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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口述心路历程

30 10月

这段文字摘录转贴自多维,中国维权最新模式:胡佳现象的台前幕后

我不了解也无法评价胡佳,最早知道胡佳的是因为艾滋病和高耀洁老师;后来发现他几乎涉足所有的热点事件。这篇亚洲周刊的文章中满是溢美之词,评他是中国民间的“良心英雄”。在两次软禁中间,胡佳夫妇于2007年4月来到香港,与亚洲周刊记者张洁平畅谈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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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遭遇了很多次软禁,第一次是什麽时候,为什麽?

第一次被软禁是二零零二年的平安夜,那时候我们带了很多冬季的衣服去河南上蔡看望艾滋病人。我们是来自北京的最早的一批外人进入当地。那里冬天没有暖气,只有从小孩儿,到老人、中年人、各种各样的感染者。那些得艾滋病的小孩儿真是可怜,我们进去,他们就头歪著,这样看著我们,他们连把头正过来的力气都没有。

救助艾滋病人遭软禁

我们带的衣服都是北京市民捐赠的,还有毛绒玩具,那一年北京连续八天大雪。我是坐火车下去,一到河南村里,马不停蹄就带著四个环保志愿者进村了,衣服还在路上。第二天,我们就被扣留了。是河南省公安厅的国保总队,还有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办公室的人,算是软禁的形式,全身搜查,胶卷全部曝光。扣留在上蔡县宾馆,门口全是警察,不让你出去。

然后呢,中国的警察你知道,善于营造一种恐怖的气氛。他们说,问题很严重,还说该拘留的会拘留。他们最重要的扣留理由是,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

开始遭遇这些,会恐惧麽?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第一次我的朋友突然失踪了。我第一反应就是被国家安全部门拘捕了,我立刻跟《时代週刊》、《纽约时报》等联繫。二十八天里我每天出去前都洗澡,换乾淨衣服,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出门被抓起来。这是平生中第一次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要被抓,投进监狱,可能还会被警方殴打、刑讯什麽的。我确实恐惧。

恐惧我倒不怕。我小时候跟人打架多了。中学时候,老有不三不四的人到学校来劫女生,我就跟他们打架,儘管大部分女生我都不认识。可只要你上去,哪怕被打一顿,你也把他们的事给搅了,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心里也很痛快。如果某一件事情我没有去管,我会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后来你经常被软禁在家,那种状态是怎样的?

我在家里有手机、小灵通和固定电话,手机和小灵通受到干扰,但没有切断。很多朋友说我的小灵通总是佔线,但我实际上根本没打。手机成空号。换了号码他们很快知道,电话会被录音查社会关系。

我相信在我们国家,监控最严的,实时回馈的,我肯定是其中之一。我试过家里的网络整整三个月不能上网。这很可怕,我完全依赖于网络和外界沟通。那还正是营救高智晟律师的高峰时期。我让我妻子在网络切断十几天后买个GPRS无线上网,很慢,蜗牛速度,很艰难地用电子邮件和外界联繫。

国保的工作就是守著你,二十四小时不让你出门,阻止外边人进入。但我仍然二百四十一天(胡佳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解除秘密拘禁后至二零零七年二月被软禁)都在忙,朋友让我休息,听听音乐调整身心,我没有一件做成,书一本没有读完过。每天围绕著高智晟、李喜阁、万延海等等在忙。一直在打电话,发短信、电子邮件。

当时金燕九月三十日到十一月十四日去泰国和印度,北京的朋友劝我一道走,我在风口浪尖,情况很危急。但我不能走,因为高智晟律师的女儿格格、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偶尔有电话,为了这几个女子我也必须留下来。

袁伟静的压力很大,需要有人经常和她沟通。格格是十三岁的女孩子,只好和我联繫,把她家里的情况告诉我,我再告诉外界好营救高律师。除非我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天到来,否则我会一直坚持下来。我在想,如果我是格格或者袁伟静的话,我是多麽希望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多麽希望外边有人在帮助我。就算这样一种很简单的角色,你也不能擅离职守。要有一条线保留住。这是她们生命里最黑暗的时候,你的电话给他们一线的光明,不让她们产生绝望。

你开始是志愿者,为什麽后来牵扯了很多事情?

陈光诚的事情是从零六年六月十一日他被刑事拘留我才全盘介入的。眼前这些事我必须要管。说心里话,我根本不懂政治,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两个字的含义。政治化东西是政府的事。艾滋病也政治化了,环境问题政治化了,老百姓基本权益问题也政治化了。我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包括加入什麽政党,考虑什麽政纲。我想要的只是一点点公正、自由。

六四以后我信佛教。佛教五戒:杀生,淫亵,妄语,偷盗,饮酒。我对这点特别喜欢,六四之后我就不吃肉了。我看到校门口女孩子被欺负我必须管,看到六四的学生被警察欺压,看到艾滋病人缺医少药,是一样的。我性格特别懦弱、敏感,所以当别人痛苦时候,我会明白他的感觉。佛教核心是慈悲,我一辈子都在做这样两个字,自助助人。

你对待软禁的态度怎样?

我遇到过三种性质的软禁,一种是一出去有八个人跟著,走到哪都有,我也会跟他们发生衝突。二零零五年,有一天晚上我开车,他们一直在后面跟著,我突然掉头,倒车,然后在马路中间停车了。我直接拉开他们的车门,从里边把他们揪出来,挺暴力的。我是佛教徒,按说不应该这样,但这给他们很大精神压力。有时候警察笑著跟你说话,但是你看到他们手抖得很厉害。

我的脾气很暴,所以我会得肝硬化。我从来不低头,不管你是一个人、五个人、十五个人甚至三十个人。零六年七月十号,我跟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她一直被软禁在山东的家里)在集市上暂时逃脱警察的监视,去找陈光诚,有十一个月的时间没人见到他了。

在山东被三十人围攻

但很快我们就又被包围了,村口一大堆人恭候著你,我和袁伟静手拉手,他们不让,开始拉拉拽拽,三十个人围攻我们。你要说三十个人彻底打我,我恐怕要被救护车拉回北京去了。但就是因为袁伟静在,她知道那些人谁是谁,哪个是计生部门的,哪个是乡镇干部、公安局的。她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拳头向我的身体挥下来的时候,她就用身体护住我。我从来都是保护女性的,但这一次被女性保护。袁伟静真的很勇敢,她不过就是三十岁的人,比我小。但我管她叫嫂子,原来也是一个爱吃爱玩的人,现在变成这麽坚强的一个女性,值得我敬佩。

国保警察是一群怎样的人?

我开始时候恨透警察了。我觉得他们不是人,行尸走兽,没有人性,没有良知,鹰犬走狗畜牲,为五斗米折腰。尤其是二月十六日,我被绑架、非法拘禁了四十一天,我说我要回家,我担心曾金燕心脏病。他们不管。北京市国保总队的支队长来了,他们的领导,我就把花瓶拿起来砸在自己头上,我说,我的血要溅在你的身上。其实我当时想,我头破血流去医院,这样金燕就会知道。

国保也怕秋后算账

还是没有去医院。血凝固了,很疼,晚上睡不著。被我骂的国保局官员,他面无表情。做到这个级别的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他也很无奈,两头受气。他知道自己违法,担心秋后算帐,他们知道这个社会要向民主开放的方向发展。他们担心哪天胡佳当官了,后半辈子怎麽办。特别好笑,他会担心我怎麽报复他。这些人其实最可怜,昧著良心,又不得不这样做。

国保系统是国家权力部门,很多人既受过高等教育,又孔武有力。有一个叫王超,一米八的大个,开始对我很凶。我要回家,他们不让。我跟他们扛了两个小时,后来半个月我的胳膊都抬不过肩膀。他们对政治犯会留馀地,怕政治犯身上有伤痕。他们十几分钟换一班人,后来他们的头说我们服了,你也别弄了。这种力量悬殊的较量,你不低头,他们就输了。这麽多年,他们都没有赢。

我二零零二年开始和他们直接较量,后来较量越来越多。有通州区国保、朝阳区国保,也有北京市国保,我觉得最凶悍的是北京市国保总队,所有人受过高等教育。抡圆了往你眼睛上打,打了六拳。当时明显感觉到看不清了,但我还在骂他。他们完全是流氓,打我那个也就是大学刚毕业一两年,恐怕是「零零七」电影看多了,觉得国家保卫部门很酷。他很享受打人的快乐,权力和身体力量的释放。

还有一次软禁时跟他们发生了剧烈的衝突,在楼道里椅子乱飞。那是一个资助过艾滋孤儿的小学老师特地从浙江跑到北京来,约好了到我家来,却被警察拦在外边威胁驱赶。我最讨厌欺负女人的人,就和他们六个人在楼道里干起来。我把椅子举起来砸玻璃。最后,来了一个七十岁的老师,他指著我说,有这个邻居我们非常痛苦,如果你们把他抓起来就把他放到监狱里,天天守在这里干嘛。

那个老人害怕到爆发了,警察才有一些收敛。后来妥协的结果是他们用车把那个小学老师拉到宾馆,并且号称付了一半的房费。

越往后我和警察之间也越有「默契」,知道对方的底线。他知道我不会低头,我也知道和他们打架没有意义,他们人多,一定能从身体上控制你人身自由,儘管我真想找到他们好好干一仗。

你父母和妻子,也会因此承受很大压力?

我的父母知道我被软禁时候的危险。我刚被绑架的时候,他们天天晚上哭醒。他们所受的痛苦比我还大。但这次二百四十一天的软禁过程中,我妈妈反而从容了,比这更坏的她都经历过。我很欣喜我的父母和金燕一样都是慢慢调整好。

但他们对我并不支持。我爸爸说现在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干嘛要涉足政治,国家乱起来怎麽办。(编按:胡佳的父亲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一九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但我爸的信息管道也就是新闻联播、国内报纸。有时女性的胆量比男性大,我妈就是如此,她也恐惧,但事情到了她顶得住。我三舅在纽约开洗衣店,经常打电话把国外的情形告诉她,我妈的信息来源更多。她对我的事情表示理解,对道义上的事情很认同,但她不希望是自己的子孙这样。她说你别衝得太猛,被抓起来我们怎麽办。我爸只能央求我少做一些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多活几年」。

和金燕也是,零六年二月到三月,我们吵了无数的架,几乎要分手。也是这样,她说你不要去管六四的事情了,只把艾滋病NGO的事做好。她说你从事那些事情给我们的工作带来那麽多障碍,很多做艾滋病工作的志愿者受到牵连。

忠孝、忠爱不能两全

我觉得,忠孝、忠爱不能两全。我没有办法,我不能因为说自己在做艾滋病的事情,就跟六四伤残者说我不管你们了,我也同样不能说因为六四的事跟艾滋病人分手,跟环保的人分手。高耀洁老师也说,别管那麽多閒事,艾滋病的工作还很需要你,那麽多人命关天的事,那麽多人在等著你为他们呼吁,为他们求取药物,那些孩子需要你把他们的情况告诉外界,帮他们争取资助。

但是艾滋病、六四、维权……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同等重要的,不可偏废的,对我来说都是公正道义。你说让我权衡得失,我没有这根筋,我其实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人,我只能同时在做这些事情,只能忠于道义。国保说我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说你好像是从一个敏感的事情蹦到另一个敏感的事情,再蹦到更敏感的事情——从环保,到艾滋病,又弄到滚烫的达赖喇嘛、六四伤残者,然后又是高智晟、陈光诚了,我又成同案犯罪嫌疑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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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十月 30, 2008 in 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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