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家外访——茨仁夏加看时局

最近，北京展开了一轮新的反击，派遣了一个藏学家代表团出访美国（华盛顿、纽约），加拿大，举办记者招待会，说明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的主张。我无法看到这些招待会的全文，想来还是有不少内容的。由于中国特有的体制，这些藏学家都有体制内的职位。中国民委副主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丹珠昂本教授强调：

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商谈必须在中国宪法框架内进行，若意图在这框架之外建立任何权力机构，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他还提醒有关人士，如果对跟中央政府的商谈要求过高，失望就会越大。

不幸的是，这种失望情绪已经在流亡藏人社区中弥漫开来。然而，丹珠昂本教授的发言，也可以看作是对近来流亡政府意欲在“中国宪法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的一种回答。双方是否是严肃考虑解决“西藏问题”呢？按照目前的“中国宪法框架”，流亡政府将被解散或者被吸收到现有的TAR（或者其他省的藏族自治体）中，流亡政府在谈到“中国宪法框架”时，是否真的接受这种解释呢？

在另外一方，著名藏族历史学家茨仁夏加在新左评论上发表访谈《西藏问题》（中文，台湾悬钩子译，唯色注解；英文）。我刚刚看完茨仁先生的《龙在雪域》，自然对他对时局的看法感兴趣。这篇访谈的内容，几乎否认了藏人/西方对中国在进行“文化灭绝”的指控，相关内容非常值得回味。简单地说，西藏不是一个时尚符号，不是一个政治图腾，西藏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一方想要简单化、妖魔化西藏问题，都是徒劳的。为了避免我断章取义地诠释茨仁先生的这篇文章，建议我的读者先去阅读全文，再来看我的评论。

有很多历史学家、学者、包括藏人谈到过80年代末的示威，茨仁先生给出了一个结论：”即使是今日，許多受過大學教育的藏人還是認為八零年代的抗議活動是不必要的——西藏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而示威活動造成很大的損害，改變了當時改革的進程。”而这一示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此同時，達賴喇嘛的在歐洲議會的演講、在美國國會的演說，給他們（境内藏人——David Peng注）一種感覺，以為國際對西藏議題的支持，比起實際的真正支持，來得多得多。西方國家對特定的社會議題，會發表聲明，但他們也想跟1980年代放棄孤立主義的中國來往，這意謂著，西藏永遠不會是北京的重大障礙。”这个结论相当的残酷。如果藏人想改变，那么他们无疑需要改变用力的方向。

茨仁先生对过去十年来的西藏政治和文化气氛，比起大多数流亡藏人或者西方藏族问题活动家要乐观得多。他认为，

政府的政策似乎是，只要你不談獨立或人權，其它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談。許多雜誌與報紙開始出現，而政府也允許地方性、本土的非政府組織出現，並且在打擊貧困上極為有效。在北美與歐洲的海外藏人社群，也被允許在他們的家鄉設置非政府組織，資助房屋的興建。藏人前往海外讀書——到西方、到歐洲、到美國——也在 1990年代增加了。對外面的世界更加開放了。在那個意義上，九零年代是充滿希望的年代。

茨仁先生对文化方面的描述还有长长的一段，大多数都和我的感受差不多，因为篇幅原因，我就不全部转引到我这儿来了。很多人指出，西藏问题不仅仅关于殖民，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痛苦过程，在谈到藏语和藏族教育时，茨仁先生谈到，“（藏文教育弱化——David Peng）這不必然是政府政策所導致的結果；許多家長也希望他們的小孩能接受以中文為媒介的教育，單單只是因為，長期而言，這對他們找工作比較有幫助，也是因為絕大多數的藏人高中畢業後——每年大約有三千名畢業生——傾向到中國其它地方去上大學。”他更睿智地指出，“但從那裡（内地藏文中学）畢業的西藏學生，似乎更加認同自己的藏人身份——在博客與網站上，他們就是敢於抱怨中國政府的一群人，說政府剝奪了他們的文化認同與語言。”

在寺院问题上，茨仁先生指出：“只要寺院不積極從事政治活動，政府願意對這種情形（少年进入寺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事实上，由于目前中国政府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管理（相对于毛时代），政府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整个社会有着巨大的灰色地带。经济领域如此，宗教领域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之后，“寺院沒有得到政府的經費補助；他們完全依賴地方社區與朝聖者的供養。1980年代的經濟改革以後，人們比較有錢，可以給他們比較多的捐款。經濟情況的好轉，幫助了寺院的復興。”

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民众会更多地诉求自己的权力；另一个方面，经济发展和传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图腾的没落，给社会带来了信仰真空，宗教就随机而入。这些情况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内地都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也必然会在有着强大传统佛教信仰的藏区出现。某种程度上，现在出现的才仅仅是一个开始，更大的反弹还在后面。政府必须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建立一个合理的框架。

茨仁先生指出当前的骚乱和80年代末骚乱的几个不同点，实际上，这一点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就是骚乱的广度和深度：“1980年代的示威主要是由僧人所領導的，但這一次，抗議活動由藏人社會的各個階層參與：有學童、學生、知識分子、城市工人、農民、牧民——以及北京與其它城市裡的藏族大學生。這種涉及西藏社會各種階層的程度，是前所未見的。”对于骚乱的广度，茨仁先生归结到在中国通讯的高度发展，包括互联网、手机的普及。然而在后一点上，他没有提出解释，我非常期待谁能够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

茨仁先生最后提到的笑话非常的有意思，“在西藏，從報紙到雜誌到音樂的流通，都受到政府嚴密的控制，然而中國本土，到處都有愈來愈多的獨立出版社。西藏境內的笑話是，達賴喇嘛想要‘一國兩制’，但那裡的人想要的是‘一國一制’——他們希望中國本土的自由化政策也能夠適用在西藏。”说起来，大多数境内藏人进行示威游行时，可能他们也没有想过要回到一个嘎厦政权，他们的诉求只不过是“希望中國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還有人權議題。”中国政府不仔细分析，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分裂”政策正好给对方提供了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