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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中红军长征经过藏区的描述

07 10月

达瓦诺布在《1959年西藏叛乱:一种诠释》中认为,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红军长征经过甘孜阿坝藏区的经验影响。而《吴法宪回忆录》中对此有更加详细的描述。

有军即需饷,打着苏维埃旗号的中共红军也不例外。在众多对红军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红军筹饷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所谓打土豪。当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时:

这时,部队的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吃得饱,吃得好,也有了肉吃。进入贵州后,师里把司令部的管理科、政治部的地方工作科和供给部三个部门联合在一起,由地方工作科长方国华带领,每天行军都跟着前卫部队走。一到宿营地,他们就立即进行调查,查清哪些人是地主、恶霸,然后由地方工作科宣布抓地主,供给部紧跟着就清查物资、没收东西和罚款,把地主、恶霸的粮食、布匹,以及猪、牛、羊、盐等都弄回来,除留下部队需要的以外,其余的都分给穷人。

这样做显然是一举两得,既筹得了军饷,又收买了一般农民,还能借此招募兵源。当时红军时期一些更“左”的措施还包括,打劫工商业,甚至把整个街面全部烧掉。所以,蒋介石老是说“共匪共匪”,的确匪气冲天。

但是这一招到藏区就不灵光了。

首先是语言不通,没法进行任何宣传;其次藏区民众彪悍,手上都有武器;再加上藏区是以佛教为组织的社会,社会上层多采取某种政教结合的方式。而且,藏区本来就比较贫瘠,人口少,粮食也少。红军还没来的时候,当地就实行了坚壁清野。

藏族是土司掌权,政权、财权都集中在土司之手。在土司下面有头人。土司和头人家中都有枪,并养有一些家丁。普通藏民也是家家有刀,用来上山砍柴开路,有的还有枪,甚至有驳克枪和机关枪,这些枪大都是从四川买来的。土司和头人常用宗教信仰等方式来欺骗和控制藏族同胞。当时就是土司和头人带着,甚至逼迫藏民离开村庄,躲进深山里去的。

红军通过藏区,上策是与藏族上层达成和解,并用钱购买一些补给。当时中共的民族政策还是列宁的尊重民族自决政策,所以共产党支持康巴人自治,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以及嘉绒的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政府)。这些和解的作用是藏区头人给红军过境让路。然而,补给仍然是大问题。

虽然有“三大纪律”,但是这对饿极了的红军是不起作用的。

一开始,说老百姓地里的豌豆苗可以弄点来吃。可光吃豌豆苗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进一步发展到吃老百姓家里的粮食。有人说,那个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也没有钱。有的人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到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

这就跟抢没什么区别了。基本上,在前面的部队还好,越是后面的部队越倒霉。

部队再向前进,困难就更大了。大概藏民知道了我们在前面的行为,就把家里的食物搬到外面山上埋藏了起来,还把锅碗瓢盆也都搬到山上藏了起来。没有吃的,怎么办?为了生存,只能公开地违犯纪律了。有就拿,没有就搜,搜不到就挖。有时候一挖,好家伙,能在地下挖出一窖一窖的青稞麦!凡是挖到这样的“大家伙”,一个部队拿不了,就赶紧通知另外一个部队来驮。。有时,油、盐等物品也可以从地下挖到。挖了以后,没有留钱,也没有留什么条子,只要能弄到就行了,大家分了吃了。

藏民一向仇视汉人,国民党又从中挑拔煽动,使得藏民自然害怕并仇视红军。一方面军经过藏民区域时,看到的全都是一个个空荡荡的山寨和村落,沿途十室九空。我们来到一个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无房可住,连个问路的人也找不到。见不到人,没有吃的,有时找到的,又是一点青稞,伙夫都不知道怎么做着吃。部队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到处去抓他们的牛羊,不得不想方设法把他们埋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藏民觉得红军拿走了他们的财产,也就更加仇视红军。

  有一天,我们三团来到卓克基附近。渡过一条凉水河,准备到河那边山寨去宿营。那河水真凉,冻得要死。过河以后,就在一个山坡上,离下面大概有两里路的一个山寨里驻了下来。正好那天没有吃的了,团部没有,我们政治处也没有。于是,我带了政治处的几个同志去山上找吃的。山下面有地,是种粮食的,山上就是密密的树林了。我们几个人带着枪,在树林里找到了一萝筐腊肉,我想这下好了,有吃的了。再往前,又找到了一条牦牛。这一下,大家就更高兴了。这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几个干事向我建议说,我们从早晨吃了一点饭,到现在也还没有吃上饭,是不是先弄点树枝烧点腊肉吃。我同意说:“好,我们先吃饱了,再把东西弄回去。”

  我不敢在山上多耽搁,怕有藏民躲在山里袭击我们,就叫大家先赶紧把腊肉和牦牛弄到山下,到离营房大约二百米远的地方再把肉烧熟了来吃。没想到就在这时,好家伙,一下子来了好多藏民!有的拿枪,有的拿大刀,有的拿棍子,把我们吓了回来。牦牛也丢了,只拿回来几块腊肉。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少数民族撵我们、打我们。也难怪,我们吃了人家的东西,拿了人家的东西,他们也没有办法生活了,还能不打我们吗?看我们只有三、四个,他们不敢吗?他们把牦牛牵回去了,也就不追我们了。

  回到宿营地,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黄永胜和林龙发,说想弄点东西吃,没想被藏民们追过来,把我们给吓回来了,只弄回来两块腊肉。说完,我把其中一块肉给了他们,另一块留给了我们政治处。黄、林都说,是不是再派部队去弄点吃的。我说:“不要去了,他们有枪,伤亡了人划不来,现在的战士很宝贵,有一个就是一个,反正今天有点吃的了,能维持就维持吧。”黄、林就同意了我的意见。

  第二天继续往前走,终于弄到了一点青稞。菜呢?摘点地里的豌豆苗、萝卜苗、大蒜苗,大家就吃这个,这算不错的了。

当地藏民也因为抢粮食的缘故,攻击红军部队:

在这次行军的路上,我们看到路旁的树林里,有一些因掉队落伍而被藏民杀死的红军战士遗体,因为天热,有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长了蛆。我们看了心里真难受。当然也不能怪那些藏民,为求生存,我们把他们的东西吃了,把他们的房子占了,他们没有地方去,只好跑到山上,躲在树林里,受尽日晒雨淋之苦,所以恨死我们了。在我们大部队行进时,一个挨着一个,他们不敢下来。但如果一看到中间有空隙,或有掉队落伍的,他们就跑下山来,一下抓几个,用刀砍死了就走。一路上就我亲眼所见,被藏民杀死的红军战士就有百把人。为了搞点粮食,就牺牲这么多人,真惨哪!

……

这个时期,部队没有打什么仗,但减员很大。主要是因为找粮食出了问题。每到一个地方,团长、政委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部队到没有住部队的村子去找粮食。我记得有一次,红二师五团由政委带着团直属队的人去搞粮食,结果被藏民打回来了,伤亡很大。直属队被打死了七、八十人,团政委也被打死了,还被藏民抓走了十来个人,其中有政治处的青年干事。事后,二师师长陈光派人去向藏民道歉,表示愿意赔钱把人赎回来。他们说不要钱,但如果我们不再去搞粮食了,他们就可以把人放回来。这确是真人真事。不仅我们这样搞粮食,中央纵队也一样,也是每到一地就派出工作组出去搞粮食。刘少奇同志曾经带着队伍去为中央纵队搞过粮食。

部队发现寺院里的供奉的面菩萨可以吃,于是部队开始吃面菩萨;发现鼓面是牛皮的,这也可以吃。这无疑极大地伤害了藏人的宗教情绪。

毛儿盖地区有很多喇嘛庙,庙很大,里面有很多菩萨,有大菩萨,也有小菩萨。大菩萨当然是泥塑的,上面涂有金粉;小菩萨是灰色的,上面灰尘很厚,大的有尺把高,矮的只有有寸高,不过做得都很精致,有手有脚。

  我们一个司务长跑到喇嘛庙里去看,七转八转的就用手去摸那些小菩萨,最后又用舌头去舔。没想到一舔就觉得是甜的。再舔,还是甜的。好家伙,这可发现了新大陆!他把一些小菩萨带了回来,用水洗,洗完了用水一煮,原来,那些小菩萨都是用面粉做的,很好吃。

  后来我们才知道,藏族同胞家中有了喜事、做寿或是生了孩子,就用面粉加上酥油、蜜糖做成菩萨到寺庙里去进贡。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寺庙里的面菩萨就相当多了。这些面菩萨有三、五斤重的,也有一、两斤重的,还有几两重的。土司、头人和有钱人进贡的就大,而穷人进贡的就小。对这些贡在庙里的面菩萨,他们都很恭敬,谁也不敢动一下。按道理说,我们也不该动。可由于我们没有粮食吃,饿行实在不行了,没有办法,司务长就去收集了两萝筐,弄回来煮一煮,大家吃得都很高兴。都说:“这里还有这样的东西吃呀!”

  从那以后,每到一地,司务长就到处去找喇嘛庙,把庙里的面菩萨弄回来吃。等到把面菩萨都吃光了,有人又发现牛皮也能吃,于是就把庙里的牛皮鼓也吃了。有的喇嘛庙里的牛皮鼓很大,我们实在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就进到庙里,把用牛皮做的鼓皮剥下来,拿回来用水一泡,煮一煮也就吃了。

这时已经完全没有纪律了。

就在我们为了生存而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寻所有能吃的东西之时,军团领导林彪、聂荣臻、朱瑞等提出要整顿纪律。这真是够主观主义的。一个老百姓都见不到,这种时候怎么讲纪律?要粮食没有粮食、要钱没有钱,可我们还要活命,还要行军打仗,怎么办?其实各个部队早就不讲纪律了,早就把老百姓家里的东西拿来吃了,把山上藏的东西搜来吃了,把地下埋的东西也挖来吃了,哪里有什么纪律!不这么样怎么办,难道要部队在那里等着饿死?

等到要过草地的时候,还得准备粮食。

为了能顺利走过草地,上级要求大家每人准备十至十五天的粮食,大约每人要搞十五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上交一部分给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因为这两个纵队的首长多,工作忙,没有办法准备那么多的粮食。我记得光我们三团就上交了四、五百斤粮食。

  但是哪里去搞这么多的粮食呢?我们在毛儿盖地区转来转去,已经耽搁了将近两个月,能搞到的粮食早就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附近又没有老百姓,到哪里去弄呀!

  为搞粮食,我们全师又转回到毛儿盖附近,专门在那里住了三天。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把藏民们山上藏的、地下埋的、庙里供的,几乎都吃光了,甚至连地里快要成熟的青稞都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地里唯一剩下的,是一些刚灌完浆,成熟得比较晚的青稞。我们就把麦粒还是软软的青稞穗一个一个地摘下来,再用手去搓,麦穗上的刺很多,一搓就把手搓坏了。就这样一共弄了三天,一天顶多弄个两、三斤,多了弄不了。我弄到了大约八斤。有的战士体力较强,就弄得稍多一些,不过平均下来,离每人十五斤的要求还是相差很远。当然超过十五斤的人也不少,可惜这些地里的青稞麦被我们拔光了,再也没有办法弄了。

  把青稞麦粒从地里弄回来以后,我们就用脸盆盛着麦粒在火上炒,炒熟了灌在米袋子里,然后就靠着这点东西过草地。个人弄个人的,谁弄了就是谁的。

吴法宪认为,这是红军长征最艰难的阶段。

  这一阶段,确定是我们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个阶段,也是红军北上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是艰苦的一个阶段。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吃的,只能吃野菜、喝冷水。那水真凉,是从雪山上下来的水。有的人受不了,喝了这水就拉肚子。我当时仗着年轻、身体好,安然无事地过来了。

  因为找不到吃的,只能吃老百姓的东西,不这样做,红军就活不了。所以,在藏族地区,虽然藏民们逃避我们,也打死打伤了我们不少人,但是我并不恨他们,只觉得对不起他们,觉得我们欠下了他们的一笔债。我认为藏族同胞对红军的帮助很大,可以说是藏族同胞挽救了中国的革命和红军。没有他们辛辛苦苦种植的粮食和放养的牛羊,我们就活不了,就过不了草地,就到不了甘肃,北上抗日也只是一句空话。当然在藏族同胞中,有些当奴隶的,家无寸铁,身无片布,就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裤子,看到我们队伍来了就跟着走的也有。但是是极个别的。有的就一直跟着我们到了陕北,成了干部,成了共产党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下)》(p436, 2004,东方出版社)中对此如此总结:

我们既履斯土,就得尽量取得当地人民的谅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经过我们的推动,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但大多只是一个空名义。藏人始终不完全了解红军,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掠夺粮食的可恶汉族,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和蔼,又使他们惊异不解。甘孜的活佛(David:应为格达活佛)是这个区域的“神”,他曾经这样表示对我们的观感:“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活佛的这句话,适当的描绘出当时我们在那一带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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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十月 7, 2012 in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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