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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胡泳和毛向辉两篇关于对话的博客

09 2月

让我们从学会对话开始

by 胡泳

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会对话吗?

以下《对话守则》摘自苹果日报的《苹论》:

1989年,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制定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张贴,内容是: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2、不做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记录。

8、尽量理解对方。

遵守这样的对话规则,对话才有效。

最近数日,有几位我所尊敬的知名网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在饭否和Twitter上, 互相骂阵,而且忘记了他们是在一个公共场合这样做,——这就好像有人天天在你们家客厅吵架,你想谈 点正经事都不行。

我不关心几个男女之间的事,我关心的是中国互联网上的论辩伦理和交往伦理,尤其关心在网上可否推行上述的对话 规则。这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无法实行这些规则。网络上好不容易拥有的一块实验田,数位也号称网上意见领袖的精英,其意气用事如此, 实验如何进行得下去?

我尤其在意骂阵中出现的这句话:“除了我认识的人之外,我一直都是谁关注我我就关注谁。希望那些主动关注我, 在我关注你们之后又取消关注的人告诉我一声,以便我取消对你们的关注。”回声室里的声音,是不能当作大自然中五音杂陈的天籁的。

不过想想,任何一个人群聚集之地不都会这样?或许我还是给互联网投射了过多的理想色彩吧。这也算是中国第一代 触网者的宿命。

好处是,这些网络上的意见领袖,现在让大家得以近观,明白人非圣贤,“To err is human,to forgive is divine.”同时,也验证艾未未先生 说的一句话说得好:“不要对我有妄想。”如 同饭友mostarich 所说:“美女也臭脚,所以不要把一切都想象得太美好。”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意见领袖?转吾友萧强对网络活动中的“代表性人物”或者”发言人”的 几点观察,用他的话来说,都是“引玉之砖,并非深思熟虑的定论”:

1,他/她拥有发言的平台,比如:博客。(这条现在技 术上已经不是问题了。被封杀除外。)

2,他/她的信号(言说)应当是非常基本的,可以形成“身份认同”的言说。不仅仅是就事论事,技术或者技巧 层面的论理。

3,他/她的信号(言说)应当不仅仅是修辞的,而是身 体力行的。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之付出常人没有付出的“代价”的, 不管这代价是时间,金钱,还是自由。

4,他/她最好有一技之长,是某种“专家”。现代社会人人都有分工,人比较信“专家”的话。

5,他/她的私人品行也要经得住不仅是大众的八卦眼 光,还包括政敌的攻击。网络时代更是私事容易公开化,所以公信力很容易被其他事情瓦解掉。

如果用这几条去衡量的话,在纷乱复杂的网络活动中,虽然没有“组织”去领导,但是真正的影响力也不是容易建立 的。“发言人”也不是好当的。

或许还要加上第六条:学会倾听。毛向辉说:“不去倾听,也会丧失公信力。”

也谈对话

By 毛向辉

胡泳因看到了一些“网络意见领袖”在线上争吵的背后伤害和未来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由此对中国社会是否有对话 精神产生了极大的隐忧,所言极是。 我在推特(Twitter)上转发了他对哈维尔对话精神的《八条对话原则》,引来了一大批的锐推 (相当于邮件的转发)。其中有一条很有趣,作者也是一位知名网人。他为八条原则增加了一条杜撰的尾巴:“后 来,哈维尔到了中国,体验了一把中国特色国情。回到捷克,哈维尔翻出《对话守则》,增加了第9条: 遇到傻逼,还是要骂。”一句话道出真谛,再怎么样做出尝试对话的样子,最后还是终止于一个词— “傻逼”。

所以中国人的国骂就是锁上对话之门的钥匙。话一出口,钥匙就断在了锁里,立刻失去了尊重的底线。门关 上,就只能变成隔墙对骂。于是骂不绝口,口无遮拦。上至父母,下至体物。围观人群也是随时参战,一时间硝烟弥漫,战鼓喧天,一地鸡毛。这时候再拿什么冷 静、理性来说话都为时已晚,如同用超七十码的车速根本刹不住一样。

这当然不是对话的方式,连辩论也都算不上。到了民主社会,辩论是必要的,因为其信息的最大呈现和逻辑推演,可 以作为分歧存在,也是必要呈现手段和最优选择的基石。但是对话更是日常需要的,需要融合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对话,连辩论基础都无法达成,更不用说议 事。中国现在有一批有热情的行动者,例如袁天鹏,正在努力推进罗伯特议事规则等议事方法。但是也时常因为对话文化的缺乏而无法进入到议事规则本身,这样就 导致了难于前进的僵局。

对话为初,有对话,才有游戏规则的共识。然后才有辩论的氛围,此后才能谈到议事。对话之初的最大敌人就是威 权,中国人在家庭内部就有压制的传统,进而延伸到教育和社会。“傻逼”其实就是威权的一种,是人们无法控制对方时所扔出的脏弹,和“老子要教训你” 的直接控制没有差别。但是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父子无法对话,师生无法对话,官民无法对话,无不源自对这个“初”的损害。想建立民主社会,一方面要将威权 解构,另一方面还要建构对话框架。

著名量子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 Bohm)对 量子理论和神经科学贡献卓越,还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但后来却因为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而被迫离开美国。于是他用其余生去研究对话的问题,这就是后来在学界 商界政界都有深刻影响的“玻姆对话”(Bohm Dialogue)。其中包含了颇为人性的“不可协商”概念。他认为人和人之间差异过大,大部分情况下难以协商,也无法用逻辑和理性达成一致,很多不经意的争执都来 源于此。既然承认“不可协商”的天然存在, 却仍然要形成共识,就要用更有群体性和社会性的方法来转换“不可协商”的焦点。于是他和后来者(例如,彼得·圣吉等)也都提出过很多对话原则,经过教育体系的尝试,渐渐地影响了西 方社会的很多层面。

玻姆对话中主要强调“自由空间”(Free Space), 保证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群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也就是在合 适的对话尺寸下,所有的对话者应当遵循四个原则:1. 对话各方先不要做出任何决策;2. 暂停对别人意见的判断;3. 同时每个人应当足够 开放透明(在第2点基础上才容易做到);4. 在 别人的基础上提出更多的建议。这几条原则看上去并不艺术,但是却时时能够帮助消解那些不经意的伤害,可以引导一个对话过程慢慢走上建设性。这些原则看上去 简单,却很难在真实世界中得到实施,最好从很早期的教育中得到训练,这样才不至于出现难解的死结。当下中国社会,止损和维权虽然是第一位,从孩童就开始建 构对话机制也刻不容缓。有了这些基础,才有更高水平的对话和群体的智慧,民主也就不是空谈了。

“绿坝”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对话失败案例。因为整个决策过程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对话过程,而政策制定者在事件被 媒体披露后一再丧失了对内对话的良机。直到最后演化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争端,才不得不尴尬收局。这个暂停强制实施的结果虽然是受到欢迎的,可是过程的流血非 常多,甚至严重地割裂了一个社会。免费的对话被推成了昂贵的与虎谋皮,不得不说是一个糟糕的反例。当然对老虎可以最终关进笼子进行教训,但是我们也完全可 以不用笼子。相反要记得我们本来是为了打破笼子,所以眼下最需要的是一张张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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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二月 9, 2010 in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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