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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重新回到媒体的聚光灯下

13 3月

近期的亚洲时报上刊出了对嘉乐顿珠的专访。我从多维看到转载的几篇文章的:

初看这次专访,令人有时空错乱之感。专访的调子非常之平和,我都怀疑是否经过亚洲时报记者的加工。这些内容不象是一直持反共观点,参与CIA反攻西藏,高举雪狮旗站在西藏独立游行前列的嘉乐顿珠,倒象是某位境内西藏老干部的回忆录。从这几篇报道看来,嘉乐顿珠致力于汉藏友好,非常愉快地回忆起和中国打交道,包括和蒋介石先生交往的往事。在报道中,嘉乐顿珠对中国共产党的涉藏官员上起邓小平、胡耀邦、万里,下至各届统战部长乌兰夫、阎明复、习仲勋、丁关 根、王兆国印象很好。嘉乐顿珠还回忆起和胡锦涛的交往,认为胡锦涛是个“很诚恳又很温和”的领导人。他对胡锦涛的评价很高:“他很不错、很谨慎、很务实,给我印象很深,也很好。胡锦涛不是做官而是做事的人,他没有官气,很务实。不像共产党的官员很多是做官的,不是做事的。”嘉乐请人转告邓小平,“我说,多几个胡锦涛,中国的问题就会少一点。”事实上,因为胡锦涛参与(领导?)了89年的西藏平叛,海外藏人对胡锦涛普遍评价不好。嘉乐顿珠的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从藏人这边听到。

我感觉,嘉乐顿珠的访谈中着重突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他认为应力图在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解决西藏问题。西藏一方有这个紧迫感,中方也应该有这个紧迫感。第 二,他对目前西藏局势,尤其是2006年5月之后的变化非常不解,希望中藏谈判能够回到邓小平先生的轨道,进行务实谈判。同时,他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再次重 申,达赖喇嘛放弃独立谋求高度自治的声明是真诚的,整个流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是真诚的。在达赖喇嘛的问题上,嘉乐顿珠谈到,“达赖喇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世界公认的。我觉得有些人糊涂了,他也许冲昏了头脑,以为经济好,有钱、有势,有军队,我不怕,我什么都可以做。这是错的!达赖喇嘛是自己同胞。”对于2006年5月之后的变化,嘉乐顿珠几乎是在不指名地批评胡锦涛。嘉乐说,“二零零六年的五六月份,中央很多机构批评达赖喇嘛,说他分裂、闹独立,说他反动等等,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从邓小平到胡耀邦、赵紫阳到江泽民,他们没有改变过邓小平的路线。”他没有说出的潜台词是,“胡锦涛为什么要改变?”

嘉乐顿珠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藏语节目组采访中,一位云南听众问道,“最近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进行无端攻击,这与汉人侵占西藏以后所进行的攻击达赖喇嘛的一贯做法有何不同之处?应该说明的是,我本人是一直将这种攻击行为当作是疯人疯语。”嘉乐顿珠回答说,“中国对达赖喇嘛进行攻击,就过去与现在的不同点,体现在“文化革命”期间属于一种极端的攻击方式,1979年以后基本上停止了这种“红卫兵”式的攻击,可是从今年5月开始的攻击,实质上与“文化革命”期间的攻击方式如出一辙,而这一点对我来说产生了很大的震撼。这也是我的疑问。我感觉,一直以来,北京一直在对外指责达赖喇嘛反华、分裂、独立、反动。可能从2006年5月之后,对内加强了对藏人的宣传洗脑吧。

藏人社区对这一变化非常敏感。最近藏人的一连串动作,包括Lodi对中藏谈判情况的说明,都反映了他们对时局的担忧。嘉乐顿珠为此质问过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也曾经质问过统战部的领导,就这样推翻了和邓小平先生达成的共识吗?3月7日,Reuters北京记者Benjamin Kang Lim发了一则关于西藏的旧闻,讲到平汪就西藏问题给胡锦涛的三封信(2004年的信在此)。 平汪同样反对把西藏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达赖喇嘛之死的想法。平汪认为,达赖喇嘛的死,会令他坚持的非暴力中间道路受挫,部分藏人会走上激进路线。如果真是这样,西藏问题将在这个方面受到国际更多关注,胡锦涛想在西藏建立“和谐社会”无异于空想。他还想在西藏来一次戒严吗?

在正在进行的人大会议上,胡锦涛参加了西藏代表团的审议。从新华社刊发的新闻稿中,你几乎看不出来胡锦涛对西藏有什么特别的关注:

胡锦涛特别强调,青藏铁路这条雪域高原上的钢铁大动脉的开通,给西藏的开发开放和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要牢牢把握、切实用好这一历史性机遇,用全新的思路谋划发展,最大限度地挖掘青藏铁路的巨大发展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青藏铁路的强大 辐射作用,使青藏铁路更好地为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造福西藏各族群众服务。胡锦涛指出,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是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是西藏各族群众的利益所在、福祉所 系。要把和谐西藏、平安西藏建设放在关系西藏工作全局的地位,突出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农牧民生活 这个重点,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使广大农牧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认真做好 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为实现西藏社会长治久安、各族群众幸福安康作出不懈努力。

当然,这些官方文章也许只是对外宣传,胡锦涛在座谈过程中可能谈到若干关键问题,但不为我们所知。从禁书事件和高耀洁 赴美事件看,当前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决策过程似乎还不十分确定,某些政策不出自胡锦涛,而由胡锦涛加以纠正。北京的对藏政策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呢?嘉乐顿珠 当年可以面对面地和邓小平先生接触,他是否还有机会再次和胡锦涛会面呢?

嘉乐顿珠在专访中谈到,流亡海外的有些藏人也有错误,“中央政府 想同我们好好对话、谈判,但我们没有珍惜,结果把机会错失了”。他透露,在阎明复任统战部长时,中央政府曾经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主导班禅喇嘛的追悼会。 嘉乐顿珠带邀请函返印度,但身边的人不让达赖喇嘛去。当时正是在六四之后,流亡藏人可能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将会如苏联一样裂解,因此无需做出任何妥协或 者让步。这种错误的判断令藏人社区失去了机会。

如今,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了:北京目前似乎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占了很大的优势,以此加强攻势,拒绝实质性谈判。如果达赖喇嘛在流亡中去世,北京将面临比目前 更复杂的局面,未来的对手可能会变弱,然而持更强硬的政治观点。这是北京希望的吗?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历史学家会记述道,“2007年初,北京丧失了难 得的和解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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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三月 13, 2007 in 雪狮与龙,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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