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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藏文学与社会变革 引言(一)

29 12月

现代西藏文学与社会变革

Modern Tibet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引言

LAURAN R. HARTLEY和PATRICIA SCHIAFFINI-VEDANI

 

本书收集了数篇有关西藏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文章,对藏族作家最近的现代文学形式和伴随新文学孕育的文化论述进行了急需的批判性介绍。与此同时,这些文字的写作、轮廓、主题和阅读中贯穿着前所未有的社会机会和挑战。现代西藏文学研究由此与一些非文学议题联系起来:快速却不均衡的社会经济发展、少数民族论述、教育、双语、文化身份、民族主义、移民群体、宗教复兴和政治恶化。如是的综合项目也引发一些其他的关切,特别是将藏族作家还在争论的一些类别具象化的风险。例如,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西藏文学的定义本身,即构成一个民族文学的准则,还在藏族作家、文学批评家和学者间热切讨论。作为编辑,我们决定更包容一些————不推进民族文学某一特定愿景,而是给读者提供材料,让他们能够更加批判性地考虑这些处于生死关头的议题,以及在整个藏族文学世界遇到的多维声音和视角。本书中的研究由此跨越了语言边界,涵盖了藏族作家用藏语、汉语和英语著述的作品。我们也力求包括不同地缘政治来源,检视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和印度、尼泊尔及西方流亡社区的文学作品和叙述。

编辑本书的灵感始于2001年3月,当时五位供稿者(白玛奔[Pema Bhum], Lauran Hartley, Matthew Kapstein, Lara Maconi和Patricia Schiaffini)参加了亚洲研究协会年会首次组织的现代西藏文学专题组。这个小组在另一方面也有其标志性意义:这是不同背景的学者,藏学家、汉学家和比较研究者首次在美国召集会议,讨论藏族作家创作的现代文学。这次成功合作鼓舞了本书编辑们,我们构思出版一本评论集,二十一世纪西藏文学的顶尖研究者可以对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进行综合性介绍。

尽管本书按照议题组织,它同时也大致符合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顺序,以帮助老师、学生或一般读者寻找西藏文学作品的背景和评论视角。第一部分检视了二十世纪的写作,代表了西藏文学脱离前现代文学实践或与宗教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之后的早期发展。这些论文讨论了早期白话发展,藏族作家首次使用汉语创作,社会主义文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文学形式,以及宗教表达议题。第二部分专注于更近的发展,特别是与现代性、发展和城镇化的迎头碰撞,还有双语现象,魔幻现实主义,民族和文化混杂,海外藏人的写作,以及藏语小说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位置。我们在附录中列出了这些章节中讨论所及著作的西方语言译本,包括一些诗歌、短篇小说、小说(节选)和散文。

在触及本书相关的其他议题之前,让我们先介绍一些基本的人口统计知识。称之为西藏(Xizang),或西藏自治区 (TAR)的行政单位,1965年由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是我们今天常常称为Tibet的政治实体,仅容纳了在中国居住的540万藏族人口的一半[i]。大部分藏族人居住在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省的藏族自治州县的牧区或农村。例如,青海省居住的藏族人口占该省人口总数的22%,占中国藏族总人口的21%[ii]。这样的人口统计和更宽松的政治气氛部分解释为什么80%以上的藏语文学杂志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出版[iii],今天的藏语作家中,出生在青海和甘肃的特别多[iv]。其他藏族居住和文学出版的重要地点包括那些拥有主要民族出版中心的城市:北京、西宁、兰州、成都、拉萨,以及稍稍逊色的云南省迪庆州。近年来,一些独立资助的藏语书籍也在香港出版,而一些台湾出版物在藏族僧俗学生中流传。尽管几部重要的西方藏学作品出版了中文译本,中国读者极少接触流亡中出版的藏语作品[v]

从时间顺序看,现代西藏文学形式取代古典文学形式似乎已是既成事实。然而与之相反,经典形式仍旧繁荣,目前成为当代文学形式一统天下的强有力的替代品。实际上,西藏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最盛行的辩论之一就是有关“传统在现代化社会中的角色”,这一议题也反映在艺术、教育和其他社会领域。现代性的隐含意义——文学或其他——在西藏尤其有趣,因为这个社会(尤其被藏族和年轻的汉族知识分子)理想化为香格里拉:军国主义和消费主义经济社会的神秘替代品,一个“保留前现代所有想象中的真与善”的所在[vi]。在中国,围绕着民族属性的论述进一步强化了西藏文化的特点:深厚的传统和其他方面的“落后(རྗེས་ལུས་)”;同时,将西藏作为“他者”凸显了中国的社会经济进步,加强了汉族主体的构建[vii]。本书自始至终讨论了现代藏族作家与这一严肃论述进行谈判所使用的文学策略。

正如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第3章)观察到:“在今日西藏,文学已成为竞争的思想进行智识对抗的主战场。”中国学者观察到的公民社会[viii],尚未出现在中国藏区;在这些地区,对公开集会和个人或团体的行动进行政治上的限制,仍然是常态。文学杂志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产品因此成为公众论坛的替代品。现代西藏文学成为一个散漫的场所和社会变革的指向;对于这一点,一个令人不安的证明是:尽管后毛时代社会自由度提升,(藏语和汉语)作家仍然面临着审查。最近的恶例是汉语藏族作家唯色(Öser, 生于1966年),她因为在《西藏笔记》中的观点受到排斥,这是一本有关西藏文化和宗教议题的散文集[ix]。《西藏笔记》第一版大受欢迎,此后于2003年9月被禁,当局批评该书“夸大和美化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功能”[x]。唯色个人因“忠诚和崇拜达赖(喇嘛)”而受到批判,并失去了升职机会[xi]。尽管被强迫参加再教育小组,以改正其“路线错误”,她仍然拒绝公开批评达赖喇嘛,因而干脆被开除[xii]。在另一案例中,(青海省)海南州五名僧人在其寺庙的通讯刊物上出版了“政治敏感诗歌”,而据报于2004年被判刑两到三年不等[xiii]。尽管这些对论述方式的限制,藏族作家们仍然采取创造性的方式,赢得文学自由;这些方法包括书写过去,使用幽默和讽刺,转向魔幻现实主义(最后一个议题请参见第9章)[xiv]。自1980年以来,他们出版了一万多篇藏语诗歌、短篇小说、散文和小说,和几千篇汉语文学作品。两种语言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观点和风格的范围之广,揭示了藏语文学世界和其智识环境自毛时代以来,以其相对发泄的方式,在活力、复杂度和反省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个显著特点是,现代西藏文学在其民族文学的时间表上姗姗来迟,包括直到20年前一直缺席的小说。实际上,术语“རྩོམ་རིག་(rtsom rig)”,今天藏语中表述“文学”概念的词,直到1955年才出现[xv]。尽管藏语写作可追溯到吐蕃帝国时期(公元7到9世纪),无数佛教哲学、历史、传记和其他纯文学经卷自那时起(通过手写或木版印刷)流传,西藏民族文学的可论证的构成仅仅始于20世纪80年代[xvi]。这十年我们也看到西方白话文学形式的到来,例如自由诗、短篇小说和小说。这些文学空白只能部分用西藏遥远的地理位置来解释。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揭露西藏完全封闭于世界之外的迷思[xvii]。特别是拉萨,和青藏高原的最东区域,到19世纪末已经认识并参与到世界的洪流中——如果我们考虑一些宗教信众(有时有数千人)的经历可能会更早;他们从拉萨、日喀则和汉藏边界的寺庙长途跋涉抵达北京。这片广漠大地上(当地人称之为“大西藏(བོད་ཆེན་པོ་)”,包括中央的卫和藏,还有东南部的康区和东北部的安多。)的藏族人对外国人(传教士或其他人)也并非全无所知[xviii]。 特别是,从噶伦堡到大吉岭的商路将拉萨和印英帝国的北部山区的避暑胜地连接起来,那儿有教会学校、西藏贵族的平房和藏语报纸《西藏镜报》(创建于1925年),这些给西藏提供了更多与外部世界的交流[xix]。但是,尽管西藏与其亚洲邻国存在着政治、经济和宗教交流,很少有外国文学模式经由此道进入西藏,唯一成就斐然的例外的是源自印度的作品。


[i]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2004年)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官方数据为252万人。《西藏统计年鉴2005》,33页。

[ii] 《青海省统计年鉴2005》,80页。

[iii] 如果我们加上学校刊物,例如青海民族学院(西宁)和西北民族学院(兰州)的学生的出版物,其比率会更高。

[iv] 安多作家在中国西藏文学世界占大多数,下面的事实可以为证:拉萨出版的杂志《西藏文学》的40%供稿者来自安多,而西宁出版的杂志《章恰尔》中少有来自西藏自治区的供稿者。

[v] 最突出的例外是南开诺布(Namkhai Norbu),学者、慈善家,1938年出生于康区德格县,目前居住在那不勒斯。他创建了象雄学院,他的有关苯教的著作在中国也能读到,这些著作为寻找前佛教社会和文学的“纯正”西藏根源作出了贡献。

[vi]  Lopez, Donald S.,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10页。

[vii] Gladney, Dru C.,在其Dislocating China中,用了长篇篇幅讨论中国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构建为“他者”,以之统一多数民族汉族。Gladney提供了国家进行民族识别的历史、策略和政治原因的背景(6-27),直接讨论汉族将少数民族归为“异族”的论述(51-96)。按照Gladney的观点,这些视觉演绎得到国家鼓励,强调少数民族的落后和野蛮,旨在将汉族定义为中国最“现代”最发达的民族,极力贬低所谓汉族中巨大的地方差距,以团结中华民族。

[viii] 有关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可参见Modern China1993年4月刊,以及Timothy Brook和B. Michael Frolic编辑的Civic Society in China(《中国的公民社会》,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ix] 唯色,《西藏笔记》,该书的第9章也探讨西藏当局如何对作家写作内容进行控制。

[x] 王力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

[xi] 同上。

[xii] 尽管被禁止出书发表文章,唯色在她的网络博客(http://blog.daqi.com/weise)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到2006年6月被官方关闭。

[xiii] 自由亚洲电台2004年2月13日报道,“Five Tibetan Monks Jailed in Western China” 。

[xiv] 参见 Makley, Charlene对在西藏使用幽默的人类学研究,“The Power of the Drunk”,39-79。另,一篇藏语短篇小说典型地使用了幽默和滑稽手法,对现代西藏进行社会政治批判,可参见次仁顿珠 (Tsering Dondrup),“A Show to Please the Masses”, 61-77。

[xv] 参见Hartley, Lauran R., “Ascendancy of the Term rtsom rig in Tibetan Liberary Discourse”, 1-16.

[xvi] 在西藏创建民族文学的概念模型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藏族人在中国文学的背景中学到的文学进化主义。参见Zhang, Yingjin(张英进),“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a, 347-77, 和“Building a National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47-74。

[xvii] 参见Dodin, Thierry和Heinz Räther编辑Imaging Tibet

[xviii] 有关“基督教传教士和西藏”主题,《风马》第2期(1998年冬)上有几篇优秀的文章,该杂志是由达兰萨拉的阿尼玛卿学院出版。

[xix] 噶伦堡的皈依基督教徒Rev. G. Tharchin创办了Tibet Mirror,有关该杂志的信息,参见扎西次仁,“The Life of Rev. G. Tharchin”。对噶伦堡-拉萨商路生机勃勃的智识环境,请参见 “A Conversation between Jamyang Norbu and Elliot Spe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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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十二月 29, 2013 in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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