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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读书笔记

18 3月

《怪诞行为学》一书试图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一些看起来很怪诞的社会现象,里面举了一个以色列日托中心的实验为例,说明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的相互影响:

我的好朋友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教授尤里•格尼齐和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奥尔多•吕斯提切尼对从社会规范转到市场规范案例的长期影响做了巧妙的测试。几年前他们在以色列的一家日托中心进行实验,看运用罚款措施是否能有效减少某些家长接孩子迟到的现象。

尤里和奥尔多的结论是,罚款的效果并不好,事实上它还会带来长期的负面效应。为什么呢?实施罚款之前,老师和家长之间是社会的关系,是用社会规范来约束迟到的。因此,如果家长迟到了——有时会这样——他们会对此感到内疚——这种内疚迫使他们以后准时来接孩子。(在以色列,内疚似乎对约束人们更有效。)但是一旦实施了罚款,日托中心就无可挽回地用市场规范取代了社会规范。既然家长们为他们的迟到付了钱,他们就用市场规范来诠释这件事了。换言之,既然有了罚款制度,他们就可以自己决定早来还是晚来了。不用说,这绝非日托中心的初衷。

有意思的是,另一本畅销书《魔鬼经济学》也引用了同一个例子,说明市场是如何影响人类的道德的。《怪诞行为学》一书还记录了这个实验的更有趣的结尾:

不过好戏还在后头呢。最有意思的是几星期以后,日托中心取消了罚款。这就是说日托中心方面回到了社会规范。那么家长们也会回到社会规范吗?他们的内疚之心也会回来吗?根本没有!自从取消了罚款,家长们依然故我。他们继续在接孩子的时候迟到。实际上,取消罚款后,迟到家长的数量反而有所增加。归根结底,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都取消掉了。

这一实验揭示了一个不幸的事实:一旦社会规范与市场规范发生碰撞,社会规范就会退出。换言之,社会规范很难重建。一旦这朵盛开的玫瑰从枝头落下——一旦社会规范被市场规范打败——它很难发挥任何效力。

所有的文化都有不同的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在长期的演进之后,某个社会的社会规范水平和市场规范水平是相符合的,社会得以正常运转。一旦市场规范发生变化,社会规范受到毁灭性打击,出现市场盲点和道德缺位的情况。当人们发现这一情况后,逐渐重建社会规范,最后建成新的和当前市场规范水平相一致的社会规范水平,缺陷得到弥补。

这一市场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关系,甚至可以推广到更广阔的法律和道德的互动中来。这一情况在中国近三十年来,甚至是近百年来的快速社会变化中至为明显。现代社会的建立,计划经济的破灭,市场经济的发展,迅速建立了一个新的市场规范,这个市场规范在很多方面,对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传统中国社会规范带来了巨大冲击;而目前,中国人还在挣扎着建立与之相符的现代社会规范。

贾雷德·戴蒙德著作《枪炮、细菌和钢铁》是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深层次原因的一部通俗作品。其中对统治术是这样描述的:

对于任何等级社会,无论是酋长管辖地或是国家,人们于是不禁要问,为什么平民会容忍把他们艰苦劳动的成果奉送给盗贼统治者?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所有政治理论家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现代的每一次选举中选民们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得不到公众支持的盗贼统治者有被推翻的危险,不是被受压迫的平民所推翻,就是被暴发的想要取而代之的盗贼统治者所推翻,这些新贵们用许诺为被窃取的果实提供更多服务的办法来谋求公众的支持。例如,夏威夷的历史上曾不断出现过反对压迫者酋长的叛乱,而这些叛乱通常又都是由许诺减轻压迫的酋长的兄弟们领导的。从过去夏威夷的情况来看,我们也许会觉得这听起来滑稽可笑,但只要我们考虑一下这种斗争在现代世界所造成的种种苦难,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一个上层人物在仍然保持比平民舒服的生活方式时,要怎样做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呢?从古至今的盗贼统治者混合使用了4种办法:

1.解除平民的武装,同时武装上层掌权人物。这在使用现代科技武器的现代比使用长矛和棍棒的古代容易得多,因为现代的武器只有在工厂里才能生产,也容易被上层人物所垄断.而古代的武器在家里就能容易地制造出来。

2.用通行的方法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群众来博取他们的欢心。这个原则对过去的夏威夷的酋长与对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同样有效。

3.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对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末得到正确评价的优势。人类学家以前把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理想化了,说它们是温和的没有暴力的社会,因为一些访问的人类学家对一个25人的族群经过3年的研究,竟没有发现一例谋杀事件。他们当然不会发现:一个由十来个成年人和十来个儿童组成的族群,由于谋杀以外的通常原因,还常常要碰到一些无论如何都必然发生的死亡,如果在这些死亡之外,在这十来个成年人中有一个每隔3年杀死另一个成年人,那么这个族群本身就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这一点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关于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广泛得多的长期积累的资料表明,谋杀是死亡的首要原因。例如,当一位女人类学家在向新几内亚伊亚乌族妇女调查她们的生活史时,我碰巧也在访问伊亚乌人。当一个又一个女人被要求说一说她的丈夫时,她会说出一连几个死于非命的丈夫。典型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的第一个丈夫被埃洛皮族的袭击者杀死了。我的第二个丈夫被一个想要我的人杀死了,这个人就成了我的第三个丈夫。这个丈夫又被我第二个丈夫的兄弟在为他哥哥报仇时杀死了。”此类生活遭遇对于所谓温和的部落民来说竟是家常便饭,因此,随着部落社会的扩大,这种情况就对接受中央权威起了促进作用。

4.盗贼统治者为了得到公众支持而使用的最后一个方法,是制造一种为盗贼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族群和部落本来就都相信鬼神,就像现代的国教一样。但是,族群和部落的相信鬼神,并不能被用来为中央权威辩护和为财富的转移辩护,也不能被用来维持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和平。当对鬼神的迷信获得了这些功能并被制度化之后,它们也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宗教。夏威夷的酋长们在宣传神性、神灵降世或至少与诸神沟通方面,可为其他地方酋长的代表。酋长声称,他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他们向诸神说情和在仪式上吟诵为求得雨水、好年成和捕鱼成功所必需的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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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三月 18, 2011 in 读万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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