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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针尖对上麦芒

17 7月

锺贤:胡温面对左右夹攻

中共十七大前,京城理论界十分热闹,继一批老干部日前发表公开信,指摘二十多年来的改革走上邪路,要求中共十七大重回「马列毛路线」后,又有党校教授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批评「六四」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这一左一右,势成水火,但都把矛头直指中共中央,令胡温受左右夹攻。

这些文字,其实代表了中共党内两种与中央不一致的思潮。前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臈义派,认为中国「存在尠许多与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黑暗现象」,甚至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后者则是党内坚持政治改革的势力,他们指中央长期搁置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将有可能发生难以克服的社会动?和政治危机」。

有趣的是,这两大针锋相对的思潮,都以目前内地社会和官场存在的弊端作依据。党内左派指这些弊端是因为改革走上邪路所致;改革派则认为,由於经济改革没政治体制改革配套,所以令腐败丛生。

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两派势力都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炎黄春秋》的文章指出,「把一切权力集中於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於书记,党的集体领导制和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老干部的公开信,则要求总书记和中央常委由十七大全体党代表差额直选产生。

这是中共党内自九十年代「姓社还是姓资」论争以来最大的路线之争。当年邓小平毅然南巡,用「发展才是硬道理」平息了论争。然而,胡锦涛不是邓小平,今天的中国也非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目前党内的杂音,是不能靠一句「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平息的。当务之急,是加大反腐力度,令党内反对势力失去进攻的理据和群众基础。

太阳报

附录一: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

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各位委员和候补委员:

您于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着重提出了加强党内民主,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根据这一号召,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揭露了,一些类似的黑煤窑事件也不断被揭露。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应当也不会对这些事件看作是甚至说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这分明是资本主义包含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削和解放全人类,而这些事件却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宗旨。

山西黑砖窑事件,说明在我们国家存在着许多与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黑暗现象。比如,矿难事件的多年不断发生,夺去了无数可爱的劳动者的宝贵生命。而那些私营的煤矿主,却一次就可以拿出从工人身上剥削压榨出来的数百万元、数千万元去购买豪华轿车、豪华住宅。我们有很多日进斗金的富豪,他们的大企业一年就可增收进上亿元的财富。假如让这些事情继续畅通无阻地发展下去,难道这还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吗?!又比如,我们很多几十年来艰苦奋斗、建设起来的公有制大企业,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挖走了,卖掉了,甚至白送掉了,变成了美其名曰的民营企业而实际上是私营企业。原共产党员书记、厂长变成了大资本家,但还当着党员和书记。这符合《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建党原则吗?不用多说,在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也都是当年靠着亿万劳动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辛勤劳动、节衣缩食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而现在它们的产权、所有权大都不属于人民了,变成了私人老板的财产了。那些在私营企业、作坊、矿山、商店,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工,甚至大量的童工,他们拿着低微的工资却干着超常的工作时间的劳动,严重透支着生命,有的甚至是不见天日的无偿劳动。恐怕不只是这次才暴露的黑砖窑问题,在其他各个地方都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我们年年“扫黄打非”,但据说全国共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妇女因生活困难所迫从事着被残酷蹂躏肉体的卖淫活动,这造成多少个家庭的父母子女的痛苦生活!难道我们对此就毫无办法,任其继续存在下去吗?

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办得好、经营好的好端端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被毫无道理地拍卖给外国企业集团,让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国内市场,挤压了我们民族经济的发展。最近媒体报道,国家允许外资进入我国军事工业企业参股合资。即使是配套的设备、零件,这也是非常令人不安和应当反对的。没有有保证的配套怎么会有可靠的主套成套?任何一种武器装备,只要有一个零件有问题,就不可能正常运转,甚至可能自行爆炸、造成恶性事故啊!而且他们还会窃取一些机密,摸清我们的底,蚕食整个军工生产体系的!我们有多少省市县的领导对国家财产毫不痛惜,眼睁睁地拱手让给别人。在我国目前的GDP中,有多少是国内私有企业做出的,有多少是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做出的,又有多少是国有企业做出的呢?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现在我们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能站得住脚吗?为什么国家主管部门包括统计部门,多年不公布出各种经济成分比重的数字呢?工人和农民失去了主人翁地位,工人被迫买断工龄和下岗失业,在农村里早已出现新的剥削农民的富农和农场主了。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从上到下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有很多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背叛了祖国和人民。以上各类问题与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确实让人惊心动魄,震惊和愤慨。但每一次发生时,只在一个时间段内作为单个的突出事件报道了,而随后的处理大都是大事化小或不了了之,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从源头上、路线方针上查原因,也很少有相关的主要领导引咎辞职或被撤职查办。只有一些被揭露出来的严重的贪污腐化事件不得不判几年徒刑,最多判个死缓,极个别的才判死刑。这些干部过去很多都是不错的,只是在错误思想的潮流中没有经受住考验而走上了背叛党和人民的犯罪道路。

还有很多令人烦恼和深感忧虑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不胜枚举:如股市存在泡沫,物价上涨,城市到处乱拆工厂、乱拆民房,房地产炒作,房价飙升;还有,肥水快流和廉价出口的政策,导致了低工资、大剥削、高消耗、重污染的恶果、苦果。更为严重地,有的地方向中央闹独立性,不听招呼,不听指令。看来这次黑砖窑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现在,贫富反差之大,已达世界前列。据世界银行最近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埃及,也超过了日本、英国、美国!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导致两极分化,那就说明我们走上了邪路。邪路,无非就是错误、邪恶之路,资本主义之路。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问题越发展越严重;不能说没有成绩,或成绩不大,等等。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错误的东西呢?从表面看来,一些城市高楼林立,建起了很多合资或外资企业,也合并和扩大了一些国有企业,但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问题就多了,特别是与前面提到的黑暗问题对照起来,我们该如何回答呢?能说表面上歌舞升平的现象就是我们要走的康庄大道吗?对于这种现象,以及某些领导人发表的掩盖矛盾、脱离实际的讲话,外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是暗暗窃喜的,他们有的甚至公开加以赞许。而我们的老百姓看到这些负面问题始终不见改变,却深感痛惜和焦虑,担心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也担心自己的生活今后无依无靠。

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瓦解的悲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后进入低潮的教训还都历历在目。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势力和他们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经济与财政金融上、文化教育上、国防和军事上、外交及民族问题和宗教上等各方面对我们进行围剿。他们已经渗透得很深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对其反围剿的效果却不大,措施不力。尽管我们常讲和平、合作、和谐,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现在他们正在霍霍地磨刀,千方百计地准备在军事上对我们进行包围,准备发动侵略战争或以武力相威胁。

现在真可以说,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广大党员,特别是多年受到党教育的老同志无不心急如焚,盼望党中央能够采取有力措施,当机立断,审时度势,奋勇地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决地从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带有警示意义的“邪路”上毫不犹豫地走出来。希望在不久之后就要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七中会议上,以黑砖窑等事件为突破口,举一反三,从思想上、政治上、路线上全面进行反思和总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从政治思想路线上、建国方略上作出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符合广大人民需求的正确的决定。

我们诚恳地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对这次黑砖窑等事件千万不要就事论事,千万不要在思想路线上捂盖子,不要走过场,不要不了了之(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却没有从媒体上看到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常委委员们对山西黑砖窑事件说一句话)。而应把它看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突破口,看成是必须动员、号召全党改正错误路线的警钟。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胡锦涛同志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我们始终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完全拥护和坚决支持,并殷切盼望从今往后切切实实地做起来。

我们党有个光荣传统,就是:要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要统一于正确的意志。要为了人民的利益,克服艰难险阻,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为此,要有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环境,请中央为全党做出榜样,开创一个畅所欲言的新局面,号召全党发扬我们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畅所欲言。党中央要虚心听取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意见,集中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意见,把十七大开成一个正确路线的大会,团结胜利的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再不能犹豫了,到了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时候了,但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必须作好准备工作。

建议在十六届七中全会和十七大召开之前,掀起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由中央决定选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些重要文献,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文献中的经典论述,以及《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学习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毛主席著作,《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首歌词的全文,供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和十七大代表办学习班认真学习。还要组织和帮助一切有阅读能力的党员认真学习。建议在七中全会和十七大之前,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开展对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批判这些错误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1989年春夏之交,曾经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大泛滥,出现了一场反革命暴乱。邓小平同志指出,这场暴乱的性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个坚持的对立”,这场暴乱的目的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最大的教训是“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很少。”他还指出:“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页、374页)。今天,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比那时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赤裸裸的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外,还有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它肆无忌惮地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我国变成西方附庸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对有些人起到了一定的迷惑作用,应当着重批判。总之,对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必须彻底批判,拨乱反正,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建议由十七大作出决议:在党章中恢复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纠正关于“两个先锋队”的错误提法和允许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入党的错误规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自从《共产党宣言》以来就已经明确了的。早在1879年,当民主社会主义的头子伯恩斯坦等人提出要吸收“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入党,把党变成“全面的党”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予以痛斥,并说,如果他们坚持这种思想,就应当让他们退党,至少撤销他们在党内的领导职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67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原则。195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着重指出:“共产党员则不允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还是资本主义剥削)。”“如果他们不愿放弃剥削行为,继续进行富农或其他方式的剥削,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 “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线。”这些根本原则的规定,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六大之前。十六大以后,党与新资产阶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党与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这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建议:党的十七大恢复十五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和入党条件的规定,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上来。关于已经入党的资本家,可以让他们在两种出路中做出自己的选择:一种是放弃剥削,继续做党员,将原来用于剥削的生产资料交给党和人民政府,自己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种是自行退党,仍然做资本家,但要求他们爱国守法,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的成员参加祖国建设,有些人还可根据自愿原则申请加入相应的民主党派。看看当前的事实,应该坦率地讲:现在中国进行的改革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改革,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如果十七大还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走下去,叶利欣式的人物就一定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马上就会到来。当然,由于我国的具体条件与原苏联有所不同,他们很可能不是公开地解散共产党、宣布改变国号和分裂国土,而是用马列主义和五星红旗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以欺骗广大群众。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不彻底打破这种思想束缚,不纠正私有化的改革方针,不改变让资本家入党的错误原则,只是在二次分配上搞几项福利措施,抓几个贪官,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一系列祸国殃民的事件必将层出不穷。希望中央领导同志们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是明白的、清楚的。我们诚恳地建议和希望,彻底地否定错误的理论、思想和方针路线,与错误的思想理论彻底决裂,要在实际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回到马列毛革命路线上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忠实地贯彻执行下去,无论是政治、理论、思想、文化、教育、经济、农业、工业、国防、军事、外交、外贸、干部、腐败、扫黄打非以及打掉黑社会等各个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都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在这极为重大的历史关头,我们还建议中央常委和政治局考虑最佳方案,从根本上消除各种消极因素,克服与改变当前不利的局面。中央政治局应向全党发出号召,联系实际、联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联系中国共产党路线斗争史、联系国际斗争史、殖民地的苦难史进行学习,领导干部不应有顾虑与计较个人得失,应保证全党所有同志的真实意见都能够得到表达。鉴于多年来,党内严重缺乏民主作风,等级森严,领导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机会主义、自由主义之风盛行,多数人习惯于看领导眼色行事,怕不利于自己而跟着说、顺着说,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如果打不开这种局面,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是不可能开好的。为此,我们建议党中央作出正式决定并通告全党,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或对领导人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十七大代表以及党政军民学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全体党员,中央从组织上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使大家敢讲真话,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贡献宝贵的意见。要发扬光大红军当年长征时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的经验和精神。

同时应当作出决定,欢迎已离退休的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支持开好全会和代表大会。有的同志对于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宣传和论述,自己应当回避,不要再说三道四,要遵守党的纪律,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中央各位领导同志应当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以马列毛的理论为指导,带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方法,用“讲真理、不讲面子”的严肃态度,系统地、全面地总结将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得失,成绩有哪些、败绩有哪些、经验教训是什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制定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符合工人、农民、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管已定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怎么定的、谁负责的、谁说的,只要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应该加以彻底否定,进行修改。

我们这样做,经济上可能会受到一些暂时的影响,但是会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从而大大促进政治上的团结和经济上的更大发展。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一定会发展起来的。

关于十七大在候选人的安排问题上,建议中央坚持任人唯贤的方针,一定要选拔坚持马列毛革命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为人民的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不懈努力、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计较个人得失、德才兼备、廉洁自律的好干部;建议结合七中全会和十七大进行的情况,尽量对候选人的安排预案进行必要的调整,像党的七大那样,经过几上几下,最后按党章的规定差额选举来决定。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由十七大全体代表或中央委员会差额直接选举。

我们坚信,只要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能痛下决心,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不怕痛、不怕丑、不怕邪、不怕压,鼓起革命斗争的精神,共同努力、排除万难、力挽狂澜,以扭转乾坤、排山倒海之势,坚定地端正社会主义大方向;团结全党和全体与会同志,通过学习、讨论、争论,团结、批评、团结,从斗争到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重新制定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只有这样,十七大才能开成一次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正确路线的大会,团结胜利的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的朋友们都会支持赞扬我们,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也一定能够办好,办成友好团结胜利的盛会。我们一定能够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拥有更美好的前途和未来。

最后,让我们献上一首令人深为激动感慨神往的诗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们热切期盼尊敬的党中央领导同志,一定要把东风劲吹起来!!!

以上建议,请研究采纳。

马宾(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周光春(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

李成瑞(原国家统计局局长)

秦仲达(原化学工业部部长)

茅林(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

吴凡吾(原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

杨守正(原中国驻苏联大使)

华光(原中国驻罗马尼亚张海峰大使夫人、原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

韩西雅(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

臧乃光(原中国银行副总经理)

徐诚之(原铁道兵政治部主任)

龙桂林(原铁道兵参谋长)

白雪天(原解放军某坦克师政委)

陈晓(原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

喻权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徐飞(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默明哲(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审)

联系人:马宾

二00七年七月十二日

附录二:吴敏: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早在20多年前,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设计了一幅科学、严谨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蓝图蕴涵在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之中,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主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光辉文献。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被党中央称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纲领”和“指导性文件”。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基本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其一,改革一提出的时候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其二,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主要是党和国家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其三,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

其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绝不允许有任何动摇。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其五,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和人民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所谓权力过分集中,就是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什么事情都由书记拍板,党的集体领导制和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其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干预太多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要致力于改善党的领导,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其七,搞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要依靠加强法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保党风和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党风和社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形成贪污、盗窃和贿赂横行的世界。

其八,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个任务重点在于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其九,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要坚持既坚决、又审慎的方针,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但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步子要加快。可以设想,在党的十三大之后,大约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任务。

可以看出,邓小平设计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指引,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注重革除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重要地位、总体目标、基本方针、关键任务、思想保障、战略步骤等各方面都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在邓小平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民主政治体制根本取代权力过分集中的传统政治体制,这是一场矛头直指传统政治体制“总病根” 的攻坚战,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通过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只有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问题才能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 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是邓小平长期坚持的重要思想在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里,之所以要将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要紧紧抓住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这同他长期坚持的反对 “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密切相关。

早在1941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主办的《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着重阐述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以清除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观念在共产党内的影响。邓小平很重视这篇文章,将其收为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排序第二的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邓小平着重提出和阐述的观点主要是:

第一,共产党要发展政权中的民主斗争。既然有各革命阶级的代表参加到政权中来,“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

第二,共产党的领导植根于群众的拥护。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优势从何而来?“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第三,“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恶劣传统。“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四,把党的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此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除了阿Q主义者,谁能说党已经有了优势!”

第五,党权高于一切是最大的蠢笨。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第六,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能使党受到群众的监督。“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必然脱离群众”。“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 “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

第七,党对政权的责任是指导和监督。“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要实现监督的责任”。“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第八,党组织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党组织在同级政权机关的派出机构“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不可经常地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用党的名义提出主张。”“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

第九,要加强对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教育。“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在我们各项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这篇重要著作,明确地回答了共产党依靠什么获得领导地位,共产党怎样对自己建立的政权实行领导,为什么要清除“以党治国”观念在党内的影响等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历史文献中居于重要地位,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我们现在更应该看得很清楚,因为长期坚持“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做法,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均已分别丢掉了政权,中国国民党还先后丢掉了两次,中国共产党怎么还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呢?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实践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作了全面部署。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迅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实行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方面,一是致力于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转变党对国家事物的领导方式,逐步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二是致力于明确中央、地方、基层在实行党政分开实践中应该分别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随后再逐步向基层扩展;三是致力于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是对党和国家原有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触及相当一些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支持,这些改革举措的实施在总体上是比较顺利、比较平稳的。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波;紧接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又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骤然陷入危机。受这一连串猝不及防的国内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我国当时正在蓬勃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再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和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继续进行了,而是将这个蓝图和部署暂时搁置起来了。从1989年下半年至今18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状况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注重强调的是“反和平演变”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根本不提了,还撤销了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采取的许多重要举措。比如,已经撤销的政府各部门党组,又完全恢复了;分别设置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监察机构,被合而为一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了。邓小平在1989年5月曾经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地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但是,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两年半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十三大报告改动的岂止是“一个字”或者几十个、几百个字,几乎是整体上被改动了,被搁置了。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2月至1997年9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由于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发表,前两年多“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基本上陷于停顿的状况有了根本转变。但是,当时在肯定和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尽力开辟经济体制改革新局面的同时,不仅明显地弱化和降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而且完全避开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主体诉求,只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法制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当然,在这个阶段里,也进行了以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为原则的党政机构改革,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范畴。但是,由于没有触及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仅仅是在技术性层面隔靴搔痒,所以,这些改革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实际效果乏善可称。从实践效果来看,1993年的党政机构改革,基本上以失败告终;1993年施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于不科学的、官本位色彩很浓的职位分类基础之上,难以割断同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内在联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其配套规章所规定的多项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得到真正实施。

第三个阶段,从1997年9月直到现在。在这个阶段里,虽然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并提了,虽然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定要高举”的“伟大旗帜”了,也提出了“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一系列正确的思想理念,最近几年来在实践中又实行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亲民”政策,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关注和保护,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部署中,只是一般性、原则性地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只是对农村基层群众自治采取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促进措施,而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矛盾,即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的内容,则仍然讳莫如深,连提也没有提。

毛泽东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否则,“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显著特点,就是紧紧抓住了通过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自 1989年下半年以来,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基本上被搁置,没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着力去抓主要矛盾,只是在一些次要矛盾上绕来绕去地“打转转”,必然导致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只抓芝麻,不抓西瓜”,很难从传统政治体制里挣脱出来。比如,1998年以后的几年里,在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普遍实行“竞选”的势头很好,但最近几年,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势头明显地减缓了,甚至还出现了严重地倒退趋向。再比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均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代表大会在各种国家政权机关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地位。我们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疑要坚持这个目标和方向,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将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行使而实际上没有行使的权力收归人民代表大会,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但是,自1992年以后的15年来,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而由选民选举、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制度和机制并没有多少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职能并没有真正行使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仪式性、程序性的组织形式,远未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而且,现在又有了明确的规定,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评议了,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进行个案监督了。这是一种明显的倒退行为,何以谈得上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呢?这两个实例充分表明,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基本上被搁置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不仅不可能有根本性、实质性的进展,已经推行了的改革还很容易重新退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

18年来,有关决策者和领导者为什么基本上搁置了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呢?一方面,20世纪80、90年代交替之际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客观上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推进需要更加审慎,在一段时间里把改革的步子放缓一些;另一方面,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启动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难免要面临错综复杂乃至带有一定风险性的局面,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而有关决策者和领导者在这些方面的思想准备还不够充分,还没有确立起足够的决心和信心,这大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长期搁置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一直不对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发起进攻,致使其危害愈演愈烈,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十几年来,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愈益显著,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愈益扩大,医疗、住房、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愈益沉重地压在了广大老百姓的头上。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搁置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而导致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制约机制的缺失,民主化、科学化决策机制的缺失。这种状况,实在是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了。而且,把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是往后拖延,将要面临的局面势必更复杂,将要付出的代价势必更沉重,甚至有可能发生难以预料、难以克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此种令人堪忧的结果,任何稍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是极不愿意看到的。

有的同志说,自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了,这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原来所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众所周知,邓小平在1989年退休以后就明确表示,他决心不再过问中央的工作了,要让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独立地承担起工作责任来。他明确表示:“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再则,在国内外相继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特殊情况下,邓小平默认了有关决策者和领导者对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进程的调整,同意暂时不再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发起进攻,在一段时间里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放缓一些,这是一种明智之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中枢神经系统动大手术,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不能不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策略性的调整不等于战略性的放弃。在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原来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告诫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这里所说的改革,当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从《邓小平年谱》的记载看,自1993年10月之后直到1997年2月19日逝世,邓小平再也没有谈论过任何政治问题。因此,1993年经邓小平“逐篇审定”之后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所收入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著,实际上反映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后的思路和态度。概而言之,这个思路和态度就是:抓住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从根本上、实质上坚定不移地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推向前进。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对其身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样进行的最终遗嘱,是这位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斗了一辈子的世纪老人的未了之愿。

现在,邓小平逝世已经十年多了,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重新将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施,尽快改变十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不正常状态,这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也是对邓小平在天之灵的最好慰籍。(文中引邓小平言论均引自《邓小平文选》1、3卷及《邓小平年谱》下册) (作者系山西省委党校教授)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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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七月 17, 2007 in 畅所欲言, 历史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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