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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藏文学与社会变革 引言(三)

31 12月

“新西藏文学”

直到1980年和1981年藏语文学杂志的创建,才涌现了一群受世俗教育的藏族青年,他们寻觅灵感,开始试验各种文学形式。即使在彼时,青年作家们常常在民间故事、民歌或古典诗歌中寻找文学模式——这些作品在文化大革命(1966-76)后得以复兴。例如,第一首藏语自由体诗《青春的瀑布(1983)》大量地借用了来自梵文的赞体传统,特别在其比喻方面(参见第4章)。第二个灵感的来源是中国作家的新作品,和藏族作家用汉语写的组诗和短篇故事。后者发表在汉语杂志《西藏文艺》上;这本杂志1977年在拉萨创刊,很快改名为《西藏文学》。实际上,如央东顿珠(Yangdon Dhondup)在第2章讨论的那样,从1950年到1980年,藏族作家新文学的主体是用汉语创作的 。这些作品主要是诗歌,但也包括短篇故事和一些短篇小说。

虽然檀丁自己写了大量的散文,西藏纯文学历史上原创的白话小说很少;存世的多数是对印度作品的模仿[i]。现代西藏小说最早的例子之一是题为《益西拉姆和铁匠多吉(1959)》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打破了这一传统,但是其大部分情节来自一个西藏民间故事[ii]。第一部现代西藏长篇小说《格桑梅朵(1980)》,最初用汉语出版,两年后才用藏语出版[iii]。作者是一名前解放军成员,他在书中向中国“解放”西藏所带来的社会转变致敬;这也是小说年轻的女主角的视角,小说正是以她的名字题名。小说《绿松石(1985)》尽管其公式化地描写“旧社会”西藏封建领主治下的悲惨生活,但是因为小说中描写浪漫的爱和前共产党西藏时代对一个贵族家庭的审判而赢得了广泛读者。后来,广受赞誉的小说《斋苏府秘闻》(由一位在印度受教育的西藏贵族创作,1994年至1996年连载发表)也描述了旧社会,但是较少意识形态语言[iv]。今天藏语小说总数仍然不到二十,但是它们覆盖了广阔的时期和主题。从历史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藏族作家的汉语小说也力图从西藏的过去寻找灵感。一些最佳的作品包括,央珍(1963年生)的获奖小说《无性别的神(1994)》,和梅卓 (1966年生)的《太阳部落》[v]。与20世纪50年代早期汉语西藏小说批评旧西藏推崇共产主义不同,这些受到好评的女作家的作品远离这一路线,她们的作品人性化地揭示前共产主义西藏的神秘过去,强调西藏文化、生活方式和传统的重要性。扎西达娃和阿来(见第9、10章)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骚动的香巴拉》和《尘埃落定》使用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诠释西藏历史[vi]。他们重构了混沌的“过去”,活着的原来已死,傻子原来最清醒,用这种方式作者反映了现代西藏离奇和脱位的因子。

在端智嘉(Döndrup Gyel, 1953-85)的引领下,西藏短篇小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迅猛发展;这位来自安多的作家特立独行,年仅32岁即自杀辞世[vii]。在早期,西方作家的小说译文(从汉语转译)——例如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和福克纳,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成为进一步的灵感来源。然而藏族评论者很快争论“真正的”西藏文学必须有糌粑味;这一观点得到《西藏文学》的汉族编辑认同,后者寻求“充满酥油茶味儿”[viii]的西藏文学作品。这一方针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结果西藏文学实践中,游牧生活的地位提高,并明显倾向传统背景。小说常常设定在草原或边远的乡村,绝少发生在城镇。然而大部分藏语作家是中国各城市民族大学中的学生和教师:中央民族学院(北京)、西北民族学院(兰州)、青海民族学院(西宁)、西南民族学院(成都)和西藏大学(拉萨)。尽管生活在少数民族飞地,他们在城市地区写作。

这一飞速发展中对草原的文学依恋标志着西藏知识分子中盛行的感性和文学反应,大概可以命名为“预想性怀旧”。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 1992年)在现代中国文学中识别出这一趋势:“常规怀旧主题的先决条件是,家乡或所爱的人已经失去;与之相反,预想性怀旧发生于假设性的如果,其时爱恋的对象仍然存在”[ix]。迄今为止,游牧和半游牧生活仍然与城镇化增长共存。在当代西藏文学中,草原和城市风光毗邻(参见第11章)依赖空间维度的威力来传递时间上的关切:“时光流逝更具体地通过地方物质变迁得以感知……偏远地域唤醒了人们对遥远时间的回忆”[x]。正因为此,仅在最近的藏语文学作品中,城市空间和发展数字更为显著,甚至常常指向过去。

同样,田园风光成为传统主题的全景的一部分,对藏族风俗习惯的描述提醒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西藏文化和身份认同。这种倾向在汉语藏族作家中更显著,他们常常向汉族读者介绍文化风俗。(藏语作家知道他们的读者主要限于藏族读者。)作家们向我们表达,他们书写过去的一个原因是现代太敏感[xi]。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重申一个公认的黄金时代,那时藏族人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自1995年以来,西藏“历史小说”数量增加,是对此的一个证明[xii]。现在仅藏语短篇小说已达到三千多部[xiii],藏族作家出版了十数部藏汉语短篇小说集和选集,我们已经不可能就文学的内容作出普遍的论述。然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藏族小说的状况,最少短篇小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和种类。

但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90年代西藏文学大多数产出的是诗歌。一个原因是,藏族学校的语言教师常常从中学开始,就鼓励学生练习写诗,作为他们西藏文学课的一部分。诗人居格桑(Ju Kelzang, 参见第5章)曾温和地讽刺这种现象:由于数量庞大,每年任一顶级西藏文学杂志的诗歌投稿都数以千计。自端智嘉1983年发表第一首现代藏语自由诗《青春的瀑布》以来,自由诗盛行一时,目前最少在数量上已超过了格律诗。过去十年中,随着更年轻的僧人进入现代诗坛,许多人极好地采用了赞体格式来抒发当代主题。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西藏诗歌复兴提出了一个问题:今日作家们如何将自己与西藏赞体传统联系起来;并揭示在何种程度上,现代文学叙述代表了藏族知识分子的内部挣扎,来谈判文学技艺和其他文化作品形式的形成标准[xiv]。许多藏族学者使用赞体理论或将之与现代文学理论(通常是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评价前赞体作品——例如敦煌发现的古道歌——和现代文学[xv]。其他评论家则完全否定赞体模式,辨称它代表了印度传统,数世纪内使得西藏文学偏离了其本源。还有其他人论述一个全新的文学路径。按照这一论述,如同 Kapstein观察到,“西藏文学经过多个世纪形成的文化上有价值的印度风……立刻得以再次确认,并在当代西藏竞争”[xvi]。随着藏族作家寻求开拓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他们必须相对于两个方面把自己区分开来——他们先辈作品的所谓印度化,和中国文学世界盛行的西方模式或中国中心主义。然而这个比较文学领域令人望而生畏。当他们首先把西藏全部现代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学和他们自己的古典传统放在一起,然后与整个世界文学相比较,一些当代藏族作家表达出濒临绝望的边缘之感。


[i] 有两个著名的例子:其一是切旺扎巴(Chöwang Drakpa)的སྤྲིན་གྱི་ཕོ་ཉ་(《云使》),基于迦梨陀娑(Kālidāsa)的《云使(Meghadūta)》,自13世纪以来就有藏语译本;另一是朵喀才仁旺阶(Dokhar Tsering Wanggyel)的《གཞོན་ནུ་ཟླ་མེད་/勋努达美/青年达美的故事》,著于十八世纪初。后者的英文译本,参见Mdo mkhar ba Tshe ring dbang rgyal, The Tale of the Incomparable Prince, 翻译,Beth Newman(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6)。

[ii] རྡོ་རྗེ་རྒྱལ་པོ་།ཡེ་ཤེས་ལྷ་མོ་དང་མགར་བ་སྟོབས་རྒྱལ་(北京: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0)。该书也可见于该学者的文集:རྡོ་རྗེ་རྒྱལ་པོའི་གསུང་རྩོམ་ཕྱོགས་བསྒྲིགས་,823-89页。

[iii] སྐལ་བཟང་མེ་ཏོག་(中文:格桑花)。第一版(汉语版)1980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二版(藏语版)1982年由北京民族出版社(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出版。参见འཇམ་དཔལ་རྒྱ་མཚོ་,སྐལ་བཟང་མེ་ཏོག་后记。

[iv] 这篇小说的英文版由作者自己“翻译”,与原文一致,稍有更改。参见Tailing, The Secret Tale of Tesur House.

[v]央珍,《无性别的神》,和梅卓 ,《太阳部落》。

[vi] 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和阿来,《尘埃落定》由Howard Goldblatt和Sylvia Li-chun Lin英译为Red Poppies

[vii] 第4章讨论端智嘉对古典的兴趣,第3章和第11章讨论他的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有关他的作品的讨论也同样在其他章节处处出现,因为他无疑是20世纪末最有影响力的藏族作家。然而,对于今天的作家,端智嘉更多是一个英雄符号而不是直接的文学榜样。

[viii] 中文,充满酥油茶味儿。

[ix] Wang, David Der-wei, 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280页。

[x] Lutwack, Leonard, The Role of Place in Literature, 54-55页。

[xi] Schiaffini-Vedani, Patricia “Tashi Dawa”, 59-61页。

[xii] Robin, Françoise, “Stories and History.”

[xiii]  同上,24页。

[xiv] 有关这个话题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 Kapstein, Matthew T., “The Indian Literary Identity in Tibet”, 786-94;和Hartley, Lauran R. “Contextually Speaking”。

[xv] Kapstein, Matthew T.在“The Indian Literary Identity in Tibet”(793页)中观察到,先锋作家端智嘉如何在作品中(一篇有关早期道歌传统的论文)诉诸直接来自赞体传统的理论分类。又见Kapstein, Matthew T., “Dhondup Gyal”, 45-48页。

[xvi] Kapstein, Matthew, T., “The Indian Literary Identity in Tibet”, 7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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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十二月 31, 2013 in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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