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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强硬策略

05 7月

来自美国国会的新的支持,以及西藏发生的示威和骚乱,令流亡藏人们下结论:他们开始积聚了需要的关键力量,可以给北京施压以达到他们政治自治的目标。

1988年4月,中国宣布如果达赖喇嘛公开放弃独立目标,他可以居住在西藏(而不是北京)。两个月后,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对此做出回应。这标志着他对返回西藏的条件的第一次公开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

整个的西藏(包括民族藏区和政治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体应于西藏人民为其共同福祉和保护自己及西藏的环境而统一的法治基础上与中国共同建立。

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该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这表示西藏政府将有权决定所有有关西藏人民和西藏事务的事。

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发展的真正根源和潜能,西藏政府应完全恪遵全球人权宣言以确保包括言论、机会和信仰在内的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国家认同和深藏在每一个藏人心中的精神价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应特别加以保护和发展。

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由民选选出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西藏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应该取决于西藏人民的医院,并特别注重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

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方位的目的。[23]

达赖喇嘛表明他已准备好和中国就此建议进行谈判,并宣布其谈判小组成员,其中包括一名荷兰籍法律顾问。

斯特拉斯堡建议不寻求完全独立,但是它也不接受中国政治制度下的有限自治。如其说它呼吁给西藏新的地位,还不如说它支持回到清朝统治下的自治权。达赖喇嘛可以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应对西藏事务基本没什么权力。因为这份建议基本上早在1984年秘密会谈中就已提交给中国,所以对中国而言没什么新东西。但是,这次讲话的重要性在于:达赖喇嘛第一次公开告诉他的人民(和世界),独立是个不现实的目标;如果能够完全自治,他愿意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勇敢的建议,这份建议在流亡藏人政治圈内掀起了波澜,很多人批评它是背叛。[24]

这份建议同时是个有效的政治策略。如果,象流亡领袖所期望的那样,他们的胜利能够劝说北京比1984年更接受那样的政治自治,双方将开展实质性的谈判。同时,因为邓小平和其他高官多次重复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这份建议把北京放在了一个困难的位置。显然,拒绝这份建议会显得北京不讲道理,同时也提升了达赖喇嘛一个政治家的国际声望,为了达成永久性的和平愿意做出妥协。

起初,斯特拉斯堡讲话将北京陷入混乱。从基本面上看,领导层并没有改变他们愿意接受的妥协方案;但是,内部也有意见认为,至少要给外部一种愿意讨论斯特拉斯堡建议的印象,因为它没有要求独立。最后,在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的信号之后,强硬派的观点占了上风,斯特拉斯堡建议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隐蔽方式而被拒绝。回顾一下历史,不谈中国怎么能够允许成立一个大西藏,在中国当时的内部局势下,很难看出北京怎么可能让藏人享有西方民主式的自由,而不让中国的其他部分置身其外。达兰萨拉在谈判队伍中包括了一名西方顾问,这不必要地刺激了中国,让后者认为受到了外部干涉。最终谈判没有进行,6个月后,1988年12月,僧人们纪念国际人权日的示威引发了拉萨的第三次血腥骚乱。

在此局势不断恶化之时,西藏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于1989年1月28日突然逝世,他的死给北京带来一个突然的秘密机会。中国方面希望打破和达赖喇嘛的僵局,由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来北京参加班禅喇嘛的葬礼,想借此机会让达赖喇嘛和中国高层领导非正式地讨论政治局势。[25]一个例外的机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达赖喇嘛面前,他可以访问中国,而不用理清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做出此一邀请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方面相信达赖喇嘛比他的那些顾问们更缓和,直接的讨论可能会打破僵局。

但是达赖喇嘛和其高官不愿意接受这一邀请。中方不让达赖喇嘛访问西藏,因此流亡领袖担心,如果他到中国而不去西藏,拉萨的藏人会觉得被抛弃。他们也害怕中国可能会漠视他或者把他当成个小人物,以此来羞辱达赖喇嘛。此外,达兰萨拉的强硬派官员们担心,在和中国高层面对面的讨论中,达赖喇嘛可能会接受比他们所想的更多的妥协。于是,他们认为一切显然对他们有利,流亡领袖们劝说达赖喇嘛不去冒这个险,拒绝了邀请;告诉中国佛教协会,他们已在达兰萨拉举行了适当的仪式来悼念班禅喇嘛。[26]后来很多人回顾起来,认为这是1978年后丧失的最重要的机会。

其间,1989年西藏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小的民族主义示威,并在1989年3月5日酿成第四次拉萨骚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认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强硬手段来镇压动荡局面,走出了激烈的一步,在西藏宣布戒严。

1989年北京受到的另一个大挫折是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海内外的藏人都认为那是一个胜利——一个间接的但是强有力的声明: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合法的,这是一个信号,全世界都在身后支持达赖喇嘛和中国的斗争。最后,1989年也带来了天安门事件。尽管这一事件和西藏的形势没有直接联系,藏人一般对所谓的“汉人”事务不感兴趣,天安门事件无疑在中国鼓励了更强硬的政治政策,当局更容易在西藏采取强硬措施。

到1989年底,北京在西藏的内外策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除非中国愿意放弃西藏的直接政治控制,接受类似斯特拉斯堡建议的控制状态,藏人将继续他们的国际游说活动,鼓励更多的内部示威和新的国际谴责。达赖喇嘛重新夺回了主动权,他的国际建议成功地把局势扭转过来,北京在国内外两个战场都处于被动防守。

而北京对此的反应是采取更加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在北京,鸽派很难反驳历史的重演:毛泽东的渐进主义西藏政策(支持达赖喇嘛同时放慢改革速度)促成了1959年的叛乱;而胡耀邦的政策导致1987~1989的骚乱。很多官员强烈感觉,如果中国不停止“娇纵”西藏反动迷信分析,局势回变得完全不可收拾。中国政法委书记乔石(现在是人大委员长)在一次到拉萨的调查过程中的讲话,揭示了北京的愤怒和沮丧之情。在拉萨召开的一次西藏政治协商会议上,前西藏政府和宗教领袖批评当前的宗教、语言和经济政策。乔石的反应非常愤怒,对着这些前社会精英,冲口而出一些“阶级斗争”的词汇,这些词汇自从1978年邓小平上台就没有听到过了。乔石提醒他们,对于过去的错误,政府已经归还了寺庙,并给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然后他辛辣地问他们还想要更多吗——“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他说,“把你们的仆人还给你们,让你们象旧社会那样生活吗?”

在1989年冬的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的缓和政策正式被放弃。领导层的总体感觉是,北京对西藏的自由化条件,既没有从拉萨人民那儿得到表扬,也没能使他们相信他们最好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相反,他们增长的民族主义激情带来了不安和骚乱,实际上弱化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这一失败促使北京采取新的政策,提高西藏的安全,而不依赖于赢得西藏当前的这一代人;北京认为,这一代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

新政策假定:不能指望达赖喇嘛在西藏扮演建设性角色。北京试图抛开他来解决西藏问题。更具体的做法是,北京派遣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员(非藏人)进藏,来加强西藏党的领导,希望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使西藏和藏人现代化。类似的,更大的努力放在教育藏族年轻干部和在复兴党的各级机构——从上层到乡村一级。当然,安全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不稳定区域增加了一些便衣和警察局,更新监视设备。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新的示威很快得到控制,有效制止其升级为骚乱。确实,自1990年戒严解除之后七年间,尽管有频繁的示威,却没有发生一起新的骚乱。此外,实施这些控制措施没有限制拉萨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拉萨人不从事政治活动,他们想去哪就可以去哪,会见朋友,邀请喇嘛举行宗教仪式,集会等等。这种成功给了北京的领导人信心,无论藏人不同政见者(或者流亡藏人)搞什么阴谋,他们的安全部队都能对付。

中央政府新政策的基石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为基础建设和提高生产力的发展项目拨出大笔资金,以此来加速西藏的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寻求西藏和藏人的现代化,提高他们的收入,牢牢地将西藏和内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以降低他们的离心力。为了有效地实施这一政策,北京决定西藏必须迅速发展。例如,1994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西藏工作会议宣布,西藏“急切需要发展得更快些”,制定了经济计划要求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到2000在西藏1993的GDP基础上增长一倍。在1994年会议上,北京同时批准了总额达23.8亿元(约合2亿7千万美元)的62个基础建设项目。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北京所希望的效果。大批藏人从经济上受益,其他的把注意力从政治转到新的经济机会上来。但是,这一政策也知道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经济融合”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允许非藏民族(汉族合回族)自由地在西藏做生意。成千上万的汉人和回人来到西藏,参与建设项目和开办公司。随着北京逐步提高资金投入,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这一非藏人群是整个中国一个常见的现象的一部分,通常称为“盲流”——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地区(通常是农村)的常驻居民,但是暂时居住和工作在另外一个地区(通常是城市)。他们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没有“户口”,因此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殖民者”,但是长年累月地住在那儿。[28]自中国于1984年至1985年间宣布要将“开放”政策扩展到西藏开始,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这股人流不断扩大。对于这一人群,西藏自治区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他们极大地改变了拉萨的人口构成和基调,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扩展到小的县城。如此多的非藏人在西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的到来将西藏的政治中心拉萨,变成一个非藏居民人数与真正的藏族居民相等,甚至更多的城市。

非藏人现在控制了当地经济的各个层面的大部分领域——从街头的自行车修车匠,到计算机店老板,到和中国内地做生意的大公司。拉萨的很多藏人对这股洪流颇有怨言,他们认为应该制止或者严格限制这种情况,因为西藏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藏人而不是外来者应该是市场经济新的增长的第一受益人。藏人们相信他们在经济上无法和那些更有技能、更工业化的汉人和回人竞争;如果政府不介入,保证自治区居民的福利,他们将在经济上和人口构成上不断被边缘化。[29]这种言论认为,正象北京树立强大的壁垒,阻止外国人控制中国的新兴民族工业那样,西藏应该制定规章制度,阻止有资金和其他优势的中国人,保护藏人。

北京否决了这种言论,坚持快速发展是第一位的。它拒绝禁止或者限制非藏工人流入西藏,也不愿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特殊的经济保护法规。邓小平本人强烈支持这一观点。例如,1987年他说,“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力,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30]

当然,北京不愿意阻止这一流动,也有政治和战略动机。大量的非藏人口在西藏居住和工作,这给北京一个新的强大的拥护中国的“支持者”,提升了西藏安全。[31]尽快这些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永久殖民者,任一时刻都有大量的中国人居住在西藏的主要城市。就像很多美国人一样,他们到一个城市去工作几年,最后定居在这个城市;很多汉人也可能最后定居在西藏。因此,既然北京无法劝说大部分藏人忽略达赖喇嘛,接受成为中国一部分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北京可以授权大量中国人定居在西藏。我们很容易想象,如果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不光会派遣更多军队,它也会通过新的法案,给予“流动人口”有吸引力的补贴,诱使他们在西藏定居,以此来造成大批汉人的定居事实。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期望这些中国人能给藏人带来现代思考和行为模式的范例,让他们耳濡目染,逐渐仿效。基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经验,北京领导人部分倾向于这种文化传入过程,更“现代化”的汉人能够打开藏人的思想和眼界,创造出新的,“现代化”的藏人,而这些藏人不会深受宗教和喇嘛的影响。因此,尽管北京意识到,其开放政策短期内会给藏人带来伤害和痛苦,它觉得这是西藏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代价,长期而言它会获得胜利。

但是,很多藏人,包括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这一政策的伤害。在拉萨少数民族干部圈里传播的一个“黑色”幽默反映了藏人对中国政策的失望:

你知道[中国统治下]现代西藏历史的四个阶段吗?

第一个十年(1950-60),我们丢了土地[即,中国军队进入并控制了西藏];第二个十年(1960-70),我们丢了政治权力[即,传统政府被汉人主导的共产党政府替代];第三个十年(1970-80),我们丢了文化[即,文化大革命毁灭了宗教和其他旧的风俗];第四个十年(1980-90),我们连经济都丢了[即,开放经济政策使得非藏人主导了自治区的经济]。

北京还试图通过教育制度来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藏人精英阶层。除了西藏的标准学校系统之外,1985年开始了一个计划,在中国内地省份建设特殊的西藏中学,并在1987年后扩大了这一计划。今天,大约有10,000青年藏人在中国内地的这类学校中就读,并有更多的在职业学校念书。1994年,西藏开始了新一轮教育和党的改革,寻求减少文盲,同时更严密地控制教育内容,以使西藏学生不会接触到微妙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同样,1994年,下令西藏政府官员召回在达兰萨拉念书的子女,停止在家中供奉达赖喇嘛的画像。[32]

这些措施未必能消除民族忠诚和敏感度;例如,很多在内地生活的藏族学生,遭遇了当地汉人的偏见和固执,强化了他们的藏族认同。尽管如此,这些变化可能及时造成了一类受过良好教育,宗教色彩淡漠,感觉在中国社会生活舒适的藏人群体。评估这种可能性尚为时过早。

北京目前的“强硬”西藏政策也延伸到语言等文化领域。藏人可以自由的穿着、说、写和用“藏语”生活,但北京现在不愿实施(学院化)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改变,担心会强化西藏的特性,将西藏和中国的其他部分分隔更远。因而,中国不进行语言改革,将藏语作为政府机构的标准语言;同时,它推迟了一项计划,在中学用藏语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尽管近年一个为期六年的实验班发现,用藏语学习自然科学课程的学生比用汉语学习自然科学课程的成绩更好。1997年初,西藏教育政策出现了逆转的兆头,从扩大藏语在学校的使用,转向更早地引入汉语教学。[33]同样,北京继续限制僧尼的人数,收紧重建寺庙的限制,并加强对现在寺庙的管理。

所以,北京1989年之后的政策基本上暗中重新定义了西藏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在很多领域,例如计划生育,西藏仍存在特殊的补贴和优惠待遇,但是基本政策已经发生了改变。过去认为,因其历史,西藏在中国有其特殊地位;现在则认为,西藏只不过是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已。西藏被看作是一个民族区域,只要藏人愿意,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生活,传承;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承诺要保证西藏的人口构成、语言同质性永远不变。“民族敏感”的政策被不那么缓和的政策所代替,西藏现代化和建立新的“现代化”藏人优先。凡是强调西藏特性,将之和中国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的政策被否定(或者阻止),因为这和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对立。所有这些,敲在西藏民族主义者的心头,他们认为西藏是他们的人民和文化的祖国——他们的国家。这些政策突出了他们涉及汉族利益的持续无力感,加强了很多藏人对汉人和中央政府的憎恨。如此,北京在西藏推行这一高风险的策略,非常可能招来相反的结果,加剧它寻求战胜的暴力、血腥和仇恨。

西藏的强硬政策将达赖喇嘛置之不理,强迫他亲眼目睹他视之为悲剧的一系列世界。在一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中,尽管有战争和征服,饥荒和自然在南,西藏仍然是其人民独占的家园。现在西藏以及流亡的藏人只能看着它的逝去。达赖喇嘛继续赢得巨大的国际同情,对西藏的本地藏人态度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他无力停止中国的新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最少在短期内)不依赖于当地藏人的批准,因为国际社会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于是,北京重新占了上风。达赖喇嘛国际运动的胜利看起来越来越象出征舞一样的胜利。国际建议在西方赢得了巨大的象征性胜利,但是这些不仅无法强迫中国达成他们的目标,反而在促成新的强硬政策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而这一新政策实质性地改变了西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达兰萨拉及其西方支持者威胁中国对西藏的政治统治,这正好给北京的西藏强硬派以口实,以此为借口,他们放弃了胡耀邦在八十年代早期倡导的民族敏感性的西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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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七月 5, 2006 in 雪狮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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