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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夏格巴日记》与“西藏幸福事业会”的分裂活动

29 5月

来自中国统一促进会网站(这是我看到第一份国内对《西藏现代史》卷三阅读文章)。

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tylt/201405/201410/t20141029_7822023.html

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tylt/201406/201412/t20141226_8497909.html

—— 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彬

  记者:国内西藏当代史学者对“西藏福利事业会”(以下简称“福利会”)的研究状况如何,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王小彬:这正是我想谈的。前面我们主要从正面、从国内介绍了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历史。现在我想谈一谈1951年以来以夏格巴为代表的国外流亡藏人集团所从事的旨在实现“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

  记者:据知“西藏流亡政府”是1959年3月西藏发生全面武装叛乱后成立的。此前,在印度存在有流亡藏人组织吗?

  王小彬:有,这就是“西藏福利事业会”。国内藏学界对此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夏格巴日记摘编》(以下简称“日记”)的公开出版,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史料。这要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的历史巨著说起。戈尔斯坦1989年出版了卷一《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1913-1951》;2007年出版了卷二《西藏现代史:暴风雨前的宁静,1951-1955》;2014年出版了卷三《西藏现代史:山雨欲来,1955-1957》;卷四《西藏现代史:风暴之眼,1957-1959》即将出版。其中第三卷中披露了夏格巴的部分日记。

  记者:夏格巴何许人也?JKTS是什么含义?与“福利会”是什么关系?

  王小彬:夏格巴旺秋德丹,也称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简称夏格巴。(1907年1月11日-1989年2月23日)(威利:tsi dpon dbang phyug bde ldan zhwa sgab pa,英文:Tsepon Wangchuk Deden Shakabpa;)生于西藏贵族之家。其父夏格巴扎西彭措曾任拉萨米本(市长之意),是原噶伦赤门罗布旺秋之侄。1930年进入噶厦的金库任职。1939年,被任命为西藏噶厦孜康(财政局)孜本(财政局官员),一直任至1950年。从1947年到1949初,担任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到印度、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寻求各国特别是美国签订贸易条约的可能,并向外界宣示“西藏独立”。1950年1月14日,夏格巴和堪穷土登结波被派为接谈代表,3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同新中国驻印度使馆人员进行了接触。6月,朝鲜战争爆发,夏格巴同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会见,寻求军事支持。8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夏格巴尽快去北京谈判。但是最终由于噶厦改变了计划,不愿进行和谈,把希望寄托于联合国,请求美国援引朝鲜战争之例出兵援助。此外,英国拒绝给与夏格巴赴香港的签证,夏格巴最终未能成行,后滞留印度。1951年7月,达赖喇嘛和噶厦官员返回拉萨时,夏格巴送达赖喇嘛一行到帕里后,奉命返回印度,此后长期驻噶伦堡和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堪穷洛桑坚赞建立“福利会”,从事破坏“十七条协议”的执行、鼓动达赖外逃流亡、争取美国和印度支持等分裂活动。1959年“西藏流亡政府”组建后,担任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1960年至1965年)。1959年底,奉命前往美国纽约市,促使联合国关注西藏形势。1965年,夏格巴辞去在流亡政府的职务,寓居美国耶鲁大学,致力于《西藏政治史》一书的撰写和翻译工作,该书英文版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1967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认为中国和西藏的历史关系奠基于成吉思汗创立的导师和保护人的模式,其中“喇嘛充当成吉思汗的精神导师,而成吉思汗则充当喇嘛的保护人”。而西藏“只是在1951年藏军全军覆没之后才被强行纳入中国”。英文版发行后的10年里,夏格巴对英文版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于1976年在印度新德里出版。夏格巴曾经先后住在印度新德里、噶伦堡和美国曼哈顿。1989年,夏格巴旺秋德丹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的一个儿子家病逝。

  JKTS,Jenkhentsisum之缩写,音译为“哲堪孜松”,为在印度从事“西藏独立”运动的流亡集团非正式的名称。专有名词“JKTS”为该集团三个主要代表人物嘉乐顿珠、孜本夏格巴、堪穷洛桑坚赞头衔首字母缩略词的组合。从文字上看,“jen”是“哥哥”的意思(指达赖二哥)、“khen”是“堪穷(四品僧管)”之意、“tsi”是指“孜本(噶厦审计局四品俗官)”、“sum”在藏语中则为“三个”的意思,意为“三个人”。实际上就是“福利会”的前身。该组织又称“藏人福利会”,英文为the Committee for the Benefit of Tibet;藏文为po dedon tsogpa。

  记者:请介绍一下夏格巴日记的相关情况。

  王小彬:2014年《西藏现代史,卷三:山雨欲来,1955-1957》出版,“日记”首次公开刊发在卷三第6章《哲堪孜松的发展及印度邀请达赖喇嘛》。梅戈尔斯坦是这样介绍的:“夏格巴日记的复印件是1991年我的同事擦绒边觉(Paljor Tsarong)博士送我的。他又是通过孜本夏格巴的儿子T.W.夏格巴得到这个日记的。当时用于西藏当代史项目(The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project)。但是,没有获得日记的全部。只得到了第6册(1955年11月16日至1956年7月1日)、第7册(1956年7月2日至1956年11月19日)、第9册(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3月27日)。”

  戈尔斯坦特别说明:这不是夏格巴的个人日记,是他作为哲堪孜松“秘书长”的角色而记载下来的政治日记。内容包括这个集团的日常活动、谈话纪要以及决策决定。日记用钢笔墨水书写,书法为藏文草字体,并不讲究文学风格。日记内容按照时间先后排列,日记本分卷册编排。年月日采用西方通用的标注方式。这些日记对我们了解哲堪孜松这一时期做什么、想什么、说什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但是,像其他很多手写日记一样,该资料字迹很难辨认。日记的内容一般均无完整的句子,或者清晰的主语。所记有关来访者、讨论和有关大事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间隔。内容常常包括很多毫不相干的主题及评论。内容已经按照字面意思逐一译出,使读者能体会到夏格巴是如何写下这个重要日记的。为帮助读者理解所指对象和日记内容,翻译文本将连续不断的若干日记分成几个段落,这就包括增加连接词、短语(置放在方括号中),还有用斜体字来表示强调。

  记者:请介绍一下“福利会”另外两位主要成员。

  王小彬: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是该组织一位重要成员,尤其是他有特殊的政治身份。1939年他随达赖喇嘛及家庭其他成员到拉萨。1943年在拉萨上学。父母将他与彭措扎西(Phuntso Tashi,嘉乐顿珠的姐夫)送至拉萨热振寺一位马姓的汉族教师处学习汉语文。因教师身体原因,一年后即中止。嘉乐顿珠和他弟弟洛桑桑旦(Lobsang Samden)被送至扎康(Tarkhang)私塾。嘉乐顿珠一直想去内地学习汉语文。起初他父亲反对,后来在热振活佛的支持下,其父才同意。1945年底,在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安排下,以做生意的名义离开拉萨赴南京。1946年4月7日抵达南京,和他的姐夫一起在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学习。当时嘉乐顿珠19岁,彭措扎西24岁。1948年,与一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朱丹(汉族)结婚。达赖喇嘛父亲和热振摄政与南京中央政府关系密切,希望在与达扎(Taktra)摄政的斗争中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嘉乐顿珠赴南京就学之事遭到噶厦的强烈反对。噶厦曾采取多种办法要嘉乐顿珠离开内地回拉萨。1949年,国民党败退祖国大陆时,嘉乐顿珠与夫人绕道香港抵印度。噶厦曾以断其经济来源逼其返回拉萨未果。1949年7月29日,尼赫鲁会见了他。期间一度生活困难,靠借钱度日。随后嘉乐顿珠决定从香港赴美国上大学,顺便在香港与中共进行接触。由于无法获得赴港签证,随即改变计划,准备经由菲律宾赴香港。1950年4月21日,启程赴马尼拉。他再次改变注意,从马尼拉去了台北,而不是香港。台湾拒绝给他赴美国或其他地方的签证。1951年秋,在台湾生活一年多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为其办理了赴美许可手续。1951年9月26日,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威廉姆O.安德森(William O. Anderson)与他会面。1951年11月2日,嘉乐顿珠再次与威廉姆安德森见面。其间,为争取美国支持,对拉萨的形势作了虚假汇报,称“反对汉人之势如若1911年”。1952年2月初,放弃去斯坦福大学上学机会,在美国逗留5个月后回到印度,随同其在印度的母亲等一起回到拉萨。在拉萨期间,曾试图劝说噶厦进行土地等改革,未获得赞同。同时劝说达赖喇嘛出走流亡。嘉乐顿珠在拉萨活动3个月的时间,后密谋赴印度开展反汉抵抗运动,得到了时任基巧堪布的弟弟洛桑桑旦的支持。洛桑桑旦背着达赖喇嘛和噶厦,以基巧堪布的名义写信给在印度的夏格巴,要求他与嘉乐顿珠团结共事。嘉乐顿珠还经印度驻拉萨使团办事处辛哈(Sinha)请示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得到了印度政府同意他赴印度的答复。嘉乐顿珠谎称到藏南视察他家的庄园,便秘密逃到了印度。

  记者:嘉乐顿珠仅在美国停留5个月时间就回到印度,在拉萨停留3个月又重返印度,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小彬:嘉乐顿珠放弃美国学习机会回拉萨,原因就是因为他希望能对噶厦及中央政府的政策,甚至汉藏关系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主要是想在西藏废除传统的庄园制度。其逻辑是与其由共产党在西藏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不如由我们藏人自己主动结束庄园制,赢得藏族群众拥护,但没有得到噶厦的支持。中共西藏工委坚持中央制定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赞同这样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如果到国外可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可以在国际上宣传西藏问题,争取国际支持,建立军事反抗组织,进行武装暴动。

  记者:第三位成员情况如何?

  王小彬:堪穷洛桑坚赞是四品僧官,是哲堪孜松中第三号重要人物。堪穷是僧官四品官职头衔,洛桑坚赞是他的名字。他的家族在西藏很有影响。他的兄弟堪绕丹增(Khyenrab Tenzin)曾参加过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曾任那曲堪布,后任达赖喇嘛的司寝堪布,直至基巧堪布。洛桑坚赞是帕拉集团的重要成员。1951年11月12日,噶厦几个僧俗官员集体发誓正式成立一个小集团。其首领是达赖的管家(也译侍从长或副官长),主要成员仅一位僧官,就是堪穷洛桑坚赞;另有两位俗官:扎西代本扎西白拉及孜本朗色林。洛桑坚赞先前任江孜商务官,1953年底被任命为噶伦堡贸易使团两代理之一,1954年初赴噶伦堡任职。他积极利用印度的自由与资源来向外界宣传反对汉人“占领”西藏,反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同时希望以此鼓舞境内反汉藏人的斗志。1955年8月,哲堪孜松派洛桑坚赞送该组织的秘密代表去拉萨,并决定由洛桑坚赞负责哲堪孜松与拉萨进行联系。

  鉴于印度无噶厦设立的办事机构,夏格巴曾向噶厦建议建立类似办事处的机构。由于印度政府不允许开设“领事馆”或其他官方政府派驻的办事处,夏格巴把新建立的办事处称作“商务代理处”。实际上该代理处是噶厦的一个非正式的办公机关,建立于1950年前后,起初由一僧一俗两官员负责管理。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后,该办事处撤销,代之以新的贸易代表处,由爱国人士邦达养丕负责。噶厦曾将洛桑坚赞等召回拉萨,但他们愿意继续留在噶伦堡从事“西藏独立”运动。

  记者:“福利会”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如何?

  王小彬:从1952年至1954年是“福利会”的初创时期,或者说是该组织形成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时期“西藏幸福事业会”这个组织的名称尚未出现。以“哲堪孜松”的面目出现,这是该组织的前身,如前所述,这是几位分裂活动分子在印度从事“西藏独立”运动的流亡集团非正式的名称。他们积极活动,与印度、美国、台湾当局联络,寻求支持,均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此前锡金王室及在噶伦堡、大吉岭、甘托克的流亡藏人有个松散的藏人团体,以锡金王子巴登顿珠(Palden Thondrup)和他的姐姐库库拉(Coocoola)为中心。他们通过各种媒体及外交官向外传播“西藏问题”。但不论是哲堪孜松还是锡金王室,他们的活动都很有限。原因是印度政府不允许他们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嘉乐顿珠离开拉萨前就向印度政府保证,他不住大吉岭和噶伦堡,将严格回避政治活动。夏格巴也曾说,他们哪怕是从事小小的政治活动,都有可能被印度政府驱逐出境,因此夏格巴也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计划。

  但是印度政府认为,一旦中国在西藏站稳脚跟,有朝一日会因边界问题与之发生冲突,因此视中国为潜在的威胁。因此,印度政府一方面为了不影响中印友好关系不允许流亡藏人从事反华活动,另一方面尼赫鲁在1952年3月悄悄地部署印度情报局形成收集西藏情报的系统计划,指示他们保持与嘉乐顿珠等人的联系。同时这也迎合了哲堪孜松希望与印度政府和情报局发展关系的需求。这也是此期间哲堪孜松虽然不能从事政治活动,但又能得以存在的原因。

  记者:“福利会”是在何种历史背景下正式成立的?

  王小彬:1954年,是哲堪孜松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该组织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个背景就是1954年中印协定的签订。中印关系的好坏几乎始终与麦克马洪线问题连在一起,而流亡藏人在印度所从事政治活动的起伏涨落与印度的反对、默许、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印边境问题始终对涉藏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事实是这年夏天,哲堪孜松与印度关系持续加深,印度政府开始给予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包括定期每月提供活动经费。“福利会”是在印度政府支持的背景下成立起来的。

  尼赫鲁希望用放弃印度在西藏的特权来换得中国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承认。当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后,在印度情报局的坚持下,尼赫鲁允许流亡藏人进行有限的政治活动。这个“有限的”就是指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必须是分散进行且非连续性的。他也授权情报局与哲堪孜松秘密合作,培植亲印藏人组织,以便监督和收集西藏情报。哲堪孜松和印度政府的关系发展至相互支持和合作关系。这期间恰好堪穷洛桑坚赞被藏政府派到印度来。他虽不懂英语、印地语,但他催促嘉乐顿珠和夏格巴,要不怕被驱逐的危险,积极开展工作。这时候三人团体进行了内部分工,嘉乐顿珠主要负责与美国、欧洲及其他国家的联系;夏格巴主要负责与印度发展关系;而洛桑坚赞主要负责与西藏噶厦及境内其他分裂组织的联络。

  1954年7月14日(藏历第十六绕炯木马年5月14日),哲堪孜松召集秘密会议,会议人员在各种保护神面前发誓,将献身新成立的组织。其成立宣言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商讨有关西藏重获独立的问题。会议确定该组织的名称为“西藏幸福事业会”(也称“西藏福利事业会”,英文为the Committee for the Benefit of Tibet;藏文为po dedon tsogpa)。

  记者:“福利会”成立后主要从事哪些分裂活动?

  王小彬:这正是该组织发展和扩大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从时间上集中在1955至1956年,是该组织活动的活跃期。期间与印度、美国、西藏境内、锡金王室、台湾等关系从深度上广度上不断深化和加强。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更加组织化,尽管按西方标准来看,还比较松散。该组织的核心人物定期开会、集体讨论活动方案等,尽管有时也有单边行动。“福利会”所从事的分裂活动要从他们与印度政府、美国政府、西藏噶厦政府、锡金王室、台湾当局等几个方面的关系来看。

  1、从与印度方面的关系看

  “日记”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自供书,因为日记中将他们与印度政府、印度情报局两个重要人物的会面几乎收录殆尽,他们所从事的分裂活动也暴露无疑。这两个人是:印度外交部官员阿巴潘特(Apa Pant),是以甘托克(Gangtok)为大本营的锡金政治专员;穆古波斯(Mukul Bose),为印度情报局局长B.N.穆立克(B.N.Mullik)负责与哲堪孜松联络的特别代表。

  一般情况下,阿巴潘特代表印度外交部与哲堪孜松打交道,诸如处理他们要求会见印度领导、向印度领导呼吁,也包括邀请达赖来印、向联合国提交请愿书诸如此类的外交事务。另一方面,穆古波斯代表印度情报局秘密支持哲堪孜松。通常他是在很多技术层面与哲堪孜松接洽。诸如,发放每月活动经费、提供无线电发报设备等。尽管波斯与潘特没有同时与哲堪孜松会面,但很明显两人经常互相联系,都明白对方在从事什么工作。哲堪孜松也常常与他们两人讨论同样的问题。

  日记显示,波斯和潘特与哲堪孜松之间的互动平均每周一次,但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下,需协商某些特别问题,此种会面便会频繁。从现今已掌握的日记内容看,总的来说,显然印度政府,主要是印度情报局涉嫌积极参与了哲堪孜松的活动。鼓励并培育他们的反华代理以及迄今为止我们尚未知的反华活动。然而,我们看到,印度政府、印度情报局与哲堪孜松的合作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他们几乎不支持哲堪孜松在西藏境内进行攻击活动,如拒绝向他们提供炸药及爆炸训练。同时,印度政府也不同意大规模提供经济援助,以使哲堪孜松成为发挥实际作用的暴动指挥部。

  日记披露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相关话题,全部是哲堪孜松寻求帮助方面的内容。

  1、向印度政府寻求经济上、技术上的支持。尤其如下需求:

  a.无线电设备及培训,要使哲堪孜松能够有效地在全西藏建立起一个秘密的无线电通讯网络。在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堪孜松反复催促印度政府向他们提供无线电设备,以及为他们培训操作人员。

  b.军事武器、物质补给、培训人员,尤其是炸药的使用。哲堪孜松希望有能力在适当的时候计划建立游击队。但是印度政府拒绝提供此种军事援助。但印度政府也不愿哲堪孜松切断与他们的联系而另寻出路,因此,印方会委婉地告诉他们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搞得很糟而加以拒绝。如果他们建立了,适当时有可能会给予支持的。

  c.协助印度与西藏间人员和信件的来往。这里我们发现印度政府乐意为从西藏进入印度与哲堪孜松会面的人员提供便利,并允许哲堪孜松利用拉萨的印度使团办事处收发电报。

  2、把达赖搞到印度来。如果他决定流亡,印度政府要给以支持。

  3、记录汉人压迫、向国际社会提供西藏独立证据,尤其是向联合国请愿、为了寻求印度的帮助要求与印度领导会面等方面寻求建议和帮助。

  戈尔斯坦在评价夏格巴日记时这样说:“此种关系(指哲堪孜松与印度的关系)之深,范围之广,令人惊诧。”

  记者:该组织活动的大本营在印度,日记中也披露了大量的活动内容,能否具体谈一谈这一阶段印度政府与“福利会”的关系。

  王小彬:这一期间二者关系最大的特点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印度政府为流亡藏人的政治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福利会”则协助印度情报局在西藏境内收集军事情报。还配合印度政府鼓动和唆使达赖赴印度参加政治活动。从日记中看,可以举出相关记载说明:

  1、印度情报局穆古波斯(Mukul Bose),从1955年11月19日开始每月发给哲堪孜松1762卢比。已公开的日记中最后一次发放活动经费截止到1956年10月29日。戈尔斯坦专门用以下两个数据分析这笔款项的价值:“这不算一大笔钱,但也不是一个小数目。1950年,噶伦堡肯文特(Convent)中学每年的学费及食宿费大约600卢比(2010年采访N.T.Shelling);后来,1956年,从西藏逃至印度的三个僧官每月可得到哲堪孜松支付给他们的工资150卢比(即每人每月50卢比)。”

  2、印度继承了英国使团驻拉萨办事处的特权,印度政府在拉萨办事的代表处充当了“福利会”与西藏噶厦政府等有关方面联络(电报及信件等)的喉舌。当然噶厦也通过该办事处与“福利会”联系。夏格巴1956年1月9日的日记,记载了达赖的侍从官帕拉每月两次从印度驻拉萨使团办事处发电报和信件的事实。戈尔斯坦分析说,拉萨的贵族也有从这里拍发生意上或家庭方面的电报等,但噶厦与“福利会”之间的联络明显是政治性质的、反华的。此外,1952年达赖二哥嘉乐顿珠秘密离开拉萨,也是经过印度驻拉萨办事处与尼赫鲁取得联系,得到他的首肯后,才逃离赴印的。1956年1月2日日记,记载了哲堪孜松编制了姓名电报密码。达赖的代码为丹增,帕拉为平措,印度政府为“白帽子”,美国政府为钦宗,中国共产党为鲁贡等。

  此外,日记还大量记载了“福利会”从西藏境内招募人员,印度政府派教师在大吉岭开设无线电培训班,为每位学员提供每月250卢比的津贴,学成后派回境内从事情报收集等相关工作。并向他们提供无线电设备4台。

  3、印度政府为在大吉岭、噶伦堡的流亡藏人以及来往于西藏与印度之间从事政治活动分子提供便利。锡金政治官员系印度外交部派驻锡金甘托克的高级官员,主要负责有关锡金、不丹以及印度政府驻西藏使团相关事务。这套制度源于英属印度政府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亚东边防检查站成立于1955年,隶属日喀则军分区,业务工作由公安部门负责。当时流亡藏人从亚东边境不方便出境。1956年2月2日和3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锡金政治官员与不丹政府总理打招呼,要求其允许从西藏秘密赴印接受无线电培训的人员过境不丹,并保证他们安全的细节。日记中还记载了其他人员包括噶厦僧官、印度所需藏语广播人员、“西藏人民会议代表”等几乎都是在印度政府的关照下经不丹到印度的。日记中多处提到为了方便这些人出入西藏,哲堪孜松还与印度政府协商专门为他们制作了带有布达拉宫图片的身份证。此外日记也披露了印度政府促成达赖大哥及时从美国来到印度,有意允许达赖的两个兄弟随便出入达赖住所,纵容他们的政治活动。

  4、邀请达赖访印是印度政府的意愿,也是“福利会”的目的。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意图。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活动,可以达到宗教和政治目的。一是达赖作为一个宗教大师到场势必会提升大会的声望;二是尽管印度与中国政府刚刚签订了中印协定,印度政府还是想利用达赖访印来抵消其赴北京参加国事活动的影响。印度想向世人宣示他们仍然是西藏的老朋友,不会放弃他们在西藏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教利益。印度的政治目的重过于他们的宗教目的。锡金政治官员声称:“尽管我们放弃了在西藏政治方面的‘特殊利益’,但我希望关于西藏的地位问题,印度和中国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承认印度在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机构、制度方面的利益。”

  在达赖访印问题上,印度政府煞费苦心,为了淡化其活动的政治性,有意安排一个宗教组织负责人锡金王子亲赴拉萨向达赖面呈邀请函;同时印度政府请哲堪孜松出面帮助游说达赖赞同并接受邀请。这正是哲堪孜松所希望的,不仅符合“福利会”的宗旨,而且他们可以利用印度的这种需求密切与印度的关系。“福利会”成立的宗旨和任务之一就是策划达赖逃亡国外,充当“西藏独立”运动的领头羊。早在1951年达赖还滞留在亚东的时候,美国曾极力敦促达赖流亡国外,夏格巴是负责与美国联系的主要人物,极力主张达赖流亡印度,但未能得逞。1954年,达赖赴北京参加国务活动,哲堪孜松给中央政府以及达赖写信发报,要求达赖经印度返藏,遭到中央、达赖两方的拒绝。因此,他们将1957年达赖访印看作流亡的最好机会。“福利会”在达赖访印问题上几乎充当了西藏噶厦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的角色。该组织积极主动与达赖的侍从官帕拉联系,商量达赖访印的具体细节;还亲自给达赖写信,信中明确提出他们的政治目的:“若达赖喇嘛以‘全球佛教大师’的名义参加此次世界佛教协会大会是当之无愧的,您的声誉必将大增。这将是实现西藏独立的最好机会,请您接受邀请。”戈尔斯坦分析说:“他们明确提出:参会不仅是因为达赖是伟大的佛教领袖,更重要的是为了政治原因,认为这是实现西藏独立的一次难得的机会。”

  达赖访印事件,不仅强化了“福利会”在噶厦政府中的半官方地位,也促进了其与印度政府的密切联系,也使得“福利会”更加组织化。期间,印度政府的支持激励了“福利会”把自己从一个以宣传影响世界舆论为主的流亡反对组织转变为一个以从事政治活动、武装斗争为主的抵抗组织。1956年中期,“福利会”督促印度政府为他们提供武器、炸药、资金,装备,以便在西藏从事游击战争。这期间“福利会”还计划建立新的流亡政府,武装占领与锡金毗邻的亚东。

  此外,日记中也暴露了印度政府在涉藏事务上陷入很深。诸如,印度情报局不同意达赖流亡至美国;“福利会”拜会印度领导的人员中需要有西藏“人民代表”;要求哲堪孜松帮助他们将印度间谍派入西藏的外事部门中去;要求流亡藏人在达赖即将访印期间不要向联合国请愿;不同意“福利会”向印度以外的国家寻求经济帮助等等。

  记者:美国在1950至1951年为什么对西藏发生兴趣?

  王小彬:蒋介石在祖国大陆的彻底失败与新中国的建立,总体上产生了美国新的对华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竭力遏制和削弱共产主义中国。期间,美国主要是设法劝说和引诱逃至亚东的达赖流亡海外。甚至在达赖已经接受“十七条协议”返回拉萨后,美国还继续劝说达赖逃离拉萨,这种企图也没有成功。当时夏格巴是主要负责与美国联系的主要人物。此外达赖的大哥和二哥以达赖的名义呼吁美国给以政治、经济及道义上的支持,尤其是推动达赖外逃西藏。这期间哲堪孜松还没有形成。因此,我们简单介绍相关情况。

  记者:1952至1956年哲堪孜松与美国方面的关系如何?

  王小彬:总的来看,美国对西藏事务不是十分感兴趣,在诱使达赖出逃失败后,把对藏政策降为冷战的一个棋子搁置在一边了。

  1951年秋至1952年2月初,嘉乐顿珠在美国逗留5个月。虽然很年轻,但仰赖与美国、印度及台湾的关系,在南京、台湾及外国游学的经历,他认为他比西藏噶厦世俗的官员更洞悉时事,他有一套应对进藏人民解放军的有影响力的策略。因此为实现他的计划,他放弃了在美国学习的机会经印度回到拉萨。

  但这期间,美国不十分看好嘉乐顿珠。1952年9月6日,嘉乐顿珠与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官员索伦(Gary Soulen)会面。此前在8月20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建议不赞同依赖嘉乐顿珠来收集有关西藏的情报。因为在加尔各答和大吉岭,如果与嘉乐顿珠见面不会不引起印度的注意。此外,索伦在给国务院的信中说:“嘉乐顿珠的消息既无用,也不真实。”得不到索伦的答复后,嘉乐顿珠11月12日又给曾在美国期间见过面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直接写信,要求美国建立专门研究西藏问题的机构,重点是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军事抵抗组织。这是嘉乐顿珠逃离拉萨的根本目的。

  此期间美国对嘉乐顿珠不太感兴趣,原因有三:

  一是美国对支持蒋介石潜入中国大陆惨败的教训还历历在目,对扶持嘉乐顿珠更是认为不现实、不可行。

  二是顾忌印度。1953年1月5日,锡金政治官员库珀(Kapoor)面见嘉乐顿珠明确提出,要嘉乐顿珠遵守从拉萨出逃时对印度政府“不从事政治活动”的许诺。美国对此很清楚。

  三是嘉乐顿珠提供的信息没有价值,假话连篇。

  记者:“福利会”与美国的关系从什么时候起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王小彬: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在他的敦促下,美国秘密军事行动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1954年12月28日签署的、对美国涉藏秘密军事行动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秘密军事行动计划”。该计划称: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与共产主义中国及其操纵的政府、政党、团体,丑化并破坏美国及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目标与机构,按照杜鲁门(Truman)政府2月10日与5月10日颁布的国家安全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为世界和平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起见,美国政府对外机密活动必须增补秘密军事行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这样的秘密军事行动,在切实可行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考虑到美国和苏联潜在能力以及战争的危险的前提下,必须规划如下:

  1.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造麻烦,并利用之,挑拨苏联和中国,以及他们各自与其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使苏联、中国及其卫星国内部的统治趋于复杂化;阻碍苏联集团经济及军事的发展。

  2.丑化国际共产主义形象,诋毁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削弱共产主义政党及其他成员的力量。

  3.为获得对自由世界国家的主导权,对共产主义的压制反映迅速,反抗任何来自政党或个人、直接或间接的威胁。

  4.挤压和缩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所控制的地区。

  5.增进对美国及世界自由国家人民的了解;尽可能强调自由国家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同时支持那些在共同利益的发展过程中,真正拥护和肯定我们的团体;提高这些国家和人民抵抗国际共产主义的能力和意愿。

  6.依据制定的政策,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在受国际共产主义主导和威胁的地区,尽最大程度发展地下抵抗组织,帮助他们实施秘密军事行动和游击战争,如果爆发了战争,要保证这些武装力量在战争中的有效能力,使他们在战争中尽可能获得可能用于扩大力量的军事基地、敌后潜伏的有利条件、逃跑及躲避的装备设施。

  记者:“秘密军事行动”的内容是什么?

  王小彬:“秘密军事行动”主要表现为军事行为。所有活动都遵守秘密方案,全部活动责任均由美国政府承担。从事秘密任务的个人并不知晓工作性质属政府行为。目的是活动一经暴露,美国政府可以断然否认,不承担任何责任。特别是,秘密军事行动还包括任何与之相关的秘密活动:政治宣传、政治姿态、经济战争、防御性的直接行动、颠覆敌对国家与团体、援助地下抵抗组织运动、游击战争、流亡解放组织、支持自由世界中受到威胁的本国反共分子等。秘密军事行动不包括明确的军事力量的武装冲突、间谍与反间谍活动。

  记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军事行动计划”怎样为美国干涉中国西藏的秘密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

  王小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412/2文件出台不久,秘密的“5412委员会(也称‘特别小组’)”就组建起来了。该委员会负责批准和协调美国政府秘密军事行动。“5412委员会”在具体指导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藏军事行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情局通过这个“5412委员会”获得总统对西藏秘密军事行动的批准。阿尔伯特·威尔讷(Albert Willner)描述了形成过程,以及“5412委员会”工作流程。“5412项目运转的程序如下:先由中情局的阿伦·达勒斯(Allen Dulles)提出行动建议,然后提交‘5412委员会’。委员会形成建议后,戈登·格雷(Gordon Gray)(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顾问,1958年至1961年)就将建议交由总统,等待批准或其他信息。最后,再由格雷将总统的决定或批复意见带回。”

  记者:美国从军事上、特工人员培训等方面对康区叛乱的支持始于何时?哲堪孜松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王小彬:实质上的物质支持应该说始于四川藏区叛乱,四川藏区叛乱为美国实践“秘密军事行动计划”提供了绝佳的机会。1956年日记记载,哲堪孜松通过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瑞姆(Reams)向美国寻求支助,以及美国积极支持哲堪孜松“藏独”活动的事实。

  1956年3月20日日记记载,当才要嘉乐顿珠注意,美国一个与西藏事务有关的官员于1956年3月被派至加尔各答。“(嘉乐顿珠)打电话给夏格巴说:‘我接到当才活佛四封信。他说有个人将从那里派到这里,但到现在他还未到达,我有点担心。因此,今天如果你去加尔各答的话,你应该问问美国驻加尔各答的代表’……我说如果我去的话我会问的。”

  1956年7月12日。堪穷说近来王子从德里(实际上是加尔各答)来,并说,“我与美国人谈了关于需要武器等,他们说他们将会就武器援助一事向美国政府发电。一周内会有答复。‘美国政府会把东西送至加尔各答(瑞姆的备忘录说有人告诉他是通过巴基斯坦)。’至于怎样把东西从加尔各答运至边境,我[王子]说我负责。[但是]一周后我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我又等了一周,仍然没有消息来。但是有人告诉我他们正在讨论,答复很快就会来”。

  1956年7月13日。夏格巴在提斯塔(Teesta)与嘉乐顿珠见面。嘉乐顿珠说,“[我]接到了当才活佛的信,说,根据美国领导人的说法,有关西藏问题[向他们,指美国方面—译注]提出请求的时机到了”。

  1956年7月31日。堪穷和我[夏格巴]去了大吉岭,与嘉乐顿珠碰了头。嘉乐顿珠与土登宁吉去了加尔各答,为西藏问题,土登宁吉向西方国家呼吁。这些国家中,向美国的呼吁书以土登宁吉的个人名义交给了瑞姆,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的头。呼吁要求帮助。[瑞姆说,]“因为藏人目前正在康区战斗,美国正在考虑支援西藏,眼下还在讨论中。三个月以后一定会给你们一个答复。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明确地陈述给我们。如果一两周内,它[美国的答复]来了,我会立即给大吉岭写信。”因此,我们写了一个有姓名和地址的秘密条子[给他]。[土登宁吉对瑞姆说,]“关于帮助,请给我们钱和武器,对西藏学员进行培训,教他们使用武器等等。”他[瑞姆]说,“武器和钱的支持没问题,至于人员培训,我想也很快实现”。

  1956年8月18日,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瑞姆要求王子安排哲堪孜松三人中主要负责与西藏境内联络的堪穷,亲自来与他会面,解释说:“有关西藏有很多事情要问。”日记记载:哲堪孜松从锡金王子处获悉美国称,如果印度拒绝,美国将“帮助(达赖喇嘛)在某些亚洲国家避难”。

  1956年8月19日。……我们也讨论了[要求美国援助]内容。[我们需要](1)钱,(2)武器,(3)空投武器,(4)空投宣传品,(5)举办寻求西藏独立的多种讲座,(6)美国及其盟国支持我们向联合国呼吁,(7)设法从美国用藏语播发新闻,(8)武器和爆炸物的使用和培训。我们[会面时]将提出这些要点[给瑞姆]……堪穷和彭康拉姜将于周四、周五乘火车前往,王子将乘坐飞机[在加尔各答]与他们会面。周日[8月26日],他们将在加尔各答与美国官员见面。

  1956年10月18日。堪穷早上到,谈及“昨天彭康拉姜来,说我们接连收到美国人的答复。他们答复[我们所提]其他问题不方便,[但是]关于[空]投传单及武器的地点,他们[投放地点]必须是150英尺宽,400英尺长的地方,能够在地图上识别出来。你们应尽快将受训者的姓名、年龄以及数量发出。你[夏格巴]今天须和嘉乐顿珠讨论”。

  1956年10月23日。……通过彭康,我们得到美国要我们派出学员的消息。我[夏格巴]告诉给杰东仓[格龙],派几个人去。[我说,]“无线电技术员和学员可赴巴基斯坦,在那里通过阿杜拉的帮助,他们可以去泰国和印度支那。”

  1956年10月26日。日记记载了哲堪孜松特别准备大约20个康巴人去接受训练:“杰东仓来,说,‘按照堪穷的建议,五个理塘人内部发誓[没有提及5个人的姓名]。我们准备派出20人左右,何时需要,请告诉我。如果需要去理塘,我可亲自前往。’[夏格巴说,]‘你们当秘密准备20人,但目前一些事情尚未准备好。一个半月内我会给你答复。’”

  从以上日记可知:“福利会”是通过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与美国联络的;至迟到1956年8月,哲堪孜松已经得到美国将支持他们的明确信号;美国中情局和其他部门对藏区叛乱的支持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哲堪孜松,且随时间推移“福利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持续加深。如双方已经在讨论关于空投传单及武器的地点,以及派人去美国接受特工受训人员的细节。至此,哲堪孜松终于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支持他们,朝着他们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记者:为什么日记没有提到1958至1959年的情况?

  王小彬:戈尔斯坦先生西藏现代史第三卷《山雨欲来,1955-1957》下限截止至1957年。想必第四卷《风暴之眼,1957-1959》将会披露更重要的内容。不过从其他公开的材料我们也掌握部分情况。

  在1956年以前,“西藏行动”并没有单独列入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局的工作部署,中央情报局也没有专门负责“西藏行动”的官员。其在西藏的秘密行动统一由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布劳负责。1956年后,布劳任命约翰·里根担任“西藏行动”的专门负责人。约翰·里根的具体职责是通过嘉乐顿珠(“福利会”)与达赖、西藏噶厦进行联系,评估西藏抵抗的能力以及为实施“西藏行动”计划做准备活动,新负责人的设置表明了中央情报局对“西藏行动”的重视。

  为了解决西藏分裂分子的训练和物资给养,美国中央情报局展开两方面的行动。一方面,实施代号为“马戏”的行动计划。1957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授权约翰·霍司金斯经过“福利会”挑选6名康巴人秘密离开印度。他们被送到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塞班岛接受训练,主要学习游击战和准军事行动基本技术。训练结束后,中央情报局实施代号为“ST BARNUM”的空中渗透计划——将训练的藏人派回西藏境内。另一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西藏叛乱分子空投军事物资。1958年夏天,为在藏南活动的反叛武装第一次空投给养。“美国是如何支持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叛乱的”一文做了一些介绍。过去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对“福利会”所起的作用不太了解,《夏格巴日记》不啻是他们从事分裂活动的自供状。

  记者:达赖与“福利会”关系如何?

  王小彬:达赖与“福利会”的关系很微妙,还涉及他们各自与达赖侍从长帕拉及噶厦的关系。“福利会”与帕拉集团及噶厦方面的合作,有的情况达赖知道,有的是瞒着他的。可以断定达赖应该在50年代初期与哲堪孜松有联系。目前发现的有文字记载的是夏格巴1956年1月5日的日记:达赖发来一封电报,通过锡金政府的司机送达嘉乐顿珠。电文是:“你的两份信都收到了,内容知悉。因为诸多困难,我尚未确定是否能够赴印度。你们应当为国忧虑,无论眼前还是长远,要运用秘密方法来繁荣西藏政教大业。但是,有关绝密事情,你们不能做得太多,也不能做得太少。至于信件联络,有很多内外障碍,暂时先停止发信来。”

  这封回信表明达赖从北京返回拉萨6个月后,不仅了解印度“福利会”的情况,也未试图终止他们的图谋。不仅没有下令他的二哥和夏格巴停止他们的反汉活动,实际上还指示他们继续推进,尽管警告要他们小心。

  另外从1956年12月下旬“福利会”给达赖的信看,达赖在尚未接到印度政府访印邀请函之前已经知道这个消息,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哲堪孜松是以政治角度看待访印问题的,把访印当做是争取独立的一个重大机会。而且这个时候达赖也知道了帕拉集团与“福利会”密切合作。

  达赖在印度访问时,嘉乐顿珠和当才活佛主要与达赖联系,他们可以直接与达赖会面。哲堪孜松其他成员主要与噶厦官员联系。也就是说这期间达赖与“福利会”的互动是面对面的。从印度返回拉萨后,达赖一改1955年从北京返回拉萨与西藏工委认真合作的格局,变成在拉萨与西藏工委公开合作,同时又通过帕拉和噶厦与在印度的“福利会”、“西藏人民会议”秘密合作。

  记者:请谈谈“福利会”与帕拉的关系。

  王小彬:帕拉作为达赖喇嘛秘书处头目在旧西藏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利用基巧堪布特殊的地位常常隐瞒达赖、避开噶厦从事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

  帕拉与“福利会”之间互有所求,相互利用。哲堪孜松非常清楚通过帕拉可以了解达赖的想法和意愿,不至于干出一些达赖反对的事情,还希望通过帕拉了解西藏境内的形势与信息。帕拉也急于与“福利会”合作,他认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会威胁到藏政府的未来及达赖喇嘛的权威。因此他希望能得到印度、英国或美国的支持。在印度的哲堪孜松正好为帕拉寻求外国支持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1956年2月,帕拉与“福利会”合作在拉萨发起了一场“抗议”活动。“人民会议”当作了替罪羊,国内的研究一直认为这个骚乱是“人民会议”组织发起的。直到现在国外的学者才解开了这个“谜”。4月13日,应“福利会”的要求,帕拉派出三位僧人赴印度配合帮助“福利会”的工作。6月20日的日记记载,帕拉集团成员扎西白拉将扎西代本的10名士兵派至印度学习使用高射炮。哲堪孜松请求印度加以培训等。因此,双方合作一拍即合。然而,双方的这种合作起初是避开达赖和噶厦的。

  记者:噶厦(西藏地方政府)与“福利会”又是怎样的关系?

  王小彬:前面提到噶伦堡“西藏商务代理处”实际上是噶厦的一个非正式办公机关。洛桑坚赞1953年底被噶厦任命为噶伦堡贸易使团两代理之一,1954年初到任。洛桑坚赞以这样的身份参加“福利会”,体现了噶厦与“福利会”的密切关系。1957年1月15日,噶厦在印度加尔各答召集了有“噶厦”、“人民会议”、“福利会”参加的会议,传达了达赖的新计划。达赖指示噶厦分为两摊,帕拉、索康及绕噶厦跟随达赖回拉萨,宇妥、恩古拉、哲堪孜松及鲁康娃留在印度,但对外保密。

  1957年2月3日日记记载:达赖在锡金的时候,有人再一次要求他留在印度。在他决定返回后,噶伦索康、绕噶厦、代理噶伦宇妥、帕拉等一起开会讨论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事,一致认为,西藏政府代表应该常驻印度。他们请示了达赖喇嘛,决定宇妥留下来,帕拉随后再来。就此还通告了锡金政治专员。结果,宇妥说:“因为我实际上是为噶厦工作,我正式加入到你们的组织‘福利会’当中不妥。但是,如果咨询商量事情,我会提出我的意见建议。若你们要向联合国请愿,需要噶厦的印章、证明等,我会尽快办理。”夏格巴答复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不再坚持你加入我们的组织,但请允许我们向你咨询意见建议。”显然,“福利会”是噶厦的组成部分,是其驻印度的秘密办事机构。

  记者:锡金王室与“福利会”是什么关系?

  王小彬:锡金古为中国西藏的一部分。1887年,英国强占锡金,并派驻专员。1890年,英军越过锡金,占领中国一侧的隆吐等地,并将锡金国王囚禁到印度。后来,英国通过与晚清政府签订条约获得了对锡金的“保护权”。1947年,英国撤走后,印度与锡金签订了《维持现状协定》。1949年6月,印度派兵进驻锡金,并委任印度人为锡金首相。1950年12月,通过签订条约,锡金成为印度的“保护国”,国防、外交、经济等均由印度控制。但由于历史、宗教、民族、文化关系渊源,锡金与中国西藏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锡金王室通过与西藏贵族联姻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锡金王室的王妃、皇后、太后都是藏人。

  锡金的国王又被称为“却结(Chogyal)”,是法王的意思,因为锡金王室不仅是政治上的王室,还是藏传佛教的世袭领袖,属于政教合一。锡金王室——南加(Namgyal)家族数百年前来自康区,所以这个家族统治的时代被叫做南加王朝。第十世锡金国王南加索多的长子拉加措扎·南加车仁王子,放弃王位留居西藏,把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南加扎西,即第十一世锡金国王。南加车仁先后在西藏江孜、拉萨居住,得到十三世达赖的重用,成为旧西藏赫赫有名的车仁家族(The Taring family),由于他们在锡金的时候就与英国人交往颇深,所以后来他们车仁府也成了英国人进入西藏“考察”时的必经之地。拉萨方面也经常通过车仁家族密切与锡金王室的关系。车仁成了他们家族的姓,而不用锡金王室的南加称号。第十一世国王南加扎西娶西藏大贵族绕噶厦家的女儿为王后。绕噶厦曾任西藏噶厦的噶伦。锡金第十二世国王为南加·巴登桑珠(Namgyal Palden Thondup),娶西藏七世达赖家族桑珠颇章的女儿桑吉德西为妻。桑吉德西去世后又娶美国白人库克为王后。第十一世国王的女儿库库拉(藏名为白玛次珍),则嫁给江孜贵族彭康工布次仁。

  早在哲堪孜松之先,锡金王室与大吉岭、噶伦堡、甘托克的流亡藏人形成一个松散的团体,他们不定期地聚会讨论时政,并设法通过新闻记者及外交官向外界传递有关西藏的消息。这个集团以锡金王子巴丹顿珠和他的妹妹库库拉为核心,包括拉隆巴、彭康色等。流亡藏人请求锡金王子代表西藏向印度政府和美国政府(通过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求助。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困境”,维持和重建西藏“独立的”政治身份,这个集团还有自己的信差来往于西藏和锡金之间。由于印度政府严格限制流亡藏人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藏人顾忌被驱逐出境,不敢贸然行动。锡金王室反而有优势,他们容易向外联络印度政府外交官员、新闻记者。因为他们受过西方教育,说一口流利英语,特别是作为王室的地位,印度政府对他们网开一面。因此,哲堪孜松还未形成,“福利会”尚未建立之时,锡金王室曾代表西藏充当着联络外界的作用。库库拉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一直是美国了解西藏事务的信息源,也是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支持西藏的主要人物。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的领事直接赴甘托克与之见面会谈。

  记者:那么“福利会”包不包括锡金王室成员?

  王小彬:哲堪孜松的三位主要人物是“福利会”的主要成员,夏格巴管他们三人叫“福利会”内圈人物,外圈有让多活佛、库库拉(彭康拉姜)、拉隆巴。达当则介于内外圈之间。因此“福利会”包括锡金王室成员。锡金王子虽人不在组织里,但由于地位显赫,常常受托出面来往于西藏噶厦、美国、印度官员之间。

  记者:锡金王子是如何配合“福利会”政治活动的?

  王小彬:日记中涉及锡金王子的内容,以他被印度政府作为摩诃菩提协会(Mahabodhi Society)的特别代表派到拉萨邀请达赖喇嘛赴印度参加佛陀纪念活动为主。我们看几则日记。

  1955年12月1日。我与堪穷一起去见嘉乐顿珠。然后随同锡金王子、彭康拉姜去见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并报告了我起草的邀请达赖喇嘛的信件……我们决定通过锡金王子(此时王子尚未起身赴拉萨)给帕拉发一封信。

  1956年2月2日。我们接到了锡金王子从拉萨的来信。信上说藏人支持达赖喇嘛去印度访问,但中国政府正在做准备派(其他)代表来参会。

  1956年2月15日。锡金王子告诉政治专员(政治专员又告诉夏格巴):“藏历12月2日(公历2月14日)我拜见了达赖喇嘛,时间长达1小时20分钟。我把这边的详细情况都告诉了他。达赖喇嘛明确想来参加佛陀涅槃纪念活动。”王子也会见了很多政府高官,不少官员认为如果达赖喇嘛能够去,那很好;但是因为没有印度政府本身的请柬,中国人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不让他去)。

  1956年3月7日。……据堪穷讲,拉萨来了一封信,信中问到:“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之前,先派一些官员赴印,是否为达赖喇嘛的印度之旅制造麻烦,请答复。”据彭康色(Phunkang Sey)(库库拉的丈夫)说,显然,这个事情与锡金王子商谈过,他给政治专员写了一封信说,达赖喇嘛到来之前不应有任何人先来。

  1956年3月11日。我们碰头会(哲堪孜松三人)……堪穷说,“昨天,我与锡金王子短暂会面,他说……他两次在陛下屋里拜见了达赖喇嘛。陛下要他(锡金王子)‘请帮助住在印度并替藏政府着想的人’”……(王子也告诉堪穷:)“彭康拉姜(Phunkhang Lhajam)告诉我,要陛下帮助考虑一下房产的事。我没有特别报告房产的事,但我说请帮助彭康。”[陛下]说,关于在印度为藏政府着想,并卖力工作的人,如果我不帮助,在那边,谁帮助。

  1956年3月15日。堪穷在锡金王宫里见了王子。王子对堪穷说,“当我去看望阿沛时(在拉萨),他没太说话。索康(夜里悄悄地来见我)说,‘现在我们处在压迫之下。我有个无线电收音机,我还是把它放起来好,因为中国人多疑。如果达赖喇嘛能去(印度),那太好了。我们都来。’”……我与泽嘉坚赞见了五次面。他对情况分析得很清楚。为了与卓尼钦莫(帕拉)(Phala)见面,我以参观罗布林卡新宫为由达到了目的。他说,他(达赖喇嘛)必须有印度政府本身的邀请信……

  1956年3月23日。堪穷来,说,……报纸上需要印度与西藏、西藏与中国的历史[由夏格巴编写,用以证明西藏独立]。这将会以锡金王子的名义发表……

  1956年8月18日。到1956年8月中,哲堪孜松从锡金王子处获悉美国称,如果印度拒绝,美国将“帮助(达赖喇嘛—译注)在某些亚洲国家避难”。

  仅从以上日记可知,锡金王子与印度政府、西藏噶厦政府、美国政府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福利会”的很多活动,锡金王子积极给予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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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五月 29, 2015 in 每日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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