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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西藏问题

01 8月

本书不适合详细讨论近五十年来藏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26]我反复强调,自尼克松和基辛格在1969~1971年和中国进行和解之后,美国对西藏的支持大幅减少。[27]此后十年间,西藏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隐学。直到1979年达赖喇嘛甚至不被允许访问美国。然而,80年代发生的事件再次将西藏问题带到前线。达赖喇嘛的国际活动在国会、人权界和市民游说团体中赢得了强烈的同情和对西藏的支持,如此他能够将西藏议题从乏人问津的专业“外交”领域带到美国国内政治的核心舞台。[28]国会率先出击,启动了一系列支持达赖喇嘛的措施,例如,上一章提到的1987年通过的支持西藏的议案,1987年邀请(达赖喇嘛)在国会人权小组上发言,(1990年开始)在美国之音设立藏语广播,为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设立富尔布赖特学者计划,立法要求国务院在“国别人权报告”中和中国分开,为西藏另立一章,立法要求国务院发布报告“关于美国和国会承认的真实藏人代表的关系;达赖喇嘛,他的代表和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关于西藏情况”(原文斜体)。[29]国会还建立了自由亚洲电台(包括藏语广播节目),1996年在国务院授权法案附加案中号召设立一名大使级的“西藏特使”。这位特使的职责是,鼓励中国和达赖喇嘛代表进行谈判,协调行政机构对国会西藏相关议案的反应,访问西藏和流亡中的藏人营地,促进藏人流亡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关系。[30]尽管因为克林顿总统否决了整个国务院拨款法案,最后一项没有成功;设立“特使”的想法将再次提起,因为国会的亲西藏游说团力图劝说美国官方的政策,更倾向于接受西藏为与中国分离的实体。

在美国,达赖喇嘛和他的事业的声望,以及对他的支持,也经历了大爆炸似的发展,赢得广泛关注:包括成立全美(以及很多西方国家)的西藏游说团体,人权组织对西藏的公民自由关注增加,有很多娱乐界明星也加入进来,例如哈利森•福特(Harrison Ford),里查•基尔(Richard Gere),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和已故的阿伦•金斯博格(Allen Ginsberg)。某种意义上说,达赖喇嘛自己也成为一个流行文化的偶像。

这种对西藏的广泛兴趣和国会的注意,使得近几届政府给达赖喇嘛和西藏更多注意。例如,布什总统(译注:老布什),不仅私下接见达赖喇嘛,[31]还于1991年签署国务院授权法案,法案中包含一些关于西藏的非常强烈(尽管没有约束性)的语句,如下:

国会认为:
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西藏,包括被划入中国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省的那些藏区,是一个被侵占的国家
西藏的真实代表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他们被藏族人民所承认。[原文着重号][32]

1993年比尔•克林顿的就职典礼上,总统(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进一步提升。作为新的中国政策的一部分,新政府在对华外交中更重视人权和民主问题,克林顿公开批评中国在西藏的所作所为。例如,1993年5月28日,他宣布,如果中国不能在一系列人权问题上取得进展,国务卿将不会在1994年为中国申请最惠国(MFN)待遇,他包括了“保护西藏独一无二的宗教和文化遗产”。六个月后,当克林顿总统和中国党总书记江泽民在西雅图会见时,他当面敦促江改善西藏的文化宗教自由状况,和达赖喇嘛展开谈判。[33]这是美国首次愿意使用其影响力试图推动中国对藏政策的变化(尽管它在西藏主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因此,1993年被很多藏人和其支持者看作是美国转变藏美关系的一年——如果部分因为中国对藏政策而否决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流亡藏人将获得自80时代中期以来孜孜以求的那种推动力。

但是,众所周知,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美国的对话政策在1994年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克林顿总统宣布他不会用经济制裁来诱导中国的政治变化,更不用说西藏了。[34]人权不再和最惠国待遇挂钩,流亡藏人被打回原点。这是一次痛苦的失望。

脱钩后三年,克林顿政府将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置于人权和政治自由之上。政府在和中国打交道时,低调处理西藏问题;尽管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人主张,帮助西藏是一个原则问题和良心问题——西藏是一个重要的测试,美国是否愿意领导创建一个新的,更民主的后冷战世界。但是,政府和国务院的主流观点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西藏对美国并无战略意义,美国应避免西藏问题伤害到中美关系。从战略上来说,中国太重要了。克林顿政府用“全面接触”来描述其策略,他们认为,与中国打交道的最好方法是从正面来进行接触,而不是以缺少人权和民主为由来攻击或者孤立中国。1994年国务院为国会准备的西藏报告传达了这种接触理论:“美国促进中国当局尊重人权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的强度。如果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则美国绝对没有办法来促使中国的藏族人权得到更大的尊重。”[35]克林顿政府全面接触策略的中心是,让中国相信,美国无意挑战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94年的报告用一种非常粗暴,反达兰萨拉的语句表述了美国在西藏政治地位方面的立场,以此来安抚中国。

在历史上,美国一直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至少自1966年始,美国的政策是公开承认西藏自治区……为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一长期政策和整个国际社会的观点是一致的,包括中国所有的邻国:没有国家认为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因为我们不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和自称“西藏流亡政府”没有外交关系。[原文着重号][36]

尽管如此,因为强大的中国和西藏游说团体,克林顿政府发现它不可能完全忽略人权议题,它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走钢丝:一方面大声讨论中国的宗教和公民自由(包括西藏),另一方面避免严重损坏中美关系。总的说来,它力图通过一些同情和关注的姿态来平时国内批评,并希望将对中美关系的损害降至最小——包括,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和国务卿、副总统等高官会面(以及总统“路过加入”并留影作政治秀),不挑战“国会思维”的煽动性语句,偶尔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和西藏和平解决争端。克林顿政府也被迫继续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但不进行制裁。例如,今年,美国再次(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共同提出一项联合国提案,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提案草案包括了西藏的相关语句,其中一条关注“对藏人文化、宗教和其他自由越来越多的限制,包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案子”,其他条款要求中国政府“保护藏人独一无二的文化、民族、语言和宗教特性。”[37]但是,如同以往的提案一样,中国不费吹灰之力就阻止了该动议,提案甚至没能进入正式讨论。西方民主国家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和中国对抗缺乏共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拒绝联署丹麦的联合国提案,[38]美国对此的支持也称不上积极。

因此,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十年来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作为,很清楚美国的行动无助于解决争端,甚至也没有缓和中国的西藏政策。他们帮助达赖喇嘛在西方的声望如日中天,让海内外的藏人感觉良好,但是(从达赖喇嘛的观点看)没能阻止西藏局势继续恶化。崇高的说教和同情的姿态混杂在一起,却没能给中国施加任何实质性的压力;即使说的是事实,那也不是它想要的。此外,美国的介入不仅仅是简单的无害——它还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美国的行动使得很多藏人相信,它支持达赖喇嘛在西藏实现民主的愿望,鼓励他们继续反对中国。我生动地记得,当我在拉萨近郊的哲蚌寺做研究的时候,一个21岁的僧人跑过来,小声问我,美国什么时候把中国赶出西藏,帮助达赖喇嘛回来。我试图向他解释,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美国不会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他听不进去,用力地说,“不,不,我知道美国比中国强大得多,美国会帮助我们。”

因此,很多北京人士认为,美国在“鼓动”藏人,威胁中国在西藏的战略利益,试图把这一战略边境地区搞得动荡不安(就像中情局五六十年代做的那样),这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这一看法,阻止了更和缓的中国人士倡导的民族敏感性政策;共产党内批评这种政策,认为它只会在西藏引发骚乱和仇恨,而不是更友好和接受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因此,美国的政策不间意地强化了中国的极端强硬派的立场;而他们的政策,正是达赖喇嘛想改变的。于是,很难不做出这种结论:美国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支持本质上起了反作用,是西方“坏朋友”症状的最新例子。美国政府和国会表示同情但是无害的支持姿态,同时很小心的避免使用他们的力量促使中国按照达赖喇嘛愿意接受的条款妥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促成的条件,使得北京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西藏实施强硬政策。

只要汉藏关系不演化成为严重的暴力冲突,克林顿政府不愿过多介入西藏问题,采取现实政治的态度。但是,如上文指出,反中国的暴力活动似乎越来越成为可能。这种不断升高的局势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西藏真的爆发严重的暴力恐怖活动,中国军队将不可避免的重拳出击,藏人的“为自由而战”将在美国赢得支持,这会给美国国内政治圈施加强大的压力。北京自然而然地会将这种支持视作对中国核心战略利益的严重支持,如此将严重破坏已经非常脆弱的中美关系,使美国的整个亚洲政策复杂化。

西藏的严重暴力活动也会影响到中国自己的内部稳定。它将引发一系列事件,使中国在起非常重要的时刻不稳定,或者推动领导人交接的进程,推向反美强硬派一边。北京最恶劣的情况之一是,西藏的严重骚乱会扩展到新疆、内蒙古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更糟的是,和他们相互配合。流亡藏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们一致西藏看到中国象苏联那样解体,如果在中国领导人交接中出现任何经济或者政治不稳的信号,他们会敏捷地介入进来,力图恶化或者加速这种不稳定。所有的藏人领袖都记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先例,1912年他从印度发动军事行动,一年内赶走了满汉官员和军队。美国的对藏政策因此出现了纰漏,因为它既不施压要求和平解决争端,也不制止流亡(和国内的)藏人采用暴力策略。

当然,我们可以讨论,藏人可能无力组织并支撑对中国的恐怖袭击——或者无意为此——但是,如果美国允许局面恶化到这种地步,再来见招拆招,那可能是太短视了。目前的美国政策就是允许这种危险的局势自行发展,而其结果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至少,这种暴力转向会对中美关系发生负面影响;最坏可能下,它会加剧中国的分离势力,在这个关键的亚洲国家引发政治动荡。

那么,是否有某种妥协的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冲突各方的需要呢?如果有,它需要哪些条件呢?

为了达到成功,一个妥协方案必须满足中国的战略和声望需要,同时保护藏族土地,以及藏民族语言、文化和人口构成。藏人本质上需要一个政治和民族制度都合适的民族解决发案。根据这种看法,西藏应主要由藏人组成,被藏人统治,使用藏语,并允许西藏文化和宗教的自由表达。对于达兰萨拉而言,最好的情况是独立或者完全的政治自治(类似斯特拉斯堡建议或者在香港应用的“一国两制”方案)。但是,如我们所知,这些选择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也不代表解决问题的现实性的共识。如果胡耀邦不能接受这种类似联邦制的西藏方案,期望邓小平的继任者也不现实。达赖喇嘛必须降低其底线,以达成某种妥协方案。

整个世纪以来,西藏努力寻求一个和它强大邻居相邻的可以接受的政治生态,这一努力没有凑效;而目前双方的财力和能力的巨大差别,使得西藏一方的形势比以前更弱。[39]藏人也许觉得,仅仅因为他们的对手力量强大,就希望他们在原则上做出妥协,这样太不公平;很难不对这种观点表示同情。但是,历史给他们一手差牌,西藏发生的事情显示,西藏的局势正在发生飞快的变化。如果他们现在无所作为,只是得到越来越多的象征性的胜利——在他们已经缀满星星的头盔上再加上更多闪烁的星星——如果几十年后,达赖喇嘛过世(他现在已经62了),独一无二的藏族家园可能已不复存在。

因此,达成妥协方案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可能在北京愿意接受的框架内——即不改变目前的共产党政治制度——创建真正的“民族”西藏?我认为答案是“可能”,如果双方将过去的仇恨和不信任放在一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

中国一方,也必须做出重大的让步,将西藏恢复为人口构成和语言上的同质地区。这这于北京来说是一个冒险的一步,但是这在其内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西藏是通过一个独特的书面协约,十七条协议,和中国统一的。

在政治方面,“新的”西藏自治区将保持当前的政治制度,但是北京将逐步任命藏人为党和政府官员,包括党委书记。到十年过渡期结束,藏族官员占的百分比将大幅提高,从目前的60~70%到85~90%之高。

在文化方面,将采取一些措施,提高藏文化的优势。其中最关键的是逐渐将藏语作为政府的基本工作语言。尽管的西藏官员和高官同时必须会中文,教育系统也将继续教授汉藏双语,恢复藏语作为西藏政府官方语言,这一举措会使得藏文化发展和现代化到目前不可能的程度。在班禅喇嘛和阿沛阿旺晋美的敦促下,这一改革的详细计划已在1987~1988年制定,随时可以启动。其他的文化措施包括,消除对寺庙僧人数目的限制,以及允许国外的喇嘛回国讲经;这些措施可以由双方制定,并逐渐实施。

在关键的人口构成和经济领域,北京必须采取措施,大幅减少生活在在西藏的非藏人书目,减少(来自其他省份的)外部经济竞争,以使得藏人成为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北京将继续其重点发展经济的做法,因为藏人也需要经济发展,但需要稍稍放慢速度,因为首要的考虑是藏人的直接经济福利。因为西藏绝大多数非藏式不是合法居民(殖民者),北京无需负责他们的再安置和再就业,可以送他们回家,尽管这是个敏感的问题。一个合理的目标是,逐步回到1959年藏人起义时的人口构成情况,那时从人口特征上看,西藏城市乡村绝大部分是藏人。

这一进程的结果将是,西藏的主流文化、语言和人口构成是藏族。它将继续其现代化进程,由藏人主导,尽管是“共产党”藏人。这一西藏可能还需要西藏绝大多数藏人的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外部支持不会降临)。如果中国将来沿着台湾的路径,发展出更民主的制度,例如多党制,西藏的政治领袖也相应地扩大他们的统治基础。这一妥协方案的前提是,将西藏转变为现代社会,同时完美地保留它丰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促进这一发展符合双方利益。西藏意义上的政治自由是第二位的,让步于保护民族、人口构成和文化同一性。

这一方案的最大障碍是流亡人士要求的大西藏。安多和康区,无疑在社会生态、文化和宗教方面和政治西藏类似,但是历史差异和目前的政治显示使得创造一个大西藏极不可能,最少目前不可能。对这一僵局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北京在西藏自治区和民族西藏地区同时实施改革,双方同意暂不讨论统一问题,直到新的进程已实施5或10年,双方已建立新的信任和尊重关系。

北京目前认为,有理由相信,考虑藏人反中国、拥独立的强烈感情,以及达赖喇嘛的可疑态度,即使这样一个“文化-民族”方案也会给其在西藏的地位带来潜在威胁。因此,要得到中国的良好响应,这一妥协方案因包含一些因素:清晰地强化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加强其长期的政治控制。

只有达赖喇嘛能为北京提供这些,因此他而不是流亡政府,才是这一妥协中的关键因素。北京实际上一直拒绝承认达兰萨拉流亡政府,坚持只和达赖喇嘛讨论他回归的问题。要想赢得上面提到的这些让步,达赖喇嘛需要同意做些事情。首先,他必须返回中国/西藏,并公开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其次,他必须积极工作,创造藏人和非藏人之间和谐合作的关系,劝说拉萨的藏人,停止骚乱,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不寻求真正的藏人的独立西藏。他必须利用他无比的声望和魅力来改变西藏藏人的态度,支持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他在西藏的精神高度是无与伦比的,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做到;再加上中国支持他的努力,积极完成上面建议的那些改变。[40]一旦启动,这一进程将会实施十年以上,甚至如果大多数流亡藏人选择继续呆在海外。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解决方案将合上西藏问题这一页,因为如果达赖喇嘛接受这一方案,西藏对藏独的主要支持也会停止。对于达赖喇嘛,那意味着为其人民保留一个真正的,单一民族的家园。

但是,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这种妥协是不可能发生的。流亡社区对这样一种文化妥协还缺乏共识,更不用说除开民族西藏地区,因此,达赖喇嘛很可能需要独立寻求这一行动——而得不到他的流亡政府的一致支持。他必须单方面送给北京明白无误的信号,他最后愿意和他们(在文化方面)进行合作,解决西藏问题。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和过去一样,他的倾向会是抵制这一决定。得出这一协议的关键在于,在中国领导人和达赖喇嘛之间发展出信任和尊重的新型关系。但是,如同在选择新的班禅喇嘛问题上的崩盘一样,回到旧的对抗模式比创建新的和谐关系要容易得多。

因此,如果中国和达赖喇嘛继续各行其是,按照上面这些条款的谈判解决冲突的方案在目前还不太可能。参与的双方信任太少,有太多理由不去冒这个险。因此,如果想有所进步,某种“催化剂”必不可少;再次美国可以扮演一个建设性角色,或者直接通过地下外交,或者通过挪威(或蒙古)等第三国。目前还不能公开的判断出这种美国参与将如何发生,但是可以断言,鉴于目前中国对藏人的低信任度,达赖喇嘛需要强大的鼓励,来送出一个大胆的信号,抓住北京的注意力。特别是,他需要保证,如果他返回中国而中国违约,美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他。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私下向北京保证,它将大事声张地支持新的安排,而不论国会和西方的顽固分子如何批评。

朝这个方向前进会使美国政府冒着一些危险,因为中国对外部干涉其内部事务极为敏感;而国会可能会批评政府把达赖喇嘛卖给了共产党;但是如果小心翼翼地行动,而且和达赖喇嘛达成了协议,就可以把危险降到最低。不管怎么样,美国国家利益的潜在收益都要比政治冒险要大得多。它不仅消除了西藏问题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同时它也和美国的人道原则一致,帮助藏人保护西藏为他们真正的文化和民族家园。它从而也使美国成为治好“坏朋友”综合症的第一个重要西方民主国家。

西藏问题目前到达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中国正在寻求的政策在达赖喇嘛看来正在改变西藏,也许是不可逆转地改变,而这种局势随着时间推移将会恶化。尽管北京的主流意见是,这一政策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利益服务,但是对很多中国人士而言,这一政策在藏人中制造愤怒、憎恨、示威和暴力,这无法保证中国想要的长期安全和善意。如果汉藏两族想要达成一个安全的,有意义的和睦局面,最少最少,需要考虑藏人深刻的民族情感。邓小平的逝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做出新的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达赖喇嘛是这一妥协方案的中心。他已经62岁,他必须考虑在他有生之年怎样能够最好地保护他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他的前任十三世达赖喇嘛,于二十年代在保守派的压力下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解散军团,废除核心现代化进程。十四世达赖喇嘛现在站在又一个十字路口,深思如何为他的下一代人民保存一个“藏族的”西藏。他可以继续置身局外,希望外部力量来消灭他的敌人;但是可能他很快会感到有压力去采取一个更主动的步骤——或者接受本文提到的那些主要妥协以此保护西藏,或者默默地勉强接受对付中国政策的新战略,在西藏组织暴力运动。似乎很明确的是,为了美国和富有同情心的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发展一种策略,确保达赖喇嘛和他的领袖们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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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八月 1, 2006 in 雪狮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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