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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涉藏文章的翻译

25 4月

翻译英文涉藏文章是个难事(其他外语涉藏文章也同样困难),这需要译者跨越文化、语言的障碍。最理想的译者是通晓西藏历史文化地理,精通英语、中文和藏语。当然,这样的人太少了。

跨语言翻译本身就是个难题,尤其是象中文和英语这样来自不同语系的文字。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境界是,如前辈严复所说,“译者三难,信、达、雅。”而对于涉藏文章,除了这些之外,主要的两大难题是对西藏历史文化地理的了解,以及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英语中很多西藏名词都是直接从藏语中音译,大多数中文中的西藏名词同样也是如此。面对这些词,译者需要熟悉中文中的西藏名词,采用通用的译法。简单的例子包括:

地名:Lhasa – 拉萨

人名:Ngapoi Ngawang Jigme – 阿沛•阿旺晋美

专用名:Sera Monastery – 色拉寺

对于人名,需要说明的是,过去西藏只有贵族等才有姓,即西方意义上的Family Name。一般我们看到的四个字的名字不包含姓,而是出生时由喇嘛取的名字。例如阿旺晋美,他是霍康家族的,他出生时的名字是霍康•阿旺晋美;后来,阿旺晋美入赘阿沛家族,并向西藏噶厦政府提出申请,正式承袭阿沛名号,于是他的名字就变成了阿沛•阿旺晋美。按照英文习惯,姓在后名在前,所以很多时候,阿旺晋美在英文中是Ngawang Jigme Ngaboi/Ngabo。

这些情况,在碰到一些旧西藏时的名词时,就会更加困难,因为这些名字在中文语境都逐渐不存在了。例如在前面才仁旺姆的文章中要正名的那些地理名词,曲卡松、多朵、多麦、卫藏等。

因为是音译,这些名字往往又对应略有不同的英语或者汉语。例如上面的Ngaboi和Ngabo,都是阿沛。而曲卡松,多朵、多麦,又可译为却喀松、多堆、多美。在这些中文译名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译者只能自行选择影响力较大,流传较广的译法,而希望读者自己能够分辨。

在翻译时更加困难的是中文或者英文中对于一名词的非音译的说法。有位朋友最近跟我说,她为了翻译Jokhang找了很久。英文Jokhang Monastery/Temple,藏语叫觉康(或者祖拉康),汉语则是我们熟知的大昭寺。觉康在藏语中是佛殿的意思,指的是庙中供奉的释迦摩尼等身像。而大昭,一种说法说和后来宗喀巴的“传昭大法会”有关。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汉语珠穆朗玛峰在英语中的名字是Mount Everest。如果我们从定日过去,在关口上看到的英文名称是Qomolangma。

而在翻译中碰到更严重的问题,是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众所周知,在西藏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对立的政治主张。即使译者力图平衡,有时也会无意间/不得不选择隐含某种政治意味的名称。

不用说更复杂的词汇,仅简单的”China”,”Chinese”, “Tibet”已经如此。我在翻译《雪狮与龙》时就为这个问题头疼不已。在译者序中,我写道:

作者一般把“Tibet”和“China”并列,我一般也并列地翻译成为“西藏”和“中国”,而不做任何修改或者修饰。由于“Chinese”这个词 的多义性,作者在很多时候用这个词是为了表示非藏族中国人或非西藏的中国人,我一般简单的翻译成“中国人”或者“汉人”。毕竟这是一份学术著作而不是官方 文件,作者这么遣词只是为了表述方便,不代表作者个人,以及译者对西藏和中国关系的看法。

从中国政府的政治立场来看,“西藏”和“中国”并列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从不同的上下文来看,情况也不同。如果是描述北京和流亡藏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数人都认可“中藏”的提法,例如一直在断断续续进行的“中藏谈判”;而中国媒体上称之为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特使的会谈。而如果描述北京和境内藏人的关系,尽管西方媒体上会说“China and Tibet”。中文媒体,包括港台媒体都不这么说。有的时候会用“内地”这样的词语,而有时会用佛教术语“汉地”和“藏地”。另一方面,“汉藏”这种称呼在中文语境内应用也很多。甚至流亡藏人一方,包括达赖喇嘛也会经常使用这种说法,例如,最近的国际Tibet-China Conference(或Sino-Tibetan Conference)的官方中文名称叫“汉藏研讨班”。

而对于 “Chinese”这个词来说,就更含糊了。英文媒体一般都会不加区别地使用Chinese这个词,在涉藏文章中,一般仅仅表示非藏族的中国人。如果把Chinese翻译成中国人,似乎隐含意味着那些文中描写的境内”Tibetan”不属于中国人,这显然不是事实。但是如果把Chinese翻译成汉族人,这又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例如象青海这样回族人口众多,而且迁移人口也很多的情况下,英文中所说的Chinese常常包含了回族等其他民族的中国人。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对”Tibet”新的翻译,图博、图波特、或土波特。这个词实际上是藏语Bod到英语再到中文的出口转内销。不用说,使用这个中文词汇的都是流亡藏人支持者或者藏族民族主义者。

在汉语到英语的反方向,最近桑东仁波切实际上提出了从“大西藏”这个词在英语中的两种说法。使用“Greater Tibet”的较多,似乎是站在中国的政治立场上;而使用“Great Tibet”则更反映流亡藏人的政治立场。撰文或者翻译的人很多时候可能只是无心,桑东仁波切只能呼吁干脆不要用“大西藏”这个词了。

对于译者来说,很多时候并不想涉及到这些政治纷争中去,但是在短短的篇幅中,有时是约定俗成,有时是无意为之,有时只是无可奈何而已。

 
41条评论

Posted by 于 四月 25, 2010 in 翻译杂谈, 雪狮与龙, 每日杂谈

 

41 responses to “英文涉藏文章的翻译

  1. sol

    四月 28, 2010 at 2:17 下午

    david,我觉得买些工具书可能会有帮助。

    关于地名:
    我在“当当”上买过一本“西藏地名”,是国家测绘局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合编的。本来想告诉你也买一本,上“当当”一看,居然卖光了!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8989731

    书中地名标有汉文,藏文,拼音,和汉语曾用名,并有地名的藏文含义。但此书地名只包括自治区,不是“大藏区”。

    关于专有名词和人名:
    我知道王尧编的“西藏历史文化辞典”,光看这编者名字就知道书的分量了。可是“当当”上也缺货,只好望着目录兴叹啦!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7415495&ref=search-1-A

    这本书包括“大藏区”,但缺点是对于一些偏涩的小信息恐怕没有。

     
  2. sol

    四月 28, 2010 at 2:21 下午

    另外,david 你最近写博很勤,上来就有新东西看!

     
    • davidpeng

      四月 28, 2010 at 2:57 下午

      各种原因机缘巧合吧。

      上海五一放假5天,本博也要休息了。

       
  3. 丁一夫

    五月 10, 2010 at 9:26 下午

    尴尬的翻译
    –谈谈《西藏和西藏人》中文版的翻译

    在西藏问题上,有不少中国读者想不通,为什么西方社会的民众,男女老少一致地支持达赖喇嘛,要和中国政府过不去。每每读到这样的抱怨,我就想说,因为中国人读的书和西方人不一样。

    中国人和西藏的交往,有悠久的历史,可是由于自然的隔阂,汉藏民众长期来互相并不了解。在辛亥革命前的汉语文献中,几乎没有对西藏政治和社会作出全面详尽阐述的著作。清朝的最后两百年间,清廷向西藏派出了148位正副驻藏大臣,还有几倍于这个数量的助手、幕僚、文书、仆从和警卫,但是历经两百年,除了给皇上的奏牍折子一类文字,竟没有留下一部让内地民众了解西藏的像样著作。由于西藏的封闭政策,那个时代只有这些人能够自由而安全地前往拉萨,但是他们都视驻藏为苦差,没有一人愿意长期在西藏生活,生活在藏地却不学藏语藏文,在主观上也不想对藏地社会进行考察和记述。在他们留下的日记笔记文字里,藏地是蛮荒之地,藏人则是一些肮脏、愚昧、野蛮 、落后得不可理喻的人。他们对藏文化歧视隔膜至此,一般内地民众,对西藏则更是一无所知。

    从十八世纪开始,西方开始了对西藏的探险。西方探险者不仅要克服高原的自然障碍,更为困难的是面临着西藏政府的封闭排斥政策。从十八世纪末的乔治•波格尔,到二十世纪的意大利藏学家图齐,一代一代西方学者以探索西藏高原和藏地社会为人生事业,作出了巨大努力。他们大多有博物学、人类学、宗教学等方面训练,具备专业理论和方法,对西藏的自然和社会进行系统的观察和记录。他们中有些人最终也没能到达圣城拉萨,有些人却得以在藏地生活多年,甚至融入了藏人社会。他们留下的著作,至今是藏学界的经典。
    辛亥革命后,西藏的对外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藏地社会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艰难地寻找出路。于是,有一些内地人和西方人最终得以进入西藏,来到拉萨,甚至生活在拉萨。1933年,国民政府特派黄慕松使藏,留下了《使藏纪程》,1934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著有《西藏纪要》和《拉萨见闻记》。坊间流传一些和藏地藏事有关的著作,如朱绣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刘曼卿的《康藏轺征》,陈渠珍的《艽野尘梦》,释法尊的《我去过的西藏》和《现代西藏》等等。但是,这些著作,无论是观察记述的详尽准确,还是分析评论的公正中肯,其学术水准和历史价值,都无法和同时期西方人如查尔斯•贝尔、休•黎吉生、戴维•麦克唐纳等人留下的著作相提并论。
    于是,尽管很多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土地,说到西藏社会,言及藏人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组织、政府机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那还是得阅读西方人写的藏学经典。这种局面至今没有改变。
    可是,其实有一个例外,这就是沈宗濂和柳陞祺的用英文出版的著作,《西藏和西藏人》(Tibet and the Tibetans)。
    1944年,蒋介石委派沈宗濂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前往拉萨,沈宗濂带领十余随员和家属走马上任,其中有他的英文秘书,后来的藏学家柳陞祺。沈宗濂在西藏待了一年多,柳陞祺则一直待到1949年,在西藏生活了整整五年多。“沈宗濂在拉萨一年多,仅忙于对各方酬应往来,联络感情。”(见柳陞祺《向昨天告别》)国民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已经没有清朝驻藏办事大臣在名义上的权力,其起因是,清廷末年急于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不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强烈反对,于1909年派川军入藏,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谁知不久辛亥革命事起,入藏川军先是内讧,后又烧杀骚扰藏民,最终被全数逐出。这段经历使得藏人对清廷那种帝国的单边蛮横有切肤之痛,于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不再依赖中国的保护。从此以后,一直到1951年解放军入藏,西藏就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
    可是,沈宗濂的英文秘书柳陞祺却在这段时间里对西藏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兴趣,作了很多观察和研究。1949年以后,沈宗濂去了美国,于1953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了他和柳陞祺合作撰写的英文著作,这就是《西藏和西藏人》。同一年,海因里希•哈尔出版了著名的《西藏七年》。这同时出版的两本书,它们的作者在西藏生活的年代也基本重合,都以观察者的身份面对同一个西藏政府和社会。这两本书可以成为有趣的对照。
    《西藏和西藏人》是面向一般读者的普及性书籍,并没有打算写成学术著作,却是第一本有中国人撰写的,具备当代学术价值观的重要著作。同时,由于作者在写作时的官方身份,此书尤其引起人们的重视,正如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的乔治•泰勒在此书初版序中指出的,此书是共产党占领以前的西藏的最后陈述。
    可惜的是,这样一本书,出版以后半个世纪,在海外被人们一再引用,而中国人自己几乎无人知晓。就这样过了53年。在柳陞祺先生以95高龄去世以后,此书终于由柳先生的女儿柳晓青女士亲自翻译成汉语,由柳陞祺先生的学生,藏学家邓锐龄先生审订,藏学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了中文版。
    柳陞祺先生的英语顺畅优雅,此书本不难翻,可是笔者浏览了新出的中文版,仍不得不为译者的为难和斟酌而叹息。说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 怎样翻译此书原著中的Tibet和China。
    学过英语的都知道,Tibet通常翻译成“西藏”,虽然现在的藏学家都知道,英语中的Tibet其实和汉语中的西藏差别很大,为了防止误解,严谨的学术著作几乎都要对这两个概念作一番解释,但是将Tibet译成西藏是约定俗成,问题不大。而China翻译成中国,几乎是一种定式,不翻成中国难道还能翻成别的什么?
    可是,此书写作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到1951年之间,西藏政府驱逐了清朝的驻藏大臣和入藏川军,宣布独立的时期。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西藏和中国之间发生的关系,就是两个独立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都派代表出席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以图解决边界问题;1933年西藏和中国在金沙江附近发生边境冲突,有过一次局部战争,最终签订停战协议隔江而治;1951年解放军进藏以前签订十七条协议,都说明了这一事实。该书作者被国民政府派往拉萨,显然已经不同于清朝两百年里派出的驻藏大臣,而更接近当代国与国之间派出的大使,“仅忙于对各方酬应往来,联络感情”。正如当代著名藏学家梅尔文•戈德斯坦在《雪狮与龙》一书中表明的,这个时期,是西藏“事实上独立”的时期。这一史实,国际藏学界并无多大争议。
    可是,这一历史事实却和中国政府现在加于中国学者头上的紧箍咒,“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相符合。于是,Tibet 译成西藏、China译成中国就有了问题,因为叙述西藏和中国发生了两个独立政治实体之间发生的关系,就和“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个国家内部的一部分,是不会和这个国家发生外部关系的,就像江苏省不会和中国发生外交纠纷一样。
    于是,中文版的读者也许不知道,译者不得不在译文里对这两个名词作了灵活处理。
    在涉及西藏和中国的关系时,译者把一个单词“Tibet”翻译成“西藏地方政府”,或者“西藏地方”、“西藏行政当局”,诸如此类,“西藏”这样一个原书作者曾与之打交道的独立政治实体,经过译者手上的修饰,就符合“中国的一部分”了。同样,一个单词“China”,有时候翻译成“内地”,有时候翻译成“清政府”、有时候翻译成“中央”,如此转弯抹角,也是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说成中国的“另一部分”。这样,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和中国的另一部分“内地”或“中央”打交道,逻辑上才说得通了。不过,如此一来,这还能叫翻译吗?
    翻译的第一原则是“信”,是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意思。可惜中国译者的“信”不得不屈从宣传部门的戒律。中文版里有一句话说,“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发表了所谓的独立宣言”。这一句里,“所谓的”三字,是译者凭空加上去的,这三个字就把原来对一件史实的中立陈述,变成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加以贬斥的政治表态。翻译就是翻译,何苦如此呢?
    还有一些地方,加减字的方法也难以削足适履,中文版干脆跳过不译。在叙述元朝的蒙藏关系时,原作介绍了蒙藏之间的“施主-帝师关系”(The patron-chaplain partnership)。在讲述西藏历史的时候,藏人经常强调历史上西藏和东邻大国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而不单纯是“朝贡国”或“保护国”的关系。藏人认为,西藏和中国皇帝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清朝结束。正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就不能简单地说西藏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在中国政府有关西藏历史的宣传中,几乎从来不提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此书中文版在几个地方就干脆删掉了这方面的陈述。
    再举一个例子。中文版第73页有这样一段话:
    “1911年以来,拉萨一直保持着一个不同于内地任何地方的行政机构,有自己的货币和关税,有自己的电报和邮政服务。甚至有自己的军队。拉萨当局亲眼目睹了内地的悲哀,从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内地陷入持续的战乱,广大人民因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使拉萨当局认为,政治上对中央的依附有些得不偿失。”
    此书译者应该知道,这本书的英文原著在西方大学和普通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已经放了半个世纪多,广为人知。原著里是不会这样说的。原著这样说:
    “1911年以来,拉萨实际上享有完全的独立。它有自己的货币和海关;它经营自己的电报和邮政;它维持着一个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文官系统;它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在政策上,拉萨经常表现得更为独立。它看到,中国在1911年建立共和国以后怎样陷于战乱,人民怎样受尽苦难。拉萨相信,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弊大于利。”
    这本来是一本不错的书,可惜不得不翻译成了这个样子。一般中文读者,自然不会想到原著原来并不是这样的。
    十四世达赖喇嘛说过,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又说,为了西藏人民自己的利益,他现在不再诉求西藏的独立,而追求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高度自治。他能够坦然面对历史,也同样坦然地面对现实。而一个大国的学者和出版界,在小小一本书的翻译上,却不能面对历史而只敢悄悄地做手脚,这反映了什么呢?

    Tibet and the Tibetans, by Tsung-Lien Shen and Shen-Chi Liu,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西藏与西藏人》,沈宗濂、柳陞祺著,柳晓青译,邓锐龄审订,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4. 丁一夫

    五月 10, 2010 at 9:30 下午

    被政治入侵了的学术翻译

    ——谈谈《喇嘛王国的覆灭》中文版的翻译

    丁一夫

    美国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的现代西藏史第一卷《1913-1951: 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 1989年出版以后,引起了中国藏学界异乎寻常的重视,1993年底就由藏学家杜永彬先生翻译成中文,出版后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2005年还出了新版。当代海外藏学家的著作如此迅速地翻译出版,仅此一例。

    早在1994年,就有人请时年90岁的著名藏学家柳陞祺为此书中文本写一评论。柳陞祺先生以视力不佳而婉拒。不久,柳陞祺先生写信给在美国的邓锐龄先生说,对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不能听之任之,“我不想看译本,倒想买一本原书”,“如果不难买到,价格不超过一百美金,倒想托你代买一本,我有美金可以还你。”(《柳陞祺藏学文集》汉文卷下集)

    这倒引起了我对中文版的好奇,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读者能够读到的是中文译本。粗粗地浏览了一遍中文版,我不得不说,这本得到国内政界学界高度评价的中文译本,像近几年国内出版的大多数藏学译著一样,是一本有问题的翻译。

    英语不足还是学养不足

    打开中文版,第一页,前言,第一节,说的是辛亥革命事起,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流亡中归来,驱逐了清廷派出的官员和入藏川军,开始了为期39年的独立时期。中文版说:“中国从未接受过这种状态,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有效地恢复了其对西藏的控制。”具备起码的近代藏史知识的人,读到这一句都会愣住,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众所周知的史实,或者说,根本和史实相反。这短短一节里,几乎每一节都有问题。谁都知道,被驱逐的清廷官员以驻藏大臣为首,那不是“汉族官员”,“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说法也很奇怪,不想上十分钟,你就想不出译者为什么会这样翻。

    中文版第五页,“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也经受了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外来威胁,它们从未承认达赖喇嘛履行对西藏统治的权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这完全不是事实。于是找原书核对。原著说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也经历了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对他的统治的外部威胁,他不再能把行使对西藏的统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高枕无忧的了。 这一句中,主语始终是十三世达赖喇嘛,译文的下半句改换主语为“它们”(中国和英国),是把句子结构看错了。可是,我仍然不明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译。如果译者英语不足,翻出来的中文句子总该懂,而这中文句子的内容错得一目了然,译者作为一个藏学家,总应该看得出来的吧?

    还有一些错误,不需要很好的英语,也不需要藏学知识,凭常识就可以判断了。

    三十年代,英印政府派出拉萨的一个官员叫威廉逊,他在拉萨生病,拉萨政府拒绝英印政府派出飞机到西藏来救助他。这是近代史上一件很有名的小事。中文版第208页,“这时威廉逊的病情更加恶化,1935 年11 月18 日他因小便失禁而死。”“小便失禁”是一种症状,有谁是因小便失禁这种症状而死亡的吗?

    还有一例也是凭常识就可知道翻译有问题,不需要核对原文,错译显然来自于英语能力不足。

    中文版第395页说,据说“是当时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头目黎吉生首先把热振的请求带给国民政府而引起大札摄政的注意的。” 这很不合逻辑,英国外交官黎吉生怎么会去把热振的请求告诉国民政府而引起热振的政敌大扎摄政的注意呢。原文的意思是,据说是黎吉生让大扎摄政注意热振向中国人发出的请求。 错译的原因是没有分析好句子里接连两个“to”。至于此书中为什么把西藏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英国官员黎吉生一次次地译成“头目”,我们就只能猜测了。

    还有一些错译,涉及藏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文本居然把内容完全译反了。

    中文版第434页,“大扎否决了上述提议,指令噶厦将刑罚更改如下:‘虽然理所当然应考虑判定为重罪,但是我请求施用刺目的刑罚,这是出于年轻的达顿喇嘛长寿的考虑。这是我个人的判决。’接到这道命令时,噶伦们对大札摄政对企图杀害他的政敌表现出的宽大仁慈感到吃惊,…”中文读者读到这一段,会得出什么结论呢?这西藏的大扎摄政是够残酷的,他下令挖政敌的眼睛,而手下的人竟然还为如此宽大仁慈而吃惊。那么让他们不吃惊的刑罚更不知有多残酷呢。中文读者自然不会料到,译者在这里没有把“撤销”这个词给译出来。他说的是“我请求撤销刺目的刑罚”。 这样的错译是不可接受的。

    再如,中文版第446页,西藏派出一个代表团,申请英国的签证,中国方面强烈反对英国发放签证。英国外交部有人说:“我们的看法和主张是,如果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那么我们将不顾西藏政府所提出的不应发放签证的明确请求,我们不可能再维持西藏自治的立场,并对我们维持其自治的立场作出解释。”西藏政府怎么会提出请求不要给自己发放签证呢。有谁到外国领馆去申请签证的时候请求说不要给我发放签证的?那不成了精神病了?原文的意思是,如果英国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不给西藏代表团签证,那么英国就不能继续维持其西藏自治的立场,不能说自己是支持其自治的了。

    阅读译本的经验是,如果你觉得中文句子不通,或者不知所云,那么,多半是原文没有读通。

    中文本第448页,“问题是最大限度地鼓动中国公众发表意见,显然是希望避免任何国际团体对西藏的地位进行调查。” 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是“最大限度地鼓动中国公众发表意见”这种事情?原文很简单:最令中国人不安的事情显然是一种焦虑,即要避免任何国际团体来调查西藏的地位。

    二次大战后,西藏派出代表团要求访问美国,遭遇很大困难。中文本第491页说,
    “国务院通知其驻德里大使:申请访美之事可以允许,但是只是在西藏人处境极为不利的特殊情况下才能这样做。美国大使还得到特别指示,要他依据西藏的护照颁发签证”。这一小节几乎每一句都译错了。

    有些地方翻得不好,看来既不是英语不足,也不是知识不足。例如中文版第609页,“这种权力的变化和转移是因关于中国驻印度大使的第一点建议的变化而肇始的。” 原意其实很简单:这种权力转移,一开始是突然推翻了针对中国大使第一条建议作出的决定。

    还有一些地方,原著说得很清楚,内容也非常重要,中文翻译却极为误导。中文版第623页,英国外交部研究了“宗主权”一词的含义。这是有关西藏之国际地位的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概念。“英国外交部在考查了这种区别之后得出结论:所有证据都表明,西藏不仅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还具有其自身的明确的国际身份。”可是,英语原文有一点很小但是非常重要的不同:英国外交部得出的结论是,西藏不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还具有它自己明确的国际身份。 译者只是没有把“not merely” 这个短语译对。

    从翻译的角度说,这样有问题的翻译比比皆是,如果有耐心逐句核对,几乎每一页都可以找出一些来。现在我理解柳陞祺先生的话了:“我不想看译本,倒想买一本原书”。

    政治对学术的入侵

    尽管如此,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有一本中译本总比没有中译本要好。现在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对藏人藏地的了解,大多数中国人了解西藏的读书条件,却远远比不上海外英语读者。

    从翻译的角度出发,由于语言上的困难而造成的中文版缺陷,都是应该谅解的。翻译是助人的事,出力多而得利少,很容易吃力不讨好。在两种语言之间被动地工作,是很辛苦的事情。语言的知识和能力,谁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多年苦读,一点一点积累,一点一点改善出来的。所以,我原谅任何纯粹翻译的失误。我有理由相信,任何译者,都会进步,都会译得越来越好。我有耐心等待译者的下一部译著会好得多。

    但是,我不能原谅的是,政治对学术翻译的入侵。

    所谓翻译,尤其是学术性翻译,更尤其是当代西藏史这样充满争议的领域里的学术性翻译,读者有理由要求翻译者把原作的意思准确地进行语言转换,让不懂英语或者没有机会读到英语原著的读者,能够用中文读到英语作者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给我们一个中文文本,但是我们要求从这个文本中读到的是原装的美国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而不是经过中国藏学家杜永彬修改了的戈尔斯坦。由于语言或知识的原因翻得不好是一回事,但是你翻的时候不可以修改。你翻的时候修改了,不管你出于什么理由,那就不再是翻译,那叫篡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文版第484页,有一节开头就说,“历史发展表明”;中文版第612页,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有“西藏统治集团”一说。我感觉好奇。这种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框架下的典型说法,美国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用的英语原话是什么呢?只好再去翻原著。结果发现,这两种说法都是译者凭空加上去的。

    另外有一些地方,可以明显看出译者的汉文化立场。比如,藏人有医生,作为藏学家总应该知道藏医。翻译成“佛医”是不对的。藏文化和西藏历史中,请示神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能理解藏人文化心理中的神喻,你就无法理解西藏历史上的很多事件,无法理解藏人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认识。本书译者把乃穹活佛翻译成“神汉”,是把这种对象比附为本民族的文化元素了。

    还有一些很容易被中文读者忽略的细节,却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政治对学术翻译的野蛮入侵。

    中国的中文读者可能因为已经习惯而不再留意,海外中文读者可能因为事情分散而没有注意,在中国的当代汉语行文中,宣传部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些语言规则,这些语言规则甚至已经成为写作者的习惯,演变成人的本能。有些题材是不能形成文字的,有些词汇是不能出现在文章里的,有些政治规则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恪守的。比如,中国大陆政府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那么,在你写到台湾的时候,属于一个国家才有的一切,比如总统、立法院、行政院,都得打上引号,以示“不合法”,“不予承认”。这种规则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很多人在引用台湾人自己的话的时候,也给其中的此类词汇打上引号,等于强行代表被引用者也必须“不予承认”。

    不幸得很,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于是在戈尔斯坦这本洋洋八百页的中文版中,这一规则得到了普遍的实行。

    在1951年前的西藏,除了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以外,西藏还有一个“民众大会”(有些著作中翻译为“国民大会”。)这是一个类似于议会的“议政机构”。这一机构本身没有行政权力,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的人也不是平时位高权重的僧俗官员,但是每当遇到重大事件,这一机构就体现出举足轻重的份量。民众大会典型地表明了具有悠久历史的西藏社会和政体,已经发展出复杂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而且,它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种东西,这说明西藏的政体完全不同于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

    不知译者出于什么考虑,在戈尔斯坦著作的这本汉文版中,凡是民众大会,统统打上引号。甚至在全文引用民众大会对外公告的落款签名处,也给“民众大会”四个字打了引号。问题还不在于应该不应该打上引号,问题在于,这个引号是戈尔斯坦原著中没有的。标点符号是句子的一部分。引号在当代英文和中文中是如此重要,英美国家的公共演讲中,演讲者常常要把引号读出来,有时候还辅以手势,表示那些字句是打了引号的。在没有这个引号的地方,硬加上一个引号,这就不是翻译,而是篡改了。

    在中文版中,这些机构所带的引号显然表示其“不合法”,因为中国政府不承认那个时期西藏“事实上”的独立状态。戈尔斯坦在此书中介绍,1942年,由于外交事务大大增加,噶厦决定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就尝试过的“外交局”。外交局的存在,说明西藏在行使独立的外交活动,那正是一个独立国家才有的。可以理解,这会使一些中国学者不愉快。可这是史实,更何况,这是一个西方学者在他自己的著作中阐述这一史实。我们这本中文版的译者却毫不含糊地给凡是出现“外交局”的地方都统统打上了引号。更有甚者,在戈尔斯坦大段引用西藏外交局的对外信件的时候,译者在外交局落款签名的地方,也不客气地给外交局三个字打上了引号。这样的做法,其蛮横几乎可以和中国政府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相媲美,简直匪夷所思。

    同样,西藏政府派出的”慰问同盟国代表团”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一律打上了引号。奇怪的是,同样性质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待遇要好一点,在标题等重要地方是带引号的,在文字段落里有时候有引号,有时候却没有引号。是不是因为“商务代表团”听起来是做生意而不是搞外交,因此可以容忍一点?其实读了此书的人都知道,西藏商务代表团是西藏政府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

    这些原著中本没有的引号,却遍布中文版全书,显然是中文版的行文规则,必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然而,我却很难理解,译者作为一位专业的藏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相信中共的宣传部或者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会给藏学界及出版社明确指令,在出版物里这些词汇必须打上引号。作为一个学者,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也可以在适当的场合表现自己的爱憎好恶,但是,现在你是在搞学术翻译,不是在做文艺创作。中文读者读了这样的中文版以后,得出的印象必然是,连美国当代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在其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都认为,西藏的这些政府机构是“不合法”的。可是,这并不是戈尔斯坦英文原著中的原意,这种印象是译者通过对中文译文的添加而刻意加给读者的。这是在利用外国原作者的学术声誉欺骗中文读者。这样做,为严肃的学术翻译所不允许,为正派的学者所不齿。这个道理难道很不好懂吗?

    此书中文版的迅速问世,得到国内藏学界王尧、耿升、张祖基,多杰才旦、邓锐龄、丹增伦珠、高淑芬等等众多先生的出力相助和推荐,藏学界重镇王尧先生为之作序,戈尔斯坦为中文版写了前言。初版后,1995、1996年两次登上全国畅销书排行榜。2005年又出了新版。戈尔斯坦不通中文,是否了解中文版的政治色彩,我们无从猜测。我想不明白的是,国内藏学界那么多学者,历时十余年,怎么就看不出此书中文版的问题呢?即使手头没有英文原作,中文内容和语句的错误如此明显,怎么会看不出来?遍布全书的引号,在在表现出政治对学术的野蛮入侵,学者们怎么能心安理得?

    此书中文版问题的受害者,是中文读者。译者及其师友学长,欠受骗的中国读者一个道歉。

     
    • 丁一夫

      五月 10, 2010 at 9:36 下午

      注释没有贴上,重贴:

      原著P XIX: In 1912-1913, the 13th Dalai Lama returned to Tibet from exile in India (see Map 1). His ragtag volunteer force expelled all Chinese officials and troops from Tibet, reestablished his rule, and began a thirty nine-year period in which Tibet held total control over its own internal and external affairs. China never accepted this state of affairs, and the Republican and Kuomintang governments worked to restore Chinese control. They were unsuccessful, however, and when Chiang Kai-shek
      fled to Taiwan in 1949,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lone still controlled Tibet.

      原著P43 The 13th Dalai Lama also experienced external threats to his rule from both China and Britain and would never take for granted the exercise of his right to rule Tibet.

      原著P270 Williamson’s condition worsened, and on 18 November 1935 he died of chronic uremia.
      原著P474 that it was H. E. Richardson, the head of the British Mission in Lhasa, who first brought Reting’s request to the Chines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regent.

      原著P515 Taktra overruled them, instructing the Kashag to change the punishment as follows: “Although the verdict is reasonab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rimes, I request that the punishment of taking out the eyes be withdraw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young Dalai Lama’s long life. This is my personal verdict.” On receiving that order, the shapes expressed surprise at the leniency the regent was showing to the enemies who had tried to murder him.

      原著P528 Our view is that if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we were to disregard the definite request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hat visas should not be granted we could no longer maintain the position that Tibet is autonomous and give account of our support in maintaining its autonomy.

      原著P530 The matter that is agitating Chinese minds most is clearly anxiety to avoid having the status of Tibet examined by any international body.

      原著P577 the State Department notified the U.S. Embassy in Delhi that the proposed visit was permissible, but only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that were very unfavorable to the Tibetans. The embassy was specifically instructed not to issue U.S. visas on the Tibetan passports.

      原著P701 The beginning of this shift in power was the sudden reversal of the
      decision regarding the first point of the Chinese Ambassador’s proposal.

      原著P716 On both these counts th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 concluded
      that all the evidence showed that Tibet was not merely a portion of China but, rather, had a clear international identity of her own.

      原著P580, p704
      中文版第460页

      中文版第534页,538页等

       
  5. davidpeng

    五月 10, 2010 at 10:14 下午

    @丁一夫先生

    感谢您把您的著作贴到我的博客上。下次您只要转帖链接就行了。或者您觉得文章非常有意义,我也可以以转帖正文的方式发出。

    我的文章不是针对您说的这些情况。如果是译者自愿就做了这样的修改,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个好的译者,不忠实原文。如严复所说,“信”是第一位的;翻译只不过是帮助读者去除语言障碍而已。

    当然,如果您的文章是要批评中国政府。我同意您的观点,我也不喜欢中国政府的做法。

    您可能是对国内的出版行业不够了解。据我所知,对某些称呼加引号是普通的要求。我个人觉得这些应该是编辑做的。否则这些书是没法出版的。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如果想要书籍在国内出版,跟更多的读者见面,就必须满足政府的这些无理要求。他们最少给国内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跟官方不一样的西藏。官方可以修改某些译文,但是无法改掉整个文章的基调,除非重新写过。我想,这是为什么戈尔斯坦的书如此畅销的原因吧。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还是很尊敬这些书的译者,虽然我的选择会不同。

    至于您提到的有些瑕疵,这可能是翻译水平或者疏忽的问题,如果您有办法和译者直接联系,我相信他会非常乐意接受您的指正。请您理解,翻译大部头不是易事,出点小问题在所难免。

    最后说一句,您在海外,也关心中国和西藏,请不要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口吻来对境内的人说话。

     
  6. 丁一夫

    五月 10, 2010 at 11:50 下午

    “请不要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口吻来对境内的人说话。”

    愿闻其详。

     
  7. davidpeng

    五月 11, 2010 at 8:31 上午

    @丁一夫先生,

    涉藏非官方的书籍在国内出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很多人在其中做了很多的努力,做了不少妥协。

    如果您的原义是批评共产党政府,随您便。他们本来就干得不咋地。那我误解您了。

    如果您是要批评参加翻译的这些译者,编辑,出版社,还请您三思而后行。如果他们处在您的条件,他们也会出版一些最少是不受到“政治影响”的译作。

     
  8. 丁一夫

    五月 12, 2010 at 9:24 下午

    彭先生:

    您说,“如果您是要批评参加翻译的这些译者,编辑,出版社,还请您三思而后行。”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还真不懂。

    您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我批评的是做错了的事情,并不关心做这些事情的是什么人。我不能把什么事情都骂到“共产党政府”头上就算完事了。我也不能因为做事的人处于什么样的条件,就得“三思而行”才能指出一本书的“翻译错误”。这是两回事。

    处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都不妨碍一个译者精益求精,不可欺读者,您说是不是?从柳晓青女士的译后记看,柳女士是在国外生活,不见得有您说的“条件问题”。杜永彬先生的译文,我请您至少读读我指出的地方,中英文对照读,读了以后,您再来判断是不是所处的“条件”问题。

    其实,我在您说的“条件”下生活的年头,足够理解那是什么样的条件。我也在这样的条件下写东西。我知道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和把“尿毒症”翻译成“小便失禁”是两回事。

    西谚说:骗了你一次,是他的不是,骗了你两次,是你的不是。

    请您至少读过我的文章。我怎么高高在上了,还得请您详加指教。

     
  9. sol

    五月 12, 2010 at 10:13 下午

    丁先生(还有david),
    不好意思,这里插句嘴。喇嘛王国的覆灭中译一文中,您所说的“政治对学术翻译的入侵”主要是加引号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在现阶段要改很难。

    不过,就像david提到的,您有没有想过就其它问题与译者和出版社联系一下,看看可不可以纠正。我觉得有好几处似乎是译者对英文理解有误,改正起来似乎政治方面没有多大阻力。

    如果您觉得和译者和出版社沟通比较困难,是否可以与王尧老先生(他作了中译序)或Goldstein教授联系,由他们出面转交您的建议。

    我只是觉得批评中国的工作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有具体的行动让它变得更好。

     
  10. 丁一夫

    五月 12, 2010 at 11:39 下午

    Sol,

    谢谢您插这一嘴,这样我们的议论就归了正路,可以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说了。

    其实,我最不愿意议论别人的翻译,就像不愿意议论别人的造句一样。一百个人作文,必定一百个样子。翻译也一样,细细推敲,谁的翻译都可以问出问题来。谁都知道学一点外语要下多大功夫,都知道翻译之不易。一般地说,翻译上有一些问题,比如欧化句型,汉语句子不通,长句难以理解,用词不到位,等等,我都不会苛求别人,因为我自己也会有同样问题的。

    我觉得,不应该的是在掩饰之下修改原作。作为一个学者,你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却欺负你的读者没有机会读原作而修改原作。这不是水平问题。

    我当然愿意和译者,编者,出版者直接交流,请他们复核。您要是有他们的联络信箱,请告诉我,或者直接把我的文章转去。我记得,藏学出版社出过一本西藏是我家,我曾经给译者杨和晋先生写信,坦言这个译本“是有问题的”。杨先生很大度赠我译稿,和我探讨。译者和我这个读者之间这样的交流,十分地正常。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大家都明白。杨先生没有说,我给了他们稿子是好的,是他们这样修改,不关我的事。他也没有说,我只能这样删,要不就出不来。事实上这都是可能的,可是我们的讨论不在这里,我们不是出版商,我们是译者和读者。我们在讨论这样翻译对不对,该不该。作者和译者,是唯一要为自己的署名负责的人,你没有权利对未来的读者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有人用手枪顶着我。读者怎么知道你背后有没有手枪顶着你?

    我不大信服“我已经作了最大努力,没办法,只能这样,否则就一事无成了”的说法。

     
  11. sol

    五月 13, 2010 at 7:37 上午

    丁先生, 那咱们就试试吧。就算不成功,也是在此事上尽力了。下面这些联系方式是我在网上找的:

    译者杜永彬先生
    http://xz.people.com.cn/GB/140441/140443/8487701.html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四环东路131号(100101)
    电话:64933356(办)
    E-mail: yongbd@yahoo.com.cn

    中國藏學出版社
    http://www.zytzb.org.cn/cbs/zx/09.htm
    地 址:北京亚运村北四环东路131号
    邮政编码:100101
    电 话:64917618
    传 真:64972884
    联系人:格桑卓玛
    电子信箱:Sesang@tibetology.ac.cn

    王尧老先生我估计已经退休了。

    Goldstein教授所工作的中心
    http://www.case.edu/affil/tibet/aboutUs/contact.htm?nw_view=1273710032&
    Address:Center for Research on Tibet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11220 Bellflower Rd
    Cleveland, OH 44106-7125

    tel:216.368.2265
    fax:216.368.5334

    email:tibet@case.edu

    Goldstein教授应该是不通中文,但我估计他在国内官方和非官方的朋友和渠道都很多,应该有人可以把您的文章翻给他。不过,您可能要费神写个英文的东西,先向他说明一下。

     
  12. davidpeng

    五月 13, 2010 at 9:07 上午

    @丁先生,

    关于“尿毒症”,我认为这是我所说的“瑕疵”。我同意你,这个无干条件,无干政治。sol也给出了一些联系方式,请您把自己的意见转给他们吧。

    您说您是对事不对人,我觉得您“高高在上”,因为您的这些话:

    这样做,为严肃的学术翻译所不允许,为正派的学者所不齿。这个道理难道很不好懂吗?

    ……

    我想不明白的是,国内藏学界那么多学者,历时十余年,怎么就看不出此书中文版的问题呢?即使手头没有英文原作,中文内容和语句的错误如此明显,怎么会看不出来?遍布全书的引号,在在表现出政治对学术的野蛮入侵,学者们怎么能心安理得?

    您这个是纯粹的学术批评还是政论文章?如果是学术批评,上面这些话是多余的,不严肃的。如果是政论文章,那还是让政客们去吵吵吧。

    我说您“高高在上”,这个是主观感觉,这个不严肃,也不学术。所以,我收回我请求您“不要高高在上”的说法。我们用不着在这个方面继续讨论。

     
  13. davidpeng

    五月 13, 2010 at 9:51 上午

    我首先想指出,我讨论的问题和丁先生讨论的问题是不同的。我针对的是翻译技术问题,而丁先生似乎在批评政治(对不起,我不敢帮丁先生总结了)事实上,我个人不喜欢丁先生这种转帖全文留言到我的博客的做法,更好的是,摘取他的文章中和我的议题相关的部分。

    当然,我不审查内容,所以网友可以随意留言,上面只不过是我“个人”的不快,不代表我作为博客“管理者”的规则。

    说远了。某种程度上,译者要面对信和达的矛盾问题。尽管英文都用“china”和”tibet”,在不同的时代,他们的关系是不同的。尽管大部分国际藏学界认为在1911~1951年间,西藏,拥有目前类似TAR地区大小,享有事实独立地位,但是在说到从元代到清朝以来的汉藏关系,多认为处于完全独立和完全隶属之间,而且其关系是变化的。

    所以从译者的角度来说,翻译成“中国”和“西藏”固然不错,翻译成“元朝”,“清朝”,“西藏地方政府”也说不上有多大错误。如果是表述当前的情况,由于政治现实是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所以将其中的china和tibet翻译成为中央和地方,更反映实际情况。

     
  14. xiaoxiao

    五月 13, 2010 at 11:23 上午

    关于China和Tibet,一开始我也倾向于直译“中国”和“西藏”,以为这是西方人无所顾忌,作为译者自然也应做到“信”,后来慢慢发现,里面大有文章。比如,有次翻译Goldstein的一段文章,小标是“Growing up in Kham and China”,主角是一位生活在民国时期的藏人。我先译了“康区和中国”,后来想想不对,因为当时中藏的交界是金沙江,康区的大部分,早已属于中国,便问Goldstein,他说,采访那位主人公时,对方提到China说的是藏语“甲那”。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或许将China译为内地或汉地更为恰当。

    是的,我觉得china和tibet的确要看上下文翻译。但是,恕我直言,即使是表述当前的政治现实,如果英文用了china and tibet, 而不是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ibetan local government,那翻为“中央和地方”,就有篡改之嫌了。

     
  15. davidpeng

    五月 13, 2010 at 12:51 下午

    @xiaoxiao,我大部同意你的观点。我理解一般情况我也不会这么翻。但是如果别人这么翻了,我也不会认为他是泛政治化,或是篡改。

    所以这个要看你怎么理解信和达了。

    表述目前的情况,我认为说“中央”“地方”“中国”“西藏”都是“信”,但在有些上下文中,翻译成“中央和地方”比“中国和西藏”好,更“达”。

    藏语“甲那”是很普遍的用法。不同的人用同一个词都有不同的含义。我没看过你的那篇文章,我猜那个藏人说的“甲那”仅指附近的泸定,邛崃,最远到成都的那些地方。有些藏人根本没有国家概念,有些则有很强的国家概念。有些语境,原作者就是想表达这种强烈的区别;而另外一些语境,作者只是用这些词,那么用汉语语境中最容易被读者理解的词。

    在翻译Norbu的那篇地震中,一般会把Dhartsedo翻译成康定,不然现代汉语读者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而此地在赵尔丰改名之前叫打箭炉,而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从藏语译音打折都来的。我在翻译中用了打箭炉,加了条附注。

    我觉得这些内容对于译者来真的很困难。翻译时需要注意到其政治含义,读者最好也有一定修养。

     
  16. davidpeng

    五月 13, 2010 at 1:08 下午

    最近翻译了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为雅鲁藏布江水资源谈判的新闻。有位读者给我来信:

    为什么不称藏南地区而用印度的称法,潜移默化造成误导!!!

    这是The Hindu的新闻,原文是Arunachal Pradesh,我译为阿鲁纳恰尔邦。我没有更改译文,否则可能The Hindu要找我抗议了;不过加了条附注,引了维基百科。在很多情况下,加译注也是不错的办法。

    我只是名译者,无法承担那么多“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

     
  17. xiaoxiao

    五月 13, 2010 at 2:39 下午

    china和tibet,在什么情况下可翻译为“中央和地方”,不知可否举例说明之。我个人觉得,在china和tibet这个表述中,显然原作者没有把tibet置于china之下,二者在这种表述中是平等关系。当然这是很有争议的做法,有人同意,也会有人反对。但译者的任务只是翻译。除非经过提醒后原作者发觉这么说的确不妥,而同意将其翻译为“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的中文版,不然在作者不知情下这样翻,恐怕都有可能违背原意。〈喇嘛王朝的覆灭〉一书中就有不少类似的例子,Goldstein事后知道一些,对此并不高兴。

     
  18. davidpeng

    五月 13, 2010 at 3:04 下午

    我手边没有这样的例子。

    你自己举的Kham and China是个有意思的例子。问题是,很多英文作者写文章的时候并非有那么强的意愿去描述一个平等关系,只不过是为了说明他的主题用的方便的词。就像Goldstein采访的那个藏人,那并非认为Kham和China是什么平列或者什么之类的,他根本不关心,他也许只是指的地理上,山那边汉人住的地方。

    这个和《喇嘛王朝的覆灭》的年代不同,无法类比。

     
  19. davidpeng

    五月 13, 2010 at 3:21 下午

    对应上面那位读者的来信,下面是我在唯色的twitter上看到的,对我在嘉央诺布一文中翻译Dhartsedo的评论:

    原文无打箭炉,而译文多处将藏语达折多换成打箭炉,有意思。

    ……

    地名的命名权及其背后的故事,意味着某种叙事方式,为此我常常提醒自己要当心。当帕廓变成八角街,当达折多变成打箭炉…

    我认为“打折都”或者“打箭炉”都符合”信”的要求,但“打箭炉”在中文中用得更多,可能更方便中文受众。知道打箭炉的读者本来就很少,知道打折都的可能就更凤毛麟角了。

    但是,作为译者来说,要讨论起“误导”,“命名权”,“叙事方式”,我感觉实在是太吃力了。我本来想bridge语言障碍,最后自己反而变成了矛头所指。

     
  20. sol

    五月 13, 2010 at 4:16 下午

    几乎可以感受到david的frustration,我自己还是非常感谢你在翻译方面所作的努力的。

    关于Dhartsedo的翻译,这次唯色可能太多虑了。如果真要争夺“命名权”,完全可以将Dhartsedo译作“康定”而不是“打箭炉”。

     
  21. xiaoxiao

    五月 13, 2010 at 4:24 下午

    关于Kham and China该怎么译,后来我们争论了长达两个月。在西藏这么敏感的话题上,称呼是件大事。英文作者很可能的确不是要刻意强调那种平行关系,那么译者就更不该去坐实与其相反的从属关系了。这个可能真要有例子才能继续讨论下去。

    关于Dhartsedo的翻译,倒让我惊讶。我完全没听说过“打折都”,见到都是译打箭炉或康定的(视情况)。翻译涉藏文章恐怕难免出现这种情况,也有藏人朋友指出过我译文中自己没发觉的“汉人偏见”,比如“土司”,在我以为汉人很熟悉的称呼,亦有藏人觉得有贬义而不能接受。我当然也是无心,但也算是了解了一种看法。

     
  22. 比目鱼

    五月 13, 2010 at 7:30 下午

    “甲那”,甲=广大,那=黑色。甲那意思是黑色广大之地。比较接近的是藏语里的印度,藏语称“甲噶”,意思是白色广大之地。在藏人看来,这两个邻居人口众多,面积广大。

    甲日=汉族,甲米=汉人。在拉萨话里,汉族是尊称,汉人略显轻蔑。同样,藏人也认为汉语中的藏族是尊称,藏人是蔑称。

    甲那在藏语里原本没有政治或情感倾向。凡是汉人积聚的地方都是甲那,意思是汉地。“解放”后西藏归属中国,甲那就又有了内地的意思。

    解放后“中国”在藏语里有了一个再造的词汇,音译的中国,发音为“中扩”。但这个词仅在文件和课本中出现,没能进入日常口语中。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看到各位讨论的热闹而深入,就插两句嘴。

    感谢各位对西藏的关爱。

     
  23. davidpeng

    五月 13, 2010 at 7:55 下午

    @sol, 说不上什么frustration,只是有点无奈。

    @比目鱼,受教了。我还以为甲那和China有什么关系。另外,茶好像也是“甲”,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这个和主题远离了。

     
  24. 比目鱼

    五月 13, 2010 at 8:04 下午

    “解放”后藏语中出现了不少外来地,大多是音译。比如酱油,醋,白菜,葱,电视机,等等。为使西藏社会能融入中国的政治生活,政府设置了编译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等,翻成藏语相当难。

    日常生活中,汉语外来词闹了不少笑话,甚至会带来误解。藏语口语中,无论年龄,对汉人男性一律尊称为“叔叔”,女性则是“阿姨”。常常看到藏人中年尊称汉人小姑娘为“阿姨”,招致这位小姑娘的反感,她想“我有这么老吗?”这时,藏人本是一片好意,但缺乏对汉语和汉文化的把握。

    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藏汉翻译很难。藏语中大量的民间文学,比如脍炙人口的阿古顿吧的故事,翻成汉语后显得枯燥无味。生活方式,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到语言,表达和理解,是个问题。

    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有苦有乐。自1500年世界迈入近代,在世界范围全球主流文化从英国到北美再到全球,在中国境内,汉文化从内地到边疆。作为非白人,英语为外语者,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得面对这样一种对自己不利的局面。我想,我们既然没得选择,最好还是积极面对。

     
  25. 比目鱼

    五月 13, 2010 at 8:09 下午

    David:
    茶在藏语中也是汉语的外来词,发音为“甲”,但是在藏语中和汉地的“甲”,无论是拼写还是发音都截然不同,二者没有关系。

     
  26. 比目鱼

    五月 13, 2010 at 8:21 下午

    其实,“甲日”藏语的意译就是“大民族”,这是多好的一个称呼。综上所述,“甲那”是个古老的藏语词汇,和英文中的“China”,或日文中的“支那”都没有关系。

     
  27. 比目鱼

    五月 13, 2010 at 9:06 下午

    Kham和China,个人认为在汉语语境中,翻译成康区和内地或汉地,最为达意。如果翻译成康区和中国,显得莫名其妙,阅读时难以理解。

    再多两句嘴。有些藏人网民拒接汉语的“西藏”,代之以“博”,拒绝“藏人”,代之以“博巴”,我个人认为这样做莫名其妙。汉藏交流的必要大于政治纷争,泛政治化是不可取的。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

     
  28. sol

    五月 13, 2010 at 9:46 下午

    原来这样,谢谢比目鱼,我也受教了.

    如果说"Kham and China"译成"康区和汉地"更接近藏语原意,那倒是"Kham and China"这一英文表述离藏语原意远了.China好像没有"汉地"的意思吧,英文里也好像没有对应"汉地"的词.

     
    • sol

      五月 13, 2010 at 9:58 下午

      哎,感觉我自己说的有点绕儿.我是在想goldstein教授采访的人讲藏语,他据此用英语写论文,进行了第一次翻译,我们又从英文到汉语,又来一次翻译。这样来来回回,不出问题才怪。

       
  29. davidpeng

    五月 13, 2010 at 9:57 下午

    sol指出的问题是翻译的难处。对Goldstein的这个例子是藏语到英语。如果是你用英语,你怎么写?Kham and nearby Chinese inhabitation?没有哪个词比用china简洁易懂。

    这也是我在前面写的,有时候用china或者tibet词的人只是为了好用,并没有特别的政治含义;这个时候,译者应该去理会原文的含义而不是字面的意思,然后用最合适的对应词。

     
  30. davidpeng

    五月 13, 2010 at 10:18 下午

    @比目鱼说到的“西藏”,我抄一段任乃强的见解给诸位,请不要笑:

    通常译英法文之Tibet为西藏,此大误也。“西藏”二字,为我国之行政区域名称,适于康雍之世。其时所知,为宁静山以西,青海以南之康、卫、藏、阿里四部。清末,边务大臣赵尔丰收回赏藏之康地,请于江达与西藏划界。旋由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请以丹达以东之地建西康省。民初,以其地为川边特别区域。是今之“西藏”二字,又只能包括卫、藏、阿里三部也。至Tibet一字,乃土伯特之转译。土伯特为亚欧各民族加于藏族之称呼,同时施于其所分布之地。故凡今卫、藏、青海及西康之地,西人皆称曰Tibet或Tibetan……乃我国人竟自译土伯特为西藏,是不啻自认西藏政府之当占有西康与青海矣?非大误欤?

    余以为Tibet一字应直译为“土伯特”。“西藏”二字,亦应先自介绍于西人,译为His-Tsang。或依西人现有译名为Gtsang Po(赞普),愿国人亟采纳之。

     
  31. 丁一夫

    五月 13, 2010 at 10:56 下午

    XiaoXiao:

    “Goldstein事后知道一些,对此并不高兴。” 很高兴得知这一点。

    我再此的发言完了,谢谢。

     
  32. xiaoxiao

    五月 14, 2010 at 4:36 上午

    谢谢比目鱼的指点~

    只想说,其实我觉得把“甲那”翻译成“China”也没有错,因为英文里的China,视不同语境,本身就既有政治意义上的“中国”(i.e. PRC),又有民族/文化意义上的“China Proper”(汉地)两种释义,正如藏语中的“甲那”之含义也随时代而有所变迁一样。

    所以Kham and China这本身就是一个意思明确的表达法,不是出于懒惰或求方便;它的意思已经很明白,只是读者(和译者)应该把其中的China按照“汉地”去解读和翻译。这在我看来还是属于翻译范畴内的合理诠释。

    有一种情况是原文只说了Tibet government,译者却说“西藏地方政府”,这就超过了一个译者应该做的事了。

     
    • sol

      五月 14, 2010 at 2:35 下午

      经你这么一说,我道有印象china在有些context下指的是china proper。可能是受“中国本部”这种翻译的影响,我脑子里china proper是个地域概念,不觉得它是特指的“汉地”。

      还有,我在想”china and tibet”有些时候是不是也可译成“藏地和汉地”。

       
  33. davidpeng

    五月 14, 2010 at 10:50 上午

    作为对这篇文章的最新注解,我注意到唯色博客上新发表的嘉央诺布的《结古在我心中》的另一版译文,台湾悬钩子译,唯色编辑。

    她发的推成为文章的译序。

    她是一名战士,而我只是一名译者。祝愿她得其所哉。

     
  34. sol

    五月 14, 2010 at 2:52 下午

    刚看到一篇关于云南藏区的博文,一位外国老师带他的学生去那里考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是第一篇,下面还有follow-up。(俺也去那里耍过,俺那纳西族的司机开山道那叫一个疯。。。)

    http://granitestudio.org/2010/05/09/beijing-to-shangri-la/#comments

    不好意思,上这个链接是偏题了,但又不知把这个放哪儿好。

     
  35. 网友

    五月 14, 2010 at 2:53 下午

    关于Dhartsedo,译成“达折多”并无不妥,只需加个括号说明是康定即可。虽然许多汉语地名是藏语名字的音译,但有些与原藏语发音有相当区别,我的观点是最好以原发音为准,在括号中加注。

    至于“Kham and China”,最好译成“康区与中国”,不过可以注明后者是文化意义上或民族意义上的中国。在历史上,康与安多作为西藏与中国交界的地方,其政治格局与演变情况极为复杂,几天几夜也说不清楚。为避免麻烦,最好是从民族或文化的意义上进行界定。但译成“汉地”之类肯定不妥。“China”里面岂止有汉?

     
  36. er

    五月 15, 2010 at 4:16 上午

    好几天没来,就看见你们讨论这么热烈。我这几天抽空在读阿嘉仁波切的自传,学到了不少中国文革时代名词的英语翻译。回头看能不能写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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