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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Archives: 翻译杂谈

转载:简金生评论《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翻译

原文为《书评: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作者简金生,发表于《传记文学》,2013年3月号。此处仅节选其讨论翻译的最后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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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必要稍微指出中译本在文字上的处理。由于西藏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因此译本的出版与译文都有一些过程。在译序中,译者陈波提到此书在2006年时就已经翻译完成,但“由于诸多原因,公开出版一直拖延下来”(页xv)。再者,由于语言与认知上的差异,又形成中国与西方在相关表述上有不小的立场差距。对西方藏学界而言,西藏(Tibet)一词所指包括卫藏、安多、康等藏人居住区,这也是藏人传统以来的表述,以及当今西藏海外流亡组织再三强调者;然而对中国政府而言,西藏仅仅指行政体制下的“西藏自治区”(TAR),所谓的安多、康,至少在清雍正时期即已划入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行省。是以面对到中国藏学与西方藏学的此种差异,陈波指出:“作为中国人,我发现此类西方表述和我的知识与情感相冲突”(页xxi)。这种差异也反应到译文内容上。大体上来说,与过去某学西方藏学著作原文遭到窜乱的中译本相比,本书译文内容尚忠于原著。不过,由于必须遵从中国语境惯例,因此就出现了部分奇怪的译文。作者滕华睿透过一个注释指出,中国政府将中国国内所有族群都称为“中国人”(Chinese, Zhongguoren),但却将英文的”Chinese”定义为“汉”(Han),因此他在书中遵照惯例,即以”Chinese”等于”Han”(6)。如果将此推而广之,那么英文意义下中国人=汉人将意味着其他少数非汉民族并非中国人,这绝对与中国的民族政策不合。然而,有问题的地方即在于此,因而译者特地在中译本的第217页设计一“译名表”。在多数的情况下,将”Chinese”译为“中华”、“汉人”,”China”与”China proper”分别译成“内地”与“中国本部”/“内地”,”Chinese state”变成“中华国家”。如此一来,出现许多奇怪的语词,如将”Chinese nation-state”译为“中华民族-国家”、”Chinese nationlists”译为“汉族民族主义者”(页7)或“中国民族主义”(页210)。再如,中国学界习惯将“国民政府”称为“民国政府”,因此“Nationalist government”变成“民国政府”,”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则又变成“中华国民政府”(如页147、169等),而本来指北洋政府的”Republican government”则变成“中华共和政府”(如页163);国民政府下的职官与机构,如”Commissioner of the National Covernment”译为“民国政府委员”(页172),”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译为“国家军事委员会”(页177)。在”Chinese”译为“中华”、“汉人”的规定下,”Chinese people”是“汉族人民”(页205),”Chinese culture”是“中华文化”(页179),”Chinese revolutionary”则是“汉族革命者”(页209);这情形也出现在专有名词,如“中国佛教会””Chinese Buddhist Studies Association”被译成“汉传佛教学会”(页155),“中国菩提学会””Chinese Podhi Study Association”译为“中华菩提学会”(页155)。可是”Chinese soldiers”则又被译为“中国军队”(页180),而”Tibet was a part of China”则正确地译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页209)。此外,在最敏感的词句上,译者也小心处理,如中译本在页206处,将原书“他们无视中国入侵西藏的意义——特别是在1950年代晚期的镇压叛乱,就如同当代日本忽略或否认日本入侵中国——特别是南京大屠杀”(7),改写为另一段话。这也许得到原作者的同意。然而,这些情况都是以政治干预学术研究而造成的,特别是如此敏感的西藏议题。对译者来说,在必须遵从规则的条件下,不得不牺牲学术上的代价以求出版上的顺利(8)。

注释:

(6) Gar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43, note 3.

(7) Gar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 222.

(8) 其他有问题的地方,如,将新亚细亚学会译为“新亚洲学会”(New Asia Society)(页153);至于跟着英文原文出错的地方,则有:临时执政段祺瑞变成“中国临时总统段祺瑞”(provisional president of China)(页87),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变成“林森总统”(President Lin Sen)(页211),格桑泽仁(1905-1946)则变成“格桑次仁(1899-1941)”(页138)。此外,英文原著误将班禅在内地停留的时间写为十年(1925-1934),实际上应该是1925-1937(页133)。由于篇幅有限,不再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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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九月 1, 2013 in 翻译杂谈

 

英文涉藏文章的翻译

翻译英文涉藏文章是个难事(其他外语涉藏文章也同样困难),这需要译者跨越文化、语言的障碍。最理想的译者是通晓西藏历史文化地理,精通英语、中文和藏语。当然,这样的人太少了。

跨语言翻译本身就是个难题,尤其是象中文和英语这样来自不同语系的文字。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境界是,如前辈严复所说,“译者三难,信、达、雅。”而对于涉藏文章,除了这些之外,主要的两大难题是对西藏历史文化地理的了解,以及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英语中很多西藏名词都是直接从藏语中音译,大多数中文中的西藏名词同样也是如此。面对这些词,译者需要熟悉中文中的西藏名词,采用通用的译法。简单的例子包括:

地名:Lhasa – 拉萨

人名:Ngapoi Ngawang Jigme – 阿沛•阿旺晋美

专用名:Sera Monastery – 色拉寺

对于人名,需要说明的是,过去西藏只有贵族等才有姓,即西方意义上的Family Name。一般我们看到的四个字的名字不包含姓,而是出生时由喇嘛取的名字。例如阿旺晋美,他是霍康家族的,他出生时的名字是霍康•阿旺晋美;后来,阿旺晋美入赘阿沛家族,并向西藏噶厦政府提出申请,正式承袭阿沛名号,于是他的名字就变成了阿沛•阿旺晋美。按照英文习惯,姓在后名在前,所以很多时候,阿旺晋美在英文中是Ngawang Jigme Ngaboi/Ngabo。

这些情况,在碰到一些旧西藏时的名词时,就会更加困难,因为这些名字在中文语境都逐渐不存在了。例如在前面才仁旺姆的文章中要正名的那些地理名词,曲卡松、多朵、多麦、卫藏等。

因为是音译,这些名字往往又对应略有不同的英语或者汉语。例如上面的Ngaboi和Ngabo,都是阿沛。而曲卡松,多朵、多麦,又可译为却喀松、多堆、多美。在这些中文译名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译者只能自行选择影响力较大,流传较广的译法,而希望读者自己能够分辨。

在翻译时更加困难的是中文或者英文中对于一名词的非音译的说法。有位朋友最近跟我说,她为了翻译Jokhang找了很久。英文Jokhang Monastery/Temple,藏语叫觉康(或者祖拉康),汉语则是我们熟知的大昭寺。觉康在藏语中是佛殿的意思,指的是庙中供奉的释迦摩尼等身像。而大昭,一种说法说和后来宗喀巴的“传昭大法会”有关。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汉语珠穆朗玛峰在英语中的名字是Mount Everest。如果我们从定日过去,在关口上看到的英文名称是Qomolangma。

而在翻译中碰到更严重的问题,是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众所周知,在西藏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对立的政治主张。即使译者力图平衡,有时也会无意间/不得不选择隐含某种政治意味的名称。

不用说更复杂的词汇,仅简单的”China”,”Chinese”, “Tibet”已经如此。我在翻译《雪狮与龙》时就为这个问题头疼不已。在译者序中,我写道:

作者一般把“Tibet”和“China”并列,我一般也并列地翻译成为“西藏”和“中国”,而不做任何修改或者修饰。由于“Chinese”这个词 的多义性,作者在很多时候用这个词是为了表示非藏族中国人或非西藏的中国人,我一般简单的翻译成“中国人”或者“汉人”。毕竟这是一份学术著作而不是官方 文件,作者这么遣词只是为了表述方便,不代表作者个人,以及译者对西藏和中国关系的看法。

从中国政府的政治立场来看,“西藏”和“中国”并列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从不同的上下文来看,情况也不同。如果是描述北京和流亡藏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数人都认可“中藏”的提法,例如一直在断断续续进行的“中藏谈判”;而中国媒体上称之为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特使的会谈。而如果描述北京和境内藏人的关系,尽管西方媒体上会说“China and Tibet”。中文媒体,包括港台媒体都不这么说。有的时候会用“内地”这样的词语,而有时会用佛教术语“汉地”和“藏地”。另一方面,“汉藏”这种称呼在中文语境内应用也很多。甚至流亡藏人一方,包括达赖喇嘛也会经常使用这种说法,例如,最近的国际Tibet-China Conference(或Sino-Tibetan Conference)的官方中文名称叫“汉藏研讨班”。

而对于 “Chinese”这个词来说,就更含糊了。英文媒体一般都会不加区别地使用Chinese这个词,在涉藏文章中,一般仅仅表示非藏族的中国人。如果把Chinese翻译成中国人,似乎隐含意味着那些文中描写的境内”Tibetan”不属于中国人,这显然不是事实。但是如果把Chinese翻译成汉族人,这又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例如象青海这样回族人口众多,而且迁移人口也很多的情况下,英文中所说的Chinese常常包含了回族等其他民族的中国人。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对”Tibet”新的翻译,图博、图波特、或土波特。这个词实际上是藏语Bod到英语再到中文的出口转内销。不用说,使用这个中文词汇的都是流亡藏人支持者或者藏族民族主义者。

在汉语到英语的反方向,最近桑东仁波切实际上提出了从“大西藏”这个词在英语中的两种说法。使用“Greater Tibet”的较多,似乎是站在中国的政治立场上;而使用“Great Tibet”则更反映流亡藏人的政治立场。撰文或者翻译的人很多时候可能只是无心,桑东仁波切只能呼吁干脆不要用“大西藏”这个词了。

对于译者来说,很多时候并不想涉及到这些政治纷争中去,但是在短短的篇幅中,有时是约定俗成,有时是无意为之,有时只是无可奈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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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四月 25, 2010 in 翻译杂谈, 雪狮与龙, 每日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