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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代表团访问西藏报告

30 1月

西藏:打破僵局

Tibet: Breaking the Deadlock

2009年10月12日

本报告详细说明了4名英国国会议员

艾克伍德(Aikwood)的斯蒂尔(Steel)勋爵

利物浦(Liverpool)的奥尔顿(Alton)勋爵

德里克怀亚特(Derek Wyatt)议员

詹姆士格雷(James Gray)议员

访问西藏的调查结果。

1 背景

代表团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邀请,英国议员代表团访问了西藏自治区。此前,国会上议院奥尔顿勋爵和斯蒂尔勋爵接待了一些来自中国的部长和西藏学者,举行了一系列 会议。双方重点讨论了达赖喇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对话,同时也涉及自由和人权议题。中方随后发出了到西藏访问的邀请。

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作出决定,支持和促进成立西藏访问团,以调查当地局势,并报告其调查结果;此一决定得到跨党派西藏小组(斯蒂尔勋爵、奥尔顿勋爵和詹姆士格雷议员均为其成员)的完全支持,以及达赖喇嘛的祝福。

代表团的成员包括:
艾克伍德的斯蒂尔勋爵:贵族,自由民主党
利物浦的奥尔顿勋爵:贵族,中立议员
詹姆士格雷议员先生:保守党国会议员,北威尔特郡(North Wiltshire)选区
德里克怀亚特议员先生:工党国会议员,西丁和谢佩选区
我们认为,代表团平衡了各政治派别,包含上下议院成员,加强了代表团的代表性。

访问目标

此行的目的是:

促进跨党派议员中国小组和西藏小组的成员深入了解中国/西藏问题;

鼓励北京政府和达赖喇嘛进行面对面会谈;

讨论人权、政治和宗教自由议题;

探讨文化、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和宪制安排,鼓励共存和相互可接受的和解;
公布一份报告,详细说明我们的研究结果。
我们愿意去西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是“速成专家”,或有垄断智慧。我们也并未轻信,我们将有机会与那些参加反对运动的人士自由会面。我们很清楚我们的行程和会议是有选择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然而,我们认为,英国议会应当发挥作用,促进对话,该对话取决于是否愿意倾听和参与中方观点——建立友谊和信任。

部长访问

代表团感谢英国外交部国务部长伊万刘易斯(Ivan Lewis)议员。就在我们出发前,他从西藏和我们举行了电视电话会议,介绍他的观察意见。代表团欢迎一位政府部长访问西藏,这说明了英国政府对西藏局势 重要性的认识。在编写本报告时,与刘易斯先生的后续会议定于2009年10月中旬举行。

历史背景

几个世纪以来,西藏与中国存在各种不同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的性质并无一贯性;不同时期,西藏享有较多或较小自主权。

精 确的西藏历史地位是很多争议的源头,充满了历史上独立或合并的相互矛盾的说法。中国人民共和国坚决主张,“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西藏‘流亡政府’ 断言,“西藏一直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些对立的主张,忽略了更加细致的历史现实。西藏随着中国和蒙古,成为蒙古帝国和大清帝国的一部分。在不同时期,如同 越南、韩国和其他族群一样,藏族承认中国皇帝的领导地位。

我们的最初的困难是定义:到底什么是西藏?由于不同实体主张西藏地区不同区域, 甚至连其大小和人口这样的问题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有时被称为“民族西藏”的地区,包括了比西藏自治区大得多的区域,包括延伸到东部的大片土地;有些西藏流 亡人士寻求恢复这一更大范围的土地,成立一个统一的西藏。实际上,达赖喇嘛认为有“600万藏人”。1950年,有人认为这个数字约为250万(包括在西 藏自治区和邻近省份生活的藏人)。600万这个数据,据说包括自治区的250万人,在邻近的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生活的290万人和12万流亡藏人。在邻近省份生活的藏人,比在西藏自治区生活的更多。这使得西藏流亡政府对藏族人居住的所有土地(250万平方公里)提出要求,面积为西藏自治区的两倍,其主要领域从未被(旧)拉萨政府管理,甚至在她独立的四十年间。

虽 然西藏历史的讨论可能追溯几个世纪,当前局势的主要近因发生在1949年,中国解放军开始了“解放西藏”的过程。第二年,1950年10月,中国军队控制 力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1951年,毛泽东与达赖喇嘛签署了关于西藏与中国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十七条协议。它似乎确保西藏自治,而由中国负责其外交。十七条 协议的合法性受到很多质疑,质疑者认为,年轻的达赖喇嘛除了签字,没有别的选择。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采取范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措施,将西藏合并到中国。从本质上讲,共产党人带来了阶级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苛刻的征服和压迫;这些导致反对中国统治的动乱和反抗。 这场骚乱蔓延到西藏,引起了1959年的大范围西藏叛乱。结果,中国军队进入西藏。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逃到印度,并流亡至今。1965年,西藏成为中国的 “自治区”之一。对那些中国统治的批评家而言,无论他们是赞成西藏独立或是“有意义的自治”,西藏实际上被充分纳入中国人民共和国。作为西藏“流亡政府” 的领导者,达赖喇嘛呼吁“有意义的自治”。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后毛泽东时期,邓小平作出了一次和解的真实尝试,他邀请西藏流亡者回来,愿意和达赖喇嘛 直接谈判,并邀请他们访问西藏。用历史学家次仁夏加(Tsering Shakya)的话来说,这个决定是“严重的错误判断”:“ 北京的承诺强调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最高级党的官员胡耀邦的参与。一旦中国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失去兴趣,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无可避免地结束了。”

英国的角色

在 整个访问期间,我们深切注意到英国在二十世纪西藏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和责任。我们意识到横亘在人民之间的深刻而无法愈合的障碍——例如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角 色或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可能出现的误解。1903~04年间,在印度总督寇松(Curzon)勋爵的刺激下,弗朗西斯荣赫鹏爵士带领一支英国远征 军入侵西藏,以保护印度的殖民利益。此一行动,以维多利亚后期和爱德华七世初期英国“大博弈”的名义,消减俄罗斯的影响,建立一个缓冲国, 澄清边界,强加外交关系,发挥英国影响。尽管此次远征杀害了3000名藏族士兵,英国人认为,他们是受到欢迎的解放者。拉萨居民鼓掌迎来了英国军队。实际 上,在西藏文化中,鼓掌是一个敌对的指责,并企图抵御有害的占领影响——但这种错误观念是基于不同的历史形式。
英国入侵后,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蒙古。此后,一项条约缔结,英军撤退,达赖喇嘛才得以返回。1910年,清军仿效英国,派军队进入西藏,迫使达赖喇嘛再次流亡。这一次(如同他的继任者50之后一样) , 他去了印度。达赖喇嘛结识了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一位讲一口流利藏语的英国官员;十年后贝尔在拉萨呆了一年,成为达赖喇嘛值得信赖的良师益友。贝尔来后写道,他认为,直到1720年,西藏是 “清楚地独立”于中国;而1912年,西藏重申其独立,十三世达赖喇嘛驱逐中国军队,宣布西藏的自由——这一暂时独立一直持续到1950年10月,4万中 国军队入侵康区。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上诉到联合国,描述这一入侵是“强者侵犯弱者的最粗暴的实例”。
尽管英国与西藏建立了条约关系,英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安全理事会,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告诉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我们希望做的,是创造一种局势,不迫使我们在共产党入侵西藏事件上采取实质行动。”

3. 中国和达赖喇嘛的关系

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探索达赖喇嘛和中国对话的机会。当前,中国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依然很差。达赖喇嘛的代表和北京之间的会谈自2007年夏天起暂停。我们不知道目前有任何计划,在不久的将来重开谈判。

中国描绘的达赖喇嘛

在 和中国官员会见时,代表团抓住所有机会,提出与达赖喇嘛恢复谈判的前景问题。但是,我们的请求得到中国官方一致的负面回应。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英友好 小组主席查培新告诉我们,达赖喇嘛是一个“历史的罪犯”和“分裂分子”。在西藏,在与西藏自治区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当被问及为什么禁止达赖喇 嘛的画像时,平措先生说“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这类罪犯的画像,他从来没做过对西藏半点有益的事情。”
我们不同意对达赖喇嘛的这一描述,他除了其他 荣誉之外,于198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西藏流亡社区中,达赖喇嘛持有温和观点。煽动性言论是具有破坏性的。我们认为,达赖喇嘛实际上是中国潜在的 盟友;只有他有道义上的领导地位,达成一个为西藏人民所接受的解决方案。他提出的“中间道路”,追求“有意义的自治”,而不是西藏的完全独立,指明这一解 决方案看起来该怎么样。

求同存异

代表团坚持认为,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应该也能够寻找到共同立场。尽管中方言辞激 烈,詹姆斯格雷关于开明的自我利益的观点给中国部长们深刻印象: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极大地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在和统战部朱维群副部长的会见中, 斯蒂尔勋爵拿北爱的困境做比方。在北爱尔兰,英国面临着一套不同但是可比的僵局。斯蒂尔勋爵向朱先生指出,1998年,英国政府为达成贝尔法斯特协定采取 了非常措施,包括成立移交议会、释放囚犯,与被视为罪犯的异议团体领导人对话。作为苏格兰议会的首席发言人,斯蒂尔勋爵介绍了权力下放的英国模式,试图调 解双方团结和高度的自治水平。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探索英国的权力下放模式。
在探讨了北爱尔兰的例子之后,德里克怀亚特进一步提供了南非、斯里 兰卡和中东地区的例子:为了追求更大的希望,谈判双方作出了相当大的牺牲,在政治上丢脸,打破棘手的僵持局面,而成就和平。代表团也引用了中国在香港问题 上的先例和“一国两制”,作为一种灵活和创造性解决政治困难的方法。此外,有人建议朱先生考虑引入独立的对话者,类似米切尔(Mitchell)参议员在 北爱尔兰谈判中发挥的作用,可能有助于推动讨论的问题。

在 2008年3月的骚乱之后,达赖喇嘛尖锐地谴责了采用暴力手段改变西藏的手法。他也接受(如果英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表述的一样,尽管没有任何议会辩论),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相信它应允许很大的自主权。他否认回到封建制度,并表示愿意接受一个宗教领袖而不是政治领袖的角色。如果双方都有足够的诚意和决 心,这四项原则可以成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一个稳定方案的基础。
中国如何处理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是对他们的治国方略的考验。达赖喇嘛可以被看作一个政治问题,但是这无视于他说世界上最重要的精神领袖之一。奥尔顿勋爵建议,可考虑与达赖喇嘛达成宗教协约,制定拉萨为圣城,相当于教皇和教廷在意大利梵蒂冈享有的地位。

双方都希望和平、繁荣和未来无限的西藏。只有双方共同努力,这个未来才能实现。此外,如果双方不合作,继续从事立场对立的工作,将会导致敌对和暴力升级。对话代表避免这种情况的最佳机会。

调查结果

代表团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存在真正的机会。我们相信双方存在共同点,而且也应该探讨,以期解决。
我们尤其欢迎达赖喇嘛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立场:
1. 不追求独立,而是接受中国的联邦权力;
2. 谴责为达成政治目的采用一切形式的暴力;
3. 否认西藏将会回到封建制度政府的概念;
4. 表达建设性对话的意愿,以及对和平、公正的未来西藏的期望。

同样,我们欢迎中国的以下立场:
1. 除独立外,对西藏未来的选择持开放态度;
2. 坚决承诺发展西藏的基础设施;
3. 采取行动,保护西藏文化;
4. 强调十七大“建设和谐社会”的愿望。

代表团建议,对话采取面对面对话的形式,包括达赖喇嘛和一位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主席、总理或外交部长。我们注意到,在这类谈判中一个独立的中间人能够带来巨大的优点。我们回顾在北爱尔兰、斯里兰卡和其他磋商中调解员的有益作用。

4. 宗教自由

对 宗教自由的关注,是代表团向中国代表施压的首要事项。宗教特别是佛教,是西藏文化的一个根本部分。在西藏自助去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总部举行的会议中,我 们被告知,西藏有超过1700个宗教场所。我们对西藏人民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信仰相对自由深感震惊。任何试图解决西藏的政治局势,必须适当考虑西藏人民怀有 深厚的宗教文化生活。

法律保护

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国际法保障,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西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的索朗仁增(Sonam Rinzen?西藏统战部副部长)先生告诉代表团,中国给宗教提供法律保护,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一个重大进 展,1955年,毛泽东在与达赖喇嘛接触时声称“宗教是毒药”。

投资

我们欢迎中国政府投资7亿人民币,用于修缮寺庙和宗教场所。当然,很多这种损坏来自文革期间的忽视和破坏。

问题

然 而,尽管表面上支持宗教信仰,问题依然存在。在西藏,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不可避免地和与达赖喇嘛的关系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如果国家赋予民众宗教活动 的自由,而不是破坏它的团结,国家往往成为受益人。宗教得到自由的发展和推广。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宗教团体为社会、慈善和志愿者努力提供动力。通过在 香港的实践,中国政府了解到,宗教信仰自由成为社会一个亮丽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宗教和其领导人被诬蔑、囚禁、压制或赶到地下, 它的信徒将会成为国家的敌人。特别是年轻的信徒将被疏远,变得激进。他们的不满变成了对国家的战争。

我们知道,执政的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 教。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社会流动的手段,是担任政治职务的非正式先决条件。对党员的这一规定,使得宗教成员无法担任政府职务,并在政府得到适当的代表; 否则自然如此。此外,我们认为,政府需要对民间机构进行合法监管,宗教团体也应享有自由,根据传统和特定的规定任命和指导行政和宗教事务;但由于对宗教机 构的严格控制,政府未能在此二者之前取得令人满意的平衡。

佛教在西藏

西藏有4万6千名西藏僧侣和尼姑,绝大多数藏人是佛教生活方式的信徒。在我们的访问中,我们很荣幸地访问几个寺庙,包括达赖喇嘛的母寺——哲蚌寺,色拉寺和西藏的第一个寺庙——桑耶寺。依其本质,这些寺庙是祈祷和平的地方,僧侣们热烈地欢迎我们。

斯帕(Sibpa)先生告诉我们,西藏佛教协会在中国政府和西藏佛教信众之间起到桥梁作用。该组织帮助了海外一万多名佛教徒访问西藏的佛教场所。我们欢迎有能力的信众前往西藏圣地。

在 我们对哲蚌寺的访问中,我们跟进了伊万国务部长提出的问题,关心2008年3月骚乱后失踪的400名僧侣。我们的向导,一个和尚告诉我们,有6名僧人参加 示威活动后失踪。当被问及寺庙中的僧侣人数时,他说,在抗议前大约有500名僧人注册;抗议后也有500名僧人注册。他说,他不知道那6名失踪的僧侣,也 不知道寺庙里的僧侣谁认识他们。

我们当时假设,失踪的僧人(在哲蚌寺居住)却没有正式注册,或者因为害怕把僧人失踪告知给我们这样的游人,不愿意透露进一步的信息。

寺 庙的管理也受到质疑。据悉,每个寺院有一个管理委员会,包括共产党官员,加上从寺院中选择的僧人。这些委员会负责寺院的行政事务,包括财务、招募和建设工 作,但也有能力裁决更多的宗教事务,例如任命寺院住持。这些强制性的管理委员会的宗教权力令我们震惊,这是对寺庙完整性的不必要的侵犯。

我 们进一步关注对宗教言论的限制情况,和致力于净化宗教信仰的“爱国再教育”。例如,在西藏达赖喇嘛的照片上非法的,人们被迫放弃信仰达赖喇嘛。我们对这些 措施深感遗憾,并希望中国政府改变立场,接受达赖喇嘛的 宗教作用,让寺院能够展示他的图片,而不会受到严重刑事指控。斯蒂尔勋爵将这项政策和英国政府的一项政策并列而谈;该项政策禁止马丁麦吉尼斯 (Martin McGuiness)出现在电视和电台上,而目前马丁麦吉尼斯是北爱尔兰议会的第一副部长。

伊斯兰教在西藏

西藏自治区有四座清真寺,其中两个位于拉萨;西藏共有约4000到5000名登记的穆斯林,这一数字不包括最近的移民。虽然我们没有访问西藏自治区的任何清真寺,我们很幸运地访问了西宁东关大清真寺。他说中国西北四大清真寺之一,也是青海省最重要的清真寺。
东关大清真寺始建于14世纪,但完全被毁,19世纪末重建,1914年进一步翻修,1949年再次扩建。对清真寺的访问,提醒人们,中国存在的宗教多元化。宗教多元主义带来很多挑战——在我们访问西宁大清真寺的有限时间内,至少看起来有一种积极和开放的宗教崇拜氛围。

基督教在西藏

我们被告知,西藏的基督教徒数量相对较少。只有一个教堂:一个天主教教堂和大约700名信众,位于西藏自治区东部的盐井地区。斯蒂尔勋爵和奥尔顿勋爵提供了一些宗教书籍,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们;当地官员索朗仁增先生承诺传递给他们。

调查结果

代表团鼓励进一步放宽对西藏和中国宗教机构的控制。我们相信,监管是合理的,但是国家应该给予宗教团体更大的自主权。

5. 人权

我们欢迎中国在保护和促进普世人权,遵守国际法方面取得的进步。在一长串的改善列表中,言论自由的范围已扩大,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标准都提高了。中国政府甚至支持对法律学生进行人权教育。中方官员多次渴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中国坚定地致力于人权准则。

中国人大的查培新先生向我们介绍,2004年中国对宪法进行了修订,增加了“保护人权”的表述。他进一步解释,中国“愿意借鉴其他国家”。在一次代表团的正式议程之后的会见中,负责中英人权对话的部长沈永祥博士告诉奥尔顿勋爵,他的任务是“深化和扩大人权”。

从毛泽东粗暴野蛮的政权和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以来,几个因素决定了这一正面的进步。他们中间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看法,她正确地认识到,遵守国际人权公约标准,才能保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同时也因应国内民众越来越多地了解人权。

关注

然 而,非政府组织和当地情况描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持久性和悲惨的虐待指控表多:使用酷刑;广泛使用死刑;持不同政见者失踪;侵犯生殖权利——包括强迫 绝育和堕胎。报告的其他情况包括,限制集会自由;宗教自由(参见上文);审查制度,包括严格控制对互联网站点的访问;以及基于健康状况、是否党员和社会出 身的歧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3月的西藏自治区示威之后的报复行动及其发展令人深感不安,我们在几个场合表达了我们的关切。我 们理解,执法机关处理在大规模示威现场出现的犯罪行为,面临特别的困难。指控罪行包括袭警、刑事毁坏及纵火。我们认为,示威者使用暴力只会削弱他们的事 业,而不会提升它。然而,我们和人权观察有着同样的关切,此类指控可能已经被用作用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手段。

奥尔顿勋爵跟进了伊万刘易 斯先生提出的一些案子,为三件案件提出个人诉求,请求减刑。第一个案例是旺堆(Wandu)先生,被控将信息转发到西藏以外,被判处无期徒刑。奥尔顿勋爵 也提出了洛桑坚赞(Lobsang Gyaltsen)和洛亚(Loyak)的案件,他们被裁定在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纵火,导致中国公民死亡,拉萨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4月8日判 处他们死刑立即执行。他们可能在任何时间执行死刑。

我们强烈敦促尼玛次仁(Nima Ciren)先生,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干预这些案件;在所有这些案件中遵循公平审判原则,包括停止任意拘留,使用酷刑和死刑。

令人遗憾的是,查明这些案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有案件都碰到了一般的克制,预定的程序和刑事诉讼坚持惩治抗议中发生的犯罪行为,未经讨论每个案件的详情。我们期待着书面答复我们对每个案子提出的问题。

调查结果

代表团谴责任何政党或个人任何形式的攻击。所有的藏人和中国人希望西藏有一个和平的未来;暴力播下不信任和仇恨的种子。

代表团深切关注,2008年3月之后,据称使用酷刑取得的僧侣的口供。如果发现使用酷刑,这些案件应该重申或宣告无罪,并给予适当补偿。

代表团注意到,2008年3月的动乱以后,1200名僧侣失踪。凡个人被监禁,应当通知他们的亲属;如果个人被搬

迁,他们应该被返回。

6. 发展

近年来,西藏取得了长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能够看到近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

经济

我们被告知,部分的由于中央政府的投资,一年内(2006~07)西藏国民生产总值(342.19亿人民币)增长14%,本地经济繁荣。这对西藏人,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7万2千户农村居民已迁入可靠和舒适的家,配备自来水、电和卫生设施。

我们访问了桑日县绒(Rong)乡程巴(Chenba)村,亲眼看到由政府建造的新房。程巴村主任拉巴卓玛(Lhamu)女士骄傲地带着我们参观了村庄和她的家。她解释他们如何保持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享受现代设施的便利。他们的小孩能够进入邻村的学校上学。

教育

中方向我们介绍了在小学、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2007年,政府对教育发展的投资比上一年增加22.34%,达到32.76亿人民币。增加的投资主要用于加强农村的义务教育,以及为城市化的学生提供课本,和为中小学购买教学设备。

西藏有884所小学,117普通高中和10所中等职业学校;还有6所高等院校,包括我们访问的西藏大学。2007年,西藏大学投资5亿人民币,建成新拉萨校区,可容纳8000学生。我们认为,这种资本投资表现出对西藏教育的重要承诺。

文化

我们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所做的努力印象深刻。我们访问了西藏大学,西宁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和拉萨的西藏博物馆。我们亲眼目睹了对藏族文化的重视和保护。

德 里克怀亚特建议在这些学术机构和大英图书馆建立联系,以进一步加强广大藏族经文的可用性,提高这些书籍数字化的可能性。斯蒂尔勋爵表示希望看到西藏的学者 能够和达兰萨拉的同行们共享这些资源。我们希望,境内藏人和海外藏人在保护藏族文化方面共享资源,互利互益,形成合作项目的基础。

环境

我们访问了面积12.2平方公里的拉鲁(Lalu)湿地自然保护区。我们观察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杰姆士葛瑞赞扬政府为保护丰富而独特,但却脆弱的拉萨生态系统所做出的努力。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是中国海拔最高、最大的保护区,其核心面积占城市面积的11.5%。

我们坚决希望在相关的经济发展压力下,这些努力仍然能够继续并扩大。

调查结果

代表团申明,政府通过设立国家公园等措施,保护环境,这些努力令人印象深刻。 随着这种努力应该继续,以应对旅 游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代表团进一步申明并鼓励保护藏族文化所做出的努力。我们建议保护和促进藏族文化的各机构应和大英图书馆建立联系。我们希望,大 英图书馆能够分享其在保护书卷和手稿方面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以及数字化这些古籍,以使得西藏的丰富馆藏能得到广泛的研究。代表团很高兴注意到对大学和职 业教育的投资,以及大量提供中小学教育的努力。

7. 英国政府的立场

2008年10月29日,英国外交部长发表了书面部长级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籍 此,英国的政策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美国和达赖喇嘛本人的立场一致。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认为,以往的政策认为西藏是自治的,但是中国享有’特殊地位‘;这一政 策妨碍了我们对西藏人权的关切。我们支持外交部长的立场,这一改变是合理而明智的。不用说,我们碰到的中方部长们对这一变化感到非常高兴。

但是,应以何种方式宣布这一重大消息?我们认为,以书面部长级声明的方式是错误的。 这一问题应以口头宣示的方式呈现在上下议院,这样外交部长有机会阐明政府的立场。不允许对此问题进行辩论,英国外交部在沟通方式的选择上判断不佳,已令部分非政府组织和西藏流亡团体的产生误解,感觉被最近的决定出卖。
我 们还认为,英国的立场变化明显缺乏对方的“对等交换条件“,这是一个错误。这一立场变化可以被用作讨价还价的工具,推动中国和达赖喇嘛重启对话。随着英国 的政策改变,似乎并未看到西藏的长期情况发生可见的改善。但是,我们仍然欢迎国务部长伊万刘易斯议员9月份对西藏的访问,并期待与他分享我们的观察结果。 值得提出的是,最近法国、德国和美国大使对西藏的访问申请,包括国际媒体的申请,都被中方拒绝;而刘易斯先生和本代表团得以成行。

8. 备忘

招待费用

我们对中方的款待深表感谢(见致谢)。国内的旅行,膳食和住宿费用由中国政府提供。回程北京的机票费用由英国跨党派中国小组承担,零星杂费由代表团个人支付。

从西宁至拉萨的火车

代表团坐火车到达西藏,代表团成员亦知道围绕西宁和拉萨之间的铁路展开的争议。但是,国内旅行是由我们的东道主安排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其他运输方式不太恰当。此外,我们感觉,重要的是评估铁路的影响;我们相信,其最佳方式莫过于亲身体验。

9. 致谢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受到了竭诚欢迎;我们对此非常感谢。

代表团要感谢以下人员的的协助和热情款待:

赵永仁教授,中国驻英大使馆,议会参赞

克桑达吉(Kesang Dekyi)女士

张立中(Zhang Lizhung)先生

索朗仁增(Sonam Rinzen)先生

尼玛次仁(Nima Ciren)先生

德吉央宗(Deji Yangzong)

米马拉姆(Mima Lamo)

则巴(Tseba)先生

胡新生(Hu Hu Xinsheng)先生

次仁平措(Tsering Phuntsok)先生

拉姆(Lhamu)女士

扎西(Tashi)先生

尼玛次仁 (Nyima Tsering)先生

欧威廉爵士

威廉爵士夫人

布达拉宫的僧侣

大昭寺僧侣

哲蚌寺的僧侣

桑耶寺的僧侣

色拉寺僧侣

11. 附录:代表团行程

9月11日星期五:北京

上午:到达

下午:会见查培新(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中英友好小组主席,原中国驻英大使)

访问西藏研究中心

9月12日星期六:西宁

上午:从北京到西宁航班

下午:由青海对外友协接待;访问东关大清真寺,塔尔寺,中国藏医药文化博物馆
出发乘火车到拉萨

9月13日星期日:火车去拉萨

9月14日星期一:拉萨

上午:参观布达拉宫和大昭寺

下午:参观哲蚌寺,西藏大学

晚宴索南仁增先生,西藏文化保护和发展协会副秘书长

9月15日星期二 :拉萨

上午:在西藏自治区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总部开会

参观罗布林卡

下午:参观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色拉寺,西藏博物馆

会见尼玛次仁先生,西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9月16日星期三:泽当镇,山南地区

上午:坐车到山南地区泽当镇

访问桑日县绒乡程巴村

下午:参观桑耶寺

晚宴尼玛次仁先生,山南地区行署副专员

9月17日星期四:北京

上午:从拉萨到北京的航班

下午:会见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先生

9月18日星期五:北京

下午:会见英国驻华大使欧威廉爵士及爵士夫人

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致力于发挥其作用,深化和扩大英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关系。小组大约有来自两院的500名成员,是同类小组中最大最活跃之一。

本小组的官员:
主席:本查普曼(Ben Chapman)议员
副主席:伊恩斯图尔特(Ian Stewart)议员
托尼鲍德里(Tony Baldry)议员
克莱门特-琼斯(Clement-Jones)勋爵
秘书:科特(Cotter)勋爵
司库:杰夫恩尼斯(Jeff Ennis)议员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
本查普曼议员办公室
下议院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
SW1A 0AA
电话:0207 219 6917
传真:0207 219 1179
http://www.chinaappg.org.uk

翻译:David 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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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一月 30, 2010 in 雪狮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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