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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藏文学与社会变革 引言(五)

02 1月

回归传统

本书的第一部分,“回归传统”,开篇讨论20世纪早期的文学发展,这一发展给后几十年西藏文学的剧烈转变奠定了基础。Lauran Hartley(第1章)挑选出根顿群培(Gendün Chömpel, 1903-51),因为他异端的作品和文学观点,根顿群培成为现代西藏最著名的文学符号。按照各种说法,他领先于时代。他并不是个孤独的预言者,而是拉萨一小群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个群体寻求变革。与许多西藏贵族类似,安多僧人根顿群培的灵感来自他在喜马拉雅南面的旅行。第1章将他的作品与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新政府雇佣的传统学者的诗歌相对比。该章质疑这种假设,这10年所有的出版物都是政治驱动的;相反,这些学者的古典文学项目是20世纪80年代的藏族作家的重要传承——但这已是20年的毁坏性镇压之后了。

自1957年安多和康区发动“民主改革”以来,高级藏族学者开始被关进监狱[i],1959年拉萨和中部西藏被占领之后情况进一步恶化。文化大革命(1966-76)中,除了唯一的《毛泽东语录》以外,其他藏语出版物逐渐减少并最终停止。一位藏族先驱在其自传中记录,“人们可以批评藏族,他们可以说禁止使用藏语,他们甚至能够停止藏语语言。但是,他们无法停止翻译毛主席的红宝书。[ii]”在大多数地区,这是唯一能够维持藏语文学的文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放松党的政策。这次会议标志着改革派邓小平的权力上升,预示着文化复兴的到来,尽管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运动之中。藏族知识分子普遍很热情,但是彼时藏语文学作家数量微不足道。藏语出版物的真正浪潮还有几年才到来。

相比之下,汉语藏族作家在文革期间仍然很活跃。央东顿珠的“雪狮怒吼:汉语西藏诗歌”(第2章)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局势,当时一群受汉语教育的藏族青年得以崛起。这些诗人大多来自西藏东部的贫困家庭,他们的作品激励了后来使用藏语写作的藏族人。第2章集中讨论了伊丹才让(Yidam Tsering),尽管他的背景与其他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汉语作家类似,但是凭借他的作品的文学质量和他对汉语和藏语文学的影响力,他超越了他的同龄人。甚至在革命热情当中,他就表现出敏感度和洞察力,这使得他超越那个时代,成为最受尊敬最受热爱的藏族作家,直到他2004年逝世。央东顿珠还记录了在后来的汉语藏族作家的诗歌中个人主义的崛起,但是他指出个人叙述仍然很大程度上置于一个藏族背景之中,常常提到民族(མི་རིགས་)。

茨仁夏加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西藏文学的发展”(第3章)首先概括了20世纪50年代引入西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不仅仅限于这些变化带给藏语“立即和深刻的影响”,也指出殖民主义触发的“身份认同和认识论上的紊乱”。他随后追踪新文学形式的崛起,描述了一系列的影响:共产党统治早期西藏民间传统和印度赞体,毛时代后立即出现的汉语短篇小说,印刷新闻工作,党决定的现实主义文学形式,汉语“伤痕文学”(描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惨剧)。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了20世纪50年代极少的文学试验,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的西藏诗歌和小说,文学主题最终多元化了。尽管如此,夏加论述到,现实主义方式继续主导藏语文学,甚至一直到90年代。他将当代西藏小说与他称之为传统西藏“浪漫”类叙事故事 (格萨尔的英雄史诗,传记传统,现代藏语小说先驱18世纪的《青年达美的故事》)[iii]进行对比,对几部有重大意义的作品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

夏加突出端智嘉在现代西藏文学上最先进的角色,而 Nancy Lin(第4章)借鉴她在梵文研究上的成果,追踪端智嘉与西藏文学传统或古典模式的联系。她熟练地解决了表面上的不协调——端智嘉作为(现代)文学“特立独行”的先驱和他“对(古典)罗摩衍那系列故事的沉迷”。凭借大量的文字证据,她提出假设,端智嘉重新修订罗摩衍那故事代表着“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复兴西藏文学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一部分”。对于端智嘉而言,印度来源的罗摩衍那只是一个工具,如此他能够“创建新的本土诗歌模式”。通过引用端智嘉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观点叙述,Nancy Lin的论述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许多早期先锋诗人——特别是端智嘉、居格桑和江布(Jangbu)——相应地鼓舞了他们的朋友和下一代。这引发了“新诗”的繁荣;白玛奔在“新一代的心跳”(第5章)中将以上种种叙述为“心理上的解放”,既从牢固的、很大程度上佛教启发的对古典诗歌内容的规范中解放,也从20世纪80年代空洞无物的对党的意识形态赞颂的陈词滥调中解放。一首用古典诗体写作的诗歌,如果它讨论当代主题,使用更白话的语言,那么它就可被信服地认为是“新”的;实践中,新诗的观念大多和自由诗体融合。白玛奔的文章,1991年用藏语撰写,后来用英文发表在《风马(Lungta)》(达兰萨拉阿尼玛卿研究所革命性的杂志)上,在本书中完整重印。这篇文章在流亡藏人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主要是一些读者不满白玛奔认为佛教、共产主义和古典文学都令西藏国家和知识分子失败。对于流亡学者未能意识到或赞同这一发展,作者也流露出强烈的失望之情。独立流亡杂志《新月/New Moon/ཟླ་གསར་》的一期专门对白玛奔进行了采访,谈到这一争议和随之而来的死亡威胁。我们请求白玛奔重新修订这篇文章,以反映藏族诗坛最近的发展。他对原文的评论,以及对笔名、女作家、僧院作家和西藏文学网站的评论构成了第6章。

Françoise Robin (第7章)也探讨了宗教的表述,但是在藏语小说中。她识别出三种基本态度:激烈反对、选择性理性主义和中性到正面的再评价。通过对整个历史时期的检查,她观察到同样的观点也在其他讨论中出现,例如,艺术和哲学上传统在现代化社会中的角色。Robin阅读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她发现20世纪80年代藏语小说中以反宗教倾向为特色,这一倾向必须放在四个现代化运动的背景中解读[iv]。最重要的是,作家们参与了反对迷信、腐败和盲目信仰的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末,更为细微的表达出现了,Robin称之为“选择性理性主义”开始占了上风。这些作家把迷信和他们认为好的宗教修行区分开来,例如慈悲、业报和真正的冥想。Robin注意到这种理性主义方式如何和官方正当宗教活动的观点有着某种“重合”。然而,她指出,藏族知识分子中更广泛的理性主义倾向并非仅仅对党的政策鹦鹉学舌。相反,面临对宗教和西藏文化的“系统性诋毁”,作家和知识分子们表明“越来越多的[知识]自主”。更近时期,小说开始对宗教和宗教人物有着中性甚至正面的描述。一些作家用反讽来处理“落后”的类别。Robin得出结论,宗教和其表述是“谈判民族性自我代表和机构”的媒介[v]


[i] 有关“民主改革”的详情,参见 Smith, Tibetan Nation, 470-80。

[ii] 降边平措,《感谢生活》,399页。

[iii] 同上,41页。

[iv] “四个现代化”,邓小平1978发动的运动,旨在在中国进行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方面的现代化。

[v] 20世纪90年代在汉语藏族作家的作品中,明显对宗教信仰有了更多称赞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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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一月 2, 2014 in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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