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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现代史》卷三前言

28 2月

Dr. Melvyn Goldstein 著

David Peng 译

我第一次接触到错综复杂的西藏现代史要回溯到1964年;彼时,我还只是华盛顿大学进行人类学和西藏研究的博士生。学校的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邀请了索康旺钦格勒(Wangchen Gelek Surkhang),西藏传统政府中著名的噶伦(噶厦部长),到学校参加一年的内亚项目,结果他和我住了一年。尽管我当时名义上在人类学系,我已经拿到了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士和硕士学位,沉浸于试图理解现代西藏社会和历史的热情之中,我的博士论文项目将通过访谈印度流亡藏人,重构西藏政府和社会经济制度。因此,索康的到访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得以理清对西藏历史和社会的很多疑惑。

那一年棒极了。我们一般一起吃晚饭,然后回到客厅喝茶,大侃现代历史事件和人物,和其他索康噶伦想要聊的话题。索康的记忆力超群,对细节一丝不差,他回忆现代西藏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例如热振仁波切(Reting Rinpoche)、龙厦(Lungshar)、贡培拉(Kunphela)、擦绒达桑(Tsarong Dzasa)、赤门(Trimön)、噶雪巴(Kapshöba)和琼让(Khyungram)。回想起来,那就好比一位研究越战的学生得到亨利·基辛格一年的独家授课。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当时已有的经典西藏历史研究例如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的《西藏及其历史(Tibet and Its History)》是不够的,人们需要另外一个层面的分析来有意义地理解现代西藏历史;我立下志愿,一旦我得到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学术界立足,我将撰写这样一部历史。

所有这些比我预期的要久,直到1980年我才有时间协调计划,收集现存英国和美国档案中的原始材料,对前官员展开大规模口头访谈。我最初的计划是写一步新的,细致入微的单卷版西藏现代历史,然而,这一计划最后变成了四卷本现代历史项目,两卷已经完成,本书为第三卷。

从一开始,我将“现代西藏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3年到1951年;在此期间,西藏是一个事实独立政体,由达赖喇嘛和一个僧俗官员组成的“官僚机构”统治。这一时期是卷一《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的主题。

第二时期始于1951年事实独立终结,到1959年西藏起义失败,西藏政府和庄园制度结束为止。这一时期的前半期,1951-1955,在卷二《西藏现代史:风暴前的宁静,1951-1955》中得以叙述。

我起初计划本卷——卷三——叙述剩下的时期(即1955-1959),但是当我开始写作后,很明显中藏双方出现了太多新材料,我无法将他们压缩到一卷之中,因此我决定将这段时间分为两卷。卷三始于1955年6月达赖喇嘛经过四个月对中国的访问后回到西藏,止于1957年春,发生了两件主要事件。

在西藏一边,尽管达赖喇嘛始终受到压力逃离西藏,领导一个流亡组织,他决定最好还是回到西藏,1957年4月1日,他回到拉萨。

在中国一边,在同一时间,毛泽东也做出重要决定,不在西藏实行改革,解散范明的“大扩张”——范明准备以此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替之以毛泽东自己的“大收缩”。

此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将是下一卷也是最后一卷的主题。

书写当代西藏历史

已故孜本夏格巴是现代西藏历史和政治伟人之一,他曾经跟我说,不要书写任何损害“西藏事业”的文字。我理解他的观点,但是最终当我写下西藏历史的研究文字时,作为一位美国学者我无法那样做——就像我撰写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历史时,忽略阿布格莱布或关塔那摩,理由是这会损坏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名声和关系。

我在本卷中的做法,和前两卷相同。即:我呈现出现代西藏的详细叙述,超越简单的一般化和天真、非白即黑的陈述,以此来检验其中复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些力量与各异的意识形态、策略和战略相结合,力图控制事件的走向。这一时期的历史杂乱、无序且令人迷惑,事件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与事件的历史本身一样有趣。最后,我希望在一个新的细微和复杂的层面上阐明1950年代的历史,但是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而不考虑这些信息将如何影响当前有关西藏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地位的冲突,也无论部分信息是否与人们固有的理念或认知相矛盾。

资料来源

主要资料:政府记录和档案

美国政府通过国家档案和美国外交出版系列提供对国务院档案的有限开放,但是许多档案被撤销,尽管我以“信息自由”为由申请和上诉,这些档案也没有开放。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实际上没有开放任何档案。这些事件已经发生55年,这听上去有点荒谬,但是这就是我从事研究时遇到的现实。

英国国家档案(公共档案馆)包含一些此时期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数量和质量都有限,尤其是1953年后,印度政府不再将其月度拉萨使团报告抄送给伦敦。

我无法得到中国政府档案,但是我在印度得到大批特别重要的中国政府文件,他们在文革后被带到印度。我将这些文件归档为《对西藏工作的重要知识》,在脚注中称为DPRC( Documen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件)。其他重要的中国文件可见于中国出版的官方档案汇集——例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西藏讲话摘要——以及这一时期出版的书籍。类似的,我从西藏流亡政府和达兰萨拉西藏工作档案馆得到了一些重要书籍和手稿。

此外,夏格巴家族慷慨地向我提供了已故孜本夏格巴图书馆的一些文件,包括他保存的西藏幸福事业会(Jenkhentsisum,位于噶伦堡/大吉岭的重要流亡团体)的数卷手写日记。在这本日记中,孜本夏格巴按照时间顺序用草写体记录在学校用抄本上;夏格巴是团体的主要人物之一,因为他的藏文好而担任“秘书”。这些记录讨论了内外部会议的内容,也包括三位领导人与他人的谈话记录。

所有这些原始材料合在一起,为我了解1950年代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窗口。当然,这段历史还有空白和困惑,等待剩余的资料公布于众,但是我目前拥有的原始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非常重要,前所未有。这些材料让我能够对这一时期进行相当复杂度的分析,比迄今为止可能的其他研究要深入得多。

鉴于本卷中绝大多数文档未在其他地方发布,如同此前出版的各卷一样,我尽可能地包含相关文档全文,读者因此可能看到整个文档的实际内容,而不依赖于我的一两句综述。此外,因为同一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我也提供了关键语句的藏文和中文原文(中文拼音和藏语罗马转写)。

口述历史材料

口述历史(就某一时期或事件采访证人,形成的原始历史材料)能够提供高价值的信息,是官方档案的补充;在无法获得这些档案尤其有用。全美人文学科基金会提供了资金(RO-22251-91和 RO-22754-94),使得我能够就1950年代的历史访问100多名中国、印度、尼泊尔、英国和北美的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士。这些访谈包括西藏重要人物,例如达赖喇嘛,阿沛(Ngabö),拉鲁(Lhalu),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塔泽仁波切(Taktse Rinpoche)和塔拉(平措扎西Takla, Phüntso Tashi),以及重要的汉藏干部如范明,张向明,降边嘉措(Jambey Gyatso)和平措汪杰(Phüntso Wangye)。我也当面或电话采访了一些当时涉藏的一些前中情局成员,包括Frank Holober, John Reagan, John Rowland和 Roger McCarthy。

此外,本卷也采用了部分原来为这部西藏现代史系列第一卷安排的采访记录。这些大多数是在印度采访的,得到全美人文学科基金会的资助(RO-20261-82和RO-20886-85)。

大体上,大部分采访都在家中进行,录音在磁带上,很多采访都有后续访问,以澄清一些初次采访中的信息,或补充开始没有讨论到的事件。这些采访的英文整理稿构成了六千多页的资料库。

巴究擦绒博士(Dr. Paljor Tsarong)独自进行了印度的大部分采访,或者和我一起;我在英国、香港、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进行采访。擦绒博士和我都在美国进行采访。

我也得到友好许可,使用西藏流亡政府公共办公室和西藏工作档案馆在达兰萨拉进行的一些重要采访的文字稿,一些采访对象是重要的西藏官员,例如帕拉土登旺登(Thubden Wönden),他们没有接受其他采访。

当我收集到重要事件相互矛盾的版本,我考量以下几点:(1)理解传统制度是如何运转的;(2)其他说法;(3)信息来源(听说还是一手);(4)对象与事件的关系——例如,他是否是事件人物的亲属或盟友——以及(5)对象的名声,是否诚实或欺骗。在许多重要事件中,我不得不决定采用哪个版本;我花了大量时间重新采访或采访新人,以试图理清真相。尽管有时我附上事件的其他说法,常常附在脚注中,这有时不可能或者我不愿如此。

我目前正在主持翻译编辑这些采访,将它们收入西藏研究中心西藏口述历史在线存档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Henry Luce基金会和全美人文学科 基金会的资助(RO-22251-91, RZ-20585-00, RZ-50326-05, RZ-50845-08)。最终,我希望将这些存档收入国会图书馆亚洲分部网上档案,对学者和学生开放,

中国内部出版物

我幸运地从中国得到了一些重要材料,它们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出版——也就是说,公众无法得到这些材料。其中之一是官方的《中国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94)》。这本书按照时间记录历史事件,包括文档、电报和其他资料的摘要和引述;此书出版了几个版本,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此外,我还能够利用一些中国出版的重要书籍,内部出版或短暂出版后被收回——例如,吉柚权1993年著的《白雪》。

回忆录和自传

参与者出版的此期记录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这些“回忆”材料以藏语和汉语在中国和印度出版,一些以英语出版。它们包括阿乐群则(Alo Chöndze)、昆德林(Kundeling)、范明和南色林(Namseling)写的书,也包括期刊杂志和文集中的文章,例如《གསར་བརྗེའི་དྲན་ཐོ(革命回忆录)》。

报纸和二手资料

通过《中国大陆出版汇集》,我可以利用中国在这段时期出版的杂志。我也参考了西方国家和印度的报纸,以及在噶伦堡发行的藏语报纸ཡུལ་ཕྱོགས་སོ་སོའི་གསར་འགྱུར་མེ་ལོ(世界新闻镜报,或在英文中以Tibetan Mirror知名)。当然,我也参考了中国和西方出版的图书。其中许多包含一些一手的采访,或中国一边我无法得到的政府记录。我也利用了1950年代的བོད་ལྗོངས་ཉིན་རེའི་ཚགས་པར་(《西藏日报》)。

因此,尽管我无法得到所有官方政府记录,本研究仍然基于大量原始资料库。

引用规范

全书中,我用方括号代表我增加的注释或澄清。例如,在下面的引用中,我增加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帮助读者理解: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绝对要在军事上反击,按照“对我们有理、有利、有节[Ch. youli youli youjie]”的原则夺取胜利。

短语“Ch. youli youli youjie”代表中文原文的拼音,被翻译为“reasonable, moderate and beneficial to us(对我们有理、有利、有节)”。

罗马化原则

藏语书写和读音形式区别很大,书写形式包含辅音群,无法拼读。例如书写形式的藏语bsgrubs实际上读音为”drub”, 书写的rtsis dpon(孜本)读音为”tsipön”。在本书的叙述中,除了少数例外,仅使用藏语的读音形式;但是藏语词汇的正确拼写形式,按照威利转写法附在本书末的附录B“正确的藏语拼写”中。

引用藏语写的文章或书籍中的作者名字采用罗马书写方式。但是考虑到书写和读音形式的区别,如果藏族作者的名字也以读音形式出现在正文叙述中,该名字的读音形式也被包括在引用中,使得读者可以把文章和书的作者与正文中出现的人联系起来——例如:Zhwa sgab pa[Shakabpa], Dbang phyug bde ldan(夏格巴旺秋德丹). 1976.

藏语名的读音转写还没用普遍接受的标准,所以书中正文使用的藏语名和术语或引用中有时不大一样。例如,Dzongpön(宗本)在有些引用中被拼写为Jongpoen,Lobsang Samden(洛桑桑登)有时被写作Lopsang Samten 。

引用的中文名字中姓在名的前面——例如,在张国华中,张是姓,国华是名。藏语名字前面是姓,然后是逗号,接着是名。逗号是必须的,因为不是所有藏族人有姓。例如,在Changöba, Dorje Ngüdrub(强俄巴多吉欧珠)中, Changöba是姓,Dorje Ngüdrub是名。但是,在Tsering Dolma(次仁卓玛)中,没有姓,Tsering Dolma是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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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二月 28, 2014 in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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