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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 :怀念陈寅恪先生

29 4月

陈寅恪先生是我最敬仰的一代学人。他学贯中西,治史有成,已至“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化境。陈先生的治史以渊博的资料为底蕴,强调治史以史识为要,厚积勃发,上接康乾之世的考据传统,下开五四以来的新史学。陈先生骨格奇高、命运多舛,不由令人嗟嘘不已。

转发这篇俞大维先生的怀念文章。

  我与陈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我唯一嫡亲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他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诗人;他的祖父陈宝箴(右铭)先生是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先生所器重,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付对联,以表仰慕。上联寅恪先生不复记忆,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其推重右铭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我的母亲是文正公的孙女,我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广钧(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与陈氏父子祖孙皆是好友。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
  读书须先识字
  现在我略谈寅恪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经过。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以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到了中、晚年,对他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人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
  在史中求史识
  在讲寅恪先生治国学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他研究国学的重点及目的。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此外,对於所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
  严谨而不偏狭
  我们对传统的典籍,大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我们先讲他对经的看法。他说:无论你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关於尚书今古文之辨,他认为古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据秦火之後,所传零星断简的典籍,采取有关尚书部份所编纂而成,所以我们要探索伪书的来源,研究其所用资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结论;不可武断的说它是全部杜撰的。由此我们可以得见寅恪先生,虽是严谨的小学家,却不是偏狭的汉学家。
  寅恪先生对於玄学,兴趣淡薄,上面已经说过。他甚恶抽象空洞的理论,本人从未听见他提及易经中的玄学。
  再讲春秋,寅恪先生虽不如王荆公之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但他除认为左傅为优美的文学外,对公羊三科九旨之说很少兴趣。对榖梁除范序外,我也未尝听他提起过。
  关於尔雅,他归於说文一类。对孝经,他认为是一部好书,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过礼记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礼,对於周礼,他虽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认为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为一人所杜撰。而周礼中用了许多古字,要说刘歆伪撰碑文,到处埋藏,则甚为可笑。
  他说,周礼是一部记载法令典章最完备的书,不论其真伪,则不可不研读。他尤其佩服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
  关於仪礼,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於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他常提起“礼教”思想在唐律疏议中的地位;他说这些是人人应该重视的。
  寅恪先生对於礼记的看法:他说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釆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书,且须要背诵。
  次讲四书。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不再重述。他说,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所编纂,而非孔子亲撰有系统的一部哲学论文。故大哲学家黑格尔看了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後,误认是一部很普通的书,尚不如 Cicero 的 De officiis。至於孟子一书,寅恪先生喜欢他的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份,及有关历史的议论,他认为多不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即其一例。
  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特别注重志书
  “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对於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人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天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关於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这里恕不一一叙述了。寅恪先生特别注重史实,前已说过,因此他很钦佩刘知几与章实斋。他尤其推崇司马温公通鉴的见解,读过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者,都能看到这一点。本人认为寅恪先生的史识,超过前人,此所谓“後来居上”者是也。
  喜欢庄子荀子
  因寅恪先生不喜欢玄学,在子书方面除有关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欢庄子的文章,也很重视荀子,认为荀子是儒门的正统。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响。他偶然也提到子书中较“僻”的几章,例如:抱朴子的诘鲍篇,列子(可视为一部伪书)的汤问篇等等。至於其他中国一般学者所推崇的书,如论衡之类,他似乎并不很重视。
  诗推崇白香山
  其次讲到集部,集部浩如烟海,博览实难。但是凡集部之书,包含典章制度者,他都特别加以注意。关於文学和诗词。寅恪先生对文,最推崇欧阳文忠公、韩文公、王荆公、归震川、姚姬传、曾文正公诸大家。他推崇曾文而认为姚文为叙事条理有余,而气魄不够,本人当时亦有同感。袁子才早年评方苞文与王渔洋诗,有“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之句。如曾文正撰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有“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如此类雄奇瑰玮之句,实非所谓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得常见也。
  诗,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怕将列为二等了。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论再生缘”中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关于词,除几首宋人词外,清代词人中,他常提到龚自珍(定庵)、朱祖谋(古微)及王国维三先生。我们可以说,词不是他特别的嗜好。他所作的诗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吊王国维的一首长诗,流传海内,为一般雅人达土所爱好,也是我们这一代最好的诗篇之一。
  学梵文研佛经
  现在我们讲寅恪先生在国学范围以外的学问,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 Lanman 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 Lueders 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後,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Baron A. Stael Von. Holstein)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後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本人还记得在抗战胜利后他回清华,路过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将 Stcherbatsky 所著书内关于法称 Dharmakirti 的因明学之部及 Tucci 由藏文所译龙树廻诤论(梵文本现已发现)念给他听,他都不特别感觉兴趣.
  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於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 P.Pelliot(伯希和)、德国的 F.W.K.Muelle、俄国的 W.Barthhold,及其他国学者。然他究因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知择善而从,故其见解,每为一般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精通各种文字
  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兹以元史为例,略作说明。大家都知道我国旧有元史是仓促修成,不实不尽的地方很多,为後来学者所诟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学者,先後辈出,约而论之,可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代,是元秘史与圣武亲征录的发现。圣武亲征录的佳本,见於说郛,只有漠文本。元秘史有汉文本与蒙文译音本。可是这一代的元史学者,功力虽勤,都不能直接读蒙古文。代表此时期的名家,为:钱大昕、何秋涛、李文田、张穆、魏源等。李文田曾把“纽察.脱察安”(即是“机密的历史”)误认是两位作者,即因不通蒙文的缘故。
  第二代,利用欧洲译文,补正元代史实。洪钧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陆润庠在序文中说:“证者,证史所误;补者,补史所缺。”立论精当,耳目一新。但是洪文卿氏仍不懂西域的文字,所用的材料,仍仅是间接的翻译,而非直接采自各家的原文。屠敬山的蒙兀儿史记与柯凤荪的新元史也都属於此时期的作品。王国维先生为我们这一代第一流学者,其考据之精,可与乾嘉大师并美,即关於蒙古史著作亦极精确。惟王氏只通日文,故其关於元代著作,或是利用我国原有资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转译欧洲学者著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惟王氏启後承先,厥功甚伟。第三期学者之来临,未始不受王氏启示的影响。
  第三代,在此时期,我国学者开始研治西北及中亚文字,期可阅读关於蒙古史的直接资料;然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写成一部新的蒙古史。代表此时期者即为陈寅恪先生。有关系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备;可惜他生於“齐州之乱何时歇,吾侪今朝皆苟活”的时候。他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仓促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他看来不过是整个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按:姚从吾先生与札奇斯钦先生共同译注蒙古秘史亦属此期。)蒙古史原始资料以Rashid a-din 著述为最重要,惜今尚无中文译本,盼我国学者早日将其译出,以供我国治元史者参考。
  缅怀一代大儒
  寅恪夫人名唐莹,是甲午年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据俞大纲教授生前表示,孙女可能是侄孙女。)寅恪先生有三女,长女、次女在金陵中学念书时,住在我家,由她们的姑母抚养,毕业後考入清华大学。现陈夫人及三个女儿究在何处,无从探悉,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曾传过数次,前几次均为误传,此次亦尚未证实。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惟寅恪先生现已年逾八十,以久病之身,处今日之世,溘然长逝,自属可能。惟今後“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乎?”我在美时,即有写下寅恪先生谈话的志愿,并拟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加以注释。现时历四纪,我又已年逾七十,这点心愿亦恐不能实现矣!我与寅恪先生情属至亲,谊兼师友,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
  寅恪先生,生於前清庚寅年六月,我生於丁酉年十二月,相差七岁有余。除在美德同学七年朝夕相处外,上边所述他一生的经过,自不免尚有遗漏,或有不实不尽之处。深盼他的友人与在清华研究院、香港大学、岭南大学的学生有所补正。唯追述他当年治学一般的观念,想大致不差也。
  五十九年三月
原载《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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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四月 29, 2006 in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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