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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Archives: 历史存档

存档:邓聿文︰胡温的政治遗产

(上)

      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是胡温执政的10年。这10年无论于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一个时代行将结束之际,如何评价它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后世的遗产,既不溢美,亦不诿过,考验着我们的良知和判断。

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谈到未来的发展时,强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 扰所惑。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 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这段话语虽然是对未来的 一个告诫,但实际上也可把它看作是这10年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中国共产党讲究历史,评价一个时代,亦需要我们有历史感的。所谓历史感,也即从历史的大视 角,从看待一个时代发生的变化。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能不被某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而真正经得起历史逻辑的检验。

对胡温执政的10年,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三个时间维度中去评价。这三个维度是,近代、建国和改革开放,这10年则分别占三个时间维度的1/10、1/6、1/3。

晚清以降,中华帝国已进入到它的垂暮之年,在和新兴的充满张力的异质文明的首次全面竞争中败北,保种自强成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任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保种的任务算是完成,自强则真正刚刚开始。及至改革开放,由于前30年一系列不正常的政治运动和冷战的国际环境,当中国再次争眼 看世界时,又面临一个“开除球籍”的问题,融入世界实质是融入西方作为一个急迫问题于是被提出来。

从这个简短的说明中可以看出,虽然 上述三个维度面临的具体环境、任务和目标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有一条共同的主线贯穿其中,这就是,从中国争眼看世界起,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 强盛以及现代化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使命。只不过,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是一种被动的现代化,到建国后,才有能力实行一种自觉的追求。再到改革开放,现代化 的学习目标则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西方。

就这条主线而言,胡温执政的10年是上述三个维度的延续。应该说,在这10年 里,国强的目标已经实现。当下中国在世界所处之地位,可谓千年未有。对现代化的追求,也比这三个维度更加自觉和自主,中国力争在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外,探索 一条有着中国特色、带着中国印痕的现代化之路。

西方的现代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到中国开启现代化时, 它已经发展了二、三百年。中国则是在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学习中,直接从一种传统的农耕文明和生产方式裹挟进现代化(近代化)的洪流中的,现代化的主要目标 是图强。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被动的转型过程,这个转型至今还未完成。不过,与前述三个维度比,在最近10年,转型的速度在加快,特 点更明显,对现代化所追求的内容与目标也更加自觉。同时,本10年还有一个特点不能不提,这就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及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媒体的出现, 其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极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众的民权意识,从而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控制与治理构成了挑战。总的来讲,执政党和 政府主要是基层政府在这种变革面前,还不适应,还在用一些前现代的管理手段和方式来应对日益增加的权利要求。这是当前社会问题和群体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所以,从上述三个时间维度来评价这10年,可以说,成就非常巨大,但问题也不少。这看上去像是老生常谈,但却是实事求是的评价。需要指出的,成就的背面乃是问题,它们不可分离。具体而言,这10年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的成就主要有:

一是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开始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贫困人口继续下降。10年前,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在世界排名第六,10年后 的今天,中国 GDP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20002年的1000美元达到2011年的5414美元, 贫困人口下降到1.2亿。中国成为世界老二的意义并不在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大幅增长,而在于,它成功地恢复了一个古老大国的自信,为顺利实现 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新的发展理念的提出。这10年,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和谐为代表的新 的发展理念的提出,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它有力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时代命题,由此造 就了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同时,它也说明,中共是能够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的要求,指导时代发展的。

三是政务公开有了初步推 进,阳光政府建设开始破题。现代政府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只有政府的信息和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错误和官员腐败,拉近与民众的距 离,使各社会主体预期到政府的行为,建设一个清明政府和清明政治。尤其就政府在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而言,公开透明非常重要。在这10年,以非典疫情的公开 为始,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为标志,以政府预算公开为常态,以新媒体的发展为倒逼机制,政府行为的公开化有了一定进步。

四是入世锁定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从此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封闭之中。加入WTO虽然不是这10年的事情,但在此10年里,坚持开放和履行承诺,使中国走向了一条开放不归路,更好地融入世界,吸取西方的先进文化,亦是我们百年现代化的目标。

五是社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以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和救助等为主的社会建设直接与民生切实相关。它也是改善收入分配、缓解贫福差距,促进经济发展以及 建立内需主导型社会的需要。在这10年里,虽然经济建设还是各项工作的中心,但社会建设有了长足进步,如取消农业税、免除学杂费,建立义务教育,取消药品 加价,并建立了虽然低水平却是广覆盖的社保体系,从而极大改善了民生。

六是城市化进程有了快速发展。城市化不仅对中国有现实的经济意 义,它还是中国今后2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保障,此外,城市化也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后者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中国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 是由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由农村转向城市,而这是需要通过城市化来完成。在这10年,城市化以每年1个多百分点的速度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裹入到市场 和城市文明的辐射中,致使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完成了中国从乡村城市的转变。

七是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的理念和主张,国际地位和影 响力空前增强。作为这10年综合实力和发展成果的一个自然向外投射,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本10年里有了进一步增强与扩散。“中国模式”的提出,G2格 局的讨论,以及国际机构中中国权重的提高和中国声音的壮大,都可以看作是国际地位上升的表现。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也要有自己关于国际新秩序的理 念和主张。中国在后一方面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发展理念,并为此而努力,使中国成为一支追求国际和平与发展、主持国际正义的重要力量。

如前所述,成就的背后也是问题。胡温执政的这10年,其成就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一个好的物质基础,并尝试了一些制度改善,但亦有很多事情或问题因受各种条件的钳制而未能完成和解决,只能留给继任者去努力。下文对此进行阐释。

(中)

 上文从历史的维度阐述了胡温执政10年所取得的成就。总的来说,在这10里,中国还 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和进步。然而,正如上文开头所说,成就的背后也意味着问题。如果不讳言的话,这10年同样滋生或制造了巨大的问题,甚至问题比成绩还 多。从中共自身来说,最大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共在带领人民走向总体小康和富裕的同时,由于未能解决在这一过程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愈益严 重的腐化,以及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和满足民众对还权于民的需要,致使中共自身面临着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除此外,从中国的现代化角度考 量,胡温10年至少在以下问题和事情上未能取得进展,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后退。这些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有大的进展,内需主导型的社会还未形成;收 入分配改革的方案未能出台,收入差距还在拉大;房地产的调控虽然进行了几轮,但效果迄今不是很明显;社保体系和制度尽管建立,但还处于低水平;户籍改革未 能与公共服务剥离,导致城市化虽然快速推进,但农民工仍被堵在城市之外;人口老化严重,人口政策滞后于社会现实;环境污染未见根本好转,生态文明建设有待 破题;教育行政化日趋严重,教育思想需要根本变革;科研虽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但基础研究和原创成果较少;社会道德体系正在瓦解,核心价值观缺失;社会 分化和固化加剧,官民矛盾凸显,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还很低下;未能有效培育和壮大一个中产阶层,等等。下面择其要者分析之。

第一大问题,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消费社会的建立上,未能取得实质突破。本10年虽然经济总量成功进二,但这是在经济结构扭曲和粗放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无法抵御外部经济的变动,对长期发展构成损害。必须从过度依赖投资、出口和资源消耗转向在创新基础上的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解决经济内 部的再平衡问题。然而,受制于包括地方在内的利益集团的牵制,这10年在该方面做得很不够,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为保增长,放松了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

第二大问题,未能有效涵养、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现代国家的发展证明,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石。但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尤其 是社会要形成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阶层结构,国家在收入、住房、社保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就须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在这10年,受益于经济增长,从收入角 度看,中产阶层的人数有所扩大,但中产阶层的人数增长,远落后于经济增速,原因在于,这10年未能建立起有效培育中产阶层的机制。例如,收入分配改革迟迟 不能推进,致使贫富差距的状况无法得到改善,低收入者很难上升到中产阶层;高房价更是吞噬人们的消费能力,使人们难以过上中产阶层的体面生活;一跌再跌的 股市,将很多人套牢,不仅未能取得财产性收入,也打破人们的中产之梦。这样的例子很多,而在上述诸方面,国家原不本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第三大问题,户籍鸿沟仍然存在,城乡差距仍在扩大。户籍曾是国家控制人民尤其是农民自由流动的最主要手段。本10年城市化虽然得到快速发展,人员流动也 大大加快,但由于户籍与城市的公共服务紧密捆绑在一起,并关乎地方财政和经济增长,因此,其改革进展一直不大。一些中小城市虽放松了户籍控制,可进入门槛 很高,广大农民工还是不能融入城市,转换身份。户籍改革的滞后也带来了城乡矛盾、土地财政、失地农民等一系列问题,农民的权益在城市化中被严重剥夺,以致 使中国在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上演化成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市民的三元结构。

第四大问题,人口政策严重落后于现实,人口结构快速老化。生 育权是人们的基本人权,但在这10年,仍然坚持僵化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不仅使得人口结构快速老化,人口红利快速消失,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养老水平的提 高,也导致失独、性别失调等社会问题。因计划生育而导致民众权益被践踏的事情更是每天都在上演。

第五大问题,教育和科研的行政化、功 利化和科层化趋势未见好转,扼杀了人才的创新能力。教育和科研是一国的基础工程。这10年在教育和科研领域虽然有大发展,但重量不重质,杰出人才和原创研 究都比较少。从而不利于创新国家的建立。尤其是教育的行政化倾向未能得到根本扭转,甚至还有所强化,教育思想也呈现严重功利化倾向,以论文数量为衡量标准 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也日益强化,这些都扼杀了人们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第六大问题,环境污染仍在加剧,环境问题未有改善。粗 放式发展的一大恶果,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在这10年,各地上了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致使人们生存于中的家园,被严重破坏,环境全 面恶化,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乃至生命本身都受到污染的威胁。此外,在这10年里,因环境问题和环境事件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日渐增多和激化的趋势。生态文 明建设受到考验。

第七大问题,未能建立起稳定的能源供应体系。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中国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总体而言,中国是一个人均 能源短缺的国家,能源严重依赖外部供应,因此,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多样化的能源供应渠道,中国将严重受制于外,影响发展大局。在这10年,虽然中国积极拓 展外部市场,也大力开发新能源,但未能建立起稳定的能源供应网络,也保证这个网络的军事力量,新能源的开发也仅仅刚起步。

第八大问 题,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服人的主流价值观。一个社会,若道德底线不断沉沦,人格分裂,人心不受基本的是非和羞耻制约, 以利益为全民族追求的目标,这样的社会也就退化到生存竞争的动物层次。这10年,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道德也在全面滑坡,旧的道德体系已经崩溃,革命时代 建立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要求的现代道德体系未能建立,尤其缺乏一种能让全社会认同的主导价值。这是社会产生精神和信仰危机的 原因所在。人心的危害是长久和潜移默化的,这10年未能遏制这一趋势。

第九大问题,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和具体思路, 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这10年,虽然话语权有所增强,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的主张和目标,但未能有效把它落实为行动。原因在 于,中国的外交只有原则和目标,缺乏战略规划和议程设置,以及推行的意志力。在外交思想上,不能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自身实力,调整外交方针,而拘 泥于“韬光养晦”,自缚手脚,使外交不能体现和反映已经壮大的国力,这尤其体现在用救火式和维稳式的思维来处理一系列国际争端,导致中国的国际环境日趣严 峻,也严重挫伤了国人的信心。

第十大问题,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与还权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距离。这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但 正因为最重要,解决起来也特别困难。从各国政治现代化的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情况看,要一步到位推进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是不可能的,还权于民有 个过程,需要慎重设置,但是,至少应该给人以希望,以一些实际的行动来体现执政党的诚意,不能因为困难就裹足不前。在这10年,虽然胡温也在强调民主、自 由、法治,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实际进展有限,民主推行不力。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最后都可归结于政改的问题,系于政改的深度。所以,应 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另一时代的开始。胡温因各种原因,未能在这10大问题上取得积极的进展,继任者如何解决它们,解决的程度如何,将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计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断崛起过程。所以,需要我们有危机感。

(下)

  前文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谈了胡温留给继任者的10个难题,这10个难题是胡温时代未能解决好或还未破题的,但是它们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对 中国的现代化大业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而,它们也是下个10年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不过,要说明的是,尽管每个问题解决起来都相当困难,可并不意味着 10个问题需要齐头并进,平均用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侧重点,就事情本身的迫切程度以及时代的要求而言,在下个10年的初期,应该优先处理好两件事 情,一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尽快结束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二是启动政治改革,加强法治建设,以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要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然而,就像胡在“7.23”讲话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上半年的经济增速首次回落到了3年以来的新低,全年看来,经济都难有起色。这种状况是金融危机以来少有的, 有国外投行机构就预测中国会是全球经济的下个危机源,这或许有些夸大,但它无疑暴露出中国既有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而为了使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 句号,稳增长——实际是保增长——也就成了中国政府经济工作最重要的事务,显然,这会打乱原先调结构转方式的部署。

稳增长需不需要?肯定需要。中国尽管人均GDP已经达到5000多美元,但仍至少有1.2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在城市和农村,还有更多的人随时 都有可能重新跌入贫困的行列;再者,中国中产阶层的基础很薄弱,农村每年还有1000多万劳动力亟待通过城市化而转移出来;最后,中国的保障仍处于一个低 水平,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给社保提供雄厚的财力支持,也需要在保障水平很低时,依靠就业取得更多的工资收入。所以,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能解决上述问 题。

然而,对稳增长不能做机械理解,把它变成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经济增速不下降的政绩工程,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稳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财政增 收问题,在财力不够的情况下,出台了大力度的投资计划,据悉这些省市的投资规划加总起来已经达到13万亿元,远超2009年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这 就是地方借着稳增长的名义,肆意进行财政刺激,实际上成了地方保增长的政绩需要。此举将不仅加剧已经严重过剩的产能,而且会拖累银行,因为地方政府在财力 不足的情况下搞投资,只能是向银行借款,从而为下一轮危机埋下隐患。

中国经济此次长达10个季度的经济下行,根子在于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发展外向经济,以致无法抵御来自全球经济衰退所形成的外部冲击, 这也就反证了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经济的重要性。要建立内需主导型经济,当前而言,前提是消化严重过剩的产能,只有收入提高且预期良好,人们才敢放心消费。 所以,稳增长的关键,不是进行大力度的投资,而是大幅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提高职工的最低工资基数;二是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并 提升社保水平。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危机时期,只有稳定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才能稳定消费。从这一角度看,日前国家出台的城乡居民大病至少报销 50%的规定,是自社保制度建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突破,它真正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福利时代。那种借危机消减工资和社保水平以救经济的做法,则是一种短 视,并不能真正挽救实业。适度增加政府投资是需要的,但必须强调,政府投资主要是投向与民生有切实关系的公共项目和工程,而不是产能本已过剩的行业。

总之,在经过30余年近乎两位数的高增长后,无论从必要性和可能性说,都不再需要高速度。目前的经济下行,一定程度上是经济转型要付出的代价, 它有利于理顺和恢复经济内在的各种平衡关系,对经济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应该牢牢把握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这条主线,坚定不移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以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能够实实在在地转到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道路上来。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中国经济的发展难题,推动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如果说,做好调结构转方式这篇文章具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意义,那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初步的民主化,满足和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愿望与要 求,也具有短期和长期的意义。短期来说,面对社会不断高涨的权利要求和各种群体事件,避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长期来说,为中国的民主化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 点的路径,奠定中国民主化的制度框架和基础。

各国民主化的目标和内容没有根本的冲突,但具体道路则不一样,即国情不同,路径有别。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历史传统和荣誉感,人口众多、且素质 参差不齐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肯定和他国不同。“7.23”讲话关于政治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胡所强调的三个“更加”,即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 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 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而这三个“更加”最值得关注的是则后一个“更加”,它实际表明中共——至少在中共的领导层——已经形成 了在现阶段发展民主的路径和方式,即民主必须依法进行,与实行法治统一起来,以法治来保障民主的实现。

如前所述,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人们基本没有异议,中共一向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分歧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行民主。胡在 “7.23”讲话中,基本回避了民主的内容,或者把它作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而突出了民主的实现形式。可以说,这是中共在考察世界各国的民主和中国现阶 段的情况后作出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最保险同时最讨巧的做法。因为不管世界上每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从民主的历史经验看,优良民主总是与法治 联系在一起的,是法制保障下的民主。中共选择依法推进民主,不能说它有错,与世界的民主潮流不合拍。

从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关系看,一般来说,民主具有天然性、扩张性的特点,也即人们天性中具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的倾向,这样 就会使得民主的发展具有无限放大或无序化的趋向,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法治则具有人为性、内敛性的特点,也即法治是人为了压抑或限制人的天性当中的某些东 西而发明出来的,是针对某些失范现象和无序现象所具有的一种规范性和约束性。从这一角度看,没有法治,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 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明白了民主与法治之间这种具有明显互补性的特点,实行民主就非得紧密结合法治不可。

另一方面,那些现阶段被认为是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的问题,仔细考察,虽然其有民主不足的因素在内,但其实把它们归为法治缺失更恰当。换言之,是法 治的不到位导致问题产生并日积月累,也因此,它们完全可以在法治的框架内予以解决。为什么这么讲?民主的一个要义就是约束政府权力,这也是中国目前实行民 主最主要的目的。因为政府的权力过大且不受制约,是当前很多问题产生的根子,而要约束政府的权力,把它关进笼子里,并非一定要实行民主不可,严格法制也可 做到。也就是说,民主不是限权的必然条件。如果真正按照法治的要求管理社会,规范政府的行为,实现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解决政府不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 管理的问题,那么,很多由政府权力过大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大大减少,这是中共在现阶段选择法治优先的民主发展之路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理论而言,民主不仅要依法而行,法治本身就是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主的本义是要实现主权在民,而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是 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民主。所以,法治是内含于民主的。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共能保证依法管理社会,约束政府吗?显然,从中共自身 来看,它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要保证中共和政府受到法律的制约,就必须使宪法和法律成为国家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 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治的实质意义。这样一种法治,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这乃是民众为什么要求中国实行 民主——实质是选举民主——的原因所在。由此看来,中共和民众在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上,是存在认知差距的。

客观而言,全民直选的选举民主不是中国急需推进的民主。因为选举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体现,但它需要一系列前置条件,如国民的文化和素质相对较 高,社会贫富分化不是很严峻,不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势力,民众有一定的民主训练,建立了一定的规则意识,等等。可今天这些条件中国都还缺乏。以两极分化为 例,民主诚然可以通过投票改变公共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在社会分化已经非常严重、民众仇富仇官情绪非常强烈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全民直选,可能会给社 会带来混乱甚至灾难。因为这个时候被民众选上台执掌国家权柄的,极可能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极端民粹者,他们可以借民主办到一切,可以把民主变成一切,却惟独 没有真正的民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选举民主不宜在现阶段贸然推行,仅仅指的是全民直选,并不表示在基层甚至在县级政权层次不可进行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相 反,在基层,应该大力推行选举民主,以遏制日益膨胀的基层官员权力。此外,要在当前发展依法的民主政治,同时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当务之急是拓展人民知 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各种渠道,向民众开放决策过程,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机制纳入政府决策,建立起民众表达——政府回应机制。

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是中国必须迈出的一道难关。这一重任只能留待继任者去解决。从策略上考虑,继任者两年后开启政改的步伐,是最稳妥的做法。一来 是因为,在这两年里,相比于政改,稳定经济是一个更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经济不稳,开启政改的风险也更大;二来是因为继任者接掌权柄后,也需要花费一定时 间来处理权力交接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利益,即需要一个稳定期。如果继任者掌权伊始,就推出自己的政改主张,另行一套,是不合乎中国政治的传统的,必 然会引起前任势力的反弹,因此,需要一个过渡期来摆平各种关系和牵制。但是,如果像一些人主张的那样,5年后再推行政改,也不好。一些人根据中国政治五年 周期的特点,认为新任领导人在完成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后,因为存在着历史定位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推出政改,是最合适的。这样做于继任者可能是最保险,但从社 会考虑,在目前社会矛盾非常大,民众对政改充满期待的情况下,公众未必有五年的耐心来等待。

再过一个月,胡温的使命将结束。继任者如何接过胡温的遗产,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推进和完成胡温未竟的任务,将是重大考验。

  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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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九月 4, 2012 in 历史存档

 

存档:藏族人给国家的一封信(中英文)

注:我在High Peaks Pure Earth看到这封信的英文版,中文版已经很难找到了,留一份在这存档。和HPPE不同,我看到的版本是今年9月底在互联网上出现的。

———— 中文版———

藏族人给国家的一封信.

(从别的那偷来的,感觉很好) 来源: 罗桑的日志

(是我从我博客上的一个朋友那里转的,写的很好.有我们共同的心声~~所以顶起!!!

这里是藏族人民的一点小小的心愿,希望国家可以给予支持:

1. 希望制定藏语普通话(86%的藏族认为拉萨话为藏语普通话). 为了解决来自不同藏区的藏族沟通困难制定藏语普通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2. 希望国家承认藏族寺庙教育的文凭. 藏族的寺庙教育有着永久的历史和完善的教育体制. 很多杰出的藏族学者都是从寺庙学校毕业的. 由于得不到国家的认可都无法在民办学校和国家单位里从使工作. 这导致民族高等院校缺乏教师和优秀人才. “多让” 学位应该定为本科. “措让“学位应该定为硕士研究生. “拉让“学位应该定为博士.

3. 希望全藏区实施一类模式教育(除了汉语文外, 其它课目都用藏语来授课). 藏区有些地方已经实施了一类模式教育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由于学生受到语言障碍很难接受课程的内容. 比如: 老师用藏文来讲1 1等于多少. 学生都知道等于2. 反过来用汉语来讲1 1等于多少. 学生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有人称他们为世界上最小的翻译家.

4. 希望藏族民间音乐和藏族的传统艺术, 藏族的历史等都纳入五省藏区的小学到大学的音乐, 美术, 历史的课程.

5. 希望藏族聚集的地方和城市里建立藏文小学, 中学, 高中和大学. 由于工作的需要很多藏族同胞到城市里生活. 在城市里藏族同胞都遇到子女上学难的问题. 因为他们都想让自己的子女学习藏文和藏族文化, 但在这些地方没有藏文学校. 比如: 青海西宁, 四川成都, 甘肃兰州, 云南昆明等城市. 我知道在四川康定有个学校叫藏族小学, 但藏文课特别少. 可以说几乎没有. 我们特别的希望国家在藏区建几所藏文大学.

6. 希望藏区所有的政府机构里使用藏文. 在藏区的大部分政府机构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不是藏文而是汉文. 比如: 开会时候都用汉语, 文件大部分都是汉文等.

7. 希望国家在藏区建更多的藏语电视频道. 目前藏区最受欢迎的藏语电视频道有青海藏语频道和西藏藏语频道, 但这些频道有些藏区接收不到.所以我们希望国家在四川和甘肃, 云南建立藏语频道. 尤其在藏族自治州和县的电视台设藏语频道. 我们老百姓非常喜欢看有民族特色的电视频道.

8. 希望在内地西藏班里开设藏族文化和历史课.

9. 希望国家培养更多的藏族技术人员.

10. 希望藏区所有的考试都用藏文来考试. 比如: 公务员, 事业单位等. 目前很多藏区的大部分考试都汉语为主. 所以学习藏文的学生

——— English version translated by HPPE ——–

Tibetans Write A Letter to the State
(stolen from somewhere else but I think it’s really good)

I think that as long as you are Tibetan, this will evoke your heartfelt sympathy…

  1. We hope that a standard Tibetan will be agreed upon (86% of Tibetans believe that the Lhasa dialect should become standard Tibeta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ibetans coming from different regions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agree on a standard Tibetan.
  2. We hope that the state recognises education diplomas issued by Tibetan monasteries. Monastery educ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in Tibet and is guided by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ystem. Many outstanding Tibetan scholars have graduated from monastery schools. Because the state does not recognise these schools, graduates are unable to find work at private schools or public work units, which results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lacking Professors and talented personnel. Doram degrees should be referred to as Bachelor degrees, Tsokram degrees as Master degrees and Lharam as PhDs.
  3. We hope that one standardised education model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entire Tibetan region (apart from Mandarin as a language, all other subjects should be taught in Tibetan). In some areas this has already been achieved and it has presented good results. As a result of language barriers, students have previously been unable to follow the classes. For example: when a teacher uses Tibetan to ask how much 1+1 is, all students would know that it is 2. If he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in Mandarin, would students know what the teacher was talking about? Some refer to these students as the world’s youngest translators.
  4. We hope that Tibetan folk music, traditional art, Tibetan history and other related subjects would all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music, art, and history curriculum of schools in the 5 Tibetan provinces.
  5. We hope that in places and cities where Tibetans live and congregate, Tibeta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will be established. For work-related reasons, many Tibetans have to move to and live in the cities. Many of them face problems sending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 They would like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Tibetan and about Tibetan culture but there are no Tibetan schools. This is true for Xining (Qinghai), Chengdu (Sichuan), Lanzhou (Gansu) and Kunming (Yunnan). I only know of one school called “Tibetan Primary School” in Kangding (Sichuan) but it offers hardly any Tibetan classes. We all hope that the state can establish some Tibetan universities in those areas.
  6. We hope that the state will establish Tibetan as the main language used in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n the Tibetan regions. Now, in mos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main language is not Tibetan, but Mandarin. For example, meetings are all conducted in Mandarin and all important documents are written in Chinese.
  7. We hope that the state will promote more Tibetan TV channels. The current most popular channels are the Tibet and Qinghai channels, which both use Tibetan. Ye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cannot be received in certain areas, hence, we hope that the state can start up more Tibetan TV channels in Sichuan, Gansu or Yunnan and especially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where we ordinary people really enjoy watching channels broadcasting specifically Tibetan programs.
  8. We hope that classes about Tibetan culture and history will be offered to Tibetans who are sent to China to study.
  9. We hope that the state will train more Tibetan skilled workers.
  10. We hope that all examinations in Tibet can be taken in Tibetan, for instance for civil servants or those wanting to work for a public institution. Currently, most exams in the Tibetan region are taken in Mandarin. Thus only very few Tibetan students take part, which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 language of our people to develop and ex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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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十二月 24, 2010 in 雪狮与龙, 历史存档

 

龙应台: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9/4/2006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 民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 么,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 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 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 按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 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 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 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

「六四」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 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 哪里?

或者说,「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 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然而只要镇压「六四」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 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 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 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 赫,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

「六四」屠杀,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伤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不会真的远大。

3

十五年过去了,谁看得见这个伤口?

国际看得见。

一九九四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 一九八九、九○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十五年来,欧洲人忘了「六四」吗?中国的市场,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崛起」,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让人民看见,譬如 说,法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但是镜头删掉的,是法国文化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但是尊敬?对不起,没 有人会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 尊敬,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 它道德担当的有无。

「六四」使中国的道德破产。

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还有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用「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跟台湾人讲不通?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台湾人抗拒,香港人挣扎,和「六四」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二十三条带来恐慌,难道和「六四」的血腥记忆无关?对于台湾人而言,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

「六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带着这样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 人或香港人谈「统一」、谈「爱国」?简单地说,你,如何让人相信?这个沉重包袱,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概括承受」 的,不是吗?

如果有人以为「六四」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气候」的民运分子的事,关系不大,那就真看错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 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北京政府如何对待「六四」,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也关键地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马英 九在两年前纪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六四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两岸的对 峙,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台独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核心的症结──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六四」,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无 时暂忘的指标啊。

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 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 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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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六月 5, 2009 in 历史存档

 

北京这一夜

本报6月4日凌晨5时讯 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1989.06.04人民日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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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六月 3, 2009 in 历史存档

 

存档:有關全體西藏民族 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

From 西藏之页

第一, 介紹

2002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恢復對話以後,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代表與中央政府代表之間多次進行了會談,其間,我方詳細闡釋了西藏人民的真實願 望。以互利為基礎的中間道路之精神是,西藏民族在不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宗旨的情況下,得到名副其實的民族自治地位。這也是基於藏漢民族眼前和長遠的利 益。我們明確做出了不尋求獨立或分裂的承諾,並設法通過名符其實的民族自治來解決西藏問題。這完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有關自治的條款。而且保護和發 展西藏民族的特性與形式,不僅對整個人類,對藏漢民族尤為有利。

2008年7月1至2日舉行的第七次會談期間,中共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杜青林先生表達了希望達賴喇嘛對西藏的穩定和發展提出建議或意見的呼 籲;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也表示希望聽到藏人所尋求的自治的標準或形式,以及在不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情況下,我方對地方區域自治的看法。 因此,本建議詳細闡釋了我們對名符其實自治的立場, 以及根據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理解,若能確實執行,可以滿足西藏人民特別利益要求的立場。 達賴喇嘛也相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如果實行名符其實的自治,則西藏人民的基本需求應可以得到滿足。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和別的國家一樣,通過賦予各少數民族自治的權利來解決民族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自治的基本原則和目的,與西藏 人民的需求和願望是相符的。民族區域自治的目的是在拋棄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前提下,避免民族壓迫和民族分裂,通過賦予各民族當家作主的權利,以保 障各少數民族的特性和文化。

根據我們的理解,憲法有關自治的原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藏人的需求。 憲法在一些相關問題上,對相關國家機關在自治問題上賦予了特別解決或實施的權利,要實現基於西藏特性而實施的名符其實的自治,施行上述各項特殊權利是必須 的。在施行過程中,為了與西藏民族的需求和特性相適宜,可能需要對某些自治條款重新進行研究和調正。如果雙方真的具有誠意,則目前的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憲 法規定的自治原則得到解決。如此,則國家的統一穩定,藏民族與其它各民族間的和諧親密關係等均可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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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十一月 18, 2008 in 雪狮与龙, 历史存档

 

转帖:国新办就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情况举行发布会

这次直播的全文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看到。转帖在这儿,包括视频。

视频:

文字稿,包括答记者问,(转帖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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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十一月 11, 2008 in 雪狮与龙, 历史存档

 

陈水扁夫妇黯然退党

继许信良、施明德、林义雄之后,民进党再有一位前党主席陈水扁退党。陈水扁的退党有几个特色,不同于前面几位先贤:陈水扁不是一个人退党,而是夫妇一块退党,据说台北市民进党党部正建议开除陈水扁的儿子儿媳的党籍;前面几位先贤都是因为政见不合,出走民进党,而陈水扁自认做错了事,为了表达歉意而退党。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民进党的最大功臣给了民进党最重一击。民进党/陈水扁一直在攻击这个那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从实际效果看,陈水扁才是最帮北京政府的贴心人。民进党的现任蔡英文主席身上有着浓重的扁味,对陈水扁夫妇退党表达“尊重接受”。民进党的陈水扁旋风,随着陈水扁之起而起,却不能随陈水扁之退而退。预料民进党内部的权斗会随着陈水扁退党进入新的高峰,蔡英文很难继续维持一个弱势党主席。

其实,回归到基本面,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有着相当的合理性。这八年,甚至十数年的台独运动已经永久地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版图。如果民进党能够收拾颓势,从头再来,还是有着很好的政治机会,最少会成为台湾政治的一个实力派。

如我以前的贴子,我再次把陈水扁先生的退党声明全文保留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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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年前,在台北市永樂國小紀念「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的演講會上,剛出獄的我,正式加入「民主進步黨」。回首過去大家一起為台灣、為民主、為公義所走過的艱苦歲月,此時此刻內心依然激動不已。

「民主進步黨」承擔了多少人共同的夢想與苦難,但今天我不得不沉痛的向所有先進黨員同志與支持者說一聲抱歉,我讓大家失望、蒙羞,更辜負大家對我的期待,對黨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雖然這絕對不是我的本意,但我犯了錯,做了我不應該做的事,對此我深感愧疚與自責。

我熱愛「民主進步黨」,更以身為「民主進步黨」的黨員為榮、為傲。為了表達對「民主進步黨」全體黨員同志及所有支持者最深切的歉意,我宣布自即刻起退出「民主進步黨」,太太吳淑珍女士也自即刻起退黨。

從政近三十年來,「民主進步黨」是支持我不斷向前邁進的最大力量來源,多少前輩的提攜與愛護,才讓我有機會為台灣社會盡一己棉薄之力。自擔任公職以來,我努力扮演好我的角色,全心全意為共同的理想來打拼。期間容有所疏失,甚至過錯,引發社會各界不同的議論或衝突,但我絕不是好財貪墨之輩。我犯了嚴重的錯誤,我不敢奢望國人同胞能夠原諒甚至諒解,但我絕對會為我的行為負責。雖然今後不再是「民主進步黨」的黨員,但我願接受中央黨部「廉政委員會」的調查,更將勇敢坦然的面對社會各界的批判與司法的偵辦。

最後,誠摯期盼所有的支持者,不要因為我個人的過失,因而全盤否定了「民主進步黨」長期以來為捍衛台灣的國家主權、為鞏固深化台灣的民主,以及矢志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初衷與堅持。希望大家能給「民主進步黨」更多的鼓勵與包容,讓她不但能很快的再站起來,更能積極扮演好強而有力在野黨的監督角色,重新贏得台灣人民的信賴,引領台灣邁向更光明燦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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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八月 17, 2008 in 历史存档, 台海风云, 每日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