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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和达兰萨拉

25 7月

流亡社区的局势不赞成达赖喇嘛做出某种大的妥协,以解决当前的僵局。自然,他和其高官拼命地希望能够停止非藏人进入西藏的人口迁移,他们相信,如果西藏被非藏人淹没,即使是“流动”人口,藏族的文化、宗教和语言不可能繁荣。他们抱着深刻的民族主义信念,无论西藏独立或是中国的一部分,藏人家园应该受到保护;于是,他们鼓励西方支持者敦促北京重新和他们进行谈判,并寻求其他国家为他们的利益进行调解。达赖喇嘛自己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最近他写信给党总书记江泽民,指出他愿意对中国进行一次宗教访问——明确是一次对佛教圣地,山西省五台山的“非政治性”朝拜。另外,在邓小平去世(1997年2月)时写给江泽民的悼念信中,达赖喇嘛写道,

我很遗憾,在邓先生的有生之年,我们没有展开关于西藏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但是,我坚定的相信,邓先生的去世给藏人和汉人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我非常希望,在您的领导下,中国政府能够发扬智慧,以和解和妥协的精神,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至于我自己,我仍然坚定地相信,我们之间的问题,只能在真诚和开放的气氛中,通过谈判解决。[20]

此外,在达赖喇嘛1997年访问台湾时,他一反常态地指出,他愿意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我[建议]访问台湾,明显证明我已经放弃了西藏独立的观点”,在联合报的访谈中,达赖喇嘛如是说……

“因为台湾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对台湾的访问显示我同意此一观点。我不寻求西藏独立。这一观点非常清楚”,达赖喇嘛在他印度的办公室告诉报界。[21]

中国还没有同意达赖喇嘛的访问,即使是一次伪装成宗教朝拜的访问。自1989年北京自己邀请达赖喇嘛进行一次宗教性访问之后,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中国领导人认为,因为达赖喇嘛继续坚持与斯特拉斯堡建议类似的西藏政治自治,因为新一轮谈判也不会有什么成果。例如,在最近访台时,路透社报道,“达赖喇嘛说,尽管有些藏人反对,他倾向于“一国两制”方案,北京年内将在香港首先实施,并希望扩展到台湾;按此方案,他的祖国将在中国主权下获得广泛自治。‘我非常相信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精神’,这位61岁的僧人告诉新闻简报,并重申他只寻求西藏自治,而不是独立。”[22]

因而,目前达赖喇嘛(和其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和他们第一个代表团访问北京是面对的类似——他们愿意接受的比独立少多少?政治自治是底线吗,是否能接受更多让步?时间在达赖喇嘛一边吗,还是时间正在流逝?如果时间正在流逝,应该今年做出让步呢,还是明年可能更好?这一本质上的僵局和八十年代早期一样——中国似乎绝对不愿意给西藏另一套政治制度——自治——的权力,而达赖喇嘛也不愿意接受比自治还少。如果说有什么新东西,那就是北京当前的强硬政策,这一政策给达赖喇嘛和其领导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么快速解决斗争,要么发展出有效的对抗手段,制止中国改变西藏的民族和经济特征。

达赖喇嘛有几个选择。他可以继续他目前的国际游说运动,通过攻击北京的人权记录,尽力将中国放在世界赛场的防守位置,同时努力为他的事业在华盛顿和欧洲寻求更多支持。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对此已是轻车熟路了。可是,现实情况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他们不愿在总体的人权问题或者特别的西藏人权问题上疏离中国。于是,就象失败的球队队员在头盔上得到一颗星,奖励打球打得好一样,这些国际上的成功让每个人都感觉良好,却改变不了比赛的结局。而且,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和中国对抗,鼓励流亡领导人的强硬态度,可能会使已经危险的局面进一步恶化。

继续当前政策隐含的意义是希望——流亡藏人西藏历史行程会提供他们想要的胜利,共产党中国会象1911年的清朝和1991的苏联那样迅速解体,这会给他们机会重新获得对西藏的控制。西藏谚语“藏人总是充满希望,汉人总是疑神疑鬼”在当前达兰萨拉的政治圈有着特殊的回应。对于达赖喇嘛,目前的方针主要是等待——在等待历史来以一种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同时,达赖喇嘛则力图保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西藏问题。这是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的安全选择。

但是,这种不作为的选择有一个明显的缺点。西藏正在以一种流亡领袖们痛恨的方式转变着;目前的转变进程持续时间越长,这一转变将来就越难以逆转。时间看起来不在达赖喇嘛这一边。此外,邓小平1997年的逝世给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邓小平反对胡耀邦的政策,支持强硬派,因此,达兰萨拉看来,他的死意味着在北京可能的妥协之路上,少了一个重要的障碍。因此,达兰萨拉受到更大的压力,劝说北京和达赖喇嘛达成协议。他们有两个可能的方向:

一个方向是实质性的妥协——达赖喇嘛可以送给北京清晰而且重要的信号,他愿意进行实质性谈判,也就是说,接受比真正的政治自治要少的东西。这和尼克松总统和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当年所做的类似:为了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单方面解除对中国的贸易禁令,将第七舰队移出台湾海峡,开始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使用“红色中国”或者“中共”这样的贬义词,以此向中国表示华盛顿的诚挚愿望。但是,走这一步,对于达赖喇嘛而言有着极大的困难,因为这有可能破坏流亡社区的脆弱的团结。[23]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把西藏4百万藏人的利益置于13万流亡藏人之上,同时也要求达赖喇嘛避免头盔上那些华而不实的“星星”。除非他强烈相信他的妥协建议能够成功,这样做对于他来说非常困难。

另一个可选的方向是扩大——鼓励(或者组织)在西藏的暴力反抗行动,以此给中国施加压力,做出让步。整个80年代,双方都调整了策略,来对付对方的建议;此种模式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可以阻止中国寻求正常的商业目标。这一策略并不寻求把中国人赶出西藏,而是劝说北京,如果它不对达赖喇嘛采取更缓和的路线,藏人会在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制造混乱。这种策略极有可能以西藏之外某地为基地,由小组受训过的军事人员实施,但是它将扩展到整个西藏。

如果这一暴力策略成功,它会使中国在当前危险的领导人权力交接时期变得更不稳定。即使只能部分成功,它也会缩小西藏的旅游业,阻止海外投资增长,威胁西藏的所有非藏人的安全,并唤起国际社会对这一严肃问题的认识。这一策略将从根本上显示,藏人的民族情绪没有打折;它会告诉中国,强硬政策是无效的。如果策略有效执行,中国几乎无法阻止这种恐怖袭击,除非它再次在西藏实施戒严;即使如此,藏人军事分子仍可以将他们的注意力移向四川、青海和北京与西藏有关的目标。如果不改变目前对旅游者和商务人士的开放政策,北京无法阻止爆炸物进入中国东部发达城市。

然而,如同妥协方案一样,因为达赖喇嘛强烈的非暴力主张,这一诉诸武力的措施对他而言同样困难;但是他也很难阻挡这一方向。[24]在西藏的特征如此明显地被改变之时,他无法劝说中国采取缓和政策;这一事实使得越来越多的武装藏人认为他的温和抵抗之路已经走道了尽头,而转向更暴力的手段。其症结在于,藏人不可能无限期在站在一边,目睹北京肆意改变他们的家园而不受到任何惩罚。对现实的绝望、愤怒和民族感情酿成的烈酒已经令海内外藏人沉醉,他们开始有了暴力抗暴的想法——他们认为这是“良心之战”,西藏版的起义(intifada)。

尽管这样,流亡藏人似乎在寻求外部资助,来阻止和发起这种活动。因而,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会这样做,而是他们决定什么时候不再等待开始行动。1996年,拉萨发生了三起爆炸事件,最后一起大爆炸炸坏了一栋政府大楼和临近的旅馆,800以外的房子都震动了。[25]尽管这些袭击的目标是建筑而不是无辜平民,考虑到目前藏人的沮丧和愤怒情绪,以及他们的策略需要对北京产生强有力的推动力,西藏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卷入到如同中东和北爱一样的种族暴力活动之中,这也不是无稽之谈。

因此,经过漫长的历史,西藏问题当前似乎到达了一个关键点。双方看起来都无法冒着必要的风险,达成解决冲突的妥协方案;倾向于继续发展对抗性策略,阻击对方,为己方积聚力量。然而,随着流亡藏人越来越无力改变西藏的局势,他们的受挫感增加,严酷的暴力活动的危险也指数倍地增加,无论是否得到达赖喇嘛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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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评论

Posted by 于 七月 25, 2006 in 雪狮与龙

 

One response to “达赖喇嘛和达兰萨拉

  1. lily

    四月 14, 2008 at 4:44 下午

    目前的西藏形式是否就是藏独们所希望的呢?
    小骚乱->国际上进一步关注->再次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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