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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杨恒均 中国为何没有重蹈苏联与埃及的覆辙?

30 3月

David: 从网上看到报道,说“民主小贩”杨恒均“被消失”了。今天上午读了杨的这篇文章,resale到我的博客。祝愿杨恒均平安!

杨认为邓小平最大的功绩是废除终身制。无独有偶,我曾经评价,认为六四的一大功绩是去除了中国的老人政治。

——兼谈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共政权的贡献

北京有一两份报纸让我非常不爽。《环球时报》连续发表社评,指责“以批评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破坏和谐,警告他们要闭嘴,气势汹汹地要对网络上的不同声音进行坚决的打击。而另外一份同属国家纳税人供养的官方杂志竟然在外交部已投赞成票制裁利比亚卡扎菲后,还竭力为卡扎菲辩护,把中国投票赞成联合国决议说成是美国主导的,忍不住让人要问:中国政府也被美国主导了?那这份拿纳税人的钱受党领导的杂志又是被谁主导着?好在通过打听我才知道,这些顶着金字招牌享受着更大言论空间的报纸和杂志并不能代表中央政府的意见,恰恰相反,他们利用中央给的言论空间在误导上面,可悲的是,就凭这些早就在文明社会已经绝迹的主张对言论自由进行打压的“媒体评论”就足以让我国退回到三十年前,让我党在未来的历史中多了一个不好向人民交代的事……

鉴于这份报纸和杂志在年轻人中拥有相当多的读者,我觉得,无论是从一位知识分子,还是一位网民,甚至一位共产党员的身份,都有必要来一个“正本清源”。鉴于我没有他们拥有的那种言论空间,这篇文章将从另一个角度阐明我的观点,请大家慢慢理解,多多包涵。

邓小平最大的功绩:废除终身制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执政党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是废除终身制!经过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折腾,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民不聊生,即便没有小平出来拨乱反正,发展经济也应该是迟早的事,否则,苏联东欧的结局无法避免。而邓小平一生的理论贡献也只不过是允许民众重拾三岁小孩都明白的“白猫黑猫”常识而已。

废除领导终身制就不同了,这可是连当时的台湾都没有做到的,其意义之大,影响之深,也许我们到今天才能完全回过神来:看看实行终身制的古巴、北朝鲜吧,谁不认为它们在苟延残喘?再看看被民主浪潮席卷的中东吧,如果中国一直实行终身制,不可能逃脱历史车轮的惩罚。

然而,废除终身制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毛泽东在台上时,常常说要退休,有时也真的暂时退居二线几天,然而,那都是他以退为进的策略,他每一次退,都是要打倒同辈,要逼他人彻底退出政治甚至生命的舞台。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就提出了自己的退休问题供讨论,当时百废待兴,自然没有通过,别人也不敢“通过”,他大概也没有最后下决心。

1986年8月初他告诉一位日本客人说,大家不让他退休。这句话的直接结果就是同年9月的两篇时事短评,一篇是魏荫的文章:《邓小平,请你不要退休!》 ,另一篇是发表在《深圳青年报》的深圳大学青年教师钱超英的回应文章:《我赞成邓小平退休:与魏荫同志探讨》。

这篇千字短评后来证明只不过是一位关心国家与党的前途,有眼光的知识分子的一篇即兴之作,哪里想到会激起那样的惊涛骇浪?接下来整整三个月里,广东省委书记亲自带队到深圳驻点审查作者背景,整顿报纸与大学,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几次会议“正本清源”……

回首这段往事,让人嗟叹不已,以致上次同钱兄一起吃饭时,我真心地敬了他一杯,誉他为“最有影响力”、目光最锐利的时评前辈。不管他的时评是否起到了作用,一个知识分子凭良心与良知发出声音,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哪怕让最高当局不高兴,也是值得我们敬仰,值得执政当局认真思考的。

邓小平最终从善如流,一退到底,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平的这个贡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在当今的地球上,任何形式的“终身制”——即便是经过民主选举上去的,也总会激起民众的各种不满,最终都会滚蛋下台,更何况那些不是靠选举,而是靠小圈子竞争上去的。

江泽民的贡献:融入世界潮流与“三个代表”

在接受外媒采访谈中东形势时,我直言不讳地提到了中国与中东那些国家的最大区别: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而且持续了20多年。世界上的民主运动几乎都是由经济发展受阻与社会不公引发的。而经济高速发展又往往可以暂时掩盖社会不公。所以,当今的中国与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不太一样。而这个功绩,从执政当局层面来说,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其次,第三代领导人大力发展经济,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中,功不可没。尤其是江泽民与朱镕基排除万难,争取中国加入WTO,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终于融入到国际的大秩序与规则之中,中国的发展与积累的财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于是乎,加入WTO之后的九年里,中国经济发展不减反增,国家与富人们的财富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升。可以这样说,过去十年的国家财富的暴增与国民财产的小涨,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在江朱第三代领导人身上,尤其是以加入WTO为标志性事件的融入国际社会。

但江泽民对于执政党最大贡献更在于“三个代表”。我曾经到三个代表的发源地专门观察过,想弄清楚那里的环境怎么会成为“三个代表”的诞生地,以及想由此推出当时提出的“三个代表” 的内涵与外延到底是什么。从我自己的理解,刚刚提出时的“三个代表”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一些普世标准与普世的价值理念,是成功把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巧妙一着,也是符合当时的中国特色的。然而,由于提出者没有及时把内涵与外延都公布出来,或者他们自己由于拿不准而更倾向审时度势,后来的一段时间,有些喉舌与所谓的理论专家多多少少劫持了解释权,此话放下不表,也不能表……

正是注重经济发展,并加强了对执政党的改造与培养,使得苏联东欧之后的中国,不但没有重蹈覆辙,反而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是非正邪留待后人评说,但无论如何,对于执政当局,这是一个空前的胜利。

胡温新政:从注重发展到关注民生,与互联网同行

第四代领导人执政后,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然而,由于制度与体制的原因,各种弊端开始显露,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猖獗不止,公民的人权屡遭伤害,公平正义得不到伸张——这一切,都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执政当局如果不改换思维,稍微处理不当,难逃中东命运。事实上,中国每年的群体性事件并不少,只不过我们“地大物博”,被稀释掉而已,可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紧张的浓度越来越稠密,总有一天会无法稀释。

感谢互联网——不是网民要感谢互联网,而是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胡温执政的几年,正是互联网在中国蓬勃兴起的时候,大家不会忘记孙志刚事件、抗击沙士风暴,胡温新政正是从互联网上起步的。

长话短说,不但胡温新政是借助互联网的,而且无论从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到关注公平正义、注重民生,无一不是同互联网有关!甚至可以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这一切,当一些地方的官员在感叹“没有互联网的日子真美好”的时候,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一位领导人:是互联网再一次挽救了执政党!

是的,是互联网再一次给执政当局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不受监督与限制的绝对权力,在古代与近代也许能够持续上百年或者三百年,然而,在当今文明社会,有几个这种不受限制与制衡的权力能够持续两代人以上?更何况是在历史上起义最多、也最残暴的中国?

从体制内出来的我心里非常清楚,如果在经济发展到过去十年的这个阶段,我们的制度又没有纠错功能,执政者也不会主动寻求来自民众的监督与参与,那么,今天动荡的就不一定只有中东地区。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全国各地的官员(尤其是一把手,哪怕一个县委书记和镇长),他们的权力几乎已经超过古代的任何一个皇帝以及美国的总统,贪污腐败、纳妾包养上百个二奶,实在是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搜刮民脂民膏封住提拔他的那个人的嘴巴,请你告诉我,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这些当官的把这个国家与政权以高铁的速度推向深渊?

那些怀念没有网络好日子的地方官员只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但他们可能不知道,正是他们讨厌的互联网,刚好弥补了这个制度下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人均GDP在3000-4000美元之间)所无法调和的缺陷与毛病。互联网的十年,也是中国最高当局逐渐通过网络了解民意,与普通民众互动的十年,看看中央过去五年的政策,有几个不是由网民率先在互联网上推动的?这次到北京看到几份所谓体制内智囊送给中南海的报告,可笑的是,那些一本正经的政策建议,几乎都是一到两年前就可以在网络上原封不动搜索到的网民提议!

再看看温总理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条条改善民生的措施与承诺,有哪一个不是网民们率先提出,甚至是由一些民众牺牲了生命与安全在网络上“闹”出来的?有哪一个是那些“怀念没有网路的好日子”的各地官员们主动上报中央的?你能告诉我任何一条改善民生的措施,不是由互联网上民众发起,而是由某地官员上京为民请命,或者由“人民的代表”与委员们自己访贫问苦后主动大胆提出来的?

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意,从善如流,推行得到网民支持(但遭到一些官员与利益集团反对)的新政策与措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胡温新政的一个主要特点,也让执政党在海外赢得了“有弹性”的美名,更让执政党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因为各地官员的贪婪与无耻而带来的灾难。

第五代领导人:关注民生,更要关注民主

在过去三十年里,三代领导人审时度势,改革开放、废除终身制,大力发展经济、融入世界,改革执政党、改进执政能力;从只注重发展到关注民生、倡导公平正义……不但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也使得中国没有重蹈苏联、东欧覆辙,暂时避免了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不稳定与骚乱。

然而,由于制度与体制的问题,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巨大得无法克服的问题。无论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白猫黑猫”理论,还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还有胡温新政,都受到了僵化体制本身的阻止,以及来自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者的顽固抵制,在某一段时间里,不但无法执行,甚至走了回头路。作为一名有良心与良知的知识分子,客观冷静,认真分析,看看哪些没有做到,哪些做到了,原因是什么,如何改进,通过公共平台发出声音,警醒执政者,觉醒民众,实在是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天职。

可偏偏一帮拿着纳税人的钱、打着执政党招牌的喉舌在那里大放厥词,竟然鼓噪执政党去镇压“极少数”持不同意见的批评者——什么是“极少数”?秦始皇活埋的几百个儒生肯定是极少数吧?文革中被打倒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能够算几亿中国人中的多数?三十年前站出来拨乱反正的邓小平不就是被打为“极少数右倾翻案”分子的?你们拥有共产党给你们的独家舆论平台,千万不要干出萨达姆的宣传部长当时干出的千古笑谈啊!在中国,总有一帮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与一己私利的御用文人千方百计地误国害民。究其原因,是屡次类似的运动中,残害有良知的言论自由者,损害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坏人,很少受到惩罚与清算。但时代不同了,老百姓不再是傻瓜,他们有自己的眼睛与大脑,还有记忆。

中国需要和谐,人民需要幸福,社会需要稳定,但这些都不是靠打压不同的声音能够做到的,如果社会稳定、和谐与幸福就是知识分子不批评、网民只说好听的话,那干脆把知识分子都打倒,把互联网都关掉而换来你们认为的“人民幸福”,如何?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如果最高当局遵照你们的主张,彻底压制与你们不同的观点、来自网络上的批评声音,中央高层立即会被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隔绝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特殊集团,你们的报纸就正好充当了袁世凯登基前他儿子袁克定专门为他订造的报纸,而在当今经济快速发展、不公也以同样速度蔓延的时代,我敢肯定,联合国下一次坐到一起发出全球禁止贪官污吏逃亡决议的,就是针对听你们忽悠的那些领导人!

中国的执政党在过去三十年里,确实展现了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与弹性,与其说给人信心,不如说给人一些希望。总结了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温这三代领导人对执政党与政权的最大贡献,我也提一点建议,或者说是希望:

我希望第五代领导人除了继续利用现有的互联网平台加强了解民意与沟通、加大力度改善民生、让公平正义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的同时,要展现政治家的魄力与胸怀,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最终解决“权为民赋”(习近平副主席语)这个无论到任何时候都一定要解决——不解决,你迟早有可能完蛋的问题。

未来十年是执政党锐意改革、更上一个台阶的关键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忠言逆耳!

杨恒均

头衔:民主小贩、脑残、共产党员、汉奸、卖国贼、启蒙者、中共特务、美国间谍、老杨头、道德品格低下者、少妇杀手、海归博士、高级五毛……鉴于这篇文章出来后,我的各种网络称号都会被用上,为了方便一些评论者顺手捡来,我干脆先把它们都附录于此……

2011年3月9日于 北京 此文章观点只代表此时此刻看了几份报纸与杂志后的激动心情,不代表本博客与本博主长期追求民主的初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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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三月 30, 2011 in 畅所欲言,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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