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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政教分离和政教和谐

30 3月

我前面推荐过壹报对冯正虎先生的长篇访谈。里面有一句话,我以为非常精彩:

现在是什么时代,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时代,要比只做婊子的时代要进步了,你要承认这一点。你把牌坊压压实。牌坊做得越大越好,我们的工作就是压实牌坊。

2009年底,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前后任局长叶小文(不看不知道,叶小文先生担任该职务居然已经18年:简历)和王作安先后发表文章,讲述政教分离和宗教和谐。

叶的文章比较硬,分析问题,给出解决方案。叶先生有学术功底,又有实地经验,他的分析非常犀利:

达赖集团将其对西藏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反动,巧妙地用西方的普适价值和共同话语(民主、宗教自由、人权)包装起来。

西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但局部地区寺庙膨胀和宗教热也在出现。

寺庙的“神”越位了——达赖作为“根本上师”、“最高活佛”,也太神乎其神了,还自封“藏民族的代言人”,是政教合一的“政治领袖”,也太越位了。

而当一种宗教被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基本上全民族信仰时,又会出现特殊的两重作用:一方面强化民族的凝聚力,成为民族的神圣的旗帜;另一方面强化狭隘民族主 义和排它性,容易被黑暗势力所利用。

我引的是原文的词句,读者完全可以去用比较学术化、中性的词语去理解这些问题。

叶承认中国藏区业已出现的“闹事——整顿——再闹事——再整顿”的困局,把根治西藏问题的核心放回到宗教上。他进攻性地提出“体(寺庙)要消肿,神要定位,教要改革”。他提到“政教分离”,但是更集中在让宗教走开的那个含义上:

必须在西藏实现彻底的政教分离,实现宗教与基本民生需求相分离。西藏的农牧民子女都享受“三包”,全部进高中,就会大大减少未成年争着进寺庙的现象;西藏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得到完善,就会大大减少有病就去求寺庙的现象。群众对未来天堂的幻想就不会妨碍他们对现实幸福的追求。同时,要明确刚性 的界限:凡僧尼概不参与分裂祖国活动、不参加扰乱社会秩序活动;凡寺庙概不干预行政、司法、教育。

相比较之下,王作安先生的文章比较软,也更符合“政教分离”的现代定义。王文中理想的中国政教关系是:

第一,国家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宗教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

第二, 国家对待各个宗教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国家政权不能被用来压制某种宗教,也不能用来扶持某种宗教,任何宗教都不能超越其他宗教在法律上享有特殊地位。

第 三,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和包括信教者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但不干涉宗教团体内部事务; 宗教组织也不能以政教分离为借口不服从政府的依法管理。

第四,虽然实行政教分离,但信教公民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政治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 利,不得因宗教信仰不同造成权利上的不平等现象。宗教组织的代表可以通过合法渠道参与政治生活,如通过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等途径,表达社 会主张,对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特别是宗教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实施民主监督。

王先生文章的另外一处精彩之处在于,他对中国以及欧美历史上的政教关系做了一些概述,其中不难看出中国目前政教关系的渊源。“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属于政教主从型。……封建统治者对待宗教,主要是善加利用和严密控制并用。……在封建统治者那里,宗教成为推行政治教化的辅助工具……同时,封建统治者对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则严加控制,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对宗教进行严格管理……对宗教势力的壮大十分警惕,一旦宗教势力过度膨胀,甚至威胁到政权基础的稳固时,封建统治者就会采取严厉的压制措施……”

对照王文,我不得不承认,我同意王文中引述的那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中国目前的政教关系,是“官办宗教”或者叫“国家控制宗教”,属于政教主从型。不同的是,一般地说,宗教不再成为政府推行政治教化的辅助工具。

叶小文先生的想法似乎目前正在藏区推行,而且已经引来了反弹。在2009年底成都召开的一次藏学研讨会(会议纪要)上,杨岭多吉对执行的分离政策提出了批评:

现在关于政教关系有政教分离、教教分离,教医分离,宗教不得干预婚姻、司法、行政、医疗等的提法:(1)政教分离问题:寺庙是政府批准建立的,活佛是宗教局任命的,信教群众和僧侣是我国的人民和公民,社会主义就是政,让公民和人民脱离社会市政府主义是错误的。政教分离与宗教政策相背离的,我认为宗教已经基 本上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贾庆林说:“宗教界信仰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动力”。而一直以来宗教界人士是二等公民,很难享受公民权利。(2)教教分离问 题。宗教本身就是在搞教育,没有寺庙就没有教育,寺庙既是文化中心也是宗教活动中心。现在有些人对寺庙不了解,涉手管理寺庙法会开一半什么的,信仰自由没权管这些,很多寺庙还被监控起来了,把寺庙划分成分裂寺庙,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如交通厅有人行贿受赂,不可能把整个交通厅例入黑名单的嘛,我们要淡化个 体民族意识,强化整体的中华民族意识。(3)教医分离问题。僧侣得病,不可能不和医疗打交道,而藏医是传统医疗,就如中西结合一样中藏结合一样可行。(4)关于宗教不能干预行政等的问题。宗教只是意识形态,无所谓干预,能干预的只在僧侣,僧侣是公民,所以这个说法不成立。词海里对干预的解释是参 与,言下之意公民不得参与这些活动。综上所述的四个观点都是把事情扩大化,普遍化,绝对化的结果,而藏区的形势是大好的,而有人却公然说分裂斗争最突出, 活动最频繁。

整体上,我觉得政教分离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向,但是不同意叶小文对政教分离的诠释。教教分离和教医分离的问题相对比较简单;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是伪问题。传统上,藏区是不存在除了寺庙之外的教育机构的。政府办教育,能够取代寺庙原本提供的的一些非宗教教育内容,政府也应该合理引导寺庙把这部分功能独立出来,纳入到政府教育机构的管理之下。至于宗教教育,藏传佛教有很好的体系,这也本来就是其宗教活动之一,政府不应涉及。对于一些介于宗教教育和非宗教教育之间的内容,政府应该视同社会文化组织;这些属藏族传统文化范畴,政府的文化部门应该拨付经费,助其发展。对于藏医的情况比较类似,有条件的独立,没有条件的作为独立藏医院的派出机构,也允许僧人担任,并提供培训和物质帮助。总之,政府的教育和医疗管理机构可对其进行管理,但不应强制其退出。

宗教与政治分离是比较棘手的问题。一般理解的政教分离,主要集中在限制政府行为,政府不能歧视宗教,不能干涉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所以这个分离的口号,同时也应该对准政府当前的一些行为。对于宗教的限制,一般包含以下内容:

宗教領袖不應動員宗教團體力量來介入政治選舉,更不可因宗教理由來支持或反對特定候選人。

宗教團體要堅持本身的獨 立性,去除各種外來的政治壓力,也不應依靠政治力量或接受政治力量的影響。

宗教應維持其本身的超然性,宗教領袖應避免將本身的宗教權威轉化成對政治及政治人物的影響力。

宗教和政治領袖不可有以宗教治國的想法和做法。

但是政教分离并不去除宗教人士的政治权利。位置越高,责任越大。虽然并非成文法,我理解宗教领袖或者宗教作为团体,其参与政治的程度应该受到相当的自我限制。当然,我承认,其中的分寸非常不容易把握。

我支持在藏区进行政教分离,如果确认能够秉承王作安局长提到的那些原则的话。但是,其一,相关措施应该和目前在内地及其他民族地区的政策大致吻合或在类似水平,否则即构成宗教歧视。(叶文中提出,“对藏传佛教,这种‘积极引导’的强度和力度、方法和策略,与其他地区、其他宗教肯定是不同的。”这已经涉嫌过界了)其二,具体措施需要吸收藏区公民、干部和宗教领袖的意见,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向去处理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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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三月 30, 2010 in 雪狮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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