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我父亲骤遇车祸，我不得已请假回老家到医院陪护，当时身边带了一本从图书馆借的《On the Margins of Tibet: the Cultural Survival in Sino-Tibetan Frontiers 》。在老父昏昏然与命运搏斗的时候，我得以出离平日繁忙的工作，在一周的时间内把这本书通读了一遍。
彼时我正关注着藏地上风吹草动。自2008年以来，每年三月份成为中国藏区大小政府的维稳节日。2011年的3月，有一位僧人在阿坝县当街自焚。当时很少人能够预料到，在2008年围绕奥运会的汉藏冲突之后，又一轮风潮隐约出现在高原天际。
我那时在寻找翻译一本藏事相关书籍。看过几本之后，发现要么已经有人在翻译出版，要么与时务不够关联，要么不够吸引我自己。而这本《On the Margins of Tibet》一下子让我冲动起来，到我坐火车回上海时，我已经在iPhone狭小的屏幕上把总结性的第六章翻译完成；并投递给“译者”发表。
本书研究的地域包含甘青川滇四省藏区，传统上属于安多和康区。 这一地区地处汉藏文化的交界（甘青两省藏区也与回区交界），是西藏宗教文化辐射的边缘区域，历史上以来就是民族交汇和冲突的区域。在西藏历史上，这个区域是吐蕃帝国征服的领地，并因此为西藏文化所化。许多不满卫藏政府的政治权威或宗教权威的藏族精英人士来到这儿，构筑他们的香格里拉。在现代史上，1959年的西藏叛乱，肇始于安多和康区的民主改革和反叛。而新一波的自焚事件，起源并主要在这一地域蔓延。
这一地区的独特性并没有得到很多西藏研究者的注意。为什么安多藏族人才辈出，新思想层出不穷？为什么安多康区保存最完整的宁玛、嘎玛、萨迦教义？为什么康区会出现利美运动？为什么偏居一隅的德格会成为容纳多个教派的文化中心？为什么果洛藏人最彪悍？在这一地区，甚至连一些最基础的调查都付之阙如，正如Åshild博士指出，她连一份该区域寺院列表都找不全。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宣布放弃西藏独立，继而寻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很多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进入宗教文化领域。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不易辩驳。流亡藏人转而集中攻击中国政府的“文化灭绝”政策。2012年，青海出现了学生和老师抗议教育部门加强汉语教学，弱化藏语教学的政策。在众多藏人自焚和其他抗议事件中，要求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这样一个半政治但宗教意味浓厚的标语重复出现。
本书基于作者Åshild Kolås和Monika P. Thowsen在上述研究区域进行的实地调查，主要研究宗教文化领域，涉及寺院、教育、语言和文化表达等核心问题。这个调查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协作，所以作者在当地持有官方介绍信，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全力协作：查阅省、州、县各级政府档案，直接采访地方官员、僧人、教师和其他相关人员。
作者指出，当今的西藏，并非流亡藏人所指的“文化沙漠”，而在多个重要领域出现生机勃勃的文化复兴；然而，这也并非象中国政府的“白皮书”描述的那样，是中国政府的文化政策所致，而是中国境内的藏人，在中国政府设定的框架内，投入巨大努力的结果。在与中国政府博弈的过程中，中国藏人巧妙地利用政府设定的条件和提供的资源，在不直接挑战政府的前提下维护和发展藏族的民族性。
本书的调查发生于1995～2000年间，并于2005年成文出版。一般地说，书中的大部分叙述并未给人过时之感。在宗教方面，政府基本上延续了许多文中描述的原则和做法，在一些方面的限制更为严格。作者以下结论明显与近日的发展类似：
中国共产党政策制定者明显将宗教信仰看作是藏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障碍，对寺院复兴抱着相当怀疑的态度。……寺院成为藏族人坚决强化他们的国族认同，抵抗中国主导的主要标志。政府试图控制藏传佛教寺院的方法只会让宗教成为藏族身份认同更加显著的标志，和更加剧烈的反抗。
在教育方面，保护藏语和藏语教育成为最近一系列冲突的焦点。在本世纪头十年，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特别是对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在这样的情况下，书中描述的很多教育发展的资金困难不复存在。藏区很多地方9年制教育不再收取学费、杂费，很多还有生活费补贴。同时政府对教学内容的控制更强，不允许寺院开办面向适龄儿童的学校，将一般的慈善学校纳入公办学校体系。而在近十年中，另一个藏族文化方面的发展是，藏语互联网，以及藏人汉语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希望将来有学者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著述。
本书基本上只纪录作者调查所见所闻，而不针对这些问题开药方。但是在行文中，也能看出作者客观务实的态度。例如，中国政府试图控制藏区僧尼数目，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数目。政府的定额规定、检查似乎并未奏效，作者谨慎地建议：
增加藏区学校经费，降低学杂费，修改中小学科目，使之更符合藏人的基本教育需求。对各年级学生推广藏语教学，提供更广泛的课程选择，给所有藏族儿童提供学习藏语的机会。这些措施不仅给那些送子女去寺院的父母一个更好的选择机会，而且也使得公共教育更有吸引力，保证藏语未来的活力，改善藏族处理本民族事务的能力。
类似的，作者指出，因为境内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存在，相比较其他教派，宁玛派僧人去印度求学的较少；但是由于中国政府2001年对五明佛学院的打压，预计这一情况会发生变化。在宗教文化复杂交错的藏区，简单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维稳思维很难真正获得成功。政策制定者需要多与本地藏族互动，考虑政策的连带效应和反效应。
如大多数英文书籍的概念类似，本文中的Tibet 指的是文化西藏，这在第一章《背景》中有详细描述。除特别说明，我简单地将所有Tibet翻译为西藏，Tibet culture翻译为西藏文化或者藏族文化。但是，因为绝大多数中文语境中的西藏Xizang指的是政治西藏或西藏自治区，我与作者讨论，将书名中的Tibet翻译为藏区，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大致等同于文化西藏。
在翻译其他一些地名时，我也碰到了一些困难。例如，作者主要用Drichu（治曲）来指长江／金沙江，但是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用得非常少；我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用括号指出，在后面使用金沙江这个更容易被汉语读者理解的译名。类似的情况不在此一一指出，我尽量在忠实原文和汉语读者易读性方面取得平衡。
本书由一位中国境内的藏族学者帮助我进行了校对。由于种种原因，他／她选择匿名。他／她精通汉、藏、英三语，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对他／她的付出非常感谢。但是，我个人仍然对译文质量负全部责任。
感谢Åshild Kolås和Monika P. Thowsen长达5年的实地调查和此后的著述工作，让我们能够得以了解研究所及地区藏族人民文化生存困境。希望我的翻译能够让中文读者接触到这些情况，加强汉藏两个民族的理解，为缓解在这一地区生活的藏人的文化困境寻找到解决之道。
雪狮与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