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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珠 第七章 回归 四十 ~ 四十一

04 6月

David: 最近,由于某种外界还不知道的原因,这个案子被重新翻出来,新疆警方重新指控嘎玛桑珠。浦志强律师在代理这个案子(浦志强博客)。但是,嘎玛的太太珍尕措为这个案子开的博客被搜狐关闭。

下面摘自刘鉴强写的《天珠——藏人传奇》中关于这一案件的描述。

2009年11月,刘鉴强在书的再后记中写道:

因为当地藏民在环境保护、草场纠纷、退耕还林补偿方面与个别官员有不同意见,被认作当地人主心骨的如凯家族仁青、嘎玛、晋美朗加三兄弟面临着一场危机。

希望他们一切平安,好人一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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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18日夜,数十名便衣警察蹲守在乌鲁木齐机场,等着擒拿“建国以来新疆最大的文物贩子”,那人“似荒原野狼,行踪不定,诡秘异常”。

此人便是嘎玛桑珠。

几天前,珍嘎来到西宁的青海邮电学校——就是扎多在那里混了四年的学校进修,与嘎玛见面。有天夜里嘎玛做了个梦,看见一只狗冲他汪汪乱叫,忽然变成个人,对他呲着牙,狰狞可怕。嘎玛像被施了咒语,动弹不得,“莲花佛,嘎旺法王!”他大声呼喊。

“嘎玛嘎玛你怎么了?”惊慌的珍嘎叫醒他。

嘎玛大汗淋漓,不知此梦之所指。

他告别珍嘎去成都,先处理自己的皮衣业务,然后带一个皮箱,里面装着人民币和美元,一共约合40多万人民币,登上飞机去乌鲁木齐。

在过去的三年中,嘎玛大起大落,大落大起。奶奶去世后,嘎玛花了几十万元,请许多大喇嘛为奶奶念经超度,请人将一本400页的佛经刻成玛尼石,足足刻了两年。在康区,恐怕难有普通人像奶奶一样享受如此隆重的葬礼。为了让奶奶转世为人,嘎玛不在乎花掉所有的钱。

他从日喀则回到西宁,听说生产机场跑道材料很赚钱,便与朋友一起投资建厂。整整两年,他被这个工厂拖进泥潭:当地银行贷款下不来,市场价格下降,工厂污染极大。两年后嘎玛不得不扔掉工厂,这下不但把买卖天珠的赢利全赔光,还欠债200多万。

更糟糕的是,贡觉老家的很多人跟他借钱做生意,嘎玛一万两万地借出,当他的钱全投入工厂时,自己没钱借给别人,便为老乡做担保人借贷,几年下来,老乡们还不起钱,债主来找嘎玛,连本带利,嘎玛还上一百多万。他不敢跟老乡们讨债,那会把他们逼上绝路,只好把帐免掉。老乡们为他念经祈福。

雪上加霜,嘎玛彻底穷大了。

嘎玛到处打家劫舍,经常问在塔尔寺开店的那位朋友:“今天你卖了多少钱?”人家或卖了300,或卖了500,他便说:“那我借了。”于是又能吃几天饱饭。

虽然欠债三百万,嘎玛仍然不忧不愁,佛教给他的乐观品性,让他每天都喜笑颜开。“我一定会发大财!”这信念从没动摇过,只是需要时间来等那命定的缘分。

一日,他在兰州花六万块买了一个汉玉——他知道自己不懂,就是冒险试试。他拿给几个人看,没人懂行,一个月后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到了潘家园古玩市场,一家古玩店老板以28万买走。

嘎玛兴趣大增,在潘家园里转来转去,看中一个翡翠鼻烟壶,以三万成交,带回成都,成都没人识货,他只好再回潘家园,刚好一个香港人走过来,嘎玛将他拦住,以20万卖出。等嘎玛日后成为行家,他才意识到,那清代鼻烟壶若留到现在,在香港拍卖的话,能卖四五百万。

“唉呀,这个好玩,”嘎玛想,“这样挣钱太容易了!”他把一些天珠卖掉,腾出钱来买古董。办工厂赔个精光,似乎要从古董上翻身了。嘎玛兴冲冲到郑州,激情澎湃中掏出所有家底,买了70万元的古董。他带到北京,有人出15万美元,嘎玛胃口太大,没卖,找到几个内行人鉴定,“假的!”专家说。

这坚定了嘎玛的自我评价:“笨!我非常笨!任何人骗我,都很容易。”

他抱起那些假货扔进箱子里。他知道可以卖出去,买主们不知那是假的,但他不想坑人。

他前面买卖古董所得,被这些假货一笔勾销,债务仍是300万。他回到拉萨,亲戚奶奶见到他后哭起来:“你们如凯家做了那么多好事,你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啊。”

但嘎玛不觉得自己命不好,他坚信自己终将成为天下第一的大商人。1996年新疆边贸市场开放,嘎玛终于做成一个大买卖——他从杭州订做皮鞋和皮衣,通过新疆运往俄罗斯。从杭州订做一件皮衣只要1000块,如果货物进不了俄罗斯,他再运到成都和拉萨,以2500元卖给商家,商家在市场上以3700元出售。因为那皮衣质量上乘,很快在拉萨流行,十几年后,嘎玛发现还有人穿着他当年卖出的皮衣。

因为频繁往返于新疆和内地,嘎玛发现一个巨大秘密:新疆边贸大量使用美元交易,因此很多商人积有美金,急于换成人民币;而内地商家和银行急需美元,谁也不知道新疆有那么多美元闲置。这个秘密似乎只有嘎玛知道,他从新疆收购美金,装在牛皮手提箱里,坐飞机到成都,下了飞机便冲进中国银行。将美元卖给银行,一个美元可赚两毛七人民币。成都的银行从不知这个神秘的大辫子藏族人是什么来头。

嘎玛将人民币装满皮箱,转身飞到新疆收购美元,两天后再提着两个重重的皮箱返回成都。他心里兴奋,可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生怕被人看破秘密。他最多一次带回100万美金,一转眼工夫赚27万人民币。天底下恐怕再没有赢利如此迅速的生意,现金流动之快,就像高原上的马蹄。有时他一个星期做三次交易。那一年,他的各种生意——包括美金和皮衣,一共赚了600万,还清欠款。

几个月后,他听新闻说中央出了新政策,这样买卖美元违法,嘎玛立即收手,集中精力做皮衣生意,顺便收集古董。

嘎玛经常逛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古董店,有一天看到一块木简,长约20公分,宽四公分,上面写着一些字母,有些是藏文,嘎玛能读出来,但有的与藏文有些区别。嘎玛对有字的东西特别注意,这也许缘于藏族人的传统,因为藏文字纪录的主要是佛经,所以藏族人敬惜字纸,绝不乱丢有字的纸片。

“这块木头启发了我,转变了我的一生。”嘎玛告诉我。

他看着木简上那些字母,一下想到更敦群培的着作。更敦群培研究藏文的起源,解释藏文的30个字母是怎么创造的。嘎玛忽然想到,更敦群培所说的古藏文笔划,与这块木头上的字母一模一样,这木头所记载的字母,应是藏文的前身。

他1995年曾从一本藏文杂志上看到,新疆出土的木简上有类似藏文的字母,嘎玛认为那就是古代藏文。如果这块新疆出土的木简真是松赞干布之前的物品,嘎玛就可确信,在古代,包括青藏高原、克什米尔和新疆等广大区域,都受古代象雄文化影响。象雄文化是最古老的藏族文化,在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诞生之前,象雄文化的古老苯教是这些区域最原始的宗教,象雄文明是青藏高原、南亚和中亚文明之始祖。

店主说,这木片是在戈壁滩上发现的,与木片一起出土的还有一块毛织品,嘎玛花800块钱买下这两件东西,请人对丝织品做了碳十四鉴定,果然是汉代的物品。

这就是藏文的前身,这就是象雄文化!嘎玛高兴啊。人们一直认为,藏文是松赞干布时的大臣吞米桑木札创造,现在他有了证据,证明藏文的来源更早,而且就是来自藏族本土的象雄文化。有些史书上说吞米桑木札到印度学习之后,创立了藏文,也有人争论说藏族以前就有文字,吞米桑木札只是创立了藏文语法,但这种说法并无实物证实,嘎玛手里的木简就是物证。

嘎玛喜欢到新疆,并不仅因为生意,还有文化对他的吸引:西域三十六国、佛教文化、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汉文化、象雄文化,全汇集于此。嘎玛在那里留连忘返,觉得新疆文化的历史价值远没被挖掘出来,他甚至有个念头:等有了钱,在新疆办一个文化多样性博物馆,也许会对新疆有所贡献。他对新疆的感情连自己都纳闷:“我是不是从新疆转世来的?我与新疆有什么因果?”

但在警察眼里,嘎玛对新疆文化的热爱,却是他作为“大文物贩子”的佐证。1998年3月18日夜,他们埋伏在乌鲁木齐机场,等着抓获嘎玛,立那绝世之奇功。

2006年7月13日的成都,嘎玛递给我一份《青年与社会》(增刊)杂志,“这就是我。”嘎玛指着封面,哈哈大笑。照片上,他在乌鲁木齐机场被警方抓获,戴着手铐,两边由便衣警察架着,一张大圆脸被闪光灯照得煞白,眼睛闭着,黑黑的小胡子滑稽地凸显,说不出的狼狈,一看就不像好人。在内页上,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为:“楼兰大盗落入法网”。

这份杂志的封面文章《楼兰大盗》,叙述新疆公安机关抓获了在楼兰挖掘古墓、偷盗汉代彩棺的阿布力孜?克里木等人。文中把嘎玛桑珠写成“尕玛桑珠”。

审问阿布力孜楼兰古墓文物的去向时,他交待了已把六件文物以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名叫尕玛桑珠的藏族文物贩子。尕玛财大气粗,下榻在乌鲁木齐的环球大酒店。但专案组刑警前去捉拿尕玛时,尕玛已在我警方于3月12日当天抓获阿布力孜的早些时间飞离乌鲁木齐。经查,尕玛买的是乌鲁木齐——成都——西宁的联程机票。

尕玛桑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现在虽然还不甚清楚,但民警们已感到这是一条“大鱼”,真是太有干头儿了!

国际机场:巧设诱捕计大鱼来咬钩

3月14日,两个警官直飞青海西宁,“恭候”尕玛桑珠从成都飞抵西宁。

到了西宁,展开工作后,他们才认识到这个尚未谋面的藏族人是个极不寻常的人。在西宁警方配合下,他们了解到尕玛桑珠是青海湟中县人,使用的身份证上却是一个汉族名字:李文帮。

青海省的湟中县因有一座塔尔寺而闻名中外。塔尔寺是中国喇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寺内古木参天,佛塔林立,寺中的“酥油花”、“壁画”和“堆绣艺术”被誉为塔尔寺的“三绝”,该寺院为海内外的佛教徒和众多的中外游客视为圣地和胜景。在通往塔尔寺的公路上,有一公里长的一段手工艺品一条街,街两侧一个挨一个全是向游客兜售手工艺品的小摊儿。这些小摊中有不少人在暗中捣腾文物。尕玛桑珠在这个市场中名气大得很,但近期内没人见他在这里出现。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这个人并非青海人,或者说他曾在青海居住几年后又迁回了西藏老家昌都地区的贡觉县东巴乡。

尕玛桑珠是个神秘人物,似荒原野狼,行踪不定,诡秘异常。他的手机是四川南充的,传呼机却是青海西宁的。在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发现西宁有人给他打了个传呼,他从成都回了机,是回给某宾馆306房间的,一查,住在此房的是一个藏族女人,后查明系尕玛的情妇。

根据掌握的情况,在西宁和成都抓尕玛都有所不便。若到昌都的贡觉去抓,因那里是尕玛的老巢,更为不易。那么,抓尕玛最理想之地只能是乌鲁木齐了。可是,如何叫他乖乖飞到乌鲁木齐呢?这就得跟他斗斗心眼了。钓什么鱼下什么饵,尕玛是个狡猾的文物贩子,以文物为饵钓他应是最佳选择。一个大胆的不无冒险性的计划在专家指挥员的几番琢磨下产生了。

于是,一位副支队长带四人与阿布力孜同吃同住,负责“下饵”,另一路到乌鲁木齐机场张网以待。

3月16日,“捕鲨”计划开始实施。

公安人员吃住在阿布力孜家里,叫阿布力孜给尕玛打传呼,谎称他要的“漂亮棺材”和“完整干尸”都已到手,请他速来乌鲁木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否则将出手给×××(另一位文物贩子)云云。

尕玛果然回了机,却说出一番令人吃惊的话:“你别骗我了,你们已经被公安局抓住了。”是谁泄了密?不可能泄密呀!尕玛这话儿八成是诈术。好,咱就将计就计,公安人员叫阿布力孜这样回尕玛:“那全是×××想要这两件宝贝,才给你放的谣言,你要是这样信不过我,我可真要把宝贝给×××啦。”

尕玛急了,说:“既然这样,我过两天一定到乌鲁木齐去,你等着我。”

“究竟哪天来嘛!”

“就这两三天,我一准去。”

但是,16、17、18连着三天不见尕玛有什么动静。这三天真熬人呀!神经不敢有片刻的松弛,还时时担心夜长梦多,万一尕玛识破我方计谋,就此隐匿而去,这十来天的辛苦和这一“妙计”可就全泡汤了。更重要的是尕玛跑了,那些珍贵文物也将不知流向何处。而且,据查尕玛在云南、西藏的边境地区也有多处关系,在尼泊尔还有亲戚,万一将文物倒到境外,再追回来怕比登天还要难呀!

3月18日晚上,专案组从乌鲁木齐民航公安局获悉尕玛终于登上了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一位处长立即率领精兵强将在乌鲁木齐机场布下天罗地网,“恭候”尕玛桑珠的“光临”。

乌鲁木齐机场。飞机未能正点到达,使得指挥员们也心急如焚。立即与民航公安局联系,询问原因。民航公安局积极配合,很快查清了飞机在中途加油时因故不能正点飞抵乌鲁木齐,只好再耐着性子等吧!

时间在焦虑中一分一秒地逝去......

终于,久盼的那架波音飞机呼啸着从天而降,终于,久盼的那个尕玛桑珠拖着那条引人注目的大独辫,手提密码箱,出现在视线里。在民航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全力配合下,数名身着便衣的刑警装作接人,从几个方向围了上去,刹那间如猛虎扑食,将尕玛压倒在地。时间是3月19日零点25分。

尕玛落网后,从他身上搜出了用于购买彩绘棺材和干尸的人民币、美金,还有手机等通讯工具及两件国家二级文物。

审讯室:喇嘛参与审案创公安审讯之最

“3?10”案件除了是新疆解放后最大的文物案件外,还创了一个“新疆之最”,那就是审讯尕玛桑珠。

尕玛常年活动在成都、西宁、兰州、乌鲁木齐、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本说的一口流利汉语,但被抓以后,却装成既听不懂,更不会说汉话。审讯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新疆虽为多民族地区,但要找一个既会藏语,又会汉语,还要会审讯的“全材”式人物还是很难的,最后只能从和静县请来一个会说蒙语和藏语的喇嘛,再配合一个会说蒙语和汉语的蒙古族民警,与只会说汉语的汉族民警一起来审尕玛。审讯请喇嘛参与,这在我国公安工作上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例了吧!

尕玛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又像西瓜掉进油桶里又圆又滑,不是避重就轻,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不就侃侃而谈他对家乡所做的所谓“善举”。问他到新疆几次,来干什么,他说,只是在二道桥集贸市场小摊上买了一块旧地毯,拿到成都又卖给了两个不认识的北京人,赚了几个小钱,这并没有犯什么法,你们抓我实在是误会呀。

为彻底攻破尕玛这道难关,民警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一次次审讯,提醒他不要心存侥幸。一次提审他时,让他“无意”中看到在押的阿布力孜?克里木,他终于明白自己落网绝非误会。

经过二十多次审讯,尕玛终于彻底投降,不仅用流利的汉语交代了罪行,还表示要通过朋友把文物追回来,一件不少、不坏地交还新疆,将功折罪。

不久,他的朋友、四川着名的藏族民营企业家登巴大吉果然亲自飞赴乌鲁木齐,将六件珍贵文物交还。

那六件二千余年的文物经数千里流转,两次翻越六千多米高的雀儿山,两次跨越惊涛拍岸的金沙江,终于回到了它们的故乡新疆,头功当属我公安民警!

我饶有兴味地读着这篇文章。此文用大量篇幅讲述公安机关神勇地计诱、抓捕和审讯嘎玛,读者可能得出结论:嘎玛是此案主谋。文章用了许多贬义词来强化这一印象:“文物贩子”、“财大气粗”、“大鱼”、“神秘人物”、“捕鲨”、“似荒原野狼,行踪不定,诡秘异常”、“像西瓜掉进油桶里又圆又滑”。文章把嘎玛的恋人珍嘎称为“情妇”,把他的贡觉老家称为“老巢”,似乎那是个土匪窝,而不是一个普通藏族村庄。

更有问题的是如下句子:“尕玛落网后,从他身上搜出了用于购买彩绘棺材和干尸的人民币、美金,还有手机等通讯工具及两件国家二级文物。”不知道文章何以肯定那钱是来“购买彩绘棺材和干尸”的,而且,嘎玛的通讯工具也被“搜出”,似乎那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电话,而是手枪。

但文章无法否定,嘎玛既不是主谋,也没有鼓动盗墓,他实际与盗墓毫不相干。这条“大鱼”、“野狼”、“鲨鱼”到底犯了什么罪被羁押,不得而知。文章没提到嘎玛有合法收藏证,没提到那所谓的文物,是他从政府批准的文物商店里购买。那收回的六件物品,作者用惊叹的语气说:“实属文物珍宝!”也没说清楚到底是什么“珍宝”,其他的文物在文章中都有描述,而说到这六件能定嘎玛“罪恶行为”的物品,反倒遮遮掩掩起来。

文章也没提到,除了公安机关拿去嘎玛的40多万元,检察机关也没有起诉嘎玛。没有什么罪名可以起诉他。后来嘎玛被无罪释放。

2006年7月13日,我在成都看完这篇文章,与嘎玛和扎多去街上吃午饭,一路上嘎玛兴高采烈谈着他被人写成“野狼”和“鲨鱼”。我们进了一个家常菜餐馆,一位男服务员向我们推荐水煮鱼。

“鱼是活的吗?”嘎玛问。

“当然活的。”小伙子骄傲地说。

“那不吃。”嘎玛说。

小伙子呆了一下。我们点了几个青菜和一个牛肉,没要酒。奶奶生前劝她的嘎央在外少喝酒,自从奶奶去世,嘎玛滴酒不沾。我们吃完饭回到嘎玛家,刚刚坐定,一位先生兴冲冲进门,手里挥舞着一个拍子,像是羽毛球拍。这是台湾的陈先生,暂住到嘎玛家里。“嘎玛,我买了一个打蚊子的电拍子,今天就把蚊子杀光!”他高兴地说。成都蚊子多,他受够了罪。

嘎玛拿过拍子笑道:“哎呀陈先生,这杀生的东西不能拿到我家来啊。要不先打你身上试试,看你疼不疼?”

陈先生进房间换衣服,嘎玛把拍子藏进自己房间。“我的拍子呢?”陈先生出来,团团找他的武器。

“对不起啊,”嘎玛笑道,“我藏起来了。”

陈先生无奈地摊开双手。嘎玛得意地笑着,坐到沙发上,给我们讲他的新疆故事。

乌鲁木齐有个叫“二道桥”的地方,有很多古玩店和工艺品店,很像拉萨的八廓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认识了那个店老板阿布力孜,买了他不少银元。过后知道大部分是假的,我骂了他。后来我又买了他一个地毯,他店里的东西太多了,装得满满的,现在想来,百分之九十五的东西是假的,但我买的地毯是真的,这个我懂行。

最后我选他一大堆东西,付了八万多块,包括木器、地毯、丝绸,大部分有古象雄文化特色,我很高兴。买的时候我问他:“我有收藏证,买东西不犯法。你可要注意啊,这些东西是合法来的吗?如果不合法,你要吃官司的。”

“没问题!”他说,“这都是戈壁滩上捡来的,那里有的是,随便捡,怎么会不合法?我在这儿都干了20年了,合法经营,你看我的营业执照。”我看他墙上果然挂着正式营业执照。

我最喜欢一张大地毯,上面有藏式图案,但地毯很破烂了,我选了手帕大小的一块残片、几片丝织品、毛织品和木头,一共六样,想拿到北京鉴定和研究。我把其他更值钱的那一堆暂放他那里,没想到后来他告诉我,那些东西堆在他车库,全被偷了。我怀疑他卖给了别人,但也没法追究。

公安把我抓起来后,我才知道他们是盗墓的,一共五个人,阿布力孜等三人把盗墓得来的东西藏起来,诬陷另外两个人偷了。那两个人很生气,报了警。阿布力孜说我买过他的东西,公安这才要抓我。

我到了西宁见珍嘎时,五人中还没抓住的一个给我来电话:“你不要去新疆了,公安局正查那事。”

查就查嘛,跟我有什么关系?哈哈,当时我真傻。

后来阿布力孜给我打电话,其实那是警察让他引诱我,他说:“嘎玛,你立即来新疆,带上300万,这里好东西多啊,好几车呢。”

我心里嘀咕,觉得不对劲——哪有让我带上300万的道理?好像要骗我的钱一样。那天晚上我就做了那个不好的梦,一只狗朝我叫。

那篇文章说,他给我打电话,我要的“漂亮棺材”和“完整干尸”都已到手,请我速去乌鲁木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是胡说八道。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棺材和干尸。文章里还说我身份证上是汉人名字“李文帮”,更是胡扯。我长的这个样子,留着大辫子,穿着藏装,不大会说汉话,我说我是李什么文帮,你信吗?我身份证上一直就是“嘎玛桑珠”,跟现在身份证上的名字唯一不同的是,我当时没加上我们家的姓“如凯”。

我到成都时,一个朋友又来电话:“你千万不要去新疆!”我没有听他的话,因为我没犯法啊,我怕什么?再说,乌鲁木齐皮革厂有我的生意,对方在等着我。

我带着40多万坐飞机去乌鲁木齐,哪里想到,下面几十个警察和记者等着我这个“新疆最大案子”的主犯呢。那之后的10天,报纸上全是我的新闻,哈哈哈。

文章中说我带着“密码箱”,也不对,我只是提着一个小包,从机场出来,到处张望,看是不是真有人抓我。没什么啊,我没看到警察。其实他们全是便衣。一个女出租车司机过来,抢我的包,要我坐她的车。我跟着她走,还没上车,很多人冲上来,抓住我的头、我的手、我的脚,我脚都挨不着地了,我以为是强盗,有三个人抓着我的右手,我一下子挣脱,准备回拳打过去时,他们掏出枪来,噢,那是公安。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对着我“啪啪啪”地照相,闪光灯一直不停,耀得我眼睛睁不开。杂志上的照片,就是那时候拍的。

他们把我扔到越野车后面,三个人压我的头,两个人压我的脚。我知道是公安,不是强盗,不会有生命危险,没那么害怕了。他们压着我,我一直大声地念着:“度母,你要看到!度母,你保佑我!”

车开了很久,也许一小时以后,车停了,我听到外面“嗡嗡嗡”的声音,那是看守所的大门打开了,这个看守所关的都是重犯。

他们搜出我的钱,高兴死了,能不高兴吗?他们发财了。他们拍照片,拍电视,然后审问我,我说只是收购新疆的地毯,到成都北京卖。他们说:“你态度不错,明天再详细交代。”

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就开始打我,天天打,打了18天。他们打人的方法多得很,有时候要我弯着腰站,稍微一直腰就打。有时要两条腿交叉着站,站不稳也打。有时候要脸贴着墙站,两只脚朝外分开,也贴在墙上,你试试,那样根本站不住嘛,站不住就打。人家真聪明啊,想出那么多整人的办法。

他们越打,我越生气,越不说话,如果不打的话,说不定我还说点什么。他们扯着我头发,拿剪刀放我头上:“你说不说?不说就剪掉。”这样威胁了我四次。这种时候我就反抗,我的头可以割下来,但不能剪头发。藏族人传统留长发,文革时统统剪掉了,我的头发是妈妈和奶奶要我留的,我从第一次离家到拉萨,除了那次在西宁打架用刀割了一绺,头发一直留着。

我说:“如果我有罪,你们何必剪头发,直接枪毙嘛。”

他们打到我第9天,我啥也不说,他们实在没办法,找阿布力孜来和我对证,他哭着求我:“求求你,把东西拿出来嘛。”

我骂他:“他妈的,我不认识你,我拿什么?”

我不交待也是为了他好。以我们康巴人性格,我俩就是有仇,到了关键时候也绝不出卖你。

公安说:“你犯法了,知道吗?”

“我没犯法啊。”

“你怎么没犯法?别人偷来的东西,你买,不是犯法吗?”

“我是从店里买的啊,如果他卖违法的东西,你们怎么还批准他开店呢?”

“你要不知道那是违法的东西,为什么给那么多钱?我给你一支烟,要八万,你给吗?”

“我要收藏啊,我和你干的不一样吗?都是保护文物,我有收藏证。”

“那是国家的东西!”

“我也是中国人啊,难道中国人不能保护自己国家的东西吗?”

他头痛得很,说不过我,只好打了。

其实阿布力孜卖给我的东西,值钱的我没拿走,先拿走的六件破地毯和丝毛织品,什么钱也不值,我只是想研究,并不是文物。我捎信让朋友把东西送回来,公安好高兴,又准备拍照,又准备摄像,可一打开包,我看他们的表情,知道心凉了——什么大案,就这些东西?一个警察追问我:“就这些东西吗?”

我说:“是啊。”

我看到一个警察偷偷摇头。

他们叫阿布力孜来看,他承认这就是卖给我的东西。这下公安惨了,原来在媒体上吹得厉害,说我是重犯,手里有“国宝”,但我哪有什么“国宝”?根本没什么价值。从此警察态度软得很,天天问我:“嘎玛,洗不洗澡?”

朋友来看我,给我留下几千块钱,但掌握在警察手里,我拿不到。因为根本不是什么大案,警察没得到上级拨款,天天跟我要钱吃饭,三个警察不好意思一起要,审问完了,两个当官的先走,剩下一个小警察对我说:“嘎玛,我们没钱吃饭,不好意思,你签个字。”我签上“取500块。嘎玛”,他们从我帐户里取出500,给我200,他们自己要300。他们经常这样和我做交易,最多一次要了600。

后来有一段时间,有两个人晚上分别偷偷提审我,好像怕其他人知道。都是一开始说东说西,我一直不明白,最后他们急了,干脆伸出手,拇指和食指搓着,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跟我要钱,要大笔的钱。一个人比画着胸前说:“你要不给钱,就在里面呆着吧,呆到胡子这么长。”

我当然不给,他们派另一个人来劝我:“你这个人真傻,人家给你出去的路,你都不走。”

我就是不走,我不干肮脏的事。

在乌鲁木齐的28天里,他们打了我18天。打完,我回到监室读汉文报纸,狱友里有个四川人,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报纸是狱友们搞来的,他们用绳子绑着报纸,从一个监室往另一个监室甩,有时要甩几十遍才成功。我读完了再传给别人,啊,那报纸好看的很啊,我可以学汉文,这是很宝贵的机会啊。

公安打我,我一点也不恨他们。他们觉得很奇怪啊,这人打得这么惨,乐呵呵地回去洗洗手,弄弄伤口,接着学汉语,他是不是有神经病啊?

那时候,我的汉语水平大大提高。

28天后,警察把我带出来:“你走了。”我很高兴,以为要放我,把剩下的钱全送给狱友。这下惨了,我后来差点饿死。他们又把我送到库尔勒看守所关了15天。那里的警察没打我,但犯人打犯人。很多监室里打人,如果有人说:“我想听收音机。”就会有人被打,发出惨叫声,如果犯人的头儿说:“我要看电视。”那就打得更厉害了。

警察把我关进一个监室,对老犯人说:“你们把这个人教育好。”

这里面七个人,全是小偷、诈骗犯和走私犯。我知道他们要欺负我,就挺着胸膛走进去,来回晃着,伸胳膊蹬腿,好像很厉害一样,吓唬他们。我听到他们小声嘀咕:“这个人是部队出来的吗?”他们有点拿不准。

他们叫我扫地,洗马桶,为他们收拾睡觉的地方。他们在炕上睡满了,我只好睡在地下。那诈骗犯是领头的,让我把监狱规定背下来,“背不过就揍你!”

我老老实实站在墙边背,但我认识的汉字不多,他们又没有藏语,我背不下来,他们就对我不停地大喊,但他们说的全是黑话,我听不懂。那个诈骗犯说:“这个人不听话,你们做一下工作。”

“站直了!”一个小伙子喊着,冲过来一脚踢在我腰上。原来他们是真打我,我急了,挥起拳头打过去。他们五个人围过来,扯住我胳膊,他们人多,但力气小,我和他们乱打,边打边退,退到茅坑那里,捡起一块砖砸过去,砸在一个人身上,砖头断成两块,一块在我手里,一块掉在地下。那人被我砸得躺在地下,疼得哇哇叫。我怕他们捡起砖头打我,赶紧去抢起来,一手一块,追着他们一通乱打,他们怕我的砖头,吓得到处躲,但监室很小,他们跑不远,我拿着砖头站中间,他们就像旋涡一样绕着我跑。

我怕他们趁我睡觉时报复,一直不敢睡实,睡觉也握着两块砖头。其实也睡不着,因为肚子饿得咕咕叫。原来在乌鲁木齐看守所,虽然吃不好,但能吃饱,在库尔勒,稀饭稀得像水,一天只有一角馍馍,我的肚子一直响。有一天,我听到布谷鸟“咕咕”地叫,就想起去世的奶奶,想起妈妈,心想我的命为什么这样惨?但只是一会儿,其他的时间我一直念经。

后来看守把我分到另一个监室,这里的人和第一个监室完全不一样,里面有个小伙子,刚结婚,花600块买了个录像机,不知道那是小偷偷来的。警察说他窝藏罪,判了18个月。还有一个手脚弯曲的残疾人,只有16岁,去火车站送姐姐,警察把一个包放他面前,他拿起来,其实那是个空包,警察抓起他来,在包里装上2000块钱照相,判了18个月。他还是个学生,从没偷过东西。这样警察完成抓小偷任务了。

我朋友和援藏基金会派来一个律师,律师看了我的资料,说警察完全违法,一定要打官司。后来里面有个队长,有文化,讲道理,他审了我两次就知道我没罪,对别人说:“没罪就是没罪,赶紧放了吧,已经超期羁押了。”

朋友为我交了四万块钱做担保,我出来了。看守所告诉我,我的问题将在六个月内处理,我要随叫随到。

他们再没有叫过我,反是我不停找他们,跟他们要那40多万,但他们就是不还我。我去了新疆11次,只追回了项链和天珠。“你再来要钱,就定你窝藏罪!”他们威胁我。

七个月后,西藏一位朋友陪我去新疆,他找公安的领导说:“你们全是违法的,如果不尽快处理好,我们要打官司。”

那领导紧张了,打电话给手下,要他们立即处理。

底下的警察急了,骗我说:“你认一个罪,就好解决了。你一点罪也没有,我们怎么处理啊?”

我说:“我不知道有什么罪,你们帮我定一个吧。”

11天后,我的朋友和公安继续谈,警察恼了,决定继续拘留我。他们谈话我没听懂,朋友用藏语对我说:“嘎玛,他们说话不太好听,你要做好准备。”我没听明白,也没在意。

我去卫生间时接到一个电话,一位在拉萨的老乡对我说:“嘎玛,登杜旺姆病得很严重,医院要2000块钱押金,她没钱,怎么办?”

登杜旺姆老妈妈是我们老家的,我在家乡资助了几十个老人,其中就有她。我很着急地说:“我明天就寄钱回去,让她住院。”

等回到办公室,我又被拘留了。这次是一个星期,天天提审,要我承认一个什么罪,气死我了。

他们说,要是不认罪,就给我劳教几年,“我们有权劳教,不用通过法院检察院。”他们说。

“那你们看着办嘛。”我说。

不过这回我有钱了,我带了7000块,衣服和日用品都是最好的,我就是做好了被关的准备。我天天请狱友吃手抓羊肉和大盘鸡。

一个星期后,他们要放我,让我写字据保证不打官司,我用藏文写:“你们公正解决的话,我就不打官司。”

他气坏了,撕掉字条要我重写。我写了不同的词,但意思还是一样:“有罪与无罪,公正处理,我不打官司。”他拿到纸条要我立即走,“你要发誓啊,对着喇嘛发誓,不打官司。”那喇嘛是他们请来当翻译的,警察也知道藏族人发誓管用。

我被无罪释放了,担保的四万元要了回来,但那四十多万再没要回来。

坐监狱对我是最好的教育,我这一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佛教,第二就是这次坐牢。

我在里面的时候,想到更敦群培,更敦群培要改革旧西藏,被旧西藏政府关进监狱,他写道:“尽管我在狱中遭受极大的痛苦,但想到真理的面孔,想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精神深处总是充满着喜悦。”他这样的大人物都经历过惨痛,而且那么乐观,我小人物受一点苦算得了什么?我这样一想,心里就不怎么难受了,一定要好好向他学习。

想想我小时候刻玛尼石的那个洞里,那个“毛主席喇嘛”,他命运那么惨,还是真心感谢毛主席。我连他修行的千分之一也达不到,但我们藏族人的教育和文化,让我们用佛教观点看事情:这是人世的因果,我坐监狱,是我今世或上世种下的因,怪不得别人,就像我爷爷经常说的:“你种下什么因,就有什么果,就像不管你走到哪里,你的影子总跟着你。”

监狱让我反思我的行为,我每天都想,我这一生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有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一开始我觉得很欣慰,因为我从来没有昧良心,一直按佛法的教导做事,不伤害别人,做生意总是你赚五十五,我赚四十五,绝不敢我赚五十一,你赚四十九。绝对不敢撒谎,否则我变成很脏的人,不管怎样念经拜佛都没用,这种道德要求比法律严格几百倍。

所以警察审问我:“你有没有违法?”我说“没有。”是啊,我没违反佛法,我无比正确。但在监狱里,我慢慢认识到,虽然没违反佛法,有些事也不该做,比如当时收藏钱币,国家一会儿说非法,一会儿说合法。比如一百年左右历史的地毯和家俱,那时候市场上公开流通,但有时候也成了非法,可我买卖了很多啊。我还买了很多佛像,有些是一公斤两块五买进来的。另外,买卖美金也不是什么正经生意。

就是以佛教的道德要求看自己,有些行为也是不妥的:也许因为康巴人的刚烈性格,我并没有好好交待,没有“供”出任何人。我说我从小出来做生意,从来是孤身一人,与任何人没有关系。他们骂我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当时我没有违法,但实际到了违法的边缘。如果不是看守所的经历,就那样走下去,说不定我会犯更大的错误,也许一辈子坐牢。

我不恨那些警察,反而有点感谢他们,后来我居然很想再看到那些警察,还真的去看过他们。后来有的警察还请我帮忙,办孩子上学的事,我也帮了。

在里面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要趁这个机会学习啊,如果把我一直关在里面,我会一直修行下去,可惜没有喇嘛给我灌顶。我最大的收获是汉语,如果能呆半年的话,我的汉语应该是一流的。我为什么要学习?因为我刚知道文化有多么重要,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不懂法律。西藏人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但这个时候只有道德不够了,必须了解现代化的法律。

我在看守所的灾难,让我认识了什么是社会,我甚至觉得,要想成为伟大的人,必须有坐监狱的经历,否则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样子。我刚进看守所三天,那里就枪毙了三个人。有些犯人判了无期,有些20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坏人,还有被冤枉的年轻人,被坑害的残疾人。里面也有不同的公安人员。可你不在里面,你怎么知道这个社会什么样?你看电视上一个人被铐着,你没有感觉,可你与那些人一起生活,你就能体会那是什么感觉。你亲口咬了苹果,是甜还是酸,你自己知道了。

没到看守所的时候,我的思想还没有打开。到了那里面,我以前看过的佛经,一下子自动解释给我听了。以前我没经历过,你怎么解释我也不明白。现在我闻到了味道,看到了样子。

这里还是一杆秤,称出了人生的重量。藏族有句话:“这个人轻得很”,就是指人的分量不够。每个人进看守所里,都要重新考验自己的重量够不够。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佛教说这个社会很悲惨很肮脏,等我从那里出来,我才深深体会什么是悲惨肮脏,我看清了这个社会,其实它跟监狱一样肮脏悲惨。

我做生意时,不管怎样亏,从来不怕,相信能赚回来,我还要当藏区第一大商人,好像很了不起。可是在里面,我什么也不是了,我跟那些诈骗犯、杀人犯和小偷一样,别人打我,骂我,我必须承受。这让我重新认识我是谁,我应该是谁,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这十年来,我老想做大生意,赚大钱,赚了十万不满足,还想赚二十万。我老想买部好车,修个好房子,欲望越来越高,但离佛教的要求越来越远。看到监狱里那么多受苦的人,才想到在外面平平安安地活着,原来是多么幸福,但我们贪欲太多,还是不满足。实际上我们只要拿出一点点爱心,就能很大地帮助那些悲惨的人,但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满足自己的贪欲上。看到真实的社会以后,我想,如果我平安地活着出去,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能帮别人做什么?

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回到拉萨,知道登杜旺姆老妈妈死了。当时我被拘留,没法给她寄钱,她去不成医院,很快就死了,才五十多岁。这是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这十来年,我经常痛苦地想像她临死的情景:她没人帮助,就那么孤零零地死了。如果别人能帮她,如果我当时不跟公安追钱,就有机会给她寄钱去,她也许现在还快乐地活着。

我对生意一下子没了兴趣,扣在公安局的钱不要了,值70万的皮衣压在手里,我也不管了。我一下子变了,什么挣钱啊,生意啊,我没欲望了。我就想,还是按佛教的要求,为社会做点好事吧。如果一直做生意,不为社会做事,我这个“人”跟动物有什么区别?我的价值怎么体现?大部分藏族人接受的教育,就是要道德第一,我也不例外。从此我不想做什么世界第一了,我自己的事太小了,在看守所的经历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受苦,我来做点贡献吧。这个时候我才更理解,我第一次离家去拉萨时,奶奶拉着我的手对我说的话:“财富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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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六月 4, 2010 in 雪狮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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