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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4 7月

北京目前对和拉萨喇嘛开展新的讨论兴趣缺缺,因为北京相信他仍然不可能做出中国可能接受的妥协。1995年,双方在选择班禅转世灵童的问题上发生争执;这显示双方妥协的巨大难度,以及为什么北京对达赖喇嘛有如此疑虑。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逝世,中国政府同意选择新的班禅喇嘛。因为共产党是无神主义者,对他们而言谁被选为新的班禅喇嘛都没什么区别;但是因为此事和西藏有关,选择过程应按照西藏传统和规范,以确保新的转世灵童在西藏的宗教合法性。同时,考虑到政治需要,北京需要寻访过程必须明确反映中央政府在挑选转世灵童上的权威,而且下一任的班禅喇嘛必须在中国找到。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北京的策略是,由前任班禅喇嘛主寺(扎什伦布)的喇嘛和僧官们组建一个“传统的”藏人寻访队伍,授权他们按照古老的传统习惯(梦境、预兆、形迹和寻找)来确定一组转世灵童“候选人”。这一步骤完成后,再在中央政府的见证下,从“金瓶”中抽出一支匿名签,此签就确定正式的转世灵童。[1]这一金瓶挚签的习俗起自1792年清朝皇帝乾隆。

这一计划的问题在于,藏族规范要求,新的班禅喇嘛应被达赖喇嘛确认,而北京的计划中排除了达赖喇嘛的参与。毫不奇怪的是,达赖喇嘛反对金瓶挚签,更反对中国政府有任何权威来批准或废除西藏喇嘛的最终选择。[2]对于北京而言,把达赖喇嘛排除在寻访过程之外固然简化了寻找新的班禅喇嘛的问题,(同时强化了北京的政治主张),但是如此行为,达赖喇嘛将否定中国选择的班禅喇嘛的合法性,可能会自行在流亡藏人中选择一个不同的班禅喇嘛。因此,已故班禅喇嘛的官员力劝修改最初的方案,试图和达赖喇嘛在寻访上达成某种共识。

达赖喇嘛似乎也不想让选择下一任班禅喇嘛的变成一场政治秀。1991年3月,他送了一封信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说他愿意在寻访过程中提供帮助;从1990年到1993年,他的大哥嘉乐顿珠在不同场合劝说中国政府,让达赖喇嘛参与进来,让他派遣喇嘛到西藏帮助寻访。[3]

北京没有同意;但是它默许寻访小组的负责人,扎什伦布寺的恰扎活佛和达赖喇嘛取得联系。1993年7月17日,恰扎活佛趁嘉乐顿珠访问北京之时,托他转送一封信给达赖喇嘛。[4]这封信用了传统的西藏手卷格式,提及达赖喇嘛时使用了最尊贵的措词,信中向达赖喇嘛祈福,希望他帮助迅速选择班禅喇嘛;也就是说,请求达赖喇嘛在选择过程中的合作。[5]此时中国的态度似乎是,如果达赖喇嘛愿意合作,当然最好不过了;但是如果达赖喇嘛不合作,中国也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

嘉乐顿珠把这封信代给了印度的达赖喇嘛,但是达赖喇嘛的回应很强硬,要求恰扎活佛到印度来当面求教。[6]显然这也不算什么负面回应,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内部政治,这种访问是不可能的;至此,达赖喇嘛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毫无政治争议地选择下一任班禅喇嘛,他的态度显得有点暧昧。中国方面对此没有公开回应;而这给了中国的强硬派进一步的证据,试图和达赖喇嘛打交道是没有用处的。

从藏人的角度看,达赖喇嘛认可信的班禅喇嘛至关重要,因此恰扎活佛继续非正式地和达赖喇嘛通讯。到1994年底,寻访队伍汇编了“候选灵童”列表,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将从中选择;恰扎活佛给达赖喇嘛一封信,信中列出了25名候选灵童的详细资料(包括照片)。他还通知达赖喇嘛,种种迹象表明,其中一名男童——根敦确吉尼玛(Gendun Choekyi Nyima)——是真的转世。[7]尽管进度的某些人催促,达赖喇嘛应下令流亡的扎什伦布僧人在西藏以外寻找下一任班禅喇嘛;1995年初,达赖喇嘛还是检查了这些资料,同意恰扎活佛的结论。2月初,达赖喇嘛给恰扎活佛回信,说他的占卜结果也确认了根敦确吉尼玛。

对于恰扎活佛及其官员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他们坚持扎什伦布寺应被允许按照西藏惯例,联系达赖喇嘛,寻访转世化身。现在看起来,如北京开始委托的那样,在中国境内找到一名班禅喇嘛,并被确认。剩下要做的是如果确定最后的选择过程,宣布选择结果,让达赖喇嘛和北京都不失颜面。[8]前任班禅喇嘛的选择(1941年至1949年寻访)似乎给这种妥协提供了一个先例。

二十世纪早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关系不好。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到拉萨,向封建庄园主征收新税,九世班禅喇嘛拒绝了,声称他的土地使用权(由满族皇帝授予)条款排除了此等附加税种。[2]十三世达赖喇嘛坚持班禅喇嘛必须缴纳,这使得九世班禅喇嘛和他的高官于1924年逃亡到中国。后来,班禅喇嘛于1937年在内地逝世。

依照藏族传统,去世的班禅喇嘛的官员(流亡在中国内地)开始寻找他的化身。1941年他们认定青海省的一名藏族男童,并确定他就是新一任班禅喇嘛。但是,达赖喇嘛拒绝接受青海男童,指示班禅喇嘛在中国的随从把男童送到拉萨进行最后检查,同时包括另外两名候选男童。去世的班禅喇嘛的官员反对该提议,坚持他们认定的就是真的转世灵童,西藏政府于是拒绝最后承认青海灵童为新的班禅喇嘛。

此时,在中国的班禅喇嘛的官员也从蒋介石政府处寻求对灵童选择的最终确认,中国一直声称,自清朝以来,中国政府对班禅和达赖喇嘛的选择有最终裁决权。[10]经过深思熟虑,中国政府最后接受了过世的班禅官员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想劝说他们逃往台湾。1949年6月3日,国民党正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正式承认时已11岁的青海灵童为十世班禅[11]——并于1949年8月10日,在青海塔尔寺举行了坐床仪式,中国政府蒙藏委员会主任(代表李宗仁)参加了仪式。当然,拉萨的西藏 政府没有派遣官员参加,因为他们不承认这些活动的合法性。[12]

尽管有了国民党政府的承认,班禅喇嘛决定把宝押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因为他们看起开更可能帮助他返回西藏。因此,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青海省之后,班禅喇嘛的官员立即热诚地与他们取得联系;1949年10月1日——也就是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日子——班禅喇嘛给毛泽东发电报说:

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13]

第二年,毛泽东认可青海灵童为十世班禅喇嘛,同意一旦重新统一西藏就恢复他在西藏的地位。[14]

但是,对于大多数藏人,这位班禅喇嘛的合法性还是个问题,因为达赖喇嘛还没有认可他是真正的转世灵童。等到1951年达赖喇嘛的代表团到达北京谈判17条协议时,中国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坚持西藏方面必须先承认青海灵童,才会开始会谈。西藏代表团没有宗教权威来做出这种决定,被迫发电报给达赖喇嘛,请求指示。达赖喇嘛很快举行占卜仪式,确认青海灵童为真正的十世班禅喇嘛,此事就此了结,直到1989年班禅喇嘛去世。

因此,尽管在确认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存在着竞争,在最近的先例中,扎什伦布的僧官独立确定候选人,中国政府认可灵童,而无需进行金瓶挚签仪式,然后达赖喇嘛承认这个选择。然而,尽管有此先例,新的班禅喇嘛的确认还是以一场政治溃败而告终。

由于恰扎已经获得了达赖喇嘛对根敦确吉尼玛的确认,接下来绝对必要的是,他要获得北京给该灵童的认可。他的计划显然是,北京先正式承认该灵童,然后达赖喇嘛指出他也认为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一切依照上次的先例。中国媒体报道,1995年2月11日,恰扎活佛试图劝说中央政府免除金瓶挚签,向他们保证,根据藏族传统,他在扎什伦布前任班禅喇嘛灵塔(宗教坟墓)前进行了抽签,结果确定根敦确吉尼玛是无可争议的真正的转世化身。[15]显然他的努力没有成功,来自中国的消息来源显示,1995年3月,政府要求恰扎提交三到五名候选人姓名,以供金瓶挚签之用。[16]四月中旬,报告显示中国的汉藏官员准备集合,参加坐床典礼,尽管此时一切都未公开发布。就在这个时刻,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突然向世界宣布,他已认定根敦确吉尼玛是新的班禅喇嘛。他的声明宣称中国政府在选择上没有任何权威,他说,“寻访和确认班禅活佛的转世化身是宗教事务,而不是政治事务。”[17]

这一宣告当然激怒了中国政府,并使之感到尴尬。北京试图通过恰扎活佛和扎什伦布寺,按照“藏族”的惯例来进行此事,甚至寻求达赖喇嘛的帮助;但是现在,被羞辱地扔到一边,好像与整个决定过程毫无关系。达赖喇嘛向全世界展示,即使他身在流亡,他仍然能够决定转世寻访的最后结果,尽管此次寻访由中国政府主办在西藏进行。

然而,我们还不清楚,达赖喇嘛为什么这样做;双方也没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公开版本声称,恰扎非法地将国家机密(未说明)泄漏给达赖喇嘛——恰扎于1997年5月因分裂国家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6年 有期徒刑。[18]然而,他与达赖喇嘛的联系真的未经批准吗?

显然,恰扎是在被批准的情况下在北京和嘉乐顿珠相会,并通过他送信给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回信,前面已经提到,是通过“官方”手段,由新德里中国大使馆转交的。此外,恰扎活佛是一名拥护政府的爱国喇嘛,其政治生涯基于反分裂、支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在政府圈子里面很有名,深得西藏自治区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受北京之令负责寻访过程)的信任。因此,在如此明显的国家重要事务上,他不象是在自做主张秘密和达赖喇嘛接触。另一方面,事情有可能是这样,北京的高官大体上知道这些接触,但是不了解细节,特别是,恰扎把所有候选灵童信息都送给了达赖喇嘛。

无论上面那种情形是对的,看起来当恰扎试图劝说中央政府放弃金瓶挚签时,在是否放弃金瓶挚签问题上形成了僵局,这一僵局无意间让达赖喇嘛有机会在北京之前宣布他已经确认了转世灵童;如果是这样的话,又该怎么办呢?当北京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恰扎——这次的确没有通知政府的任何人——显然联系达赖喇嘛,告诉他有关此一僵局的消息。达兰萨拉就此消息进行了讨论,其结果就是达赖喇嘛先发制人的宣告。[19]

我们希望此事件的全部细节能在近年透露出来,但是目前,重要的是此事对西藏问题的影响。无论在中国和印度发生了什么,达赖喇嘛决定先发制人地宣布下任班禅喇嘛,这一决定至少可以说是政治上不够敏锐。即使北京最后选择了另外一个灵童,达赖喇嘛仍然能够否决北京的选择,说出自己的。相反,如果北京最终决定选择正确的灵童,达赖喇嘛也可以盖上关键的印章,确认选中了正确的班禅喇嘛。双方都可以向其追随者和全世界解释事件的“真实”含义,同时(这样做,)达赖喇嘛给了北京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他真心诚意地愿意和北京合作,减少冲突,解决问题。

显然,达赖喇嘛清楚地知道他的先发制人的宣布会激怒中国政府,我们必须假设他的真实意图是,无论政治上会有什么后果,他要向北京和全世界显示他再这一事件上极为重要的角色;再或者,他相信他必须采取此单边行动,以推动中国选择正确的灵童,这一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中国不会否决他的选择,因为这也是恰扎活佛(以及扎什伦布寺自己的寻访小组)的选择。

无论达赖喇嘛的动机如何,从中国观点看来,他的这一宣布是一个敌对的政治行为,旨在让中国难堪;同时再次说明达赖喇嘛无情地追求在西方世界的名望,而不顾中国付出的代价。中国认为,达赖喇嘛再次在关键时刻藐视北京,并送出了一个清楚的信号,在决定到底干不干时,他还是选择不干!

当然,达赖喇嘛的宣布置北京于困境。整个过程的基本先决条件是要确认中国中央政府在选择转世灵童上的权威,北京不得不决定是否挑战达赖喇嘛(当然,也是它自己的寻访小组的)选择。如果它同意达赖喇嘛的选择,可能会给人印象,它只不过是遵从达赖喇嘛的更基本的权威。但是,如果它不同意,并选择了另外的灵童,那么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藏人会拒绝接受这位班禅喇嘛是真正合法的。

北京花了5个月来决定这个事情,但是最后它取消了根敦确吉尼玛的候选灵童资格,用金瓶挚签选择了另一名男童;中国政府于1995年11月正式确认其为下一任班禅喇嘛。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叫嚣着攻击这个决定,认为这个男童是个假的转世化身,控告北京令人生厌地侵犯了西藏的宗教自由和达赖喇嘛的历史特权。在这个问题上,北京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且现在仍然是。现在,就有了一位大多数藏人不愿意接受的重要转世喇嘛;和另一位根敦确吉尼玛,后者一定是被严密监视,以防他突然被带走逃亡——而这将会令目前的灾难极大地复杂化。

许多流亡藏人或西方人士都把这看做是达赖喇嘛的一次胜利,很难理解他们的逻辑。确认,这事让藏人和他们的西方支持者们感觉良好,因为他们看见达赖喇嘛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了他的权威,但是他付出的代价太高而得到太少。从实际情况看,他选择的班禅喇嘛跟着他流亡,受他监护也不安全,因此他实际上把他选择的灵童推入终身软禁。这为流亡藏人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人权议题;但是其代价是,正在他受到不断增长的压力,要劝说中国放松对西藏的政策之时,这件事却增强了许多中国人士对他的不信任和憎恶之感。除此之外,更多的鸽派中国官员此时正试图游说国家代表大会,一个注重民族敏感性的寻访过程最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达赖喇嘛的宣告极大地破坏了这些官员的可信度。于是,他的行为再次强化了鹰派的观点,中国不能信任达赖喇嘛,也无法和他合作;此事同时也降低了中国可能和他重续谈判的可能性。而且此事的“奖品”——新的班禅喇嘛——则落入中国的控制之中。如果达赖喇嘛真的想在政治上玩硬的,他理应在流亡社区中选择一名班禅喇嘛,并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教育和培植他。

但是这就是西藏问题的本质。即使双方都有共同利益要防止一场灾难,感情和“脸面”问题——政治骄傲——轻松让他们出轨,失去理性。理性上,达赖喇嘛知道他需要在北京有更多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不是华盛顿或者纽约,但是从感情上,他很难采取适当的措施达到这一目的。

紧随着挑选班禅喇嘛的这次灾难,北京加强了对达赖喇嘛的宣传攻势,使用更粗暴和侮辱的词句。这一反达赖喇嘛运动持续到现在,许多中国人士相信,等待62岁的达赖喇嘛逝世,是对他们的“西藏”问题的最简单的答案。同时,中国政府全力加快发展和西藏现代化政策。它希望无论达赖喇嘛和藏人怎么想,怎么做,这一政策能够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最终创造出新一代藏人,他们认为最合乎利益的就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即使没有成功,这一政策也会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人口构成和经济特性,因此,不能赢得西藏的下一代也不会减弱北京对西藏的控制。

于是,对于中国方面而言,认真的加入寻求一个谈判解决方案并没有多大好处,就更不用说做出很大的让步了。北京的进行着其同化政策,她对达赖喇嘛的信任达到了最低点;因为缺少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外部有效制裁,北京肆无忌惮地追寻自己的目标。

另一方面,邓小平于1997年2月去世,这给达赖喇嘛一个微小的新机会。很明显,中国的需要专家和鸽派并不同意当前强硬路线背后的假设,质疑这种政策是否能维持中国所希望的长期的西藏稳定。他们认为,此一政策更加恶化了藏人的被疏离感,特别是年轻藏人,强化了他们的民族仇恨和政治失望,让他们觉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藏族人就不能有民族热情。由于潜在的民族情感,因此,为了中国的长期利益,还是应该回到更多考虑西藏民族性的西藏政策。如果北京的领导层稳定下来,而达赖喇嘛能发出合适的信号,它可能会对重新谈判感兴趣。对于任何中国领导人而言,解决西藏问题不言而喻代表着一个历史性胜利。对于一个这样的突破而言,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但是达赖喇嘛必须走出第一步。目前西藏仍是强硬派当权,如果不能给北京和拉萨的鸽派人士一些新的推力,这将不会改变。这种推力只能由达赖喇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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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七月 14, 2006 in 雪狮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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