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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毛时代

25 4月

毛泽东1976年逝世,随后“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执掌权力。这些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文化和经济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并给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大业中的两大问题——台湾和西藏问题——带来了新的机会。
1978年,中国在西藏做出了一些单方面的姿态,例如释放一些犯人,宣布藏人可以探望国外的亲属,给一些流亡藏人签发探望西藏的签证。这些行动很快发展成为一种“对外”策略:试图劝说达赖喇嘛及其跟随者返回中国,解决西藏问题。1978年,中国政府的代表和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定居香港,能说流利中文)在香港进行了非正式谈判;双方都表达了在西藏问题上和解的兴趣。随后,1979年邓小平邀请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告诉他,除了完全独立,其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他还说,达赖喇嘛可以派遣参观团于1979-1980年访问西藏,实地观察当地情况。[1]显然北京相信代表团会被西藏自1959年之后的进步,以及西藏人民和国家的团结所折服。中国同时觉得,经过了20年的流亡生涯,达赖喇嘛会更迫切地安于在中国做一个新的、更“自由”的领导。达赖喇嘛于是派遣了三个参观团访问中国,其中包括他的家人。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汉人任荣,向北京报告说,西藏的政治局势很好,藏人团结在党和祖国周围。但是,一个参观团,包括达赖喇嘛的另一个哥哥,访问青海省的藏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种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令北京感到局促不安,北京于是和拉萨的任荣联系,问他如果参观团按计划访问拉萨会发生什么事情。据说任回答说,比起安多的农牧民,拉萨人民在意识形态上更成熟,他们强烈支持共产党;拉萨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西藏当地官员对此深信不疑,西藏自治区(TAR)的政府甚至在参观团抵达前召集居委会,告诫当地的西藏“群众”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对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因为代表团是中国政府的客人。拉萨群众什么也没说,但是给参观团比青海更盛大的欢迎。成千上万的拉萨人包围了参观团:很多人哭着喊着,其他人献上哈达,争相去触摸达赖喇嘛的哥哥,少数人喊出了西藏民族主义口号,例如,“西藏独立”和“汉人,滚回去”。因为北京的官员也陪同着藏人难民的参观团,任荣,以其对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改革无情而著名,无法掩盖这次惨败,以及他对藏民群众情绪的一无所知。此外,与中国人期待的相反,这些访问向流亡藏人展示了中国所宣传的西藏的社会主义进步上虚假的。藏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经济发展差,宗教和经院制度几乎被全毁了。流亡藏人还发现,尽管藏人群众经历了二十年的共产党宣传,他们仍然虔诚地信奉达赖喇嘛,认为他是藏人的领袖。这让流亡藏人们觉得,西藏应该按照藏族的价值标准,由藏人统治。如果“解放”和将西藏纳入中国领土的目标是要赢得普通群众的心,1959年到1980年间中国的政策和措施显然是失败的。参观团的总的影响和北京期望的正好相反:在流亡藏人的历史低潮期,增强了他们的信心。[2]
北京的对外政策伴随着新的对内政策,北京试图通过改善西藏的经济状况,满足藏人的民族感情来解决西藏问题。经过大量的初步调查,1980年初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会议上的下面一些说法反映了新的动向:“我们解放[西藏]三十年了。现在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改善[藏汉]民族关系,我们就会犯下大错。所有共产党员必须统一认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3]不久后,1980年5月,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前所未有的亲自来到西藏进行调查,以此决定西藏工作会议的方针是否需要修改。他们的所见所闻显然令人失望,发现事实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差。胡公开宣布在西藏进行宽松的六条改革,其中一些观点非常突出:

(1)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力……
在统一领导下的自主权不能被废除。有必要充分地、独立地行使这一权力。那些不符合西藏情况,以及不利国家团结、发展生产的东西要摒弃或修改。自治区应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自主权,可以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放弃某些法律法规,保护民族自治和其特殊的民族利益。[4]
(2)……和全国其他省自治区相比,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较低。这一情况显示,西藏人民的负担必须大幅减轻。接下来几年内,对西藏人民实行免税、免征购……取消各种捐税。不得征用群众做无偿劳动。农牧民的产出必须以协商价格购买或进行物物交换,满足双方需要;取消他们的征购配额……
(3)在所有经济问题上,西藏采取特殊的、适合西藏情况的灵活政策,包括农业、畜牧业、金融业、商业、手工业和通讯业,以期加快西藏经济发展速度……
(5)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要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的科教文化事业。藏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绚丽的文化。藏族文化举世闻名,包括佛教,音乐、舞蹈,以及医药和戏剧;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和发扬藏族文化。所有忽视或弱化藏族文化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方面做出成绩。
西藏的教育事业进步不够。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我们要努力在西藏设立大学,中学和小学。部分文化失传,寺庙中的佛教经典被毁,我们要尽力保护、整理和研究它们。在藏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应学会说、写藏语。这是必须的,否则他们就会脱离群众。爱护少数民族群众决不是空谈。我们要最终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
(6)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要极大地加强藏汉族干部的亲密团结。……未来两到三年内,西藏自治区政府职能部门的全职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5]

这样的公开言论令人瞩目,据说比起秘密报告和胡耀邦对党内干部的讲演,这还算温和的;在讲演中,胡将中国在西藏的二十年努力比作把钱扔进了拉萨河。
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强硬同化政策,回到毛泽东50年代的更加注重民族敏感性的策略。新政策包含两个主要部分:(1)民族方面——鼓励复兴藏族宗教文化,包括大量使用藏语,用藏人干部代替大批汉人干部,从各方面使得西藏自治区更加藏族化;(2)经济方面——暂时免去税收和“低于市场价”的征购,发展基础建设,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北京不再愿意想50年代那样,允许一个分离的,非共产党的拉萨政府——西藏应继续被共产党统治。[6]这就是胡耀邦指的“在统一领导下”。尽管藏族文化、语言和民族性要增强,工作在西藏的汉人要求学习藏语;但是藏人必须通过藏族共产党干部,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实施自治。虽然邓小平说,除了独立,其他的都可以谈,事实上,共产党的控制是先决条件。从中国的角度看,和解意味着达赖喇嘛返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
尽管如此,新政策表示北京试图矫正他们对藏人犯的错,赢得藏人的信任和支持,虽然这些都是在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框架之内。这些变化也试图回应海外的批评,同时告诉西藏的藏人,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这都不仅仅是宣传。尽管西藏的很多汉藏干部对新政策强烈不满,中国政府在1980年后紧接着的这段时期实施了胡的政策的若干方面。整个西藏个人宗教活动大范围复苏,(在一些限制条件下)庙宇重新开放,新的儿童僧人涌进这些寺庙,传统得以复兴。要求在商店和官方建筑上用藏文标志,公共机构被指示和人民打交道时使用藏语,藏族干部的人数增加,制定计划以提高藏文教育水平,大批汉族干部离开。[7]不仅欢迎流亡藏人回来访问,藏族居民也可以出国探访他们的亲戚。
随着对内政策的形成,北京同时继续其对外政策,和达赖喇嘛接触。1979年-1981年期间,双方的非正式会谈继续,包括下面这封1981年3月23日达赖喇嘛给邓小平的信:

三个参观团已经能够发现西藏的正面和负面的庆幸。如果藏人的身份认同获得保持而且如果他们真正的快乐,就没有理由抱怨。不过在事实上,九成以上的藏人在忍受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而且活得很不快乐。这些悲哀的情形并不是因为天灾而起,而是处于认为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根据现实努力地解决这些问题。
为此我们必须改善中国和西藏,以及西藏内外藏人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设法在真诚和平等的基础上透过未来更深的了解,建立起藏人与华人间关系。现在已到了紧急运用我们的共同智慧,以容忍和宽大来使藏人致获真正快乐的时机。在我的这一部分,我仍然为全体人类的福祉贡献我的心力,尤其是穷苦老弱的人,尽我的全力而且没有国界之分。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们对以上事务的看法(原文加着重号)。[8]

考虑到流亡藏人要求民族自决和独立,这封信的调子比较和缓,令人鼓舞。但是,它仍然将西藏和中国做为分离的政体。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回复这封信,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在北京秘密会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讨论了西藏问题。在这次会见中,胡提出和达赖喇嘛和解的五点方针:

1. 中国已经走上新的时期,政治能够长期安定,经济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达赖喇嘛应该相信这一点。
2. 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应该开诚布公地和中央政府交往,不要捉迷藏。1959年的事件我们不要再纠缠了。
3. 中央政府真诚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们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4.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当然他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
5. 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

这一立场,当时并未公开,反应了中国政府的看法,他们认为西藏问题基本上是中国和达赖喇嘛之间的争端,而不是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问题。这同时表明中国不愿考虑妥协,在中国建立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政治制度。如果达赖喇嘛回来,他能够“享有1959年以前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但是不要回到西藏,也不在西藏任职,大概意味着他将享有人大副委员长的名誉地位,而且经济上也得到妥善安排。西藏的政治制度仍然由共产党统治。他和其追随者将以个人名义回来,而不是作为一个新的政府,他们将“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尽管在声明中没有说明,做为补偿,中国将允许西藏独特的民族/文化(包括佛教)特性,并致力于改善藏人的生活条件。
显然,北京极力劝说达赖喇嘛返回中国。从其优势地位出发,达成合适形式的和解能够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的回归能再次使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合法化,结束有关西藏问题的国际对话,劝说西藏群众真心接受在中国人民共和国之内的地位。当然,其风险在于,错误的和解很可能会给西藏的分离主义势力带来新的压力,或者更糟糕的,可能煽动新的叛乱。因此,关键在于维持对西藏的政治控制。尽管如此,中国人比较乐观,他们认为,他们愿意帮助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繁荣,许诺帮助西藏发展经济,这些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方案。考虑到此,他们邀请达赖喇嘛派参观团到北京。[10]达赖喇嘛接受此邀请,1982年10月,三个流亡藏人代表抵达北京,可能揭开了中藏关系的新篇章。
达赖喇嘛及其官员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回忆上如何回应中国。胡耀邦的五点方针令达赖喇嘛大大的失望了。尽管有邓的高调,基本上除了独立,其他的东西也不可能拿到台面上进行认真的谈判。对于达赖和其官员,他们是否可以接受少于完全的政治自治,如果可以,少多少?尽管他们强烈的认为,至少从1911年清朝灭亡开始,历史清晰地证明西藏的独立;但他们也理解西藏现在实际控制在强大的中国之手,藏人不可能在战场上打败中国。决定的焦点集中在:是否采取强硬路线,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从而排出实际政治控制以外的其他选择,或者采取稍微缓和一些的姿态,相信真正的政治自治实际上很难做到,这是唯一的机会来保护文化上和种族上“藏化”的西藏。这些选择非常困难,高级官员们在达兰萨拉深入讨论好几个月。
中国的五点方针尽管提出了一些妥协,但对于达赖喇嘛和其官员来说,甚至考虑一下其可能性都非常困难。二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立场强硬,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权力,而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没有一丝人性或者一点诚实的野蛮的、不值得信任的暴君。突然显示出愿意回到西藏,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治下,仅此就能轻易破坏达赖喇嘛和其流亡政府在难民社区中的合法性。流亡领袖同时也担心,历史是否会认为他们是叛徒,永远放弃了西藏的独立权利。这是个富含感情的话题,难以以一种不参杂个人感情,成本效益分析和现实政治的方式来进行理性分析。西藏谈判团的一个成员谈到,开始,他发现自己甚至很难对其中国谈判对手笑一笑,握个手。突然之间,西藏问题已超越了国际竞技场上的“表述”之战——达赖喇嘛和其官员手握藏人的命运,他们不得不谨慎衡量他们的决定对西藏下一代的潜在影响。
令问题更复杂化的是“民族西藏”的未来地位。流亡政府已深深地承诺重建一个“大”西藏,这样政治西藏和民族西藏将统一在一个政治单位之下。这是上一个西藏政府的努力目标(就在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谈判中),也对此寄予厚望;但是这对流亡政府尤其重要,因为大量西藏难民来自那些藏区。自1959年以来,达赖喇嘛在流亡政府中对民族藏区的藏人一视同仁,努力将不同地区的藏民团结到一个社区中,同时也将包含这些藏区的未来的“自由”西藏作为基本政治目标。然而,大西藏的目标完全无视政治现实。西藏已有一个多世纪未统治这些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的大片地区,在1949年共产党上台之前,已有大量移民移居,包括汉人和非汉人(回族),很难想象中国会将这么大一块地方拱手让出。但是,如果达兰萨拉决定不追求大西藏的目标,则会失信于流亡的东藏人。和放弃独立一样,这也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议题,一旦外界得知达赖喇嘛愿意考虑此事,无疑会永久破坏流亡社区的团结。
除了这些限制和解和妥协的条件之外,另外一个因素是达兰萨拉领袖们的观点,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感觉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派出的参观团的访问揭示,西藏的大多数人民仍然拥护达赖喇嘛,因此他们觉得在谈判桌上有一个强有力的筹码——藏人的忠诚。因此,尽管中国有强大的力量,西方政府对西藏独立支持缺缺,他们仍感到中国不可能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西藏问题。回顾起来,这一点多少有点简单化和天真,但是对1982年的达赖喇嘛和他的高级官员而言,这已足够使天平倾向保持强硬,不进行任何妥协一侧。他们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
最后,达兰萨拉在政治和领土让步上没有达成一致,甚至有压力不要为北京谈判达成任何共识。于是达兰萨拉派遣高级代表团到北京,指示他们只就大的问题进行谈判;例如,就西藏和汉藏关系提出历史争论。因此,这些讨论不涉及达赖喇嘛回归的具体问题。对于他们的政治地位,藏人代表仅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说法,顺便提到:如果中国愿意让台湾“一国两制”,西藏期望更多。
藏人的态度令中国人感到失望。他们本希望流亡政府准备好以友好坦率的态度来讨论他们回归的细节问题,当听到藏人坚持讨论大的问题和“贡施关系”,并未打算接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西藏,不禁感到沮丧。如果流亡领袖估计过高一样,这种期望同样简单化,有点天真。北京希望和解,但又不愿在改变西藏自治区的政治控制问题上与流亡政府进行妥协交换。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一无所获,相反,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
1982年会谈之后,流亡领袖避免对会谈进行评论,显示了一些善意,但同时继续攻击中国的政策和在西藏违反人权,[11]这样的攻击往往超越了实际情况反应的事实;例如,指控中国进行种族灭绝。达兰萨拉仍惯于发动对抗性的“陈述”战争,而不愿采取新的行动,向中国发出清晰的信号:达赖喇嘛已准备发展新的友谊和和谐关系。
在中国一边,胡耀邦缓和政策的反对派将以上流亡政府的种种行为解释为他们没有诚意的信号。事实上,一些人明确将其定义为历史重现——他们认为这和五十年代达赖及其政府的两面派做派如出一辙。北京从而强化其对内政策,加大对西藏发展的资金投入。这一政策在1984年北京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上定案。会上批准了西藏自治区四十二个主要建设项目,将内地的“开放”政策扩展到西藏;尽管一些领导和专家担心这样回带来更多的非藏人口,从而进一步恶化藏人对中国和汉人的抵触情绪。从某种角度,既然北京无法劝说达赖喇嘛回归,解决西藏问题,强化它对西藏的统治,它就在没有达赖喇嘛介入的情况下,发展现代化西藏,同时允许群众(在中国法律制度框架内)发扬文化信仰宗教。
尽管如此,北京也不愿切断和达赖喇嘛的谈判,1984年,藏人代表和中国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谈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谈上,藏人带来了准备好的谈判方案。他们声明,达赖喇嘛拒绝中国的五点方针,他们自己的具体建议包括: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全面内部政治自治的大西藏。[12]这一表态,显然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北京无意讨论西藏的真正政治自治。他们期望提高西藏的稳定与安全,而不是把西藏的政治控制让渡给达兰萨拉的“敌人”,搞乱西藏,更不用说让达兰萨拉来控制大西藏。一方面,达兰萨拉的领袖们误判了他们自己的优势和北京愿意达成协议的愿望;另一方面,他们只是不想接受任何让步。中国的不妥协态度令他们既生气又失望,从感情上也无法相信他们能够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和拉萨的建议不了了之。
中国则继续推行其对内政策,到1985年末1986年初,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认为北京很快将启动第二轮改革,加强胡耀邦所说的自治状况。在这一状况下,大部分官员应该是藏人,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是藏语。此外,新任的西藏党委书记伍精华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彝族),意味着下一任党委书记可能是第一位藏族党委书记。伍精华随即做出姿态,表现出他和政府尊重西藏文化,例如,在节日穿着藏装。他还创造一种气氛,支持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因此,至少在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看来,拉萨处在一种有希望的气氛中。中国仍然要确认,我们西方人所知道的言论和集会的政治自由,在西藏和中国其他部分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允许西藏文化和宗教在一个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发展繁荣,已经跨了很大的一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持“海外华人”签证访问西藏,大部分到国外探访亲属的藏人也回国了。
但是,另外一股潮流在中国积聚力量:胡耀邦的宽大手段在中国和西藏都备受攻击,更多的左派藏族和汉族干部相信,向藏族民族敏感性做出更大让步的政策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危险的。这些高级干部试图阻碍伍精华在西藏的计划,在北京私底下交流对他的批评。尽管如此,党的西藏政策基本上没有变化,即使在胡耀邦1987年1月被迫退休后也是如此。
达兰萨拉于是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他们很清楚,北京无意让西藏享有另外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说独立。他们也很清楚,北京正沉浸在某种成功感之中,感觉其改革很可能会赢得,即使不是藏族人民的心,最少也是他们的胃。在拉萨和农村地区,公社被解散了,物质生活极大地改善了。同时,中国的经济能力和国际声望不断增加,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其与北京的战略关系。因此,流亡政府面临着真实威胁,其在西藏问题中的角色可能被边缘化。
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于1986~1987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发起新的政治攻势——我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国际游说运动。”[13]一方面,他们寻求新的西方政策和经济手段,来迫使北京给他们所希望的让步;另一方面,给西藏的藏人以希望,达赖喇嘛已接近成功获得西方支持来解决西藏问题,实质上,把藏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的胃转向他们的民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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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四月 25, 2006 in 雪狮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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