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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十七条协议共存

06 3月

签订十七条协议之后,毛泽东在西藏执行了一种缓和政策,这一点和西方普遍认识不同。尽管他的最终目标显然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目标改革西藏,但是他的西藏政策寻求创建和谐的汉藏关系;缓和西藏的忧虑,让藏族精英随着时间逐渐接受重新和中国“统一”,同意社会变革。自称“新中国人”,在西藏的解放军官兵强调他们是来帮助西藏,而不是来剥削或者欺凌西藏,他们小心谨慎的展示他们尊敬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例如,他们向拉萨地区的所有两万名僧尼布施。根据该原则,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行为准则,禁止解放军违背人民的意愿行事,要求他们用旧中国的银元支持物品或服务(而不是纸币)。这种政策也允许旧的封建宗教制度保持不变。1951年至1959年间,没有贵族或寺庙财产被充公,而且封建地主被允许继续对其世袭农夫行使司法裁判。此一政策的中心是达赖喇嘛。毛将达赖喇嘛作为一种特别角色,通过他,西藏的封建和宗教精英(及其大众)将逐渐接受他们在中国新的多民族共产党国家的地位。可见,毛在此期的西藏政策是一种渐进主义。不妨发展军事和管理机构,但是西藏的中国官员不得过早地试图强迫其改变。[25]

但是,毛的政策碰到了很多问题。在共产党内,范明(Fan Ming)领导的一派认为,党应该支持西藏的第二大活佛系统——班禅喇嘛,因为他政治上“进步”。尽管毛认为需要渐进主义政策,许多西藏的解放军战地指挥官发现这很困难:他们很难向封建精英表示尊敬,而对旧制度视而不见。西藏的中国官员实际上制定了计划准备于1956年开始政治经济革命,但是由于毛泽东的阻挠该计划没有实施。

但是,民族藏区的情况则非常不同,那儿的藏人不属于政治西藏的一部分(也不受十七条协议约束)。四川省19551956年期间跟上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运动,也波及藏区。1955年末,四川省党委书记李进泉在全省发动民主改造,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这很快导致藏区的血腥叛乱,难民进入政治西藏区域,来自民族藏区的叛乱者逃到安全的拉萨及其郊外。他们成为拉萨1959年起义形势急剧恶化的一种主要因素。

在政治西藏的藏人中间,毛的政策也碰到了严重的问题。西藏政府中,以噶伦噶波(Ngabö)为首的一些政府官员倡议西藏应迅速改革其封建制度,但这一倡议未得到广大的支持。嘎波比喻道,自己做的帽子总比别人做的合适得多;此论调无人响应。尽管达赖喇嘛尊敬嘎波,希望试图同中国(以及西藏的现代化改革者)达成操作上的妥协,[26]他无力(或不愿)控制其政府内的反对中国的活动分子。于是,从一开始,极端民族主义的强硬派就制造了一种对抗气氛。和20年代一样,西藏保守派只是不想要任何改变。他们觉得西藏独一无二,完美无缺。而且,他们感觉西藏是在昌都入侵后被迫和中国签订城下之盟,因此他们可以不必被协议条款约束。由此,他们不试图和中国人达成某种妥协,而是在拉萨制造种种不愉快的条件,特别是食品短缺,以此劝说中国人撤出一部分官兵。此一基本策略,和西藏官员18世纪对待清朝驻军的策略相同。

50年代中期,西藏内部局势开始恶化。中国强硬派努力争取在西藏开始“社会主义转化”改革;西藏强硬派与民族藏区起义失败的逃亡人员结盟,组织武装叛乱。此外,美国鼓励反中国派,1957年开始训练和武装西藏游击队。1957年,为挽救其渐进策略,毛做了最后的努力:他减少了西藏的汉族干部和军队人数,书面承诺达赖喇嘛,中国在未来六年内不会在政治西藏进行社会主义土地革命。毛进一步说,六年过后,如果条件仍不成熟,他将继续延迟改革。[27]但是,达赖喇嘛无法稳定西藏局势;19593月,拉萨爆发了起义,达赖喇嘛逃到印度。随后达赖喇嘛宣布否认十七条协议,寻求西藏独立和民族自决。西藏问题再度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毛的“渐进主义”策略失败了。

藏人的叛乱同样以失败收场。中央情报局对游击队的支持来得太晚,也太少;西藏游击队无法完成他们的最初设想,在西藏内部建立据点做为“自由西藏”的基地。中情局随后帮助游击队在尼泊尔北部建立了避风基地,但是从尼泊尔对西藏的袭击对西藏的政治局势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同时,西藏的中国政府宣布中止十七条协议,废除传统政府。政府没收了僧俗精英阶层的财产,西藏数千庙宇中绝大多数被关闭,同时建立了新的共产党政府机构。[28]一度在中国共产党国家之内存在的特殊的西藏神权政体走到了尽头。

对于西藏和中国而言,19511959年的过渡期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西藏的权力精英无法发展并实施一个现实策略:以此策略,或者诱使中国人离开,或者在中国内部制造一种环境实行长期自治。西藏精英中的不同派别采取的政策自相矛盾,军事对抗既不成熟也没有效果:最终,老的社会,连同他们想保存的佛教制度等等都被毁灭。在中国一边,意识形态狂热过早地激发了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阻碍了赢得藏人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部分的任何机会。

但是,中国的一部分人认为,毛的有缺陷的缓和政策才是这一失败的原因。整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这一政策抱怨不断,尤其是部分人认为毛对达赖喇嘛的看法有误;他们觉得达赖喇嘛表里不一,表面上他拥护革命,实际上寻求“分离主义”政策——即试图把西藏分离出去,摆脱中国控制。这一派平静地将1959年叛乱和西藏问题的重新国际化归因于此一政策,至今,中国仍有部分人认为这是党(以及毛泽东)的最大失败。[29]

1959年以后,流亡藏人和中国争相将自己对西藏历史和当代世界的诠释合法化。中国人谈论西藏旧封建农奴制度的极端残酷和弊端,流亡藏人则讨论许多中国人的文化和人权侵害行为,包括种族清洗。这一“诠释”之战一直持续到现在。

开始,流亡藏人在此诠释战中占了上风。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中情局实际上资助流亡藏人的法律事务所——西藏问题被提交到联合国。联合国西藏问题的决议(1961年和1965年通过)使用的语言支持西藏自决的主张:

[联大]严重关怀西藏事态之后续,包括西藏人民基本人权之遭破坏及其传统享有之独特文化与宗教生活之遭受压迫,

查悉有大批西藏难民出逃邻邦,足见此等事态已使西藏人民感受极大痛苦,深感焦虑,

鉴于此等事态破坏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规定之基本人权及自由,包括民族自决原则,且有增加国际紧张局面与加深民族仇恨之不良影响,

一、  重申信念认为对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原则之尊重乃发展以法旨为基础之和平世界秩序之所必须;

二、  再度郑重呼吁停止剥夺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权与自由及其自决权利之行为;

三、  希望各会员国以一切适当之努力实现本决议案之目的。[30]

1959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发表报告,称西藏“从各种意义上来讲都是一个独立国家,享有极大程度上的主权。”[31]

美国先前的立场是承认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此时更进一步,提到西藏的民族自决权。1960年,国务卿克里斯蒂安·E·赫脱(Christian E. Herter)在一封信给达赖喇嘛的回信中,采用了新的说法:“如您所知,美国一向认为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传统上,美国人民同样支持民族自决原则。美国政府相信,此一原则适用与西藏人民,西藏人民应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加着重号)。[32]

然而,达赖喇嘛及其代表寻求联合国和美国支持西藏独立,对此美国无意支持。美国在以下档案(日期为19591014日)中的言论显示,尽管此时美国深深地卷入训练和资助大量的西藏游击队行动,美国继续拒绝承认西藏独立:

关于美国是否承认西藏独立的问题,远东事务局[FE, Far Eastern Affairs]仔细研究了此举的得失。考虑所有因素,我们的结论是,反对承认西藏独立的举张占了上风。从美国国家利益和藏人的立场考虑,我认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和藏人有相同的目标:让世界持续关注藏人的事业,保持达赖喇嘛为西藏人民的有效发言人的角色。我相信美国承认达赖喇嘛政府为独立国家对这两个目标没有好处。预期几乎没有国家会跟随,我们的承认只能让达赖喇嘛做为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明显地依赖于美国获取政治支持。这显然会损伤他目前作为亚洲一个令人尊敬的领导人的声望和影响,也会妨碍他代表西藏人民的活动。

但是,美国仍然需要看起来对达赖喇嘛的请求做出响应,保持我们的一贯立场,支持民族自决原则。[33]

因此,对于流亡藏人而言,[34]指望美国全力赢得世界支持西藏独立,从一开始就成问题;到六十年代后期,当总统尼克松(Nixon)和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Kissinger)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美国对西藏的支持中止。此时,美国撤回对以尼泊尔为基地的西藏游击队的支持,几年内军事行动失败了。此外,从1966年开始,美国的官方立场不再谈到西藏的“民族自决”,甚至也不提赫脱在1960年提到的自治国家。

随着美国政治焦点转向和中国搞好关系,西藏变得令美国政府困窘。西藏问题不再和美国国家利益相关——实际上,还对此有害。到七十年代,世界局势的变化使得流亡藏人的形势更加恶化了。

如此,流亡藏人[34]1959年之后的努力对西藏局势没有影响,也无法创造国际舆论同意其自决或者独立。中国共产党重建了西藏,将农区和牧区变为人民公社;在文化革命和“破四旧”运动的旗帜之下,对传统的西藏文化和宗教带来严重的冲击。在叛乱、食品短缺和斗争“阶级敌人”之时,西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此期间的具体死亡人数还不得而知,但是西藏的文化受到了实质性的伤害。

一个留学美国大学的藏人1964年回到中国,在其自传中生动地回忆起1966年和红卫兵一起返回时对拉萨的印象:

我们在拉萨呆了四五个月……我离开拉萨到印度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变化很打。我第一次往四面看,我被很多很房子、建筑和道路惊呆了……高速路边的行道树给我特别的印象……然而,我很快发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变化……

这个城市最大的变化之一是缺少一个营业的中心市场。街道上不再有什么叫卖。那些狭窄却充满货品的售货棚不见了,市场上买卖双方的笑声和讨价声不见了,我以前常去的茶馆和啤酒店也不见了。路两边只矗立着一些缺货的国营商店。

很快我发现人们也没法吃饱。食品都是供给的,几乎没有肉、酥油或者土豆。我在旧拉萨居住了很多年,从没想到过这样的食品短缺。那时,食品很丰富,如果有钱,你会有很多自由和选择。现在食品供给处在很低的层次上……

可能我看到最大的不同是,人们总体上看起来垂头丧气,阴郁不乐。他们看起来很可怜,就象他们刚刚失去亲朋好友。[35]

另外一篇回忆描述宗教被迫害的程度:

我还碰到一位女士……后来成为我的妻子……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桑耶拉(Sangyela)都没有被批斗的危险,因为她绝对来自无产阶级。但是她十分虔诚,憎恨政府,因为政府关闭寺庙,禁止任何宗教活动,连自己家里都不行。如果邻居或者当官的发现你信教,密告了你,你就会被在大会上被批斗;因为文化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根除所有残余的旧价值观,旧习惯和旧信仰。但是我们藏人是很顽固的,来自各阶层和背景的藏人冒着被惩罚被批斗的危险,秘密在家里念经,或者转寺庙,就象在闲逛,默默地念经。桑耶拉是其中的一个。桑耶拉还继续点酥油灯,供奉菩萨。她从每月微薄的供给中挤出一点来,点燃一个小的酥油灯;她把灯放在门后面以前的祭坛的柜子间里面,而不是象通常放在祭坛顶上。当她告诉我的时候,我想,将点燃的灯放在老的木柜子里面,可能会让整个房子着火。[36]

简而言之,1959年叛乱之后,佛教被毁,藏人被迫放弃他们深深拥有的价值观和习俗,而这些构成他们文化身份的核心。阶级斗争和持续不断的运动宣传与他们过去理解和感觉的一切相抵触,毁灭了传统藏族生活中的社会文化机构。对于西藏的藏人而言,那是一段痛苦的时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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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三月 6, 2006 in 雪狮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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