麼多人的名,未經本人同意,所以不道德。後來本報黨組給團中央的報告進一步明確了“程式不道德”的指控,即“違反了新聞職業道德”。用法律語言來說:我正受到“程式”和“實體”兩個方面不道德的指控。報社黨組的指責依據的是“職業道德”,你們指控我“很不道德”的依據是什麼?我統計了一下,《公開信》包括孟子、華盛頓、曾國藩、毛澤東、鄧小平、尼克森、瓦傑帕伊、劉賓雁、董橋等在內,點名和沒點名的人物有四十餘人,粗粗歸類,涉及的人無非是四類,一類是批評,比如趙勇閣下,某大報的總編輯等;一類是讚賞,比如華盛頓、曾國藩、胡耀邦、胡啟立、樊永生、周志春、徐祝慶、王石、李至倫、李源潮等;第三類略有褒貶;第四類則是中性,點名純粹是論據或敍述的需要。這些人當中,有的已經作古,無從“經本人同意”,比如孟子、華盛頓、曾國藩、胡耀邦等;有的官位太高,無門傳達文義並“經本人同意”,比如胡啟立、李源潮、李至倫等;有的遠隔千山萬水,無緣“經本人同意”,比如中國青年報前輩劉賓雁、印度前總理瓦傑帕伊等;有的是本報在職或不在職的領導和同事,比如王石、徐祝慶、周志春、樊永生、梁平、李大同、賀延光等,還要分兩種情況,一種是領導,不便事先通告,“經本人同意”;一種是我有充分的把握,我們對歷史、對局勢、對辦報、對趙勇的講話等重大原則問題有著共同的判斷和感受,不必“經本人同意”。

徐祝慶是個例外,事後我登門當面致歉。我本人對徐老充滿了敬意,有《七律•送徐祝慶離任》為證:“書生辦報可自慰,跪著造反是楚才。落井下石小議論,沐猴而冠大悲哀。歌罷樓臺人已去,曲盡家國色更衰。二十六年明月夜,從此一別長徘徊。”此詩在為徐祝慶送別宴上誦讀。“落井下石”用暗典,兩層含義,一層是回憶中國青年報1994年北京洋橋記者全會。一天傍晚,徐祝慶跟我長談韓愈《柳子厚墓誌銘》,給我背誦柳宗元不計個人得失,援手遭難的劉禹錫,令韓愈感歎:“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裏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征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夜已黑盡,明月高懸,只見老徐的瘦削剪影唏噓感歎。他有所指地告訴我,面對“六•四”這等大是大非問題,中國青年報也有“落井下石”的小人。我對老徐的真正尊敬,是從那一刻開始的。之前甚至之後,我和老徐沒有個人交往。第二層含義是,團中央和報社主要領導處理“陳傑人事件”也是“落井下石”。“沐猴而冠”什麼意思?趙勇閣下“五•二四講話”後,本報有人(我亦同意)形容趙勇閣下在臺上演講時,張牙舞爪、缺乏分寸、自以為是、不可一世、孤陋寡聞、屁話連篇的情態。由於對徐祝慶的敬重,也是對具有歷史價值的事件敏感,如同趙勇閣下講話,陳傑人事件,七十多人上書團中央的要求遭到周強閣下拒絕,“徐祝慶道歉”必須記錄在案。我們私下議論,“徐祝慶道歉”為老徐幾十年新聞職業生涯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與趙勇閣下的講話和做派相對照,還有一個人值得記錄,(對不起,我又要點名了)他就是前中宣部部長朱厚澤。一九八六年四月,中國青年報在北京圓明園召開記者全會,請來了當時的中宣部部長朱厚澤。本來是晚飯後作報告,朱厚澤來早了,記者們正在吃晚飯,杯盤狼跡,弄的大家挺尷尬。朱厚澤並不在意,說:“你們吃飯,你們吃飯,我去散散步。”朱厚澤作報告的地方,也是隨隨便便一個會議室,不講究。那天,朱厚澤說“自由、平等、博愛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意識形態管理政策“要寬鬆、寬容、寬厚”,震撼和激勵了青年報人,給青年報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朱厚澤,“朱三寬”,一個“三寬政策”,為什麼會讓青年報人銘刻於心,很簡單,朱厚澤及其意識形態政策主張,有民主之風、常識之理,一掃以往中宣部党棍、官僚的面目,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可惜呀,“三寬政策”天下美名傳揚,卻在中共黨內幾成絕唱!
實際上,我明白你們的指責是指我在《公開信》中點到一些特定的人,這些人是仍在黨政高級崗位上。我在《公開信》裏敍述了一點他們很少為人所知的事,這些事證明了他們在關鍵時刻沒有喪失做人的基本準則,沒有喪失良知,甚至準備為維護良知而承擔政治風險。他們完全可以不這樣做,完全可以趨炎附勢、指鹿為馬,為自己謀個更好的“政治前程”。但他們都選擇了前者。讓人們知道這些有良知的高級領導幹部的一點作為,為什麼在你們的邏輯裏就是一種“傷害”呢?就是“很不道德”呢?很明顯,因為按你們的,也就是現行官場的潛規則,這會損害他們的前程。一個官員道德與良知的良好記錄,為什麼會影響他們的前程呢?這只能證明,現行這套幹部體制是反良知和反道德的。任何官員如果表現出他還有一點生活的常識與良知,他就沒有“前程”了。在這一點上,我與你們確實“道不同,不相與謀”。

我很清楚《公開信》意味著什麼,也很清楚在一篇文章中點那麼多人名違反常規,我之所以要那麼做,就是我意識到我正在做一件超常規的事,我必須對我所說的人和事負責,對歷史負責。我知道閣下二位擔心“點名”傷害何人。這些人無非是在職黨政官員。如果叫板,我可以這麼說:“黨政官員的俸祿來自納稅人,納稅人有權利知道他們的各種表現。”再者,他們如果連澄清自己的歷史角色,承受歷史記錄和評價的能力都沒有,說明他們缺乏起碼的公共意識、公共責任,那我還能說什麼呢?進行歷史描述或評價,要征得當事人的同意,豈不荒唐?有這樣的歷史研究嗎?司馬遷的《史記》都可以直呼其名地批評當朝丞相田鼢(“鼠”字旁換“蟲”字旁),我就不能直呼其名地表揚幾位黨政官員?當然,我在當面抗辯時,沒有援引這些邏輯。我充分照顧了人情世故和官場規則。我的底線是善意是法律。我對學謙說:“周強是學法律出身的人,他應該明白,所謂傷害是一種後果,請團中央具體指出傷害了何人,或者說有何人指控我傷害了他。指控必須具體。請你轉告團中央,如果我的《公開信》傷害了哪些當事人,我願意表示道歉。因為是公開信,如果當事人認為所說事實不准,因此損害了他的名譽,已經涉及法律,可以援引《民事訴訟法》對我提起訴訟。”直至今天,我仍然堅持,如果我的《公開信》傷害了我所褒揚和敬重的當事人,請接受我誠摯的歉意。被批評的人就免了。

稍有歷史常識,稍有歷史感,便會有一種強烈的意識:我們無處不在歷史之中,我們的一言一行都將進入歷史。為此,面對歷史,我們的內心充滿了敬畏和恐懼。“放之須臾則與草木同腐朽矣,爭之須臾則與日月同光輝矣。”人人如此,概莫能免。歷史感是政治家與政客的分水嶺,也是好編輯好記者的標誌。時刻警惕自己的歷史角色,須臾不敢忘記記錄歷史,真實地記錄歷史,當然是一名職業記者的天職。恪守這一天職,是一名負責任的記者最高的道德,否則,定遭天譴。一位當代史專家說:“歷史有一種強烈呈現自己的力量。”說這話,很叫勁,很倔強,很自信。我們時刻感受著這種力量的存在和衝動。觀察和描述這種力量,很難“高大全”,卑微、屈辱、孤獨,一篇《報任安書》,可謂極致。這種力量,是一種尋常人家是非好惡的常識力量,存活在人們的心靈深處,經過史家(或記者,甚至每一個普通人)的記錄、推衍、扶持,滴水穿石般地呈現著,便是“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這種力量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抵抗著忘卻、膽怯,考量著人性、良知。如此,我怎麼會在乎閣下二位“很不道德”的指控呢?記者真實地(包括用“公開信”這種形式)記錄歷史,便是最高的道德。你們從內容到形式指控《公開信》時,忘記了我的“記者”、“作家”的社會角色。你們在放大官僚邏輯。你們不知道“知識分工”這一現代社會原理,以及違反這個原理形成了以絕對權力為特徵的暴政,以及暴政對人類社會、人類文明、人類情感的傷害。你們在這種絕對權力的迷惑、毒害和支持下,企圖讓那種無聊之至的小官僚邏輯“放之四海而皆準”。

關於“程式道德”問題,你們恰恰有軟肋,而且是大軟肋。還是舉“陳傑人事件”的處理為例。《公開信》因為主題的原因,沒有展開說。去年五月二十一日《青年參考》發表武漢大學生賣淫的調查報道,僅隔兩天,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四日,中國青年報社即違反常規,不是在《青年參考》,而是在中青在線和《中國青年報》主報刊登“致歉信”,大包大攬,提高責任層次,按照湖北的基調,表達了積極、迅速平息事態的態度,並為中國青年報高層洗牌埋下了伏筆。五月二十八日,學謙在內部網發表文章《擺脫危機,走出陰影,走向光明》,把“陳傑人事件”危機升級歸咎于陳傑人的“抗辯信”及其流傳。根據我的調查,此說大謬。學謙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找陳傑人談話,要求陳傑人寫出武漢大學生賣淫稿件採寫經過前,已經向武漢方面道歉,已經在中青在線發表了《道歉信》,道歉信直截了當地點了陳傑人的名,宣佈陳傑人的“報道失實”。這種做法的性質相當惡劣。最常識的問題是:你們僅僅依據武漢方面的情緒,沒有對稿件內容進行調查,就說“報道失實”,誰服氣?在沒有履行調查程式之前宣佈“失實”,比“有罪推定”還惡劣,直接就是“有罪判定”。處理過程中,還有一個程式被省略了,就是被處分人的申辯程式。陳傑人武漢大學生賣淫的採訪和寫作,職務程式沒有問題,這種做法,省略了必經的調查程式,給人一種印象:團中央和報社在關鍵時候落井下石,出賣記者。陳傑人告訴我,學謙找他談話,他提出必須履行調查程式,學謙明確說,趙勇指示:先處分了再說。我認為,先道歉了再說,先處分了再說,這種簡單粗暴的危機處理邏輯才是矛盾激化和危機升級的真正原因,也是陳傑人激烈反彈的原因。退一萬步說,陳傑人千錯萬錯,申辯是陳傑人應該受到尊重的權利。任何人遇到這種不公正的處分,都會申辯、抗爭。另外,重重處分陳傑人的理由之一,“擅自向外傳播申辯信”的事情也不存在。

“陳傑人事件”的處理,讓青年報人痛心不已,憤怒不已。樊永生“辭職”,梁平“免職”,陳傑人“辭退”,不僅沒有如學謙所願“走出陰影”,反而在報社內部製造了濃郁的不滿和恐怖氣氛,直至七十多人上書、匿名信、公開信。在這種不講理和高壓的情況下,別說是陳傑人,任何一個履行職務行為的記者都會激烈反彈,何況陳傑人並沒有激烈反彈,沒有採取過激行為。根據稿件產生的流程,記者在採寫稿件階段是主體行為,一旦把稿件交給了編輯,便成為客體,使命就結束了,原則上,稿件的刪節權和發表權都在編輯手裏。除了惡意隱瞞或者編造事實,陳傑人的責任是相當有限的。我在中國青年報供職十八年,在總編室、經濟部、新聞中心都幹過,編輯記者來稿,陳傑人這種可能惹大麻煩的例子比比皆是,不過被堵住沒見報罷了。本來可以借陳傑人的報道失誤,可以在報社內部展開深入的討論,總結經驗,提高業務水平,但是隨著事態的人為地政治化發展,這些業務總結已經不可能了,甚至有些滑稽可笑了。面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記者、編輯、副總編輯,我們還能說什麼呢?業務上的所有問題變成了等而下之的問題。我認為,“陳傑人事件”對中國青年報人的傷害,與槍斃“SARS報道計畫”相疊加,某種程度比六•四還嚴重。當我們聽說陳傑人被處分後,即不准進入報社大門,以至陳傑人不能到辦公室清理自己的物品;當我們知道,有人通知陳傑人住處派出所,二十四小時監控陳傑人,如果陳傑人亂說亂動,隨時可以抓人。我們的內心充滿了恐懼和悲哀。動用專政機關對自己的記者下手,真是駭人聽聞!太過分了!遠遠超出了底線!遠遠超出了可容忍的程度!

“五月二十七日,團中央書記處決定接受樊永生同志的請求,同意他辭去中國青年報社常務副總編輯、黨組副書記的職務,保留黨組成員、編委會成員的職務;責成中國青年報社黨組免去梁平青年參考報主編職務,二十六日對採訪中心記者陳傑人作了辭退處理。”團中央和報社為什麼要這麼幹?學謙在文章中解釋說:“我曾做過多年的高校學生工作,經歷了八十年代所有的學潮,深知學生情緒一旦被激起,將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產生難以預料的後果。如果出現這種局面和後果,給報社和共青團造成的損失必然更為慘重。”

別拿“學潮”嚇人。我們也經歷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學潮。我們可以斷定,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大學生,不會為“六•四”這樣的政治問題發動學潮,因為,據我所知,一、相當多數的大學生、研究生已經不知道“六•四”為何物了!二、他們更在乎現實利益。這要感謝我們的教育和意識形態管制。第三、你們會相信武漢的大學生會為一個報道的不太準確的賣淫醜聞鬧學潮?而且,我們認為,所謂“學潮”苗頭,不過是必須對學校的現狀負責任的官員們煽動起來的虛張聲勢的“網上學潮”,利用“六•四”前所謂“學潮”的可能來施加壓力,來掩蓋醜聞,逃避自己的責任。

加大力度、違反常規、無視程式地處理“陳傑人事件”,除了“可能導致學潮”這個聳人聽聞的原因外,或許還有一個不能說的原因,就是周強閣下是湖北人,總要讓周強閣下在鄉党面前有點面子。小小的部下——中國青年報都擺不平,何顏見江東父老?當然,這種原因比起覬覦改組中國青年報高層的“陰謀”和黨同伐異來說,真個是小巫見大巫。所以,按照“黨同伐異”、“落井下石”的標準來衡量《公開信》點名和莫須有的“傷害”,豈止是“不道德”,而且是“極不道德”。

關於道德,我要講兩個小故事。

我在前兩年到長沙橘子洲頭,公園“橘子洲頭”石刻標誌的上空赫然掛著一條一二十米長的紅布大橫幅,上面寫著“熱烈歡迎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強同志蒞臨指導工作”。陪同我的人說:“周強前幾天來過。”我問:“走了為什麼橫幅不拉下來?”陪同的人也覺得不可理解,敷衍說:“可能忘了吧。”忘了,有可能,但是,借用你們給《公開信》定性的語言,在這種國內外遊客雲集的地方,可能為居心叵測的“境外敵對勢力所利用”,醜化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強閣下的形象,進而醜化我黨我團的形象,造成“惡劣影響”。我相信周強閣下一定見過這條顯赫的橫幅。橘子洲頭應該是長沙最著名的名勝,或者說是長沙最著名的公共場所。在如此著名的公共場所掛如此招搖的橫幅,是大忌;不僅掛了,而且長時間掛,成為橘子洲頭景中之景,大忌的大忌。這樣的官場風景可以說是“典型的”大煞風景,可以用六個字概括其情狀:阿諛,虛榮,張揚。我不知道周強閣下去橘子洲頭是“指導工作”,還是旅遊,不管是“指導工作”還是旅遊,古代官吏、甚至帝王將相都知道輕裝簡從,一不擾民,二可體察真實,況乎以實現共產主義、“三個代表”為己任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我們能不能設想一下,胡耀邦到某旅遊勝地旅遊或“指導工作”,下面拍馬屁,赫然掛著“熱烈歡迎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同志蒞臨指導工作”或“熱烈歡迎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同志蒞臨指導工作”,胡耀邦會怎麼對付?我敢說,胡耀邦定會大怒,喝令拿下。這只能說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還有一個故事。本報不止一個人告訴我,周強閣下曾在河南省某市參加一個活動,當地團組織和政府非常重視,組織了很多小學生們等候周強閣下駕臨。那天是大太陽,很熱,等周強閣下駕臨並講話時,當場就有小學生中暑暈倒,不止一個小學生中暑暈倒。暈倒一個,抬走一個;暈倒一個,會場便引起一陣騷動。要麼沒看見,要麼視而不見沒感覺,周強閣下繼續演講,讓在場的人很反感。本報一位記者在場目擊。我找這位記者核實,他說,小學生中暑暈倒時,“周強書記就在現場”,沒有任何表示。
我注意到,《公開信》發表後,趙勇閣下作為主要當事人,毫無顧忌,也不迴避,始終在團中央第一線發號施令。七月十五日,團中央的傳達,趙勇閣下主持,劉可為閣下宣讀團中央的定性意見,周強閣下講話。這個圖景挺搞笑的。你們閣下二位是我《公開信》批評的當事人,按常理,你們有多種符合你們閣下二位身份的回應方法,結果卻給了我們“我有權力我怕誰”的面目。“明鏡高懸”下面坐者兩個法官,一個書記員,兩個法官都是被告,卻在堂而皇之開庭審理原告,“典型的自由化”,從內容到形式都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嚴重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嚴重違反了新聞宣傳紀律”,“很不道德”,“斷章取義”,而且作出了置於死地或準備置於死地的,似乎不容討論、不可更改的終審判決。閣下二位不僅不回避,反而變本加厲,這算不算“很不道德”?說“很不道德”都輕了!這種審判的荒唐,我相信周強閣下最能體會。你們所謂的“道德標準”,或者那種無所不在的“道德優勢”,說白了,就是以暴力為後盾的自說自話,自娛自樂,自欺欺人。可悲的是:“在這個世界裏,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 (米蘭•昆德拉語)

什麼東西“預先被原諒了”?什麼東西“可笑地被允許了”?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曾經請教一位團系的前輩領導人,他說,這是制度決定的,什麼樣的制度機器就能生產什麼樣的人。這話不免讓人悲觀。這等於說,只要這部機器不修理不改造,每時每刻都在運轉,禍國殃民的小官僚就會無休無止地被生產出來,而事實上這部機器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還會高效率地運轉。

《公開信》流傳到海外後,境外媒體起碼有一條說的在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新啟蒙運動,二十多年下來,結果喜憂參半,叫做“官智未啟,民智初開”。我的看法,豈止是“官智未啟”,而是進一步“官僚化”,進一步“腐敗化”。閣下二位,一位學法律,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第一批法學院的學生,一九七八級西南政法學院官位爬得最高者;一位是北大經濟學博士後。學了半天,只通官性,不通人性,不懂人文常理,學了也是白學,最後連個官也做不好。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是何方聖賢教導你們,讓你們不分場合,不看局勢,永遠理直氣壯,永遠居高臨下,永遠端著一斤四兩沉的小官僚架子,頤指氣使,發號施令。講話的姿態,永遠是上級對下級,主子對僕從,除此便不會講話了。學謙跟我說,趙勇閣下說:“有意見可以當面提嘛,可以給我寫信嘛,寫什麼公開信?!”怎麼寫?寫什麼?什麼姿態寫?什麼語氣寫?我們寫了,七十多編輯記者署名的信,被你們非常粗暴地拒絕了。七十多名編輯記者是什麼概念?占到本報編輯記者一半以上人數,如果再繼續徵詢簽名,簽名人數可能還會增加很多。你們拒絕了大家的請求,還會在乎我一對一的信件?你們還會在我們心目中享有信用?這種說法相當虛偽。“有意見當面提”?團中央來報社徵求處以上幹部意見時,大家提了,你們在乎了嗎?你們不是當作了耳旁風?而且我根本就不會接受趙勇閣下這種事後找補的“領導口氣”。《公開信》是什麼意思?是對你們的失望和憤怒,是對你們的不信任到了極致。《公開信》的形式意味著,你們看不看這封信無所謂,理論上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閣下二位可以不看。我跟學謙說:“趙勇閣下可沒有讓盧某人直接寫信的待遇。盧某人沒有被恩寵的感覺。盧某人這支筆沒那麼賤!”

這一段時間,國內外的朋友關心,打來電話,問的第一個問題驚人相似:“你現在安全嗎?”我說:“暫時沒事。我還在正常工作,還在改錯別字。”回答這個問題心裏挺彆扭。我知道國內外問候的全部潛臺詞,既有歷史的經驗,也有現實的參考,全部基於無法無天和對“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工具的恐懼記憶。

從法律的角度看,我怎麼了?不就是寫了一封公開信,不就是說了“人人心中有,人人筆下無”的所謂“敏感話題”,不就是批評了趙勇閣下有恃無恐的小官僚作風?我們在現實社會中營造了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是私下的,氾濫的,真實的,坦率的;一個世界是禁錮的,壓抑的,虛假的,異化的。我只不過把那個真實的世界掀起了一角,展示了一下罷了。何錯之有?何罪之有?而且我相信,閣下二位一定對這真實世界有所瞭解。趙勇閣下不是“農民的兒子”嗎?你不會把“新聞聯播”那些受災農民或是致富農民在鏡頭前被逼著歌功頌德的話當作農民對党和政府的基本情緒吧?由於職業和偏好的原因,我接觸人的層次比較豐富,知識界,軍界,政界,經濟界,等等,上至部長、省長、省委書記,下至普通農民、失業工人,我都有比較深入的瞭解。《公開信》涉及的敏感話題,不過是許多人經常談論的話題,沒有什麼新鮮的。因為說了並不新鮮的話題,或者說把私下的話題變成了公開的話題,個人安全便成了問題?如果閉目塞聽,實行鴕鳥政策,不敢面對真實的世界,動輒使用專政工具,那可真是“不可救藥了”。當然,聽不聽是一回事,說不說是另外一回事。人長了嘴,不光是吃飯,還要說話。《公開信》只不過是我說話的多種方式中的一種,是被執政黨制定又視為敝履的《憲法》所保障的個人權利的體現。

在憲法權利這個意義上,我不會在乎什麼“違反新聞宣傳紀律”(其實所謂“宣傳紀律”,是指報紙上刊登了上方不許刊登的報道,和我的《公開信》風馬牛不相及)。我所知道的一些好報道,包括我近二十年的一些有分量的讀者喜歡的好報道,都是努力打破新聞宣傳禁錮的結果。而且,我們從來不把自己的職業行為當作“宣傳”看,誰這麼看,誰才是傻瓜,誰才是居心叵測。各種各級新聞媒體與意識形態管理部門博弈,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也不是一年兩年了,報道上反感甚至不理會禁令,各家有各家的高招,總結出了許多對付意識形態管制的理論、策略、技巧。哪怕是最沒有出息的報紙,都有自己的看家本事,都有那麼幾個寧折不彎的編輯記者,或總編輯。漸漸地,隨著時代發生的變化,那種個體抗爭正在演變成為群體抗爭。《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中國青年報》前仆後繼的一系列事件,以及知識界、新聞界對他們的同情和支持,便具有代表性。你們想聽新聞界的真實情況嗎?這就是新聞界的真實情況。焦國標說的並不錯。中宣部那些“YES”或“NO”的“宣傳紀律”總是反動,凡是老百姓喜歡的,他們就反對;凡是老百姓反對的,他們就喜歡,就維護。中宣部的“YES”或“NO”,在老百姓眼裏,就是執政黨的“YES”或“NO”,許多“YES”或“NO”之蠻橫之霸道之無恥之愚蠢,可謂登峰造極。只要去中宣部開過“通氣會”的人,或者聽過“通氣會”精神傳達的編輯記者,都有這種感受。我們不得不執行“YES”或“NO”,但是我們會鄙視、唾棄和嘲笑“YES”或“NO”。莊子說:“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這個寓言頗似希臘神話“普羅克魯斯特的鐵床”。面對“YES”或“NO”,面對“續短”、“斷長”之輩,面對普羅克魯斯特這個希臘神話中的怪物,我們怎不憂之悲之?我們怎能不憂之悲之!

一些人有的時候,何止是“有的時候”,而是經常掛在嘴邊上,說,“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反對西方資本主義新聞觀”,然後理直氣壯地要求新聞從業人員學習和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自覺抵制西方新聞觀。你們說《公開信》“違反新聞宣傳紀律”,“違反四項基本原則”,也潛含著“不堅持馬克思主義”、“不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譴責。我非常鄭重地告訴閣下二位,我早就認真學習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閣下們講這話,要麼不過腦子,要麼腦子裏進了水,要麼故意掛羊頭賣狗肉,第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也是西方新聞觀的一種,而且是十九世紀工業化背景下繼承了所謂“資產階級新聞出版自由”精神和制度遺產的西方新聞觀;第二,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核心是“新聞自由”。趙勇閣下也在“五•二四講話”中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說中國青年報“五十三年來的實踐也充分表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指導我們辦報的強大思想武器,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在辦報中的指導地位,才能確立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牢牢把握正確的辦報方向”。趙勇閣下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什麼東西?是“工具論”,是“喉舌論”,是“兩杆子理論”。

好吧,讓我們來重溫一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說:

“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的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的形式呢?……沒有色彩就是這種自由唯一許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麼事務,卻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歡樂、光明,但你們卻要使陰暗成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現形式;精神只准披著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卻沒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馬克思激烈抨擊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制度:“使夜鶯失明,你們認為殘忍,但是檢查官用鋒利的筆頭挖去了報刊的眼睛,你們卻不認為是殘忍。強制給自由人削髮,你們認為是蠻橫無理,而檢查制度每天都在有思想的人的活生生的肉體上開刀,只有沒有精神沒有反應的馴服的存在物他才認為是健康的!”“政府只聽見自己的聲音,它也知道它聽見的只是自己的聲音,但是它卻欺騙自己,似乎聽見的是人民的聲音,而且要求人民擁護這種自我欺騙。至於人民本身,他們不是在政治上有時陷入迷信,有時又什麼都不信,就是完全離開國家生活,變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主上帝只是在第六天才討論他的親手創造物:‘看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而受檢查的報刊卻每天都在誇耀政府意志的創造物;但是,由於前一天不免要同第二天發生矛盾,所以報刊就常常撒謊,而且必須掩飾自己意識到自己在撒謊,必須寡廉鮮恥。”“由於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違法的,因而他們總是把違法當作自由,把自由當作非法,而把合法當作不自由。書報檢查制度就這樣扼殺著國家精神。”

還需要引證嗎?如果還需要引證,馬克思還有大量的相類似的“新聞出版自由”的言論。

現在可好,“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成了專制意識形態、思想禁錮、新聞管制的替身和棍子。用一個以“新聞自由”為核心的新聞觀去限制新聞自由,去培養“喉舌”和“工具”,去打擊不同觀點、不同意見,天底下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情嗎?黑格爾說:用謊言去證明真理是對真理的莫大侮辱。以往老共產黨人愛說一句話,死了去見馬克思。想去見,說明有一種虔誠;是否能見到,算是一種待遇。根據閣下們的表現,我敢說,閣下們到了陰間,肯定見不著馬克思,如果要死皮賴臉地見,一定會遭到馬克思的痛斥。“續短”、“斷長”之輩,怎麼有資格去見馬克思?馬克思主義,說到底,是一種徹底的人道主義,硬給大鬍子馬克思戴上一頂專制的烏紗帽,不啻是糟蹋和貶損馬克思。馬克思不痛斥閣下們才怪呢。所以,那些鬼話,說第一遍的時候,懶得理你們;說第二遍的時候,懶得理你們;還要說第三遍、第四遍,沒完沒了,喋喋不休,那就是一出徹頭徹尾的“大話西遊”的意識形態版了。我們命大福大造化大,千錘百煉死不了,遭遇上面的情形,可能煩都煩“死”了!說起來,我三教九流什麼人都見過,就是沒見過堅持不懈地跟自己開玩笑、努力頑強地自欺欺人,把一個自己不信奉、也不會實行的“主義”永遠掛在嘴上的人,沒見過,請自閣下們始。

閣下二位給《公開信》列定的罪狀中,有一條不起眼、我卻很看重的罪狀,就是《公開信》損害了中國青年報的利益。這又是一個目前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的“實體”指控。中國青年報對我來說,有著非常特殊的感情,我人生精力最充沛的時光印記在了這裏。如果要列出一個清單,十八年來我與同事們合作發表的報道和我參與組織指揮的報道,可謂洋洋大觀。中國青年報的人事也有很不如意的地方,也有雞零狗碎的齷齪事,尤其是這一兩年,社風日下,年輕人眼睛盯著官位子,因此眼睛盯著領導的臉色,興起了阿諛奉承之風,比如去年SARS報道中國青年報嚴重缺位元,卻有人公開發表文章,在國難當頭的四月“播撒春光”,說領導有方,報道成功。SARS報道計畫的流產,從純功利的角度看,喪失了一次在“引資改制”前,用重大報道整合報社思想和人力資源的絕佳機會,這在報社內部是有共識的。用重大報道來統一思想,彌合歧見,調解矛盾,有大量的案例可以證實。報社“六•四”之後的低迷情緒,就是靠一系列重大報道的組織參與逐步扭轉的,一直到一九九八年水災報道和徐祝慶一九九九年一版“三七開、豎標題方案”的提出,中國青年報在二十世紀末獨步新聞界,打出了自己的小高潮。令人痛心不已的是,二十世紀末中國青年報重振雄風的苗頭,被中宣部“七道金牌”給扼殺了!“七道金牌”,即七個“中宣部閱評”,劍劍進逼;甚至對中國青年報的整體辦報方向都提出了質疑和恐嚇,一劍封喉。因此,我們特別關注“引資改制”,北大青鳥的資本進入中國青年報,起碼是改善中國青年報生存境遇的一個契機,但是前期操作的指導思想和方法出了問題。本來是個群策群力,集中集體智慧,以風險投資為後盾,進一步廓清辦報理念,有效配置各種資源,推進中國青年報市場化進程的大好時機,結果搞成了只有少數幾個人參與,不能以開闊胸懷總攬大局,排他性很強的“夾生飯格局”。我搞不清楚是風險投資方昏了頭,還是報社的主要操盤手糊塗或刻意所為,一開始就排斥中國青年報進入市場的“核心競爭力”,即中國青年報獨有的“報人文化”傳統和優良的人力資源,把一個純粹的投資行為搞得不倫不類。由於沒有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和支持,沒有思想的高度統一,沒有上下一致的協調,可以斷言,中國青年報改制的預期收益是沒有保障的。不僅沒有思想統一,反而激化矛盾,不算一些小的(比如拒絕刊登關於李慎之的新華社通稿)事情,一年多的時間裏,悉數之,計有SARS報道夭折,陳傑人事件,七十多名記者編輯給團中央的信,給團中央匿名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發生,這個時候,趙勇閣下“無知無畏”的恐嚇與教訓又來湊熱鬧,生生把中國青年報的人心徹底搞亂了。有人總結說,中國青年報改制改到今天,突然發現自己沒有了靈魂,或者說失去了辦報的靈魂。責任在誰?

這是我要發表《公開信》,並在《公開信》信中用比較多的篇幅概述中國青年報“報人文化”的背景之一。與閣下二位的結論完全不同,《公開信》發表後我收到了海內外很多反饋,寫信,電子郵件,打電話,短信,各種各樣的人物,學者,作家,記者,編輯,黨政幹部,大學生,等等,其中一個主題,就是唏噓感歎中國青年報竟然是這樣一張報紙,這張報紙如果條件允許,絕對可以辦成世界一流的大報;竟然有那樣令人神往的“報人文化”,竟然有那麼許多精彩的人物和感天動地的舉動,竭盡全力維護報人的尊嚴,推動中國社會進步。有人跟我開玩笑,說:“躍剛,你夠可以的,一分錢沒花,給你們中國青年報做了一個天大的廣告。”我想也是,一封公開信,網路加報紙、雜誌、電臺,海內外有成百萬上千萬的讀者聽眾閱讀、瞭解。報社內部許多年輕的青年報人不瞭解報社的傳統,報社的文化,他們讀到《公開信》多有吃驚。因為是報社內部網路發表的《公開信》,所以寫作時特別注意面對這些年輕的青年報人。我要告訴他們,老青年報人最看重的是什麼東西,他們流傳下來的最珍貴的是什麼東西,他們身體力行地鄙視官本位,跟時下看風使舵、眼睛朝上、拍領導馬屁的市儈習氣是多麼格格不入。

那麼,《公開信》在什麼地方損害了中國青年報的利益?相信在閣下二位元的官僚邏輯裏有,而在報人邏輯裏沒有。又是官場文化與報人文化的衝突。評價體系的差異太大了。古往今來,做官也有也有智慧和愚蠢之分。法乎其上,僅得其中;法乎其中,僅得其下。我都替你們著急,你們一出手,便是“法乎其下”,端著架子不講理,自然破綻百出,難免為“境外敵對勢力”所嘲笑所利用了。真正損害了中國青年報的人是閣下二位,是那種有著巨大誘惑和蓄意倡導的官僚文化。

現在該說說“嚴重的政治錯誤”了。在說這個話題之前,我要對《公開信》說到的“兩桿子理論”做重要更正。我已經在報社采通網二十多天前全選更正,估計閣下二位不知道。一位黨史專家告訴我,“兩桿子理論”毛澤東確有其意,但是明確提出者是林彪,林彪是“兩桿子理論”知識產權的擁有者。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發表了著名的“政變講話”。林彪說:“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動要採取具體措施,才能防患於未然……”。文革當中,“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需要這兩桿子”,成了文章經常的提法,也成了文革中最標準最著名的標語口號之一。這個口號作為“執政精髓”,今天還掛在一些領導人的嘴邊。你們說我“謾駡”,大概指我說“兩桿子”是“二桿子”,“兩桿子理論”是“二桿子理論”。我以為,說“二桿子”都是輕的,是留了面子的。作為新聞從業人員,我認真學習過鄧小平理論,也認真學習過“三個代表”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閣下二位不覺得趙勇閣下的“兩桿子理論”跟鄧小平理論,江澤民、胡錦濤兩任總書記的政治主張不合拍?一旦被確認為不合拍,豈不是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把林彪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提倡的“兩桿子理論”作為中共二十一世紀執政的理論基礎和政治哲學,那可真是面目猙獰的“返樸歸真”,鄧小平活著的話不會喜歡,江、胡也不會喜歡,起碼在臺面上不會喜歡。
趙勇閣下“五•二四講話”說走了嘴,讓我們能見度很高地看到了小官僚小政客骨子裏的真實想法和手裏拿著的底牌。而且我們斷定,這不是趙勇閣下一個人的想法,趙勇閣下代表著中共黨內逢亂世進行統治和處理社會危機的一種思潮。我們能在這個思潮裏感覺到一股子狠勁,一股子血腥味。微觀證據太多了,比如瘋狂的圈地運動,我把這種圈地運動叫“房吃人”、“官吃人”;比如勞工權益、農民權益維護;“《南方都市報》事件”等等,誰伸頭,誰不聽話,就抓誰,就關誰,就判誰,“槍桿子”手段已經很極端了,以至民怨鼎沸。

關於“不能正確理解”趙勇閣下的“五•二四講話”,對“五•二四講話”“斷章取義”問題,我請學謙轉告閣下二位,務必請閣下二位注意,趙勇閣下講話時,台下包括盧某人在內的聽眾,大多是經過風雨見過世面、訓練有素的編輯記者,不要侮辱他們的職業能力。如果還要較真兒,可以錄音為證。

至此,我的眼前突然浮現出“螳螂捕蟬,黃雀其後”的情景。蟬是誰?螳螂是誰?黃雀是誰?歷史邏輯和政治邏輯便這樣兇險地糾纏在了一起。

盧躍剛 2004/7/25初稿 2004/8/3改畢

《公開信》的幾處更正:
1、《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周修強”,應為“評論部主任周修強”;
2、一九八七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開除了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的中國共產黨黨籍,沒有吳祖光,吳祖光是之前被胡喬木“勸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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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三月 1, 2006 in 畅所欲言,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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