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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瓦诺布:1979-1998年间中国和达赖喇嘛的对话

30 3月

这是《中国的西藏政策(China’s Tibet Policy)》第18章,感谢丁一夫兄赐书。 我只翻译了这一章。这本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藏事译丛”曾经组织翻译并内部出版。我没有见过这本译本,当然也无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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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达瓦诺布(1948-2006)

译者:David Peng

在后1959年代的汉藏政治中,也许最重要的政治发展,是1978年邓小平启动的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中国人的主要目的是——而且仍然是——劝说这位自我流放的西藏领袖“返回祖国”。流亡中的达赖喇嘛与西方大众媒体关系融洽,这频频令中国尴尬不堪;而且,中国害怕,就像1986年之前的苏联那样[1],达赖喇嘛可能会被敌对势力用作反华目的。然而,如果达赖喇嘛可以听从劝告结束流亡生活,他将自动停止成为中国的尴尬之源和潜在威胁。相反,中国希望他能够被有效地用来对内合法化中国在西藏的统治;如我们在1987年以来拉萨爆发的独立运动所见,部分政治化的藏族人口仍然在抵抗中国共产党的接管。

达赖喇嘛,如同他的人民一样,已经得出结论:他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谈判以期得到更大程度的自治。1970年代早期中美开始和解,美国抛弃了西藏事业[2];达赖喇嘛认识到现实的剧烈变化。但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对达赖喇嘛和平提议的道德支持极大提高,这些力量不断积累,1989年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由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联合国不再有机会提出西藏议题;早些时候联合国通过的三次西藏问题决议已是昨日黄花。

这些政治变化改变着双方的认识,1978年12月,两位同等现实的领导人邓小平和达赖喇嘛打破了坚冰。然而这应归功于邓小平。作为1978年开始的改革的一部分,改革不仅仅包括四个现代化,改革也大胆提议解决一些突出的“全国性”问题,如台湾和西藏。因此,似乎并非偶然,在文革中因为1959年前西藏一些最不革命的政策而受到批判的邓小平[3],再次大胆地做出姿态与达赖喇嘛联系。

在另外一方,1970年代末达赖喇嘛也放低了其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将斗争的主要目标从西藏独立转为经济福利。1978年3月10日他宣布:“如果西藏的600万藏族人享有从未有过的快乐富足,我们没理由争论不休”[4]。一年后他解释到,“我们流亡的主要原因是为了600万藏族人民的福祉”[5]。1980年他说得更加明确:“西藏问题的核心是600万在西藏的藏族人民的福利和幸福”[6]。由此,达赖喇嘛达到了中国为谈判设定的基本先决条件:不讨论西藏独立问题。

这正是1978年12月3日邓小平传递给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的三条信息中的第一点。邓小平说:“基本问题是,西藏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应该被认为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你们)不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就没什么可谈的”[7]。藏人一方对此诠释为,除了旨在完全独立的部分,其他都可以成为谈判议题。[8]邓小平的第二点是,达赖喇嘛可以派出代表团到西藏去调查那儿的真实情况。第三,他同意藏人的建议,50名来自印度的教师被允许在西藏各地教学。

于是达赖喇嘛开始派出数批“考察团”到内外藏巡访,而当时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管藏族事务的官员,则指出这是对达赖喇嘛的妥协。中方的先行措施暗示,藏人代表团在西藏的发现不能成为谈判的基础,北京将自行决定汉藏对话的范围和议题。

1980年5月22日到6月1日,胡耀邦带领中国自己的考察团访问卫藏,发表了六点政治指示。第一,自治被定义为“自主权”,但是这个定义没有拓展到政治领域,而主要指经济上的去集中化。第二,政治指示指出,对西藏人民免税,免去无偿的摊派任务。免除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议购议价,等价交换。西藏要在三到五年内执行这样的休养生息政策。第三,报告建议实行特殊的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灵活的经济政策,发展多种经营。第四,北京将继续增加对西藏自治区的支援经费,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五,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大力恢复和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任何忽视和弱化西藏文化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最后一点,地方机关的藏族干部比例应该提高:两三年内使国家脱产干部中的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9]

这些必要的经济妥协可能可以满足达赖喇嘛1978年和1979年提出的基本要求;胡耀邦接着提出了党有关达赖喇嘛回到中国的个人待遇问题的方针。1981年7月28日,他向嘉乐顿珠传达了中国“对达赖喇嘛的五点建议”,他强调这是“我们真诚而严肃的决定”。第一,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上长期安定,经济上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团结互助的新时期,这些趋势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他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如果不相信,他们可以等等再看看。第二,达赖喇嘛和他派来代表他进行谈判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的”;不要采取“做买卖的方法”。在中国一边,我们不会惩罚参加1959年叛乱的藏人。第三,“我们诚心诚意地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中国定居;他回国后,能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各民族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第四,如果他回来,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依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他将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胡耀邦强调,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不需要担心他们的生活条件或工作职位,中方会妥为安置。第五,达赖喇嘛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回来,决定他想说什么。中国会组织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并举办新闻发布会。[10]

达赖喇嘛对中国的五点建议的回应简明扼要:“中国并未认识到600万西藏人民面临的真实问题,而是试图将西藏问题降格到讨论我的个人地位问题”[11]。1987年9月21日,在美国国会人权听证会上,他提出了他自己的五点反建议:(a)将整个西藏(包括内外藏)转变为一个和平区;(b)终止中国的人口移民政策,该政策已经威胁到藏族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c)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及民主自由;(d)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停止以西藏作为核武器的生产基地及核废料的垃圾场;(e)中国及西藏应着手就西藏未来地位以及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积极的磋商。[12]

达赖喇嘛的第一点要求需要一些解释,因为这已经触及中国的安全关切。他认为,他提出的和平区概念是“与西藏一直是一个和平中立的佛教国家、并成为欧亚大陆几大强权之间的缓冲国的历史”一致。这也与比兰德拉国王建议尼泊尔成为一个和平区的建议相呼应,而尼泊尔的建议得到了中国的支持。然而,在内亚建立和平区要求中国从西藏撤离军队和军事设施,这将要求印度也从临近西藏的喜马拉雅地区撤离其军队和军事设施。“这将通过国际协商达成,该协议将会满足中国的合理安全需求,在西藏、印度和中国以及该地区其他人民间建立互信”。[13]

一年以后,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提出了“汉藏谈判的框架”,其中他对中国做出了重要的政治让步。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但是西藏仍会有其自己的外交事务局,处理商务、教育、文化、宗教、旅游、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至于国防,中国将有权在西藏维持一个人数有限的军事设施,直到通过地区和平会议和国际协商达成西藏非军事化和中立为止。[14]

至于达赖喇嘛的关切,他的斯特拉斯堡声明代表着对富有争议的西藏问题的妥协。该声明不再坚持西藏独立,[15]而呼吁更大程度的自治,这与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关切均不冲突。然而,他直白地阐述了他希望在西藏建立的政治制度,暗示完全的自治。达赖喇嘛要求“整个西藏,或却喀松(卫藏、康区和安多)应成为一个建立在人民同意的法律之上的自治民主政体……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联合”。[16]他特别指出“该自治民主政体”包括普选的行政首长、两院制立法会和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最后,他敦促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日至今日,在被占领土上的殖民统治已经过时了,一个真实的联盟或联合只能在相关各方均满意受惠的情况下自愿达成,”。[17]

中国迟迟未就此作出书面回应或反驳,尽管中国新德里大使馆早前已通知达赖喇嘛的代表扎西旺堆,无论“五点和平建议还是斯特拉斯堡声明”都不可能成为谈判的基础。直到1990年2月,中国才进行回应,其主要反对点是,达赖喇嘛隐含假定,在1950年共产党占领前,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一断言在“五点和平建议”中重复了三次,在斯特拉斯堡声明中再次重复了三次。达赖喇嘛在两份声明中的立场是,尽管西藏在1950年前是独立国家,他现在承认共产党的占领现实,这使得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一基础上,他愿意就西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联的未来状态进行谈判。

但这对北京来说是不够的。北京的领导人不仅仅需要藏人对现代政治现实——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因此被迫寻求与中国对话——的隐含承认;他们还想要达赖喇嘛公开承认,中国在1950年的行为从历史上来说是合法的,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是正义的,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西藏问题上面临难题。尽管举世公认1950年之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在共产党占领之前西藏事实上是独立的,[18]而以此谴责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罪行。这种意识形态谴责令共产党无法接受,因为他们的革命就是以反帝国主义起家的。这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偏执,他们受不了哪怕是一丁点的影射,谈到西藏在历史上曾经是独立的。达赖喇嘛引述西藏过去的独立,被他们看成是“他延续分裂计划的必要部分”。[19]因此,从中国的角度看,如果达赖喇嘛想继续与中国对话,他必须完完全全地放弃独立主张,不管是过去历史的存在,还是将来的目标。“在这个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20]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重视沙舟在《北京周报》(1990年2月1日刊)上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清晰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而根据藏人情报,这篇文章曾在西藏的党和国家机关作为官方文献传阅。这篇文章批评了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和斯特拉斯堡的声明的所有主要观点。与达赖喇嘛假定西藏历史上在1950年之前独立相反,沙舟断言,当十三世纪蒙古人建立元朝(1271-1368)时,西藏被中国统一。达赖喇嘛请求西藏的“联合状态”——中国掌管外交和国防,而藏人享有高度自治——也被驳回,因为该请求试图将“中国领土内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转变为一种宗主国和属国的关系”。中国称,这种概念“长期以来为帝国主义者所喜,因为一旦建立这种关系,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律地位会受到直接挑战。”达赖喇嘛建议将西藏转变为和平区或缓冲区也没有被接受。“没有一个国家会将其国土的一部分区域分离,作为和平中立区,以将其自己与邻国隔开。没有一个主权国家会接受这种安排。”最后,作者嘲弄了西藏领导人在西藏建立民主政府的概念。“西方政治人物可能会发出这种论调,但是这些言论来自一位封建农奴制的代表,这真是太荒唐了。带着这种情感,达赖喇嘛企图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唱赞歌,反对社会主义”。[21]

我们已经叙述了中国领导最高层和达赖喇嘛的书面交锋。现在我们转向1982年和1984年中共中央部门和达赖喇嘛举行的两次试探性对话。这两次对话触及更具体和特定的议题,如果双方有诚意达成西藏问题的妥协方案,他们会进入在未来汉藏谈判的议程。

1982年的三人西藏代表团提出了三个要求。久钦土登南嘉指出,中国已对台湾提出了九点方针[22],由于西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特点,西藏应该得到特殊对待,中国应该给予更多让步。中方回应说西藏已经在1950年得到“解放”,正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而台湾还没有被解放:“藏人不要倒转历史的车轮”。在收到这个充满马列词汇的回复后,藏方决定用共产党自己的术语辩论。他们引述1931年11月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这些少数民族自决权。这就是说:蒙古、西藏、新疆、云南、贵州等一定区域内,居住的人民有某种非汉族而人口占大多数的民族,都由当地这种民族的劳苦群众自己去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分离而另外单独成立自己的国家,还是愿意加入苏维埃联邦或者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内成立自治区。”[23]久钦土登南嘉敦促中国应该尊重西藏人民民族自决的权利。中方简明而坦诚地回答:“我们(中国共产党)那时还是个小孩,现在我们长大了。”

西藏代表团用一个现实的提议为讨论结尾,北京应该考虑将康区和安多(内藏)与西藏自治区(外藏)合并——也就是说将所有说藏语的民众统一到一个行政单位,其地位有待北京和达赖喇嘛的谈判决定。中方的答覆是,这在行政管理上不可能做到,因为内藏和外藏覆盖的地方太大了。然而,似乎中国领导人之间对此意见也不统一。1981年胡耀邦告诉嘉乐顿珠,“这是个需要考虑的新主意”。乌兰夫也支持藏人的要求,他回忆起周恩来1951年曾经答应过参加十七条协议的藏族代表团,内外藏统一的问题“将来可以单独谈”。[24]

1984年10月24日,同一个西藏代表团在北京把他们在各议题上的观点告诉给江平,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藏族代表抱怨,必须释放最近被捕的藏族异议人士,以此为认真的谈判创造合适的气氛。他们建议应允许更多藏族考察团到西藏访问,以继续汉藏接触。他们宣布达赖喇嘛不接受中国的五点建议,重申一些藏方的基本要求,例如统一内外藏,与中国联合的高度自治,撤出中国军队以为西藏和平区创造条件,等等。

1984年10月28日,江平向西藏代表团传达了他们认为的合理议题上的中国官方意见:中央欢迎达赖喇嘛访问中国,永久定居或者一次访问都可以。中方认识到这些年的汉藏对话加深了双方的互相理解。尽管双方在一些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这些差别不应该成为双方进一步访问和意见交换的障碍。至于达赖喇嘛返回后的地位问题,江平重申了胡耀邦1981年对嘉乐顿珠和随后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提出的五点建议,胡耀邦说,达赖喇嘛作为宗教人物、贵族成员和受尊重的历史人物,其地位会得到保证;如果他成为一名爱国者,达赖喇嘛会享有与班禅大师等同或类似的地位。

接下来,江平长篇大论地“证明”,自公元七世纪起,西藏就已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流亡藏人必须接受,这是汉藏对话的不可改变的前提。尽管达赖喇嘛表达了他想改善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意愿,印度流亡藏人的出版物和组织继续从事藏独活动——这些活动破坏了中方为对话设下的前提条件。江平列举了从七世纪到1950年的汉藏关系史,他引用印英总督哈密尔顿和尼赫鲁的话来总结中国在历史上面的论断,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中国也驳回了藏人希望更大程度自治和将该状态扩展到内藏的请求。因为以下原因,建立“大西藏自治区”是不可能的:(1)尽管这些藏族居住区相互接壤,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统一了。因此,内藏的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与外藏并不一致;(2)由于康区和安多与西藏自治区合并后地域辽阔,这对合并后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并无益处。除非藏方放弃对大西藏自治区的要求,“我们无法进行谈判”。这一观点已由多位中国官员于1981、1982和1984年转达给了达赖喇嘛的代表。江平强调,“解放”以来,藏族已拥有一个自治区,十个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这些藏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不会发生变化。[25]

最后,江平间接地提醒藏族代表团,后者应象达赖喇嘛在1978和1979年指出的那样,集中到“藏族人的幸福”问题上来。江平确信,中国已经向西藏注入了足够的资金和物资,以改善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为该区域带来全面发展。从1952年到1983年,中央向西藏提供了总额723亿的财政援助;江平详细说明了这些资金的分布情况,包括工业项目、交通运输发展、教育和修缮寺院。“象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西藏自治区必须在中央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团结互助的道路前进。”换而言之,藏人必须接受一个意识形态条件:西藏目前的社会政治制度不会改变。江平总结到:“大门是敞开的,我们欢迎你们回来。但是解决方案取决于你们,你们必须改变立场和态度;否则,我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26]尽管多位发言人用不同的语句表达,中方的信息是一致的:我们一直欢迎达赖喇嘛与北京谈判,但是谈判条款必须由中国当局设定,如果藏人代表希望继续对话,他们必须接受这些条款。

至此,北京貌似对达赖喇嘛敞开大门,同时坚决拒绝藏人的任何要求;这一政策可能受到两个因素驱动:软化国际社会在汉藏对话上对中国的压力;拖延时间,直到当世达赖喇嘛的去世。

秉承这一精神,中国官方回应了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声明,和他们在1982和1984年试探性谈判中的观点一致。1988年6月23日,在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首次对达赖喇嘛提议西藏的“关联”状态发表官方评论。这位发言人批评西藏的“独立、半独立或变相独立”,但是并未完全驳回达赖喇嘛的提议。[27]然而,达赖喇嘛的计划展望了西藏半独立的状态,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外交部实际上驳回了斯特拉斯堡建议作为汉藏谈判的基础。这一声明多次被中国驻外大使重申,包括驻华盛顿和新德里的大使。

1988年9月23日,中国驻印大使馆向达赖喇嘛新德里代表处递送了一份正式文件:

我们欢迎达赖喇嘛在任何时候与中央政府对话。这些对话可以在北京、香港或国外任一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举行。如果达赖喇嘛认为这些地方不方便,他可以选择他认为合适的地点。但是这儿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外国人参与。我们已经任命了一位一定级别的官员与达赖喇嘛展开直接对话。

我们要澄清两点:1. 我们从未承认“噶厦政府”,他们一直大肆进行各种藏独活动。我们也不接受任何由“噶厦政府”任命的代表团或考察团。2. 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提出的“新建议”不能作为与中央政府对话的基础,因为这一建议没有完全放弃“西藏独立”的概念。如果达赖喇嘛有诚意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真心关切西藏人民的幸福,关心西藏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他应当真正放弃“独立的主张”。达赖喇嘛应当将自身置于祖国的民族团结大家庭中,加入中央政府、西藏人民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行列,讨论有关西藏的主要政策问题。[28]

这一文件简明扼要地定义了汉藏对话的条件和议程。它礼貌地回绝了将西藏的半独立状态作为汉藏谈判框架的斯特拉斯堡建议,间接地将对话议题限制在与西藏有关的经济政策。而这样受限的讨论也仅在一个前提下才能开展:达赖喇嘛完全放弃独立曾是1950年前西藏历史上固有的一部分的概念。最后,西藏流亡政府任命的人员,而且达赖喇嘛自己选择的人员都不可以参与对话,只有达赖喇嘛的个人代表[29]才可以。这暗示中国只承认对话发生在中央政府和流亡的达赖喇嘛个人之间,而不是达赖喇嘛的其他身份,不是“西藏流亡政府”首脑,甚至也不是邓小平1978年发起对话时的“领袖”。

为了强烈表达藏人对双方对话的官方性质,1988年10月25日,“西藏政府的一位副部长”,阿拉晋美伦珠递交了藏方对中国9月23日文件的回复。“西藏流亡政府”建议,他们愿意于1989年1月在日内瓦与中国政府就西藏的未来地位展开第一轮对话。阿拉“副部长”没有见到中国驻新德里大使,因此将回复递交给参赞赵兴松(音)。赵参赞问阿拉达赖喇嘛是否会参加对话,阿拉回答不会。然而,“西藏政府此前已宣布了六人谈判小组”,阿拉是成员之一。中国参赞还询问荷兰国际律师是否是小组成员。西藏部长回答,他是“小组的三名助理之一,不是谈判代表”。[30]

赵的问题切中要点,因为藏人拒绝遵守中国在1988年9月23日文件中设下的程序条件。这正是中国民族委员会副主任陈欣1988年10月指出的。他说达赖喇嘛对日内瓦对话不“真诚”,因为喇嘛个人没有参加对话。“我们从未承认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政府。这是为什么我们只与达赖喇嘛个人展开对话,而不会与所谓达赖喇嘛派遣的’政府’代表团对话的原因。”陈欣还指出,西藏代表团中包含一位外国人,“这违背了中央人民政府坚持的原则”。[31]

表 1. 1978-1990年的汉藏接触

日期 事件
1978年12月3日 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在北京会见了邓小平和胡耀邦。
1979年8月5日-12月21日 达赖喇嘛派出第一个五人考察团访问内外藏,团长久钦土登南嘉。
1980年5月22日-6月1日 胡耀邦访问卫藏
1980年5月1日-8月15日 达赖喇嘛派出第二个五人考察团访问内外藏,团长哲通丹增 南嘉。
1981年7月28日 胡耀邦在北京会见嘉乐顿珠,概述中国对达赖喇嘛回国的五点建议。
1982年6月1日-10月3日 达赖喇嘛派出第三个七人考察团访问内外藏,团长是他的妹妹吉尊白玛。
1982年4月24日-6月8日 达赖喇嘛派出三人代表团(达拉平措扎西,久钦土登南嘉和嘉日洛迪坚赞)到北京展开第一次试探性对话。
1984年10月19日-12月10日 达赖喇嘛派出同样的三人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第二次试探性对话。
1985年6月16日-9月11日 达赖喇嘛派出第四个七人考察团访问内藏,团长更德林乌色坚赞。
1987年9月21日 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美国国会人权听证会上概述了他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
1988年6月15日 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汉藏谈判的框架”,放弃西藏独立。
1988年9月23日 中国新德里大使馆向达赖喇嘛发出在任意地点举行“直接对话”的邀请。
1989年3月31日 阿沛阿旺晋美指明中国与达赖喇嘛谈判的三个障碍。
1990年2月19日 《北京周报》综述驳回了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方案”和斯特拉斯堡声明。

 

四个月以后, 阿沛阿旺晋美,一位前西藏高级贵族官员,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译注:1991年此文第一次发表时),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重复了陈欣的言论。在列举了三项反对意见后,阿沛说“我们欢迎达赖喇嘛返回中国,只要他放弃支持西藏独立,为国家和民族的团结、为建设祖国和新西藏作出贡献。”他总结到, 邓小平和中央政府一再重复这一立场,到今天仍保持不变。[32]

1989年4月12日,达赖喇嘛尊者(新德里)办公室发表了对中国三项批评意见的公开澄清。声明称“谈判开始的延误是因为中国在三个方面毫不让步,即:(1)独立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2)谈判团队必须代表达赖喇嘛;(3)谈判不得有外国人参与”,声明解释了达赖喇嘛的如下立场:

我们多次通过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向中国政府转达(1)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谈判框架特别指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联的正面想法;(2)西藏谈判团队由达赖喇嘛尊者任命,他有权任命他认为称职的人士;(3)谈判队伍中没有外国人参与。团队聘请了藏族和非藏族顾问。团队自然而然地向合格人士寻求建议,而不区分他们的国籍。[33]

不清楚中国当局是否接受了藏人的澄清,因为自1989年3月7日拉萨实施戒严之后,达赖喇嘛切断了所有与中国的联系;而且再也没有恢复。但是,仅仅在中国粉碎学生民主示威运动前叶,北京通过其新德里大使馆给达赖喇嘛送去了一则信息。信中说,尽管中国政府不同意将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提议作为谈判基础,“同时他们仍坚持他们希望对话”。[34]作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达赖喇嘛选择加入全球对中国的谴责大潮,而不是从北京提供的机会中牟利。至迟到1990年5月,一位中国政府官员发言称:“中央政府对与达赖喇嘛对话保持开放态度,我们对展开谈判的热情从未改变。”这位官员批评西藏领导人“在去年三月拉萨实施戒严后切断了所有正常联系,从而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35]

如果描述中国领导人们在西藏问题上有着某种共识,这可能有些误导;我们可以辨认出不同的观点,这可能反映了中共内部的鹰派——鸽派区分。例如,对于前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和沙舟,不存在和达赖喇嘛对话的问题;达赖应该回到中国,其回国的条件是,他必须停止西藏独立活动。[36]另一方面,对于邓小平和胡耀邦而言,西藏问题必须同藏人领导人谈判解决。阿沛阿旺晋美也暗示,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声明比起华盛顿的建议更易接受,因为在斯特拉斯堡达赖喇嘛说他“愿意与中国中央政府对话,让中央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事务”。[37]应该指出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不做这样的区分;他们反对这两份声明。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观察到在10年间汉人对西藏问题决策过程的变化模式。1978-79年间,邓小平亲自启动汉藏接触后,他把西藏事务移交给胡耀邦,后者一直负责到1981年7月。7月28日,胡耀邦概括出中国的达赖政策;按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西藏问题最终归结为达赖喇嘛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这一政策随后移交给中国官僚体系中的两个部门实施——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外交部。当达赖喇嘛代表团访问北京时,统战部负责有关西藏事务,而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与达赖喇嘛的代表处打交道。

我们可以观察到,西藏问题从中国最高领导人移交下来之后,出现了越来越多官僚化的倾向。伴随这种官僚化的增加,中国对西藏问题的立场越来越僵化,因为各级官僚对规则、规定和流程负责,他们较难发挥主动精神。这种汉人决策模式的变化模式意味着,某一时期对藏人更有利,这是因为当时掌权的领导人采取更为现实的姿态,而不是对西藏问题历史上和意识形态上更顽固的方式。因此,邓小平1979年宣布,达赖喇嘛可以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任何事情,只要不是完全独立”。类似地,胡耀邦能够接纳内藏和外藏统一的主意。此外,自1979年到1985年期间,务实的中国领导人允许四个来自达兰萨拉的考察团访问内外藏各地,所有团员都是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的成员。1982年和1984年中国和西藏代表在北京举行了两次试探性对话。

但是,到1986年6月,中国政府在汉藏对话上的立场开始变得强硬。他们拒绝接受第五个藏人考察团,要求代表团使用海外中国人护照。[38]而此前的六个代表团持印度政府的“身份证明”。这些旅行文件描述流亡藏人的身份为“西藏国籍”,出生地为西藏。此种作法与不断重复的中国立场抵触,后者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流亡藏人实际上是中国公民。这一明显的矛盾直到1986年之前都被忽略,这一事实表明,象邓小平和胡耀邦这样的务实领导人直到1986年中时仍然占据上风。中国政府1988年9月23日给达赖喇嘛新德里代表处的信息显示了他们在所谓代表团外交上的强硬立场:“我们不接待任何由噶厦政府任命的代表团或考察团。”[39]中国官僚层明显赢得了对西藏问题的控制权。

除了西藏问题的官僚化倾向导致历史问题和意识形态上的僵化之外,还有三个因素也有助于强硬派的立场。第一,达赖喇嘛未能遵守他1985年访问西藏的诺言,这使得甚至中国务实派都怀疑喇嘛对和解的诚意。第二,随着1986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党政机关感觉流亡的达赖喇嘛背后最大的外部威胁消失了,[40]现在中国不再受到主要的外部压力向达赖喇嘛作出妥协。第三,胡耀邦在1987年初下台,这加速了党政军中的强硬派攫取西藏事务发言权的进程。

最后,1987年9月27日和10月1日在拉萨发生了拥护藏独的示威,这可能被证明是对务实路线最重一击,而给强硬派提供了鲜活的弹药。这些强硬派不仅包括一些党内和军队的高层汉族官员,也包括成功跻身拉萨官场最高层的一些藏族年轻官员,他们感觉,如果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他们的位置就不安全了。基本上,这些地方官员利用拉萨的示威,作为是对达赖喇嘛务实路线错误的铁证。西藏自治区主席、党委副书记多杰才让1987年10月称,“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之后,我在几个场合听说达赖喇嘛指出,如果藏人生活得更好,他会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现在,我们看到这是个不老实的说法。事实上,他鼓吹西藏独立比以前更加活跃,无所顾忌。”[41]《西藏日报》副总编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1985年指控,达赖集团派遣特务到西藏开展破坏活动,最近的拉萨事件“完全是由达赖集团煽动和导演的”。[42]多杰才让说,这“进一步证明他(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立场丝毫未变”。[43]

但是,对于中国和达赖喇嘛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藏族高官不得不等待中央指责达赖参与西藏骚动的“路线”。因此,当《人民日报》(1987年10月3日)指控拉萨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教唆和策划”,达赖喇嘛“公开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倡导西藏独立”,[44]拉萨掌权的藏族干部立即召开大会,谴责达赖喇嘛和示威。[45]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协主席热地是1987年10月6日第一个发表公开言论的拉萨官员:“不久前,达赖到美国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他教唆西藏的一小撮分裂分子在拉萨发动骚乱,以回应他在外国的行动。这再次暴露了他分裂祖国的险恶用心。”[46]

我们从而可以从这些言论中发现,拉萨地方的汉藏高官,明显用可疑的达赖参与藏独示威的指控来反对中央与达赖喇嘛和解的务实政策,显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阶层利益。这进一步加强了北京中央领导层中强硬派(自1986年中开始控制)的地位,使得两派的政策争论更加复杂,这可能一直延续到1988-89时期。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对斯特拉斯堡声明的回应延迟了很长时间,而且最后1990年2月出现了一份强硬派政策的回复。这一政策表明,拉萨和北京的强硬派成功地用所谓达赖喇嘛介入藏独示威来证明他违背了邓小平为对话设定的基本条件:不讨论西藏独立。如果达赖喇嘛以任何方式隐藏在拉萨的藏独示威背后,他的本质目的可能不是独立,而是增加对北京的压力,使其对藏人的政治要求让步。但是这一目的被强硬派故意误解为达赖喇嘛的独立诉求,而这间接迫使北京在中国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上采取了一个强硬政策。

尽管我指出1989年是一个分水岭,强硬派战胜了务实派,但是中国领导层各派都认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对话的基本前提,任何西藏独立的问题都应彻底被排除。然而,他们中间就同一个议题还是有些差异。强硬派反对1950年之前的西藏历史存在独立概念,这种概念从而为未来的西藏独立播下了种子。与之相比,务实派,特别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可能已经满足于达赖喇嘛对现实的接受:自1950年以来中国已经拥有了西藏主权,他愿意在此基础上讨论西藏的“关联”地位。务实派有其现实理由,(达赖喇嘛称共产党1950年接管之前西藏是独立,由此导致)未来的西藏独立微乎其微,因为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将继续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权,考虑到中国和苏联及印度关系不断改善,以藏人名义的外部武装干涉不大可能。这些现实主义者也认识到,思想无法被杀死,但是实现这些思想需要必要的力量和有利的环境,他们只是认为这些不存在。而党政军内的强硬派似乎是汉民族主义者,他们总是意识到,中国过去一直觊觎西藏,但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这一梦想。对这些强硬派来说,下一步消灭而且彻底消灭西藏独立的思想似乎是共产党的神圣使命。

鹰派鸽派有关前1950西藏历史的争论可能会继续成为汉藏对话的问题,因为达赖喇嘛已经指示,他拒绝按照中国人希望的那样重写西藏历史。[47]同时他声明:

中国人错误地诠释了我的声明。我不要求西藏独立。中国人说他们想发展西藏。这是好事情。如果我们保持与中国的关系我们藏人会得到更多。但是目前的自治制度毫无意义。如果大多数藏人对目前的体系满意,就不会有这么广泛的骚乱。[48]

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声明中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与中国相关联的地方民主体制,中国控制西藏的外交和国防需求。但是这个“新的”安排不仅给予西藏一个曾经在1720-1911年间汉藏历史上存在的半独立状态;它也要求西藏自治区意识形态的改变。而这是意识形态保守派所反对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似乎占了上风。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内部自治的概念设想一个“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否定“西藏已经建立的更优秀的社会主义制度”。[49]对于这些意识形态保守派来说,最近在东欧和苏联发生的制度变化对中国在西藏的地位有不利影响;这些变化使得中国领导人担心,如果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坚定,西藏局势将会不可收拾。

从根本上说,达赖喇嘛“关联”的概念与北京为台湾、香港和澳门设计的“一国两制”不谋而合。两个概念都把主权让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保留了很大程度的内部自治,包括建立或继续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权力。事实上,参加1982年试探性会谈的藏人代表团要求类似给予台湾的“一国两制”,但是被中方拒绝,称西藏的情况不一样——中国与西藏的关系由北京和拉萨1951年签署的十七条协定所决定。[50]但是藏人声称他们被迫停止履行该协议,因为它是在“胁迫下”签署,而且中国当局在西藏违背了“’协议’的每一项条款”。[51]

如我们所见,达赖喇嘛与中国会谈的代表在一些议题上非常有弹性,这大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缺乏谈判实力;但是他们在统一内外藏问题上高度坚持。这一提议首先由嘉乐顿珠1981年对胡耀邦提出,随后1982和1984年藏人代表团两次在北京会谈中都重复这一要求。达赖喇嘛在其斯特拉斯堡和华盛顿声明中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藏人将会继续在这个问题上施压,因为内外藏人民背后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种族使得藏族成为一个可识别的民族。而且,达兰萨拉的权力精英包括达赖喇嘛本人来自康区和安多,他们将会尽全力保证他们从中国得到的任何利益,都会惠及他们的故土。

中国政府认为某些议题是在未来讨论范围之内——例如藏人要求更多内部自治和重新统一——虽然他们最初拒绝了这些请求。尽管如此,他们拒绝了哪怕是触及另外一些议题,例如独立、民族自决、缓冲区、和平区等,他们认为提出这些议题明显违反了邓小平为对话设下的基本先决条件。他们也拒绝回应达赖喇嘛的五点要求,例如停止汉族人口移民西藏,停止青藏高原的核活动,尊重人权和民主自由,等等。

尽管从未偏离邓小平和胡耀邦设定的政策路线,北京的不同部门和新德里、香港外交使馆展开了活跃的个人外交,直接瞄准那些政治上接近达赖喇嘛的人,即他的兄弟们和他在新德里的代表扎西旺堆。达赖喇嘛的四位兄弟都曾收到特别邀请访问中国,当他们的母亲1979-80年间生病,北京向达兰萨拉派遣了一位藏医。类似的,当达赖喇嘛任命扎西旺堆为从未发生的日内瓦对话西藏谈判团团长后,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为旺堆先生召开了奢侈的宴会。这些外交技巧用来争取那些在西藏流亡政治架构中占据策略位置的人士,使得他们可能影响达赖喇嘛接受中国的回归条款。参与这些活动的藏人证实,中国的外交官和官员们在香港或新德里的这些个人接触中并未给予新的许诺,主要试图解释和厘清官方政策要点,劝说这些藏人接受中国的条款。[52]

中国尤其关注西藏“强人”嘉乐顿珠,有人说,嘉乐做政治决定时甚至不咨询达赖喇嘛。自1970早期中美和解,美国停止参与藏人起义后,在CIA建议下,嘉乐顿珠定居香港,等待与中国领导人对话的机会。值得指出的是,嘉乐顿珠和中国共产党特务在香港的第一次接触是由一位美国人John Dolffin于1978年居间中介的。此后,嘉乐顿珠被邀访问中国七八次,最后一次是1989年代表达赖喇嘛参加过世的班禅大师的葬礼。

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嘉乐顿珠和中国领导人关系良好,后者发现他是一位理想的中间人。实际上,北京曾暗示,达赖喇嘛应该委任嘉乐顿珠为他与中国谈判的“个人”代表。达兰萨拉拒绝了这个提议,认为这是中国试图“地方化”和“个人化”汉藏对话的明证。中国倾向嘉乐顿珠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比达赖喇嘛显示出更多灵活性。嘉乐顿珠的唯一主要要求是内外藏重新统一;除此外他接受中国对达赖喇嘛回归的基本条件。

这些差异制造了一种寂静的紧张气氛,如果不在达赖喇嘛和他哥哥之间,后者似乎已经失控,但肯定存在于嘉乐顿珠和噶厦之间,噶厦认为“强人”正在篡夺达赖喇嘛的特权。中国在1987年9月藏独示威期间引用嘉乐顿珠的话,称他不同意西藏独立的思想,反对西藏分裂,不赞同拉萨骚乱;这种紧张达到了顶点。[53]当拉萨示威爆发时,嘉乐顿珠正在北京到西藏的路上,进行他的个人两周访问。1988年3月,噶厦在白皮书中指责嘉乐顿珠:他必须向中国当局澄清,他1987年9月在北京的说法是他的个人观点,从今以后他可以在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传递消息,但是他无权也无能力代表达兰萨拉做出任何政治决定。[54]中国继续通过嘉乐顿珠传递消息,因为北京的策略是否认与达赖喇嘛对话的官方性或法律性质,将之矮化成法王及其家庭的个人事务,而达兰萨拉试图国际化、法律化这些对话。

汉藏对话还有另外一个非正式维度。在1979和1988年间,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通过藏人考察团交换了四封信,通过两次电话。班禅大师的主要要点是,他会继续为藏人的权力而奋斗,在明显的“限制”[55]之内,而达赖喇嘛要尽力在流亡中保存西藏的团结和文化;公开示威和反华宣传会加强中国领导层中强硬派的地位,因此间接有害于西藏事业。班禅大师与流亡藏人的最后一次接触是1988年底在东京机场,他在那转机到南美洲。当时班禅大师向达赖喇嘛在东京的代表白玛嘉波吐露,他(班禅大师)支持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声明,后者不应该向中国做出更多让步。

总之,汉藏对话似乎仍然在继续,但是经过十年的接触和对话,它确切地达到了一个“预谈判阶段”[56]——即有关谈判的谈判。通过口头和书面的讨论,双方都指明了各自谈判的限制因素,确定了谈判议程的主要议题,也揭示了双方的差异;如果双方要通过一定的进程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些差异一定要缩小。如此前谈判阶段可能影响汉藏谈判的产出。一般认为,[57]达赖喇嘛已经显示了妥协的愿望,对涉及中国安全利益和主权的关键问题做出了让步,但是北京并未做出类似的回应。中国的确总是表现出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热情,其主要动机是劝说达赖喇嘛返回“伟大的祖国”,但是同时北京也最坚持对话的基本条款必须由中国独断,而不是一个妥协的方案。因此汉藏对话启示,谈判不仅需要双方对相互抵触的利益进行妥协的愿望,也需要双方几乎对称的谈判能力,如此才能执行有关相互抵触利益的妥协方案。否则,强大的一方将会支配解决条款,而弱小的一方只能被迫接受,如果它急切希望继续谈判的话。在这些情况下,包括藏人的情形,从弱小一方的角度看,不平等的谈判更多像一个制造媒体事件的练习,只不过是为了让议题存在。

有人认为,达赖喇嘛缺乏与中国同等条款谈判的力量,这一点可以被普遍的西方加诸中国的压力所补偿。然而,这一点仍可疑,因为自1980年代中期西方对中国的道德压力不断增加,于此同时,作为一种情感反应,中国对西藏问题的立场不断强硬。[58]这并非建议西方的广泛道德压力必须停止,但是这些支持力度必须上升到政治和外交行动层面,这样才能对中国的西藏问题策略产生足够的影响。

我们仅仅讨论了汉藏对话的预谈判阶段,旨在让话题延续(如果不是等同于谈判)。最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不仅仅美国,而且俄罗斯也要给中国施加外交压力,俄罗斯历史上曾经显示出对内亚的兴趣;在终极分析中,只有世界强权才能迫使北京与达赖喇嘛妥协。第二,到目前为止,藏人对汉人统治的反抗主要局限在拉萨;如果这一因素能增强达赖喇嘛对中国的谈判力,在西藏必须有广泛传播的抵抗运动。第三,如果中国的民主运动成功,中国领导人可能给予西藏更大程度的自治。这是基于假设,一个真正民主的汉民族不仅珍视自己的自由和民主权力,她也会对西藏独立身份和自我统治的历史更加敏感,即使她不承认西藏人民的自决权。

自1994年以来,达赖喇嘛改变了他与北京谈判的风格。过去五年他通过一些地下管道争取西藏的“真正自治”,包括中国民间商人和与双方都友好的西方政治家。[59]推动这个静默谈判进程的是1998年夏克林顿总统访华,在此期间他在中国广大的电视观众面前公开提起西藏问题。江泽民主席被迫公开回应。他说,他会考虑继续正式谈判,如果达赖喇嘛首先宣布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必须停止西藏独立活动的言行。[60]

1998年11月初,达赖喇嘛访问美国,预期于11月10日发表重要声明,回应江主席的预设条件。但是愤怒的中国媒体以毫不含糊的预期抢去了达赖喇嘛的风头。社论宣布中国一向反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宣布达赖喇嘛“这次没什么新东西”,其声明被设计来操弄国际舆论,这证明达赖喇嘛并不诚心想与中国开展对话。[61]在达赖喇嘛一方,他似乎在寻求中国预先批准或同意他要在1998年11月10日在公众面前宣读的内容。他告诉媒体,作为继续有关西藏正式谈判的前提,他愿意做出中国想要的承诺,但是这一计划被延误,因为北京通过非正式渠道拒绝协调一份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声明。[62]

自1988年起,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了现实,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中国拥有西藏主权;过去十四年来,他一直吟唱着“我不寻求西藏独立”的政治经文,作为任何有关西藏或中国声明的开场白,比他念“唵嘛呢叭咪吽”还要频繁。但是每次中国共产党都拒绝他的提议或保证,指责他和他的僚属“分裂主义伎俩”,阴谋“西藏独立”。这种谜一样的行为令达赖喇嘛和他的西方支持者不解。我猜测,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植根于他们汉民族主义的无情逻辑之中,他们的因果模式反映在下面这段对话中:

中国共产党:你是否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达赖喇嘛:是。

中国共产党:那么,这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容忍任何外部干涉。

达赖喇嘛:因为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同情西藏人民,我请求克林顿总统促进汉藏对话。

中国共产党:这反映你对我们中国人缺乏信任。这也构成了外部势力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达赖喇嘛:那我怎么办?我很无助。

中国共产党:(悄悄地)你必须完完全全把你自己交给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外部调解。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谈判。

这套无情的汉民族主义逻辑,不包含任何马克思主义理想或者儒家中庸思想,与达赖喇嘛的理性妥协政治相冲突;因为达赖喇嘛避免使用暴力,所以他只能诉诸和平动员国际舆论,唤起西方对中国的公众压力。但是偏执的共产党将这诠释为“分裂主义行为”。我感觉达赖喇嘛真诚地相信,当他接受了邓小平的先决条件,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藏人仍然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去谈判获得足够的内部空间,在其中他们能够维护其文化认同,保护其经济利益,所有这些都在中国的领土完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们诸如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承认和接受在共和国疆界内的独立藏族身份认同,1951年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了十七条协议。他们没有和中国任何其他民族签署类似协议。

现在,汉民族主义中坚精英分子以马列主义的名义垄断了汉族国家权力机构,但是他们不受马克思主义理想或者儒家价值的影响,他们独断而狭隘地认为,向达赖喇嘛有限的要求做出让步会播下未来“西藏独立”的种子。他们觉得,在中国永久铲除西藏分离思想是他们的历史责任。作为汉民族主义中坚和纯粹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看不见明显而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第二大军事和经济强权。在这种情况下,可怜巴巴的藏族人口在90%的汉族人口面前有什么机会?无论是美国还是印度都不会冒着与中国交恶的危险卷入任何西藏事业,如现在和过去的历史所示。但是这两个国家,怀着对无助的西藏人民的同情,认为达赖喇嘛应当与北京谈判,在中国领土框架内实现自治。对这种共产党中国内部非共产主义自治的容忍在香港和澳门已经很明显,台湾也会更乐于接受这种安排,如果西藏以某种适合的技术手段也保证这一“一国两制模式”。

在1998年11月11日与克林顿总统会见之后,达赖喇嘛告诉记者,“作为重启有关其喜马拉雅故土正式谈判的前提条件,他愿意做出中国希望的承诺”。[63]这次会见受到中国强烈谴责,批评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掩盖了达赖喇嘛想要做出1998年6月江泽民要求的进一步让步。换而言之,达赖喇嘛愿意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要求的几乎所有前提条件。他的提议被拒绝,因为他选择了“错误”的途径,“强烈伤害了(汉族)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感情”。[64]

这把达赖喇嘛置入了一个二十二条军规似的境地。他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他接受的这个框架内,他想为西藏人民谈判“真正的自治”[65]。他明显缺乏与共产党中国讨价还价的实力,为了弥补这一点,他寻求美国的道德支持,使用美国的办公室来协助汉藏对话。但是所有美国人的善意调解被误解为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从而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达赖喇嘛处于两难之中。他生活在西藏地方共产党大佬下的个人经历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年轻的信仰上蒙上了阴影;这些思想来自于他和毛泽东的会见。[66]他不相信目前纯粹的汉民族主义精英,他们既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不相信儒家价值观。此外,由于谈判双方实力悬殊,达赖喇嘛自然感觉弱小而不安全——他本能地感觉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中间人,给予他道义支持,同时保证汉民族主义许诺给他和他的人民的条件能够被中国遵守。但是汉民族主义者不理解藏人的立场。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动员西方舆论,使用美国机构构成了外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北京感觉,所有这些政治妥协都体现了达赖喇嘛一方对共产党中国缺乏信任。因此,对于达赖喇嘛寻求公平谈判的努力,例如1998年11月底所为,共产党汉民族主义者精英的立场是回归到原教旨主义——在汉民族主义的可怕逻辑(真理)面前彻底臣服。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位谨慎的达赖喇嘛无法回到中国,除非中国人民重新获得了儒家智慧和中庸。他也无法与北京继续谈判,直到出现一位民主领导人而不是新法西斯。尽管如此,在未来的谈判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长久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西藏的面积或大小,民族西藏还是政治西藏。

1994年,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发表了一份白皮书,名为“达兰萨拉和北京:倡议和通信,1981-1993”。除了其他问题之外,这份白皮书揭示汉藏谈判中一个持久的问题:互相冲突的西藏定义。达赖喇嘛在其对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中建议(五点中的第一点),“把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区和安多,转变为一个’阿喜姆沙’地区,在印地语中,这个词代表和平而非暴力的状态”。[67]噶厦在对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的备忘录(1987年10月17日)的回复中写道,“我们请求你们考虑联邦的主意,将西藏三省合成一个自治实体。”[68]一年后,在达赖喇嘛对欧洲议会成员发表的斯特拉斯堡建议(法国:1988年6月15日)中,他建议“包括后藏、康区和安多的西藏,将在经过人民同意、保护人民和环境的法律基础上成为一个民主的自治整体。这个政体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盟。”[69]尊者在其最后一份公开声明(新德里:1993年9月4日,也被包含在白皮书中)总结道:“我一直强调,任何谈判必须包括整个西藏,不仅仅是中国称为’西藏自治区’的区域”。[70]

将西藏划分为内外藏背后有其殖民历史[71]。这不仅仅在汉藏之间有争议,在藏人内部也有争议。总的来说,安多在十九世纪被并入青海,康区大部分地区在共产党掌权前被划入西康。共产党当然接受了以前中国政权侵蚀藏东领土的既成事实,1951年协议仅覆盖卫藏和康区的剩余部分,昌都。在1950年代初期,共产党进一步重组康区和安多,分割并将他们并入临近的四个中国省份: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

因为十七条协议不包括康区和安多,康巴(人)于1956年和1959年反抗共产党。(尽管康巴和安多娃方言和服装不同,他们和其他藏族人有同样的基本特征,例如种族、宗教、历史和社会风俗。)这一叛乱激起了藏人的民族意识,基于以上提到的共同特征,形成了以达赖喇嘛为中心象征的泛藏族身份认同。这一西藏的国家概念除了卫藏以外,也包括康区和安多,藏族人称之为“却卡松”。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政府以“却卡松”的概念为前提,并以此为架构,围绕达赖喇嘛个人和制度为中心,他将流亡中青藏高原各部的藏人的文化和政治统一起来。事实上,安多娃和康巴人组成了流亡政治精英的核心,他们脱离了各自的部落约束,尽全力促进包括康区和安多的“却卡松”概念。但是,可悲的是,中国的大多数核设施都位于安多和康区[72],无论什么样的中国政权在北京上台,这些设施都不大可能迁移。共产党领导人似乎在这个议题上意见不一。周恩来和胡耀邦既未接受也没彻底反对。如我们回忆,他们只是将这个议题延迟到未来。但是中国官僚层是纯粹的汉民族主义者,似乎反对这个将所有藏族统一到一个行政单位的主意。到目前为止,我从中国学者能感觉到的务实暗示包括两个选项:(1)将康区、安多和卫藏合并成一个中国省;或(2)放弃安多和康区——谈判卫藏(包括昌都)的自治状态。无论如何,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中国的民主变革,特别是北京可能出现的负责任的民主领导人。[73]

 

[1] 参见Ngawang Rabgyal博士,”An Overview of the Tibet-Russia Relationship”, Tibetan Review, 第25卷第3期(1990年3月),第10-13页;Israel Epstein, Tibet Transformed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3), 第51-52页。

[2] A. Tom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第79-103页,第147-160页。

[3] Dawa Norbu , “The Future of Taiwan in the Tibetan Model(1951-1958): Political Analog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hina Report, 第23卷,第1期(1987年1月-3月),第9页。

[4] 达赖喇嘛尊者,Collected Statements, Interviews and Articles (Dharamsala: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1982), 51.

[5] 达赖喇嘛,注4, 第53页。

[6] 达赖喇嘛,注4, 第59页。

[7] “Gist of the Chinese Views Conveyed by Jiang Ping, Deputy Head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United Front, to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sent by the Dalai Lama (1984年10月28日)” (Beijing: Transcript, 1984),此后称”Gist of the Chinese Views”.

[8] 对达赖喇嘛特使扎西旺堆的采访,新德里,1980年5月29日。

[9]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 PRC, 第1卷,第108号,Q3-6页。

[10] བློ་མཐུན་ཧུའུ་ཡའོ་པང་ཨིས་རྒྱལ་ལོ་དོན་གྲུབ་ལ་ཏ་ལའཏ་བླ་མརའཟིནི་པའཏ་བྱེད་ཕྱོགས་དོན་ཙན་ལྣའ་སྐོར་བཀའ་མོལ་གནན་ཝ་(北京民族出版社),第1-4页。我试图总结整个文档,除了第三点中有关达赖喇嘛在北京居住的部分,这部分1988年撤回了。

[11] 达赖喇嘛,Five Point Peace Plan for Tibet (New Delhi: Bureau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1988), 第4页。

[12] 达赖喇嘛,注11, 第5-9页。

[13] 达赖喇嘛,注11, 第6页。

[14] 达赖喇嘛,”Address to Members of European Parliament”, Tibetan Bulletin, 第19卷,第2期(1988年5-7月),第2页。

[15] 应该指出,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声明受到年轻一代流亡藏人的尖锐批评。参见Phuntsog Wangyal, “Giving Up the Struggle”, Tibetan Review, 第23卷,第9期(1988年9月),第9-11页;Jamyang Norbu, “In Deng’s Grave New World, An Illusion Dies”, Tibetan Review, 第24卷,第8期(1989年8月),第13-17页。两位作者都认为他们领导人的建议“受到外国人鼓励”;其中Edward Heath, Lord Ennals, Jimmy Carter和Michael Van Walt Van Praag扮演了重要角色。

[16] 达赖喇嘛,注14, 第2页。

[17]达赖喇嘛,注14, 第3页。

[18] 该领域最新作品可参见Melvyn C. Goldstein 898页的著作,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也可参见两份报告(1959和1966),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he Question of Tibet and the Role of Law (Geneva: ICJ, 1959); Tibet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lhi: Sterling, 1966).

[19] Sha Zhou, “What is It Behind The Dalai Lama’s Plan?”, Beijing Review (1990年2月19-25日),第22页。

[20] Sha Zhou, 注19, 第23页。

[21] Sha Zhou, 注19, 第21-3页。

[22] 参见新华社(北京)1981年9月30日。

[23] Dawa Norbu, “Chinese Communist Views on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1922-1956: Origins of China’s National Minorities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第25卷,第4期(1988)第325页。

[24] 扎西旺堆,注8。

[25] “Gist of the Chinese Views”, 注7,第3页。

[26] “Gist of the Chinese Views”, 注7,第1-8页。

[27] Amrita Bazar Patrika (Calcutta), 1988年6月24日。

[28] News From China, 第40期(新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1988年9月28日)。

[29] 中国领导人曾指出,达赖喇嘛应任命他哥哥嘉乐顿珠作为其谈判个人代表。

[30] Tibetan Review, 第23卷,第11期(1988年11月),第4页。

[31] 文汇报(香港),1988年11月25日。

[32] “Ngapoi Reiterates China’s Policy Toward Dalai Lama”, 新华社(北京),1989年3月31日。

[33] “Press Statement”, 1989年4月12日(达赖喇嘛尊者新德里代表处)。

[34] The New York Times, 1989年6月28日。

[35] Hong Kong Standard, 1990年5月9日。

[36] Indian Post, 1988年7月12日;及Beijing Review, 1990年2月19-25日,第23页。

[37] “Ngapoi, Reiterates China’s Policy Toward Dalai Lama”, 注32。

[38] Tibetan Review, 第21卷,第7期(1986年7月),第6页。

[39] News from China, 第40期(新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1988年9月28日)

[40] 1980年5月,苏联宗教事务委员会外事处官员L.V.Scherbankov最后一次公开表示出苏联对此的兴趣。他在新德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苏联愿意支援西藏事业。可见The Times of India, 1980年5月1日。

[41]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Far East/8715/CI/17(1987年11月3日)。此后用缩写SWB。

[42] SWB , 注41,第16页。

[43] SWB , 注41,第17页。

[44] SWB FE/8690 BII/3(1987年10月5日)。

[45] 参见SWB FE/8683/B II/1(1987年9月26日);FE/8689/B II/1(1987年10月3日);FE/8692/B II/3(1987年10月7日);FE/8694/B II/5(1987年10月9日);FE/8698/B II/12(1987年10月14日);FE/8700/B II/2-3(1987年10月16日)等等。

[46] SWB FE/8694/B II/3(1987年10月9日)。

[47] 与达赖喇嘛的个人通信,1990年7月12日。

[48] Newsweek, 1989年3月27日,第56页。

[49] Sha Zhou, “Dalai Lama’s Plan”, 注19,第23页。

[50] PTI(Press Trust of India), 北京,1988年7月11日。

[51] “Press Release”,达赖喇嘛尊者新德里代表处,1988年7月9日。

[52] 这一信息和以下四段基于对一位西藏流亡高官的专访,他希望匿名(1990年11月22日)。

[53] བོད་རྒྱ་དབར་གྱི་འབྲལ་ལམ་(达兰萨拉:噶厦,1988年),第16页。

[54] 噶厦,注53,第viii页和第21-51页。

[55] 这些限制尤其包括,班禅大师认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他在共产党体制内的功能。

[56] 对于理论讨论,参见Janice Gross Stein, “Getting to the Tabl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Prenegot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第44卷,第2期(1989年春),第232-7页。

[57] 诺贝尔奖也许可以作为西方意见的表示,如果不能代表全球观点。1989年12月10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Egil Agavik声明,“鲜有这样的历史先例,在少数民族争取其权力的斗争中,对其敌手采取了如达赖喇嘛这样缓和的态度。”亦可参见Nobel Peace Prize Award Ceremony(达兰萨拉:信息和外交办公室,1989年),第4页。

[58] 对这种行为模式的解读可以从现代中国史的轨迹中找到答案,彼时西方列强蚕食中国主权,“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因此,自1840年代以来中国革命最有力的驱动力,就是让中国人民在这种国际霸权面前“站起来”,保护中国主权。只要中国受到外部势力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很容易出现这种历史类比。

[59] The Statesman(新德里), 1998年11月11日。

[60] Paljor Tsarong, “China-Tibet Dialogue: What should we expect?”, Tibetan Review, 第33卷,第11期(新德里,1998年11月),第12页。

[61] People’s Daily(北京),1998年11月10日。

[62]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998年11月12日。

[63]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注62。

[64]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注62。

[65] The Statesman, 注59。

[66] 达赖喇嘛,My Land and My People(纽约,Potala Corporation, 1977),第115-19页。

[67] 信息与外交部,达兰萨拉(印度),1994: Dharamsala and Beijing: Initiatives and Correspondence 1981-1993第16页。

[68] Dharamsala and Beijing,注67,第34页。

[69] Dharamsala and Beijing,注67,第46页。

[70] Dharamsala and Beijing,注67,第79页。

[71] 此处的“殖民”有两重含义: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逐渐殖民安多和康区;英国的殖民政策,将西藏划分为“内藏”(安多和康区),他们承认这是中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外藏”,作为自治的缓冲国(buffer state)。

[72] John Ackerly, Nuclear Tibet(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1993).

[73] 这一章是我的一篇文章的更新扩充版本,原文在”China’s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 1978-90: Prenegotiation Stage or Dead End?”, Pacific Affairs, 第64卷,第3期(1991年秋),第35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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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三月 30, 2014 in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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