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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Archives: 雪狮与龙

智慧与方便——评戈尔斯坦(Dr. Melvyn Goldstein)《现代西藏史·卷三·风云密布》

戈尔斯坦博士2013年末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期待已久的《现代西藏史(The History of Modern Tibet)》第三卷出炉,名为风云密布(The Storm Clouds Descend);坏消息是,戈尔斯坦未能按计划在第三卷结束这份鸿篇巨著,此卷仅叙述1955~1957年的内容。他在前言中写道:

我起初计划本卷——卷三——叙述剩下的时期(即1955-1959),但是当我开始写作后,很明显中藏双方出现了太多新材料,我无法将他们压缩到一卷之中,因此我决定将这段时间分为两卷。卷三始于1955年6月达赖喇嘛经过四个月对中国的访问后回到西藏,止于1957年春,……

好在戈尔斯坦似乎对第四卷的内容已经有相当多的把握,个人预计第四卷风暴眼(In the Eye of the Storm)将会很快出版。

与第二卷相比,目前的电子图书已经相当发达。得知此卷出版后,我直接在亚马逊美国网站上用信用卡购书,第一时间在kindle上下载全书;全无人肉搬运之苦。

我本意想在读完全卷之后写一篇介绍文章,简述全书主要内容;读到最后一章才发现完全无此必要。 本卷的最后一章名为最后的想法(The Final Thoughts),作者对全卷内容做了恰如其分的摘要,既简洁明了,同时也不失细节,包括大量引文,完全可以作为一篇概述这一时期的历史论文单独发表。我已把这一章译为中文,以飨读者。

 

戈尔斯坦的现代西藏史卷一卷二仅仅围绕拉萨上层政治进行叙述,这一行文受到某些人的批评。我赞同这种做法,作为通史,也许只能有篇幅去描述政治史发展的主线。而在卷三中,戈尔斯坦展开多个线程,既讲述了康区的民主改革和叛乱,也讲述了流亡噶伦堡的护藏三人团的活动,还描述了拉萨人民议会的情况;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活动都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主线构成了明显的影响。

在中国一方,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和四川藏区(西康)有那么大的行为差异。这一区别集中体现在党内毛泽东——邓小平——李井泉/张国华的政策主线上。在西藏内部,范明和其代表的西北局是左派的代表,他们支持提升班禅大师的地位,尽快在西藏推进民主改革。他们认为着力于摇摆不定的达赖喇嘛政府是不靠谱的,把命运交给他人;只有尽快完成民主改革才能巩固中国在西藏的地位。这一路线明显在党内受到抑制,毛泽东——邓小平——张国华决定在西藏继续采取争取达赖喇嘛和拉萨上层的怀柔政策,对范明的民主改革实验进行大下马和大收缩(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范明在1958年下台后一直未能得到平反)。但是,同属西南局的邓小平——李井泉联线却在康区执行左派激进政策,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推动康区的民主改革。在具体执行中,他们忽视了藏族干部天宝和统战部刘格平的意见,点燃了整个藏区形势恶化的火药桶。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一路线。戈尔斯坦分析邓小平在这些决策中的核心作用,他似乎也无法理解,而试图从私人关系的角度解释:邓小平与部下李井泉私交甚笃(1972年,在邓小平被下放江西时,李井泉的子女到江西去看望他;另,李井泉的六子为张经武养子);却与统战系李维汉个人交恶(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金维映在其被审查时与之离婚,转而与审查者李维汉结婚)。戈尔斯坦不禁遗憾地写道:

假如邓小平选择强烈劝说毛泽东,李井泉现在完成改革是错误的,相反,他建议为了结束叛乱,稳定整个青藏高原的局势,最好将甘孜与西藏的藏人一样看待,他的观点也许可以占上风,西藏历史也许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在另外一方,达赖喇嘛同样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巨大的转变。受到甘孜地区事件和他身边人的影响,1955年从北京返回拉萨的达赖喇嘛,到1956年底跨入印度领土时,其乐观情绪已经荡然无存,而再次寄希望于获得印度的支持进入流亡。在此之前,据戈尔斯坦研究,他还不了解其亲信帕拉暗地里从事的反华活动(我个人对此存疑)。然而,达赖喇嘛在印度并未获得他哥哥嘉乐顿珠所以为的支持。尼赫鲁对达赖喇嘛的计划嗤之以鼻,并劝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与中国人合作。经过一番犹豫的达赖喇嘛最终回到拉萨,但是与尼赫鲁想像的不同,这是一个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做好准备与中国人抗争并决裂的达赖喇嘛。何时决裂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戈尔斯坦主要利用夏格巴日记描述此时期的护藏三人团(JKTS)的活动,这一点从史料上来说略显单薄。戈尔斯坦的描述反映,护藏三人团,特别是嘉乐顿珠,对国际政治的复杂缺乏了解,把自己的愿望和外界(包括印度和美国)的正式承诺混为一谈。而藏人精英的这一认识,从那个时代,到1959年,一直延伸至今,阻碍了他们寻找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

这一卷中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了阿乐群则的人民议会活动和恩珠仓等康巴人的活动。戈尔斯坦“发现”了一些历史细节,人民议会的最初主意实际上是来自于一些噶伦(索康、柳霞和夏格巴等)的讨论和授意。在理塘,在中国开始准备实施民主改革,并开会向一些藏族上层传达计划之后,聚集在理塘寺的藏族人开始叛乱,打响了第一枪。而阿乐群则的活动在拉萨受到限制之后,他逃到噶伦堡,却发现护藏三人团根本不重视他和他的活动,完全把他屏蔽在内层决策之外(无独有偶,戈尔斯坦另一本书的主人公扎西次仁曾经在噶伦堡遭遇类似的待遇,因此离开印度去美国求学)。

 

戈尔斯坦曾经在《现代西藏史·卷一》前言中称,“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既不亲藏也不亲汉,即既不倾向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亦不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在本卷前言中,戈尔斯坦隐晦地批评夏格巴,并重申他自己的治史原则:

已故孜本夏格巴是现代西藏历史和政治伟人之一,他曾经跟我说,不要书写任何损害“西藏事业”的文字。……最后,我希望在一个新的细微和复杂的层面上阐明1950年代的历史,但是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而不考虑这些信息将如何影响当前有关西藏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地位的冲突,也无论部分信息是否与人们固有的理念或认知相矛盾。

在一个高度争议并严重影响当代政治走向的领域进行历史研究,达到一种平衡无疑是困难的。在中国出版的《现代西藏史·卷一》译文中出现了一些令戈尔斯坦不喜欢的修改。而某些流亡藏人则批评戈尔斯坦是亲中共的宣传家,认为他修改其观点,以换取进入中国进行研究的机会。在我看来,在这一无法得到充分资料的领域,戈尔斯坦的重要贡献在于以尽可能多的史料呈现历史的原貌。戈尔斯坦并非没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站在观点背后,让史料来说话。所以,尽管有人不同意戈尔斯坦的观点,但是他的现代西藏史系列却成为这个领域中得到众多引用的巨著。

当达赖喇嘛1957年最终回到拉萨时,他如是解释他的决定:

与中国的关系会被切断,你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同时,你完全无法在这儿得到帮助。……如果我们在这儿得到具体的完全的支持,那值得与中国为敌。但是如果你们无法在这儿得到支持,那么你们与中国为敌而一无所获。所以,最好是回去,通过策略性的方法,或聪明的方法,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来行事。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这一段话令人心酸。我们是否再次站在崩盘的边缘?中国、达赖喇嘛、美国、印度将如何处理当前的复杂局面,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如何描绘目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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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七月 29, 2014 in 畅所欲言, 雪狮与龙

 

作为一种文化的西藏

《共识网》上转发了一篇《三联生活周刊》上沈卫荣的一篇专访《西藏、藏传佛教的真实与传说》。我个人最近经常访问《共识网》,一些文章很有见地。在整个出版界,关于西藏的文章相对较少,特别是一个与官方解读不同的西藏。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西藏文化的:

三联生活周刊:西藏浓郁的文化特色得以保留,显然跟地域的相对封闭不无关系。但是西藏必然也要面对发展的问题,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沈卫荣:的确,传统文化如何延续和保存,这是一个难题。就好像在北京,今天的北京还保留有多少我们汉人的传统文化呢?现在西方有种说法,叫tradition for sale,说的是贱卖自己的传统。包括云南的其他一些地方,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做的,实际上我们在慢慢失去这种文化传统,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结果。

毫无疑问,如何保留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现在中国的民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之一。民族主义怎么来的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害怕失去自己的过去、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失去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恐惧。对我们汉人来说,对失去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恐惧也许没那么大,但对于藏族同胞等少数民族来说,失去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就等于什么都没了。

我们应该花力气帮助少数民族维持和延续他们的民族文化。不过这些做起来也很困难,一方面东西方观念上有分歧–我们觉得在西藏搞经济建设,这是帮助他们;但在西方人看来,这就是破坏。显然,西方人的想法也很成问题,因为他们设想西藏人不需要物质的进步。我们不能认为西藏就排斥发展,藏人同样向往现代化的生活。但是,我们应该更多地理解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少数民族对传统失落的恐惧。我们再回过来看看,北京和中国内地在这几十年内所经历的汉族传统文化的失落,西藏现在正在经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是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巨大的挑战之一,也是最考验当政者政治智慧的时刻。

(粗体David加)

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的汉族人很少。以前我摘录过一篇《一位清华大学藏族学生》,对话的另一方李希光(一位汉化/全球化的满族人)就没有这种文化敏感性。

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有那么点问题。其中仿佛隐含的语义是,藏族人不知道自己怎么发展,不知道怎么维持和延续民族文化,需要一个更先进的汉族人/西方人来帮助他们发展,来帮助他们做决定。

沈卫荣对汉藏交往的一些描述是有问题的。

五世达赖以前,达赖喇嘛并没有任何足以号令全藏政治影响力。后来五世达赖到清朝朝贡,和中央建立了关系,又得到蒙古固始汗的支持,才慢慢兴起,开始有政治影响。

到明朝后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影响比较小,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尝试通过蒙古王子俺答汗推介而寻求明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但被当时的宰相张居正拒绝了。后来五世达赖喇嘛可以说是自己找上门的,他直接和清政府建立了联系。五世达赖喇嘛使得西藏有了一个有效的地方政府机构,而清中央政府对西藏有主导权。

前一段的描述似乎暗示中央对五世达赖喇嘛的支持是他兴起的原因或关键因素。其实西藏和蒙古的供施关系(这种供施关系中有多少政治关系是另外一个话题)才是五世达赖喇嘛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统治者的关键;而此时清政府对西藏没什么政治影响力。读者可以参见维基百科《明朝治藏历史》(这篇文章功力颇深)和《清朝治藏历史》。

顺便提一句,共识网去年11月份发了一篇唯色的《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原文2006年发在《北京之春》上),感觉很久未能在GFW以内看到唯色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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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一月 22, 2014 in 雪狮与龙, 读万卷书, 每日杂谈

 

一份玉树地震后的评估报告

今天读到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玉树地震之后撰写的重建评估报告。这份报告写得很不错。各位读者可以阅读全文:

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基线评估报告

摘抄两部分有意思的内容,有关采矿业:

我们会设想一些别样的操作模式让采矿进入到灾后重建的规划中。但这里不得不严肃 认真地指出,这样做是一件十分冒险的行为。如果上升到当地人的真正意愿上看,则是一件 破坏性行为。

当地信仰佛教、信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们,会因为开采他们的神山而伤心欲绝。 在这里每一座山都被赋予了神性,而不仅仅是被专门列出来的神山。藏民说:“你看:每一 座山上都有我们的仪式”。

在地震之前,围绕着采矿问题,已经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它们都是围绕着冲突进行 的。“故事”中有警察、军队,有死亡、破坏,有抗争的火星。这些火星离火焰的距离并不 远。是的,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与信仰,它们并不要开采!即使能为人们带来钱财,但请注意 什么是真正的发展。那是当地人需要的发展,是人们的选择。不要将外地人的意志强加过去。 他们自己说:方寸之内挖出几块金子也不要。而且在一个场合,同时表达这一态度的人有多个:某政府官员、一个艺术团的青年人和一个广告公司的职员。然后是在第二个场所、第三个场所,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再回到生态的角度,我们看到我们的母亲河的源头居住着一群怎样的人群?他们在用 自己的利益为代价保护着环境。的确,生态破坏的规律都是在说这样的事情:居住在当地的人们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开发、破坏了居住地的生态环境,然后让水源下游的人受害。 这里的情形恰恰相反:居住地的人要坚决保护环境不被破坏,反过来倒是生态受益地区的人过来开采、破坏了环境。整个一个利益结构的分析,已经将道理清楚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有关当地的基本社会背景:

藏区的社会里面存在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府资源编织起来的一个网络。政府是指政府 的个人资源,指政府官员自己的资源和政府体系本身。它们三者是编织在一起的。所以,要 进入其中工作,首先就需要了解这个社会网络,之后,一方面可以进去了解情况,另一方面, 灾后重建也需要借助这个网络。假设中国扶贫难基金会要进行深入的干预或者帮助,就需要 借助民间组织、借助这个网络来做工作。所以,这个网络体系是怎样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之前我们简单地理解为它是一个封闭的宗教体系,它有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因此和我 们汉族之间是有隔绝性的、有距离的,而且是有政治敏感性的。其实现在看来,问题并不是 这么简单,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微妙的状况。实际上三个网络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个网络就 是宗教网络,这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宗教体系、宗教活动,包括宗教领袖人物,宗教的等级、 宗教的资源,从村庄里到县上、到州上都有各自的宗教活动和体系,这个在中国扶贫基金会 开展项目前需要仔细了解。

第二个网络是家族。其实之前没有预料到家族关系网络会这么重要,他们这么看重, 他们会根据家族关系来拉帮结派。一个典型案例是在某县,县法院实际上 80%的人都是一 个大家族里面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家族里有一个人带头学习了,大家都会跟着学习, 因此出来的人好多都是他们家族的。第二个,他们用人也绝对是按照他们的疏远关系来用, 把他们自己家族的人拉入其中。家族和宗教又是纠缠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互相深入在一起 的,他们的传统习惯是大多数的家庭里都倾向于出一个人去作和尚。当他们最后脱颖而出之 时(如成为活佛),这个时候家族和宗教的结合就有了最根处的一个基础。

第三个网络就是亲朋好友。这套网络是在世俗世界中结交的,但是这套网络同样又非 常势力,因此政府官员会被经常搅和在一起,而且由于那些既具有宗教背景又具有政府背景 的人往往是他们的一个重要首领(当然是非正式首领),因此他们是非常重视非正式关系网 络的。这个非正式关系网是把宗教和家族之间的东西全部结合在一起,他们根据这个规则来 加以运作他们的社会。这个规则是等级化的、身份化的,与现代契约化的分配关系是完全不 一样的。因此,必须掌握好这一层关系,中国扶贫基金会才能很好地加以运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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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五月 28, 2013 in 雪狮与龙, 读万卷书

 

译文:故乡网与Dibyesh Anand博士的对话

原文:Phayul in conversation with Dr Dibyesh Anand

Phayul [2013年2月25日(星期一),01:38]

故乡网采访了Dibyesh Anand博士, 一位西藏的密切观察者,他著有《西藏:地缘政治的牺牲品》,发表了许多有关西藏的研究论文。

Dibyesh Anand博士是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Phayul:博士,长时间以来,您一直密切观察西藏的斗争和流亡机构,对于西藏的民主制度,您有什么想法吗?

Dibyesh Anand博士: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这是一个实验,因为你们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无国籍民众的民主,占西藏总人口比例很小,同时声称代表整个西藏。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们在流亡之中。

藏人民主化的有趣部分是无国籍。到目前为止,这非常有趣,因为达赖喇嘛将实际政治权威给了下一位总理,他的新角色是一位退休的政治领袖。有趣的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能够让流亡藏人为未来做好准备,那时没有达赖喇嘛这样的人物来团结他们,而他们将团结在民主进程之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事情。民主化的风险是,它也可以导致分裂,就像你所看到印度的情况。民主可以团结民众,但也可能分裂民众。

现在,要避免流亡中的民主导致分裂,重要的是,流亡藏人普遍认同他们的目标。难道只是为了在流亡中生存?这没问题;他们是否也关心,为了西藏的未来,他们想要做些什么。现在我们知道的是,虽然围绕中间道路有个一般的共识,到后达赖喇嘛时期,如果谈判无法启动,十四世达赖喇嘛无法回到西藏,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真实的情境,过去三四十年推进的政策无法达到它想要实现的目标。其结果是,民主无法说服藏族人民中间道路仍然​​是一条更好的路线。鉴于达赖喇嘛不能与中国达成交易,民选领导能够做些什么?这将是西藏民主的挑战。

另一个问题是,我能够看到,民主化将可能制造与境内藏人距离。境内藏人要求很多东西 —— 独立、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但他们的运动大部分围绕着宗教和宗教生活。与许多人可能认为的相反,他们并非为民主本身而战斗,他们为自由而战,他们正在为宗教自由而战。你们拥有而他们无法拥有的,第一,是民主,但这仍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二,宗教领袖们居住在这里。

所以,随着民主化的进程,宗教领袖们,包括下一世达赖喇嘛,噶玛巴,萨迦仁波切,他们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相对将降低。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情况,比方说,在10年或20年的时间内,西藏境内的藏人愿意为总理或民主放弃自己的生命吗?我看不然。

他们可以为达赖​​喇嘛的一张图片放弃生命,甚至是噶玛巴、萨迦仁波切的图片,如果这变得重要。很难想象他们会为他们从未体验过的制度放弃生命。

所以,我的忧虑是,民主对于流亡者而言是个好的制度,但民主化不能象宗教领袖那样成为国家团结的标志。所以,如果流亡藏人的民主化能够平衡自身,同时保留宗教领袖作为国家团结的标志,这行得通。但是,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排斥宗教领袖,那么我不确定这是否能行,因为境内的藏人可能想要别的东西。

Phayul:谈到中国和境内藏人,您认为藏人最终将能够利用这个民主制度吗?

Dibyesh Anand博士:民主确实允许代表和代表性。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民主的主要作用是团结流亡社区。其主要目的不是改造和给西藏内部带来转变。我看不出民主是动员西藏境内藏人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看到大部分时间,藏人们使用达赖喇嘛的图片进行动员,或者他们用中国政府的政策来批评中国。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使用流亡中的民主制度来激励自己。未来他们会这样做吗?这是可能的,但它永远不能象宗教领袖或者缺乏宗教领袖那样,驱动人们的感情做出那种牺牲。

记住,大多数藏人逃出西藏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是为了朝拜达赖喇嘛或其他宗教领袖,而不是为了藏人行政中央。

现在,对中国而言,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将与达赖喇嘛谈判其个人地位。流亡社区发展更多的民主将不会影响中国,因为中国不接受与没有达赖喇嘛的流亡民主领导谈判。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即使他们想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他们的理由会是,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可以提供西藏的稳定,他将返回西藏,并提供稳定。现在,在达赖喇嘛缺席的情况下,流亡的民主领导能够提供西藏的稳定吗?中国人知道他们不能,因为他们并非广为人知。

所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知道,民主领导不能提供任何稳定性。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要与他们谈判?达赖喇嘛能够做到,也许下一世达赖喇嘛也能,噶玛巴和其他宗教领袖一起,可能也可以提供这一稳定性。但即使他们也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说实话,因为西藏不稳定的来源不仅仅是因为没有达赖喇嘛或噶玛巴 —— 不稳定的根源是中国的统治。在缺乏宗教领袖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民主领袖可以提供稳定。但是,民主是好的,它对流亡社区有其意义,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点。

Phayul:所以,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领导未能与中国谈判的情况下,您是否认为,如果有需要时,流亡宗教领袖在未来与中国打交道,会有更好的机会?当然,通过地下管道。

Dibyesh Anand博士:是的。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达赖喇嘛、其他佛教喇嘛与中国政府之间有许多地下管道。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一起承认噶玛巴,这一事实告诉你,地下管道是存在的。现在很多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场景,西藏的高级活佛和高级喇嘛,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可能与达赖喇嘛和其他流亡领袖达成交易。但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会看到喇嘛们有更多的影响力,因此提供更多稳定性。此外,喇嘛回归看上去对中国有好处。同时,对中国人而言,流亡领导回归其实类似于新的流亡精英回流,这会带来新的不稳定。所以,喇嘛回归有利于稳定,会带来良好的形象,而且说到底,宗教领袖处在谈判更有利的位置。不过,当然,这些谈判不是那种达赖喇嘛可以提供的大谈判,有关整个西藏。没有宗教领袖能够进行那种谈判。

所以,我觉得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往生的情况下,如果有任何谈判象现在进行的那么严肃。大家应该感到震惊,

Phayul:当尊者达赖喇嘛所有的政治权力让渡给新当选的藏人领袖后,他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决定有多大影响?您怎么看?

Dibyesh Anand博士:不直接。因为如你所见,他避免对政治事务作出评论,即使是自焚事件;我不认为自焚是政治性的。他一直对此非常清醒。他知道,他意识到他自己的权威,但他确实不时说些话,可能影响政治运作。

这不是他进行干扰,这也不是他利用其影响力。相反,它是民主领袖如何利用他达到他们的目的。最好的例子是在第二次特别大会(9月25-28)上,当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批评少数藏人伤害达赖喇嘛的感情。

一位圣人并不需要我们凡人或政治领袖去保护。

达赖喇嘛是观世音。他是全知。他并不需要这里的领导以某种方式保护他,因为他是圣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谴责个别藏人对达赖喇嘛造成伤害,政治领导层给广大藏人的信号是,“你看他们反对达赖喇嘛 —— 某些人和某些组织。”这不是一个民主的健康发展。但请记住,这不是达赖喇嘛干的。

他可能说过,有些人或组织给他造成伤害,但那是他作为民主社会私人公民的言论,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所以,我认为他根本没有进行干扰,他也没有以任何方式直接影响。但是,他的影响力可能来自流亡领导如何会或不会使用他的名字,来推进他们的政策。

总的来说,他确实会影响主要议程——“西藏未来会怎么样。“我认为,他已经给真正的民主辩论留下了空间。达赖喇嘛为真正的民主创造了空间,他为真正的辩论创造了空间。现在,流亡藏人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他真正民主的心愿,甚至怀疑你们为未来采取何种策略,这都由人民来决定。

Phayul:你认为流亡西藏政治领导今天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Dibyesh Anand博士:当然,最大的挑战是,他们有很多挑战。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是要保持流亡社区的团结。其挑战来自于,西藏的政治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主要的争论,但也有其他紧张问题。如何维持印度定居点,如何处理不断增加的从印度和尼泊尔向西方的移民,这对在西藏的运动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关键。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保持在这里的团结,如何维持一个在印度可行的存在。在尼泊尔,我们知道有很多紧张情况,那儿已没有可行的存在了。

所以,基本上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在领导层面前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在印度公众、国会和政府赢得对印度藏人的支持。我认为领导层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但这需要更认真的措施,因为印度比美国,英国,法国或瑞士都更重要。所以,印度是最重要的国家,因为一旦大量流亡藏人离开印度,那么你们与西藏的连接会消失。

我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跨越互联网的界限并不重要。但是,当藏人逃离西藏时,边境很重要。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无边境的国家,他们必须跨越的真实的边境,西藏与尼泊尔和印度的边境。因此,边境是相关的。

当然,他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保持世界对西藏的兴趣,鉴于大部分兴趣与达赖喇嘛相关。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让他们保持甚至重生这一兴趣,因为目前西方对西藏的兴趣已经和1990年代不在一个水平。甚至对于达赖喇嘛,兴趣也减退了。

如果看西藏的支持者的组成,至少我知道在英国和美国,除了少数年轻人以外,支持者主要是中产阶级、白人、老年人。这就是目前的局限。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应离开这一支持基础,但有必要在西方的年青人和少数民族中产生兴趣。这是一个挑战。同样,这需要认真对待。

对于中国,说实话,流亡领导层有没有太多可以做的。大多数情况,流亡藏人响应西藏内部的事件;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赖喇嘛执行国际化战略,基本上需要将西藏事业推到国外,扩散到全世界。那是唯一一段时期,流亡者实际上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回应。但谈判的承诺和西方对西藏兴趣的懈怠意味着国际化战略的工作推进到这一点,然后停滞。

他们做不了任何事情,促使中国开始谈判。但是,如果中国开始谈判,关键在于流亡藏人能够提供什么新东西。这将部分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可以提供什么。

但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保持与境内藏人的联系,以及如何保持以他们的名义发言。重要的是要记住,中间道路或让赞(西藏独立)是流亡藏人的辩论,它不是西藏内部的辩论。西藏内部不存在健康的辩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来自西藏的意见,是通过人们的抗议。因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抗议为什么发生,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最好的解读抗议。我们应该避免用我们这儿的意识形态,将它强加于境内抗议。

这甚至对自焚事件也成立。我们不应该将让赞对中间道路的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

在我看来,自焚事件的信息,我们至少从一些藏人那得知,他们认为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剥夺了藏人的尊严。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发展。我知道我们可以挑战中国的发展,但说实话,是的,有歧视,有问题,但西藏一直在快速转型。你不能否认这一点。所以,如果中国政府提供了良好的道路,优越的医疗设施,平等对待藏人,一切都会好起来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政治尊严超越发展,超越面包和黄油的问题。

所以只要藏人感到他们的尊严不被尊重,其主要表现是宗教领袖不在西藏,这个问题将依然存在。

问题的关键是,流亡领导层,在何种意义上,需要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是否完全地代表了西藏境内的意见?这是个挑战。

Phayul:您认为印度将如何应对后达赖喇嘛时代?对于在印度的流亡藏人,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Dibyesh Anand博士:我们一定要记住,1959年,印度为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提供了庇护。在达赖喇嘛尊者不在的情况下,藏人的状态和定位变得更加脆弱,因为尊者不在了,而他的人民仍然在这里。

印度政府尊敬达赖喇嘛,全世界尊敬他。现在,相对于藏人,从广义上讲,印度有可能有三种“使用”方法。

其一是,如他们所说,相对于中国人而言,藏人是一个战略资产。在这种意义上,那种观点试图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藏人,如果不是反对中国,就是提醒中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资产。当然,可能很多藏族人喜欢被使用,因为他们可能想在西藏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与之俱来的风险是,如果你被利用,你也有可能被抛弃。

因此,“使用”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心态。比方说,藏人应该不会得到满足或者感到安全;因为他们可能是印度的一个战略性的资产,印度人会庇护他们,就像达赖喇嘛在世时一直保护他们一样。

第二种意见是视藏民为负资产,并且被指责为与中国的问题。你可以想像,在后达赖喇嘛时代的情景。这种观点可以尝试争辩说:“你看,过去四五十年我们已经给予藏人足够的支持,到此为止。无论如何,如果达赖喇嘛不参与,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之头痛呢?“诸如此类。他们将藏人看作负资产,并可能受到诱惑执行尼泊尔一直在做的政策,抛弃藏人。

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或加拿大愿意接收藏人,那么你可以看到藏人在印度的存在几乎会就此结束。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印度还可以有第三个视角,这是最健康的一种,认识到事情的两个方面。

这种观点承认藏人的重要性,他们承认藏人对印度的文化、经济、宗教和安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现在,我想这就是藏人在印度要着力的地方。他们必须确保,印度人更多地知道藏人的贡献,不仅仅边境特别部队和国家安全,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贡献。例如,菩提伽耶因为藏传佛教而得到了复兴,最重要的是,藏人的存在对于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印度佛教徒的忠诚是如何重要。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那个观点仍然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注重让印度人更加意识到藏人的贡献。但作为一个总的趋势,如果我们不主动,我们不能坐等印度行动,因为印度有它自己数以千计的问题,自己都管不过来。

对印度而言,西藏是一个小问题,藏人的存在无关紧要。但重要的事情是,以某种方式将对西藏的关注从少数安全专家和政府官员,转移到印度广大公众的视野。因为,广大公众和议员,如果他们知道西藏的贡献,他们不会允许印度政府将西藏作为一张牌,时而正面打,时而负面打。

当然,除了提高公众意识之外,藏人可以做到的一个方式是,考虑印度国籍问题。

显而易见,藏人履行了所有印度公民的责任,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公民权利。你在哪儿看到非印度人在锡亚琴保护印度公民,在卡吉尔战争中与巴基斯坦作战?

因此,在藏人所在之处,他们正在履行职责,交税,对经济作出贡献,向印度提供安全,但他们没有公民权利。当然,迄今为止印度大体正面对待藏人,远远优于印度对待其他难民。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取决于政府的慷慨,我们不能永远依赖政府的慷慨。

重要的是,我们产生利益,我们提醒公众、媒体和政客们藏人做出的贡献;记住政客们只关心选票,这是为什么公民权可以帮助藏人。

记住,大多数这儿拥有居住证(RC)的藏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藏印人或印藏人。所以,公民权利更多意味着你们得到权利做你们已经在做的事情。这并不意味背离西藏,或放弃西藏。它关于同时为两者工作 —— 你的来源国和你的居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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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五月 4, 2013 in 雪狮与龙

 

一位清华大学藏族学生

上次在图书馆借了一本《对话西藏:神话与现实》(法律出版社,2010年),是一位朋友推荐给我的。主编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这位李先生因为唱好薄熙来的重庆有点弄得灰头土脸,不过这与本文无关)。这本书记录了李希光主办的八场有关西藏问题的对话会,请了一些国内的专家和外国记者(因为李是研究传媒学的);还包括一些在传播上的思考。他们的角度是为什么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能够占领国际传媒市场,而中国政府反而处于弱势地位。朋友推荐的原因是这本书在国内出版的突破。怎么说呢,说突破可能是因为里面出现了达赖喇嘛的照片,还多少出现了一些外国人和记者的不同看法。

这些对话中,也有不少体制内藏族学者,包括我的博客上曾经提到的仁真洛色。他们的观点比较平和,但是这是在某个大前提之下的平和。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国内藏人的既得利益精英。

我感兴趣的是在其中一场对话中,一位清华大学藏族学生的提问,多少能够看出新一代境内青年藏人的感受。在这场对话的时候,他/她还只是准精英,未来对于他/她会怎样,还不得为知。

节选自:P126-130,第六场对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达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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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藏族学生:我个人认为当一种文明自认为优于另一种文明,以救世主的方式拯救,如果强行推行这种所谓先进文明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引起那些民族强烈的反感,他们会觉得自己受人摆布被人独霸,在一段时间的反抗之后,在无力反抗的情况下他们会变得悲观和满腹牢骚。青年本来是一个社会最有希望的一群人,这种情况下他们本来充满生气的创造力变得颓废和自暴自弃,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五十年、一百年,甚至很长时间以后,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和吸引力就会出现下降,这个文明的活力也会渐渐失去,最后会走向彻底死亡。我想请问,如果真的是为弱势那一方着想的话,您认为强势者应该强行推行先进文明使落后者迅速来到现代文明的怀抱,还是应该给落后民族喘息的机会让他们明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怎么做对自己最好,让他们自己非常高兴地去投入现代化建设而不是被人拖着走。第二个问题,中国政府对西藏政治实行的是第一种方式还是第二种方式?

王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略)……第二个问题值得讨论。按理,中央财政对于西藏进行了大量的财政补贴,从1959年到现在都是如此。为什么没有彻底赢得藏族人民持续的、长久发自内心的拥护?为什么“3·14”发生以后还有一些人要借机跟着捣乱?1998年我去西藏时在布达拉宫参观,一些喇嘛看到我们在讲英文,就跑过来跟我们说话,大部分是在抱怨。……

此处李希光和王希的发言略。

李希光:……我的祖先满族人,是弱势还是强势文化?最后怎么样?没了。没了满族文化是不是感到很悲剧。

我很希望给我这个满族人很多好的待遇,跟藏族人一样,比如多生几个孩子,上大学加分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太悲观,我觉得藏族文化对于汉族文化的影响远远比汉族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影响大,影响藏族文化的不是汉族文化而是全球化,不要把全球文化当作汉族文化。比如《青藏高原》这首歌,看看我们电视里,汉族有什么歌?汉族就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哼哼哈哈的玩意儿。藏族的歌是最美的。如果藏族文化没有走向世界,走向全国,就不会出现全球性的达赖热,也不会有以六世达赖恋人玛吉阿米命名的餐厅出现在中国各地。

清华大学藏族学生(原文如此,应该和上面是同一人,下同):满族被同化,你特别羡慕别人,很想跟他们一样的时候你被同化了,但是你觉得自己进步了,你不想被同化的时候被同化你其实可能得到很多,但是你会觉得你得到的都是你不想要的,你失去了你不想失去的。我们准备好了前进的时候,我们走到哪儿都是我们愿意走的,但是拖着我们走的话……(原书省略号)其实我自己已经很现代,但是西藏大部分人在心理上没有准备好过你们这种生活,这个时候你们把他们扯出来。

李希光:请说的具体点儿,是不是你觉得铁路不好,藏族人不需要这个铁路,不需要汽车,不需要手机,不需要公路?

清华大学藏族学生:不是。

李希光:那你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有公路、铁路、手机这些东西都来了,把信息和货物都带来了,像丝绸之路一样。

清华大学藏族学生:这些跟全球化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没有什么选择,但是政府强制性的,西藏现在的官方语言说的是藏汉双语,实际上想爬高一点你只会汉语完全不会藏语的话你可能当上很高的官,只会藏语不会汉语的话爬不上去。

李希光:你现在是清华大学学生,但是你如果不会汉语、不会英语,在清华怎么读书呢?

清华大学藏族学生:中国政府有很多硬的证据对西藏作了很多贡献,拨很多款到西藏,给很多西藏人在内地念书的机会,他们从小得到的教育跟这边的汉族同学的教育有一点差距,他们到这里以后只是汉族同学当中很边缘的一群人,没有什么教育体制或者教育内容是针对他们的特点或者他们的潜能,我们只是一直在最边缘。

李希光:中国政府也许不应该专门搞民族学院,不应该搞民族班,而应该把藏族同学一个个分到综合性大学,和其他民族同学一起上课,应该让这些民族学生全部混在一块儿上。美国政府就很聪明,不搞这些,而是搞“民族大熔炉”,大家在一块儿生活。

你现在产生这种感觉是因为你有知识了,才寻找身份。广大的穷人、藏族牧民,都很向往北京。上次我搞记者招待会,从云南牧区来的藏民,来到天安门,逛王府井,坐飞机,坐汽车,那是什么感觉?一种幸福的感觉。你觉得不想被赐予,但是广大藏民、广大汉民,特别是贫穷的农民做梦都想有人带给他们这些东西,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

清华大学藏族学生:我特别想到美国去看一下,并不是意味着让他们的意识影响我,我没到过那种地方没经历过,我只是想过去看一下。这种愿望谁都会有的,好奇心,所有的青年人都会有,但是并不是说就可以接受他们那种模式改变。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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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九月 28, 2012 in 雪狮与龙, 读万卷书

 

曾传辉的《20世纪50年代西藏的政治与宗教》(上)

刚从图书馆借到这本书,可谓是填补国内空白。(2008年国内出来一本《解放西藏史》,在我看来算不上学术著作吧。)

还没看完,刚看完第四章《对上层的统战》,说点简单的感想:

引用了很多中文史料,这是本书的优点;但是英文史料很少,无藏文史料。英文史料多集中于Goldstein, Grunfeld,和Dalia Lama自己的几本书,比较有限。英文史料和中文史料对照的地方少,有点可惜。

作者治学不够严谨。在很多地方,只陈述,而没有引述来源。尤其在争议比较多的地方。

尽管作者很想写一本客观的历史,也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在很多地方感觉是在辩护。

书中有些比较有趣的内容:

史 学界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在50年代初期对西藏采取怀柔政策抱有疑问。这本书的第三章《和平解放的旧与新》讲到了当时中共的决策过程。当毛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从 西北局转到西南局,西南局的老大邓小平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贺龙。贺龙的方法是找了一批藏学家,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法尊和尚、谢国安(多吉卓巴)、任乃 强、黄明信、于道泉(还有贺龙没有提到的志清法师),以这些人为主搞了个政策研究室,写出了一些政治、经济、外交、财经、语言方面的报告。最重要的对策报 告《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提交到邓小平总结,然后经毛泽东定夺,基本上肯定了这些专家的意见。这反应在50年代初的时候,中共内部还处在比较民 主,善于接纳各种意见,形成集体智慧的时期,和10年之后不可同日而语。

达赖喇嘛访问北京的时候,曾经有段时间刘格平和平汪陪着 他。这两个人跟他耳濡目染的结果,达赖喇嘛向中央提出要入党。周恩来看了这个,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说这个是政治上,原则上的大错误要马上制止。结果由刘 格平再向达赖喇嘛解释这个现在不好。达赖喇嘛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他入党后,可以搞民族自决,成立大藏族自治国,像印度那样成为英联邦的成员。范明经过调 查,发现这是达赖喇嘛在平汪的影响下提出的。范明向周恩来报告后,周恩来告诉范明说,你看得对,但不宜马上揭露,他另有安排。(这么有意思的地方也没有出 处,太可惜了)

这本书讲了不少西南局和西北局的不同意见和斗争,国外的西藏历史涉及这个的比较少。也讲了不少达赖系统和班禅系统的 龃龉。当两位在北京讲经的时候,达赖方面提出,他念过的经班禅不能念。班禅说,按宗教说法,观世音菩萨头上是无量寿佛,我念的经你不能念,你念的经我当然 要念。连善于搞协调的统战部长李维汉都不得不说,你们西藏的事情真难搞!(范明《西藏内部之争》)

《西藏内部之争》应该是本不错的书,找了一下,看不到电子版,对这个感兴趣的人太少。如今,某党的老干部,不管左派右派,喜欢把回忆录拿到花花世界去出版,真是世风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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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九月 2, 2012 in 雪狮与龙, 读万卷书

 

转载 《卫报》中国担心活着的藏人,而不是自焚的逝者

核心提示:国际媒体可能会再次对准西藏,但是这波自焚事件无法帮助西藏人民。

译文:中国担心活着的藏人,而不是自焚的逝者
日期:2011年10月19日
作者:Dibyesh Anand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Tibetans display portraits of people who killed themselves in self-immolation

【藏人展示自焚抗议藏人的肖像。摄影:Sam Yeh/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自焚抗议是西藏的一个新现象。几乎每天都传出青年自焚的故事,抗议中国政府的严厉的政策和实践。 不幸的是,无论是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领导人,面对这一人类悲剧,只是相互指责。

西藏流亡政府以及活动家们将自焚归咎中国统治的压迫本质,藏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牺牲自己的生命,向世界控诉他们的痛苦。中国政府指责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称他们鼓励这种形式的抗议,破坏中国稳定,并骗取国际同情。这种相互指责的政治游戏,充斥着陈旧的对抗性词汇,自1959年以来,一直成为汉藏关系的标志,到目前为止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这种模式无法解决眼前的即时危机——藏人拷贝自焚行动,生命无辜流失。

事实上,西藏问题回到国际新闻头条,印度和西方的流亡藏人闻风而动,声援自焚的抗议藏人;这表明这些行动已经有一些影响。但是,它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难道西藏境内的藏人的关键需求——达赖喇嘛回归,藏人得到尊严——更接近开花结果吗?

自焚不是一种非暴力行为。 事实上,这是对自己的暴力。 伤害一个人自己的肉体不合情理,也与绝大多数佛教诠释相悖。这当然违背了达赖喇嘛和其他藏传佛教人士的辛勤工作,将藏传佛教及其身份等同于非暴力。虽然暴力,与非暴力一样,一直是西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世达赖喇嘛将西藏事业与非暴力理念成功地关联在一起。如果这种新的政治抗议形式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他一生的工作难道不是白费了吗?面对青年人自杀,没有任何社区能够保持耐心;而耐心是非暴力抵抗的要求之一。

集体政治,尤其是在紧张时期和面临镇压的情况下,往往会迅速激进化;当个人感觉到压力,希望以某种具体方式表现自我。妥协成为一个坏词。当爱国主义和对达赖喇嘛的忠诚度表现为自焚以抗议中国统治,未来会有更多藏人失去生命。这对西藏事业有何帮助呢?

国际媒体很快就会失去兴趣,重复死亡没有新闻价值的(“有什么新的?”),没有哪个强大的外国政府对摇晃中国船感兴趣。随着本国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西亚和北非发生的重大变化,揭露西方政府对民主和人权的虚伪;如果你认为会有更多压力施加在中国身上,那就太天真了。 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政府关注的主要是国内人民的感受。 鉴于对信息几乎全部进行审查,以及在全国广泛存在的汉族沙文主义,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藏族只不过是张狂的小弟弟,应该由更加先进的汉族大哥来照顾;藏人自焚事件无法将几千万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事实上,中国政府将得到一个机会,把藏人塑造成为不理性的宗教狂热分子。 西藏运动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的胜利将被证明得不偿失。因此,流亡领导面临困境,他们有两个选择。

利用这一抗议活动,以恢复世界各地的藏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的活力,即使这意味着间接鼓励在中国境内已经遭受苦难的藏族青年的壮烈牺牲。或者, 突出在中国境内的藏人受到的持续压迫;同时公开和私下里做工作,呼吁当地的藏人,为了民族的生存,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迄今为止,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领导下的新的政治领导层选择了前者。如此,它需要解决这一牺牲个人生命的斗争形式与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承诺之间的脱节;中间道路使用非暴力手段,寻求藏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施真正自治。

然而,流亡的宗教领袖必须站出来。他们应该选择第二个选项。藏传佛教第三大高级喇嘛噶玛巴,已经表达了他对政治自杀的不安。其他一些喇嘛也表达了他们的忧虑。但我们仍在等待达赖喇嘛的意见。他会同意目前政治领导层,采取声援自焚藏人的策略吗?还是会采取一个不太受欢迎,但与佛教理论兼容的立场,要求在中国境内的藏人不要一味自焚呢? 在所有人中间,他最了解,中国不怕死亡或奄奄一息的僧人;它害怕活着的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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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十月 24, 2011 in 雪狮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