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西藏是遗世独立、仍在运转的神权政体[1]；这在现代世界的各种政治制度中可能独一无二。如果英国稍早殖民西藏，她可能会有经济上的吸引力。然而，由于英国、中国和俄罗斯帝国主义者在中亚利益的冲突，结果西藏实际上注定会完全与世隔绝，强化了其被群山环绕的孤独的地理位置。无论是1904年的藏英《拉萨条约》，还是1907年的英俄协约，基本上都旨在使西藏远离强权的影响力和殖民企图[2]。如此一来，他们间接否决了西藏出现任何社会变化的苗头。
如果英国有意管辖西藏，提升西藏的内部独立意识，中国则反对英国在该区域的任何存在。中国似乎害怕，当他们忙于革命之时，英国会殖民西藏，或者鼓励西藏民族主义者现代化，并使西藏“成为独立国家”。换言之，中国也乐于阻止任何外部变量进入西藏。
尽管英国并不认为殖民西藏在经济上可取，她似乎并不反对藏人自己进行的有限现代化，只要这在英国支持下。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在印度和蒙古的逃亡中大开眼界，有意推进西藏现代化，但是保守的僧侣社会对此彻底反对。中国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局势，以保护其国家利益：他们贿赂并挑唆拉萨那些有影响力的堪布们。作为藏传佛教的施主，中国对反佛教的影响力进入圣地表示关注，这符合惯例。[3]
1912-48年的西藏社会史中的确有些东西令人自负。1904年荣赫鹏的远征队很快就撤出来西藏，1911年中国军队因为辛亥革命被轻易赶走，头脑简单的藏人把这些看作是信仰的造化。这一理解肯定了他们对既有价值体系的信仰，从而关上了任何可能导致变化的外因的大门。
缺少外因本身并不是社会运转良好的明证。如果社会结构失衡，价值体系不再神圣，这最多只会延缓其衰落。但是1950年西藏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一事实很容易在一些书籍中得到证明[4]，尤其是那些在这个国家呆过几年的西方人的作品，彼时“西藏”还不是政治争议话题。法语周刊《快报(L’Express)》问一位法国藏学家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试图调查的西藏到底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西藏不仅仅是一个族群，还是一 种文明。藏人和汉人截然不同，他们没什么共同点。西藏还是这世界上稀有的国家，直到20世纪还发展着自己的文化，而与外部影响完全绝缘。这个国家，识字率很高，直到1959年每年还出版很多新书，包括游记、诗歌和传记。该国宗教活跃，到今天还在修建寺庙。每个贵族成员都有图书馆，高价聘请艺术家为家庭服务。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这都不是一个衰退的文明，相反，逃离了殖民统治，它在自己的路径上继续发展。”[5]
确实，西藏的历史发展和我们在欧洲或者其他地方看到的熟悉的模式几乎正好相反。公元8世纪，西藏是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家，原始信仰苯教并没有象后来佛教那样对国家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四个世纪以后，内亚的佛教革命明显成功；一个喇嘛教“神权政治”取代了世俗君主，佛教逐渐统治了国家和社会。政教分离的理念，在欧洲打破教士的权力和政权垄断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同样的事情并未在佛教西藏发生，直到1950年。
西藏与旧中国根本不同，与新中国则离得更远。中华帝国在西藏的悲剧在于，尽管她多次试图主导西藏，儒教中国未能影响西藏的文化发展过程。如果西藏同享儒家文化，共产党在“解放”过程中的问题可能会少得多，甚至可能避免叛乱。 “朝贡体系”的倡导者认为，朝贡关系是前现代东亚世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但是他们无法将特殊的汉藏关系纳入到中国的世界秩序中。[6]对于中国中心主义，其定义以普世同享的文化为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就会问题重重。因此，与汉藏关系相比，中国和朝鲜、日本甚至越南的关系都更加有序。
既然此处不从法律层面关注复杂的汉藏关系，我们可以安全地认为，在实践上，西藏独立于中国而运作。中国和西藏在中国革命之前存在的既有关系表述为供施关系，这仅限于朝廷和统治西藏的喇嘛，北京和拉萨之间。这是一个正式的，仪式上的关系，建立于一个松散架构之上，对大多数藏人毫无意义。“我们所说的独立更多地基于我们在生活和文化上的独立，这对一字不识的大众更有意义；而不是关于法律、历史或者大炮，非藏人来决定西藏的命运。”[7]
当共产党进入这个国家时，藏人感受到横亘在中国和西藏之间的一堵墙；实际上，当中国共产党1935年长征期间经过西藏东部时，他们就感受到了。一位长征的参与者回忆道，“我记得当我们走出草地（位于藏东），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入甘肃，看到中国农民的那一刻。他们以为我们发疯了。我们抚摸着他们的房子和（中国的）土地，我们拥抱着他们，我们跳呀，唱呀，喊叫着。”[8]Dick Wilson评论道，“共产党中国五六十年代在西藏的一小部分悲剧可能来源于他们在1935年的经历；当时藏人的敌对行为对许多战士来说是致命的，一些人活了下来，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府和军队中占据高位。”[9]
感谢毛泽东自己的这段经历，共产党的得以认识到最少是外藏的实际情况，这种认识清晰地反映在中国1951年到1958年之间的西藏政策。首先，中国革命是“纯粹的中国事务”，在1950年之前未在西藏造成任何影响。正如George Moseley写道，“与俄国革命相反，其中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民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中国革命纯粹是汉族人的事。打个粗糙但是恰当的比方，革命发生在中国‘内陆’，当中国共产党进入历史舞台时，中国‘边疆’（蒙古、新疆和西藏）都已经游离在中国政府势力范围之外了。”[10]
这并非因为共产党不想早点在西藏进行革命。当共产党1935年长征经过藏东时，他们立即在当地成立了“人民政府”；他们甚至招募了两三名藏族青年加入红军，他们后来成为高级干部。[11]但是，用斯诺(Edgar Snow)的话说，“红军第一次碰上了团结一致，敌视他们的人群，”[12]这使得不可能进行革命，除非从上至下武力实施。西藏历史上没有农民革命，这与中国动荡的历史，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尽管这不能证明藏人快乐繁荣，但是这说明他们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运转正常。当然，共产党会说，这是因为“民众的鸦片”让农民顺从知足，但是这恰恰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对现状的定义。
正如我们在前面观察到，可能正是因为共产党人在长征中的经验，他们考虑了我们在讨论中国对西藏政策中的三点：（1）西藏神权政体运转正常；（2）西藏社会及其价值体系与中国有着根本的不同；（3）直到1950年，中国革命对西藏没有任何影响。只要在西藏负责执行中国政策的官员牢记这几点，西藏就不会有什么叛乱。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位已故的主席是中国对藏政策的设计师。在这份1952年4月6日对领导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将领的指示中，毛指出：
“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
毛泽东现实地警告，藏人“完全不同”，西藏的情况“比我们在新疆面临的情况还差，在新疆我们最少还有一些支持，”，指一些汉族定居者。毛总结西藏的局势时说，“我们在西藏缺乏物质基础。他们在社会势力方面强于我们，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13]
这一政策如何转化为行动？June Dreyer在她的研究中显示，这一政策是如何成形，并逐渐在所有少数民族得以实施。特别是在西藏，我曾在别的地方阐述过，但是既然没人从这个方面理解这个问题，让我在这重复一次：
按照所谓的“和平解放”政策，从1951年到195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接触大众。这令人惊诧，一般人们会预期共产党会鼓动无产阶级“摆脱身上的束缚”。但是普通藏人与共产党的接触仅限于修路的营地和在旅行中。中国人聪明地利用西藏人民帮助他们在西藏进行军事准备。蓝军装的同志们鼓励藏人们勤劳地筑路，但是并不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他们似乎知道藏人既顽固又保守，即使是自己最坏的恶行，也不会拿来交换中国人的善行。他们深深地植根于西藏，从头到脚都是藏人。大部分人不乐于接受新鲜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因为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直接对立。应当承认还是有一些藏人回应了中国人的发动；在萨迦，有六个年轻的乞丐和孤儿成为“中国人”。[14]
在1951年中国和西藏在北京签订的协议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社会主义。[15]它甚至不愿意用“民主”这个词来说明其中的“各项改革事宜”。另一方面，协议保证（1）现行的政治制度，包括传统统治精英的地位和职权不予变更；（2）寺庙的收入和权力不予变更，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3）有关未加详细说明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对于政策执行的关切，中国地方政府尽量遵守协议条款，以至于在文革期间，他们招来了激进分子的愤怒。“为什么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如此努力取悦、关心和支持达赖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16]
对于统治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他们没有理由认为建立在书面协议上的合作是不可接受的，如同下面一段话解释的：
至于教育和自然天资，他们出身簪缨门第，数代书香，普通大众望尘莫及。因此，如果他们学习共产主义，把他们的子弟送到学校，他们无疑也会在新社会拥有最好的地位。虚名和称号也许会消失，然而实际上他们会继续享有同样的优势地位。[17]
如果中国人展示出如此灵活性，响应西藏形势的变化。我们会问，到底是什么导致了1959年的西藏叛乱。
中国对于政治西藏的整体政策无疑是现实的，富有想象力，也许是基于统战策略。但是对于民族西藏，中国政策基于严格的法令，缺乏现实性：对于居住在中国的藏人，他们在数量上是达赖喇嘛政府所辖藏人的两倍，仅仅因为他们不在拉萨治下，中国按照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中国人那样对待他们。这是中国西藏政策的根本缺陷，也是叛乱的基本原因。在一个如此敏感的议题上，中国的政策明显墨守法律条文，而不顾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五十年代，无论这些东部藏人离拉萨有多远，甚至不管他们离中国省份多近，他们举止行为和其他藏人类似。这一事实应该置于政策考虑。[18]
这一法律区别实际上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含意，中国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能现在也没有听过：中国承认政治西藏——西藏政府有效政治控制的领土——是一个分离的，但是不独立的政治实体。“一国收回丧失的省份可以需要一份与第三国的协议，如果该第三国援助反叛的省，但是它不需要和反叛省份签署协议。”[19]因为这份协议是由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政府签署的，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其条款有利于传统精英，仅适用于达赖喇嘛统治的西藏部分。这意味着三分之二的藏语人口面临着中国其他地区类似的激进政策，这被证明非常不合适。
法律上讲，中国的政策完美无缺。就在共产党上台之前，藏东的大部分地区，英国称之为“内藏”，由康区和安多组成，逐渐被兼并到邻近的中国省份青海、四川和云南。中国中央政府在过去大约100年时间风雨飘摇，居住在藏东（藏人称之为康区）的藏人，虽然法律上认为是中国领土，实际上享有难以置信的独立，不受北京和拉萨控制。虽然这些自称康巴人(Khamba)与西藏政府交恶，特别讨厌其世俗贵族统治阶层，但是他们虔信观世音菩萨转世的达赖喇嘛，认为他是整个中亚佛教世界的无上教主，这一点是毫无疑议的。这一事实理应成为中国在“内藏”的政策基础，就像“外藏”一样，而这直接与西藏叛乱的病因相关。
因为成为西藏叛乱核心的康巴人和安多娃(Amdowa)法律上是中国人，而不是西藏人，1952-53年间，康区和安多试图进行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民主改革”），时间在四川和青海等中国省份前后。当“外藏”被赋予六年不改的缓冲期，中国试图强迫一个完整功能的藏族佛教社会的一部分进行社会变革，只是因为在表面的法律上的区隔。[20]就革命形势而言，康区和外藏一样，不适于社会变革。当地民众仍然认为达赖喇嘛是观世音的真正的转世。佛、法、僧三者一起构成了藏人心目中的上帝，藏人仍然虔诚无比。这一价值体系提供的对社会现状的定义仍然是合理的，仅仅只是因为在中国人到来之前，缺少变革的外因，可以逐渐削弱这种信仰；中国的“民主改革”来得太突然，还没有时间来搅乱劳动阶层，削弱传统的价值体系。
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价值体系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冲突，而这正是西藏叛乱的根本原因。“民主改革”不仅仅影响了财产关系，对当时（50年代初）的藏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对其价值体系的影响。这需要洞察藏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藏传佛教的基础之上。因此，宗教渗透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之中。宗教无法和社会制度分离，这在实际生活中意味着，如果不触及并削弱其宗教基础，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简言之，所有的证据似乎显示，如果面临选择，传统主义藏人选择他们自己的价值体系，该体系提供对社会现状的定义，他们认同一个中国共产党感觉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叛乱就是对这一选择的表达。这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也不关乎政治或经济正义，这仅仅只是从事实方面和功能性的角度来分析西藏叛乱。
鉴于包括“内藏”在内的西藏社会基本功能正常，社会局势平衡，其价值体系通行整个藏人世界，任何反对这个制度的反叛是不会发生的。就生活在当时的藏人而言，这样非佛教（如果不是反佛教）的行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佛教绝对垄断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因此，没有必要或者足够的自然因素，无法产生一个对该体系的内生性叛乱。但是，当一个社会制度特别是价值体系还在运作，产生的叛乱就不会是反对这一制度，无论他人认为该制度如何不公；相反，当任何内外权力试图篡改这一制度，无论意图多么良好，会产生叛乱，来捍卫该制度，西藏叛乱发展的整个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西藏社会制度客观上仍在运转，社会成员仍然虔信其价值体系，尽管中国人在这一国家前所未有的存在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不安和焦虑，只要中国人不去篡改这一制度，如同外藏发生的那样，就不会有叛乱。但是，当中国试图更改内藏仍在运转的神圣的社会制度，尽管他们认为这在法律上是中国的地盘，从那一刻起，叛乱发生了。让我们不要怀疑这一点：西藏叛乱是为了保护藏传佛教的价值观，政教合一的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民主改革’蔓延最广的地区，也正是康巴人起义最集中的地区。这包括凉山、阿坝和甘孜，北京被迫承认，康巴、安多和果洛的大量人口参与了叛乱。”[21]
似乎早在1953年，康区的某些地方，如建塘就开始实施民主改革。康巴叛乱的英雄，恩珠仓·贡保扎西(Gombo Tashi Andrugtsang)用下面的语句来叙述中国人仓促引入变革，康巴人感到不满的情况：
在康区建塘，第二年（1953），当地人被划分为五个阶级，中国人发动了恐怖的运动，逮捕了一部分人。属于最上面三个阶级的人被公开羞辱，或者被送往刑场……这些……局势发展到非常危险的境地，中国人拆毁了巴塘、理塘、建塘、德格和安多许多地方的数千座寺庙……许多喇嘛和僧人被无理监禁，其他人则面临各种侮辱行为，有些人仅仅经过滑稽可笑的审判就被判处死刑……当人们开始了解中国人怎样把他们自己的权威和政治制度强加于这个国家，人们心中酝酿着不满，东部贵族的故事火上浇油，终于演变成公开的愤怒和反抗。[22]
如果叛乱是为了捍卫价值体系，它是为了反抗中国人试图引入的变革。这让中国官方对叛乱的诠释有了一些可信度，他们认为叛乱是“上层阴谋集团”想永远保持他们的地位而发动的，[23]尽管实际上似乎要复杂得多。有充足的理由说，绝大多数上层阶层形式上是与中国人合作的；参加叛乱的阶级构成与其说按经济划线，还不如说是按宗教划线的。不管哪个阶层的藏人，都团结在宗教信仰周围，支持现有的价值体系；比起经济问题来，他们更在乎后者。当中国人试图实施“民主改革”，问西藏农民他们是否喜欢“土地改革”，那将意味着没收寺庙的土地（寺庙拥有西藏约37%的土地），藏人的回答是“不”。必须补充的是，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回答。同样应该注意的是，在大约4万名中国军队进入西藏之后，西藏很快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但是没有叛乱，只有不满。在旧的社会秩序下，西藏贫富悬殊，经济并不公正，但是也没有出现农民叛乱。
人们常常倾向于忘记，叛乱始于1952-53年间的西藏东部，当时“战斗在康区和安多各处爆发”，1959年的叛乱是其高潮。George Patterson也许是对这场叛乱知道最多的人，他的研究发现，最初有8万多人参与了叛乱，其中“大约”1万2千人是国民党的逃兵。因为“没有得到印度或美国的支持，中国人在藏东地方领导的劝说下，缓和了立即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24]叛乱渐渐消失。但是，到1953年，“大量活动分子，包括普通人与游击队联手”，第二年叛乱逐渐扩展到“整个西藏东部和东北部”。[25]1954年8月28日的《纽约时报》引用台湾来源报道，“4万名农民参加了藏东的起义，被18军镇压。”[26]
但是康区最大规模的叛乱是1955-56年的“康定叛乱”。中国中央政府颁布命令，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行动起来，铲除藏族反对派，消灭叛乱分子。”Anna L. Strong写道：
康定叛乱爆发于1955-56年冬天，当地没有解放军部队，叛乱者杀死中央政府官员和汉族人。只要解放军一到，叛乱很容易平息，但是那些人逃入深山，最终进入昌都。当地很容易得到武器，藏族和四川军阀的混战留下最少有5万支火枪和步枪……四川—昌都叛乱到1956年底基本平息，但是小股叛军成为土匪，直到寺庙或者“当地人”组织起来控制地方治安。大部分被击败的叛军逃往西藏。他们中间包括康巴人、西康部队和骑兵，野蛮而没有纪律，惯于以抢掠为生。[27]
中国也不否认使用武力镇压康巴起义。达赖喇嘛流亡后，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控中国使用重型武器镇压康定叛乱，违反了17条协议；中国只是辩护，其使用重型武器是合法的，即，这在法律上属于中国领土。中国显然对达赖喇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感到愤怒。新华通讯社答复如下：
在所谓（1959年）4月18日的《达赖喇嘛声明》中，他提到“康巴叛乱”，试图证明中央政府违背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但是所谓的“康巴叛乱”（康巴是藏语）发生在四川省甘孜周围的地区，这片地区位于西康-西藏高原东部，居住着藏族少数民族。西康地区甚至不是西藏的一部分。以前是西康省，后来属于四川省。[28]
尽管中国立场在法律上无懈可击（尽管这一立场强烈暗示承认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将其政策和行动建立在明显的法律上，却无视实际情况，这就大错特错了。在现实中，“内藏”的藏人和“外藏”的藏人没有任何区别；客观上他们需要同等的政策。无论藏人生活在中国还是印度，50年代的藏人都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宁愿在佛祖的护佑下活一天，然后死去；也不愿意在无神主义者统治下衣食无忧地活100年。”[29]
于是，50年代中期，零星起义蔓延到藏东大部分地区，人们不约而同，“为了他们的家园，为了他们的信仰，为了他们的种群”，起而反抗共同的敌人。
实际上，所有的康巴部落，把他们之间的世仇和旧恨抛在一边，团结起来反抗中国人；囊谦十部，那曲寺和益西寺(Nakchu and Rakshi Gumpa)的人们，甘孜的霍尔人(Horpas)，南部的乡城(Chengtreng)牧民和马尔康的十几个部落。甚至在康区以外，在青海北部，两万多名令人生畏的果洛骑手，来自康萨部落(Khangsar)、桑阔部落(Tsangkor)、康仁部落(Khangring)和布仓部落(Butsang)，拿起武器参加起义。[30]
1956-57年间，一系列大起义在康区爆发，1958年转移到安多，最终于1959年扫荡拉萨。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理塘、巴塘、德格、昌都、甘孜等地，藏东的主要寺庙都分布在这些地方。最剧烈的战斗可能发生在理塘寺，持续了64天。[31]所有这些都显示，中国共产主义面临传统藏传佛教意识形态的强烈对抗。到1956年初，昌都、理塘、巴塘和甘孜“暂时被康巴匪徒占据”，其人数达到6000人。[32]
与中国人在西藏地域面容和悦、通情达理的形象（除了1959年拉萨叛乱期间之外）迥异，他们在藏东坚定无情地镇压康巴人起义的决心不可低估。[33]除了其行动明显的法律前提之外，中国在中亚有着高度的政治利益关系，这使得强力军事行动成为必然。如果中国无法控制康巴叛乱，将其限定在康区，一旦叛乱扩散到外藏，中国无法承担在一个存在爆发性因素的极度重要的战略边境地区进行作战。中国当时最害怕的似乎是外国干预；如果不采取决定性军事行动，新政权似乎面临着切实的危险和威胁。这不仅仅将新政权置于尴尬的境地，也会令人质疑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和生存能力：她声称其建国基础是中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因此，中国部署了“4万名”中国军人和来自邻近中国省份的“乡村的2万9千名民兵”，镇压康巴叛乱。[34]
但是，如果说解放军能够结束藏东的战斗，他们却无法“根除”叛乱。随着解放军在整个藏东地区大范围围剿起义，大多数活下来的康巴叛军开始慢慢地向卫藏转移。
人们期待着拉萨，怀着西藏的热血向首都呐喊，向着圣城，向着达赖喇嘛，向着世界中心和他们为之作战的价值，请求卫藏加入他们的护教战争。但是再一次，他们遭遇的只有阻碍和冷漠。[35]
到1958年，藏东的叛兵和难民，共有1万5千多户家庭，在拉萨扎下了帐篷。[36]这加剧了拉萨已经非常紧张的局势。
如果说“藏东的叛乱是当地对共产党政策的不满的结果”，就像中国佛教协会宣称的那样，1959年拉萨的叛乱则是被中国人1958年一系列冒失的行动激发。[37]当拉萨挤满了来自康区的难民，中国当局试图将他们遣返回家。开始，大约1500名中国难民被赶回中国[38]；然后，政府对在拉萨避难的康巴人进行普查，随后通告没有中国身份文件的康巴人不允许在拉萨逗留。[39]这些缺乏考量的措施吓坏了康巴人，将他们驱逐到拉萨南部的山南地区，他们开始在这儿组织起了民族抵抗运动。在此之前，康巴的抵抗军还从没在一个统一的号令下组织起来：大约有23支队伍各自为战，保卫他们自己的村庄和地方寺庙。现在，中国人的命令事实上把他们驱赶到一起，他们被Peissel所称的西藏文明的“中心”鼓舞，传统上对任何组织都不感冒的藏人，试着将各部落的队伍改编，1958年6月16日成立了一个叫曲细岗珠的组织，意思是“四水六岗”，这是在洛扎（达玛宗）对康区的古名。护教军包括大约5000名康巴叛军和300名“来自全藏各地的志愿军”，恩珠仓·贡保扎西担任总司令。[40]
尽管有了组织，一些康巴头人逃走了，“他们的非法行动让人们非常不满，败坏了护教军的名声。”[41]但是有趣的是，中国人试图将所有的康巴叛军宣传为抢劫犯。恩珠仓说，
中国当局完全认识到土匪威胁的潜力，这可能在自由战士和当地居民之间制造怨恨和猜疑。他们利用了一些不忠的藏人，让他们去袭击和打劫乡村，伪装成自由战士。[42]
随着康巴人的行动逼近拉萨，卫藏当地人对中国人隐忍的不满逐渐演变为公开的愤怒和抵抗。达赖喇嘛和其政府此前一直无意识地充当中国人西藏计划的代理人，然而，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中，他们也受到了来自各方越来越大的压力。西藏政府处于严重的两难困境。到1957年，拉萨的传统统治精英分裂为两派，一派以阿沛·阿旺晋美和达赖喇嘛为代表，他们真实地相信，西藏的未来取决于和中国的合作；而另一派则相反，感觉共产党中国和佛教西藏在理念上不共戴天。[43]达赖喇嘛尤其极度两难，因为他不得不公开反对那些试图“捍卫”他的人们，那些为以他为符号的价值观而战斗的人们。他的行为是出于现实主义和对非暴力道义的坚守，而不是由于中国人的压力和游说。[44]
两位研究康巴人的顶尖专家，George Patterson和Michel Peissel，都谴责达赖喇嘛和统治精英，当西藏在叛乱之时与中国人合作。Peissel的批评尤其直率。
达赖喇嘛只要发布一份宣言，甚至只要说一个词，全藏人民无疑会挺身而起对抗中国人。达赖喇嘛未能理解这一点，他未言未行，未能领导其人民起而作战，可能是西藏漫长的历史中最大的悲剧。[45]
然而，达赖喇嘛似乎意识到康巴人反抗中国人叛乱的徒劳；这就像“你亲眼看见人们跳下悬崖。”[46]对于中国而言，达赖喇嘛是仅次于解放军的武器，她保留他作为对付反华的西藏民族主义行动的最后一招。如此，他正式批准大部分“反藏政策”，解除了司曹鲁康娃的职位，谴责康巴人是“反动派”，“命令”他们放下武器，认定“米芒仲都”非法。[47]
尽管近年来康巴叛乱被描述得过于浪漫，一个真正大众的叛乱却仍然不为外界所知，这就是米芒仲都（意思是人民会议）。这一运动始于1954年。George Patterson写道：“一个名叫米芒仲都（人民会议）的地下反华团体引起公众关注，他们发动示威，在墙上书写标语，指责中国人干涉达赖喇嘛的权威，干涉西藏的传统和宗教。”[48]
米芒仲都公开批评中国政策，痛快地宣布，“作为西藏人民的代表，他们希望中国人离开西藏。”[49]中国人认为这是真正的威胁，解散了米芒仲都，囚禁其头目，其中一人在拉萨死于狱中。到1957年，达赖喇嘛和其政府发布官方命令，查禁米芒仲都，凡流亡外国疑似参与反华活动的藏人，取消其国籍。[50]西藏政府作为统治者与叛乱完全划清界限，但是部分官员例如索康和帕拉仍然私底下和叛军接触。因此，当康巴人在山南作战，达赖喇嘛和其政府派遣了一个代表团，要求他们放下武器。统治阶层与中国人全面合作，一些人心甘情愿，另一些人出于无奈，就像Michel Peissel解释的那样：
除了米芒的领导人以外，他们让康巴人处理他们自己的秘密行动，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大部分拉萨要人嫉妒康巴人，害怕他们的个人权力和财富会落到康巴人头上。他们宁愿与叛徒阿沛部长一起，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人共谋，后者狡猾地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这些贵族们从来不希望生活在一个由来自东部的狼藉斗士领导之下的自由西藏。[51]
尽管康巴人对他们在山南的战斗自吹自擂，他们从一开始就被解放军追赶。在1958年8月到1959年3月之间，康巴人一共在山南地区参与了14场交火。（参见附录的细节。）无论是讽刺还是悲剧这似乎没有终点。所有的去探听解放军情报的藏族“侦察队”都被抓捕了。老练的毛主义游击队和中世纪护教军的确发生了一系列战斗，尽管藏人不可动摇的信仰，激发出巨大的决心和勇气，但是结果给出了意料之中的结论。[52]
当护教军被包围在山南，康巴人司令恩珠仓·贡保扎西带着剩下的几百名康巴人，沿着羌塘无人区的路线回到康区，希望恢复元气，招募新军。“我们最紧急的任务是与山南的大部队会合，但是这并不容易，中国人一直在和我们交火，频繁伏击我们。”[53]
与此同时在拉萨，公众的反华情绪沸腾了。从1958年夏初开始，随着康巴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战斗发生在山南，离拉萨只有40或50英里，拉萨城的局势逐渐恶化。愤怒的大众甚至让达赖喇嘛无法控制，后者正是他们要保护、捍卫和为之而战的中心。从所有的当代记录看，当时拉萨和卫藏的空气中弥漫着愤怒、恐惧、不安和猜疑。从1959年2月13日到3月25日，拉萨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和愚蠢的情节，一位英国记者留下了详尽的记录。[54]让如此闷烧的局势爆发所需的只是一个恰当的事故或轻微的挑衅，一次邀请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959年3月10日，中国人邀请达赖喇嘛去到解放军指挥部去看戏，就像中国人反复声明的那样，这一日期是由达赖喇嘛本人在一个月前选定的。[55]应该是邀请的日期引起了藏人的怀疑，这正好和拉萨的传昭大会(Monlam Chenmo)重合；而且中国人坚持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到解放军指挥部看戏时不要藏军随从——这同样是有先例的。[56]当达赖喇嘛正在参加全西藏人民参加的大众法会时，中国将军坚持提醒达赖喇嘛去看戏，这激怒了西藏公众并引来最多怀疑。因此，拉萨叛乱的直接成因琐碎而“主观”。但是，如同Noel Barber评论的那样，这对那时的藏人并不琐碎；
在西方眼中，藏人对这些协定的违反可能反应过于夸张（尽管人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位受邀的外交官抵制国会开幕大典，伦敦该迎来何种喧嚣）。但是读者必须记住，藏人已经在占领下狡黠地生活了八年，如果他们的情绪被夸大了，那么这正是简单虔诚的信教民众感觉被侮辱之时会发生的事情。[57]
彼种情境中的藏人认为邀请是中国人的花招，他们想绑架达赖喇嘛，试图发起一场政变。但是从我自己的发现来看，很明显，藏人的怀疑和担忧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意图。[58]他们有着一系列更加狡猾的计划，步步逼近。
流言象野火一样传遍拉萨，到1959年3月10日，大约3万名藏人从各方聚集包围了达赖喇嘛，他们认为他是西藏文明和西藏的符号和精华，他们要“保护“、捍卫并为他所代表的藏人的一切而战斗。他是他们的信仰，是国家的化身。如是，叛乱象征性地采用了包围的形式，他们没有包围中国军队的指挥部，而是达赖喇嘛的宫殿，试图“保护”并阻止他访问军营的剧院。我自己的采访同样清楚地发现，达赖喇嘛个人反对这场愤怒的示威行动，他认为这是最快捷的自我毁灭方式。[59]但是愤怒的公众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
在这场怪异的中世纪、宗教式和民间行为之下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坚定而狂热的反华反共情绪。[60]他们呼喊的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强音。“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等。[61]新华社有关叛乱的公报讽刺地评论：“反动派的幽灵直冲云霄，他们想接管整个宇宙。”[62] 3月17日，西藏叛军向50年代初即开始运作的噶伦堡民族主义组织发送了一封“秘密”电报，被中国人截获。部分电文如下：
西藏独立国在藏历二月一日业已成立[新华社编辑：公历3月10日，即叛乱开始的那一天。]请向全世界宣布……[63]
引发暴力的是一起小事件，这进一步显示了叛乱的反华特点。在3月10日包围达赖喇嘛宫殿的焦躁的人群中，一些人看到了一位西藏贵族官员，著名的亲华合作派，愤怒的人群立即高叫：“中国叛徒！中国叛徒！”人们向他投掷石块，把他打死了。一会之后，一位噶厦（达赖喇嘛的内阁）成员乘着中国吉普在中国军队的护卫下来到。愤怒的人群立即开始朝这位西藏高官投掷石块，但是他在中国吉普的保护下，设法逃离了死亡。[64]
黎吉生曾在拉萨居住数年，开始是英国官员，后来成为印度官员，他写道，表达公众观点最流行的方式之一是人们唱的歌。[65]在拉萨，为贵族官员阶层取水的女工常常唱着挖苦她们主人愚蠢行径的歌曲。在50年代末，整个西藏最流行的歌曲是一首匿名的诗歌：
我们宁可要达赖喇嘛，不要毛泽东；
我们宁可要佛教，不要共产主义；
我们宁可要藏军[68]，不要解放军；
我们宁可用自己的木碗，不要中国人的杯子。
中国人对所有这些的官方诠释通过下面的费解的评论表达出来：“这儿所说的独立实际上是要将西藏变为外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69]
此后，1959年3月20日10时，在西藏的解放军司令部“命令惩罚叛逃集团，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叛乱在“两天多的战斗”后被镇压。一份新华社报道“大概估计”到3月23日，4千多名“叛军部队被俘，8千多挺枪，81架轻重机枪，27座迫击炮，6座山炮和1千万发子弹被收缴。”考虑到西藏总人数为120万人，中国认为叛军有“2万人，大多数被欺骗和胁迫加入” [70]，这并不算多。但是公众对叛乱的参与程度也许可以用下面的解放军文告来更好地估计，文告呼吁并“希望”西藏公众不要帮助叛军：
我们希望西藏各界民众僧俗人等，积极协助我们的军队平息叛乱，不要庇护叛匪，给叛匪提供补给和情报[加着重号]。[71]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叛乱的根本原因是宗教。这一特征使得一些学者认为1959年的叛乱基本上“不合时宜”，从20世纪的角度来看，的确如此。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到西藏在1950年甚至在1959年之前存在的前现代社会形态，我们无法预期别的任何东西。
藏人并未意识到中国人的“入侵”对西藏的领土完整有多大威胁，尽管西藏自公元7世纪或8世纪以来一直作为一个分离的国家，占有一片与世隔离的地理存在。藏人更倾向于视之为对信仰的威胁。中国解放者被叫做登扎(tendra)——信仰的敌人；领导西藏民族主义的康巴游击队被大众称为登松(ten-sung)——护教军；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保卫藏传佛教的化身达赖喇嘛。
叛乱的宗教本质被其领导团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拿1959年叛乱的英雄为例。叛军总司令逝世后，他的回忆录在印度出版，达赖喇嘛在前言中写道：
恩珠仓家族一代代人都被公认为对佛法（Dharma）的不胜崇敬和深厚奉献。几乎每一个藏人都知道已故的贡保扎西的传奇故事，他为了佛法，为了西藏的民族自由牺牲了财富和生命。[72]
叛乱无疑是由西藏的勇士康巴人发起并领导的，但是也有其他参与者，包括“只有3000人的藏军”中大多数人，[73]拉萨2万名僧人中的大多数，[74]包围达赖喇嘛宫殿的1万到3万名民众[75]，当然，还有1959年逃往拉萨的1万名康巴难民[76]。Michel Peissel估计“卫国护教志愿军(NVDA)有8万多名组织良好的游击队”似乎是言过其实。
但是，西藏崇山峻岭、地广人稀，受限于缺乏现代组织和通讯手段，叛乱的范围有限。由于叛军有着护教的使命，他们享有公众广大的支持和同情。事实上，在军事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坚持战斗六年之久，这是公众对运动支持的明证。因此，“仅仅从涉及的广大西藏人民的感情的角度，可以说叛乱是全国性的”。[77]
西藏叛乱的23名康巴领导人中，绝大部分是商人，他们的财富来源于“解放后”，中国人将大量银元（大洋）输入西藏，支付给西藏统治阶层和筑路工人。但是，他们并未选择挣更多的钱，或者携带着财富逃到印度，康巴人用从中国人那挣的钱购买叛乱所需的武器和弹药：
上千头满载着中国银元的骡子沿着这条路线（向南穿过雅鲁藏布江的人迹稀少的小道）到阿萨姆邦（印度），在印度官员的鼻子底下秘密购买成箱封好的步枪和子弹。[78]
叛乱的另一个争议性话题是指称中央情报局曾经介入其中。[79]所有证据表明，尽管叛军收到了美国人一两次空投的武器，据说这些飞机经过台湾，这些武器援助，来自美国人或者台湾人，对叛乱的事业或特征没有多大意义。叛乱的武器和弹药来自不同来源。康巴人作为战士，一直特别喜欢枪，大多数是在日本侵华和中国内战期间购买的。他们也强迫打开了西藏政府在西藏东部、中部和南部的几座军械库。正如Peissel指出，50年代在西藏-阿萨姆邦（印度）边界上，武器贸易一度繁荣，这些武器都是康巴人购买的。在康区和西藏南部，有几次空投现代武器。此外，他们也缴获了一些解放军的武器。[80]
在一次明显令人迷惑的叛乱中，我们能够理解到什么政治意识？为了产生这么一个反抗西藏“神权制度”的叛乱，藏人必须，在最低的前提下，世俗化；为了土生土长这么一场革命，藏人必须变得反佛教。整个价值体系必须丧失其意义，不再神圣。达赖喇嘛必须被证明为一个人，而不是一尊佛。如我们所见，情况远远不是中国共产党所希望的那样。对一个功能完好的社会施加革命无异于将一个人活埋。在这个例子中，一个人的革命概念不可避免地成为另一个人心目中的毁灭。由是，西藏叛乱。*
附录：康巴领导人回忆录《四水六岗》中记录的解放军和康巴人在1958年8月和1959年4月期间交战细节
|
日期 |
战场 |
康巴军人数 |
死伤 |
战斗性质 |
| 1958年8月 | 尼木(Nyemo)DukhakSumdo | 150 | 杀死100名中国人，更多受伤。40名藏人被杀，68人受伤。 | 藏族侦察军被中国军队伏击。 |
| 1958 | Marjangla | 无 | 中国军队伏击藏军。 | |
| 1958 | UyugZomthang | 100 | 16辆中国卡车被毁。 | 藏军袭击中国部队 |
| 1958 | 尼木河 | 20-70 | 700名中国人被杀。 | 藏族侦察兵遭遇中国军队。 |
| 1958 | Karkhang | 150 | 200+中国人被杀。 | 藏军进攻中国部队。 |
| 1958 | JhangYangpaChing(Chen) | 150(?) | 4辆中国吉普被毁，1名军官被杀，数名中国人被杀。 | 藏族骑兵进攻中国部队。 |
| 1958 | Dhamshung | 150(?) | 所有中国卫兵被杀。 | 藏军进攻中国补给站。 |
| 1958 | DugongLungsher | 300 | 50名中国卫兵和8名藏人被杀。 | 藏军进攻中国部队。 |
| 1958 | Dhamshung | 200 | 2名藏人被杀，21名受伤。 | 中国部队包围藏军。 |
| 1958 | Kongtsela | 15名藏人被杀伤，100名藏人被俘；176名中国人被杀。 | 中国部队伏击藏军。 | |
| 1958 | Japhojakey | 18 | 杀死数名中国人。 | 藏军进攻中国营地。 |
| 1958 | Po Tamo | 400 | 550名中国人和20名藏军被杀，9名藏军受伤。 | 藏军进攻中国影帝。 |
| 1958 | Po Tamo | 400+29 | 几名中国人和20名藏人被杀。 | 中国人轰炸。 |
| 1959年1月 | Tengchen | 130 | 藏人侵入中国营地。 |
注：1959年4月14日，康巴人在西藏南部错那(Tsona)的基地陷落，叛乱结束。
[1] 我使用了“神权政体(theocracy)”一词，来表示对西藏存在的佛教社会最相近的西方表述。尽管藏学家们和藏族人可能会反对这一术语，我在西方政治学的政治和社会概念内使用。本文中藏人叛乱的概念框架来源于Chalmers A. Johnson在他的著作《革命性变迁(Revolutionary Change)》(Boston: Little, Brown, 1966)中提出的社会变革的社会制度理论。
[2] 参见Chanakya Sen(编辑)《西藏消失(Tibet Disappears)》(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0)中的完整文档，第48页。
[3] 作为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西藏开设了一家英式学校，据说中国人贿赂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丹寺的堪布们，强迫西藏政府关闭了学校。
[4] 在我心目中，这些书包括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黎吉生(H.E. Richardson)的《西藏及其历史(Tibet and Its History)》，Alexander David-Neil的《我的拉萨之旅(My Journey to Lhasa)》和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爵士，图齐教授(Guiseppe Tucci)和George Patterson的名作，上述作者都曾多次访问西藏。
[5] 参见《西藏评论(Tibetan Review)》1973年五六月刊，第10-11页的英文翻译。对于这个主题更谨慎和学术化的处理，参见D.L.Snellgrove和黎吉生的《西藏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New York: Praeger, 1968)。
[6] 参见铃木中正(Chusei Suzuki)的文章，《中国和内亚的关系(China’s relations with Inner Asia)》，收入费正清(John F. Fairbank)编辑的《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第180-97页。
[7] 达瓦诺布，《藏人对中国解放的反应(The Tibetan response to Chinese liberation)》，刊于《亚洲事务(Asian Affairs)》，第62期（1975年10月），第266页。
[8] Dick Wilson, 《长征1935(The Long March 1935)》(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1)，第221页。
[9] 同上，第221页。
[10] George Moseley，《中国对少数民族问题的新手段(China’s fresh approach to the national minority question)》，发表于《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24期（1965年10月-12月），第16-17页。
[11] 参见T.N.Takla有趣的文章，《关于一些早期藏族共产党员的注解(Notes on some early Tibetan Communists)》，发表于《西藏评论(Tibetan Review)》，1969年6、7月刊，第7-9页。
[12] Wilson引用，见《长征1935(The Long March 1935)》，第220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1977），第64页。感谢我的朋友Jeremy Partial把这份重要档案从中文译成英文。
[14] 达瓦诺布，《红星照耀西藏(Red Star Over Tibet)》(London: Collins, 1974)，第116-17页。有关对少数民族的一般政策，请参见June T. Dreyer，《致力于少数民族工作的少数民族精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精英(Traditional minorities elites and the CPR elite engaged i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work)》，收入Robert A. Scalapino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英(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第416-50页。
[15]全文请参见Sen《西藏消失(Tibet Disappears)》，第78-81页。
[16]参见一队红卫兵最有趣的发现，《西藏1950-1967：西藏叛乱是怎么爆发的？(Tibet 1950-1967: How the revolt in Tibet broke out)》(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8)，第690页。
[17] 达瓦诺布，《红星照耀西藏(Red Star Over Tibet)》，第125页。
[18] 中国在1951-59年间富有想象力的政策还不为外界所知。我试图在我的著作中叙述这一政策。参见《红星照耀西藏》第6-9章。
[19] Nirmal C. Sinha，《17条协议：西藏独立的维护和消灭(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vindication and liquidation of Tibet’s independence)》，刊于《西藏评论》，1974年9月刊，第21页。
[20] 例如，德格沿治曲（金沙江）隔开，一半是中国领土，一半是西藏领土。久钦土登(Juchen Thubten)是德格总管之一，现在居住在达兰萨拉，他在1976年的采访中告诉我，“你一跨越治曲，你就到了西藏土地上，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杀中国人，然后逃走。”50年代中期，土登两次被派遣到拉萨，向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请愿，请求他们劝说将同样的政策扩展到康区。他的任务徒劳无功。
[21] Dr. Gopal Singh（编辑）《国家整合：西藏问题(National Integration: Tibet Issue)》（1964年由新德里的编辑出版），第18页。
[22] 恩珠仓·贡保扎西，《四水六岗(Four Rivers, Six Ranges)》（Dharmasala, India: Information and Publicity Office of HH The Dalai Lama, 1973）, 第37-39页。
[23] 中国对这场叛乱的记录和看法，可见《有关西藏问题(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24] George N. Patterson, 《中国和西藏：叛乱的背景(China and Tibet: background to the revolt)》，刊于《中国季刊》，第一期，1960年第一季度，第96页。
[25] 最后一段信息来自《卫报》，1954年9月2日。
[26] 《纽约时报》，1954年8月28日。
[27] Anna Louise Strong, 《当西藏农奴站起来(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Peking: New World Press, 1960)，第65-66页。
[28] 《西藏1950-1967》第359页。亦见同书的第381页。
[29] 引自新华通讯社，《西藏1950-1967》，第368页。
[30] Michel Peissel，《康巴骑士(Cavaliers of Kham)》(London: Keinemann, 1972)，第67页。
[31] 同上，第82页。
[32] 恩珠仓，《四水六岗》，第47页。
[33] 我从流亡的康巴人那听到中国在藏东无数残忍的军事行动的故事，这与我在藏西经历的截然相反。
[34] Peissel，《康巴骑士》，第68页。
[35] 同上，第90页。
[36] 同上，第112页。
[37] 同上，第109页。
[38] 恩珠仓，《四水六岗》，第55页。
[39] 同上，第58页。
[40] 同上，第62页。
[41] 同上，第90页；也参见第88页。
[42] 同上，第66页。
[43] Peissel，《康巴骑士》，第96页。
[44] 有关达赖喇嘛的观点，参见他的回忆录，《我的故乡与人民(My Land and My People)》(London: Panther Books, 1964)，特别是在第7章和第9章。
[45] Peissel，《康巴骑士》，第90页。有关George Patterson的观点，参见他的《西藏叛乱(Tibetan Revolt)》(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0)。
[46] 1973年我在达兰萨拉的采访。
[47] Peissel，《康区骑士》，第100页。
[48] Patterson，《中国和西藏(China and Tibet)》，第96页。
[49] Peissel, 《康区骑士》，第101页。
[50] 同上，第102页。
[51] 同上，第114页。
[52] 有关细节，请参见恩珠仓，《四水六岗》，第7到第10章。
[53] 同上，第95页。
[54] Noel Barber，《来自失乐之地(From the Land of Lost Content)》(London: Collins, 1969)。
[55] 柳霞·土登塔巴(Leoshe Thubtentarpa)，曾经在50年代的汉藏政治中最为活跃，数次访问中国，在1976年7月达兰萨拉的采访中告诉我。
[56] 柳霞·土登塔巴。
[57] Noel Barber，《来自失乐之地》，第71页。
[58] 柳霞·土登塔巴。
[59] 为了个人原因，我不能指明来源。
[60] 需要注意的是，藏人在起义之时既反华又反共。但是，一般而言，他们区分旧中国人和新中国人（即共产党）。
[61] 新华社，《西藏1950-1967》，第348页。
[62] 同上，第351页。
[63] 同上，第366页。
[64] 这些目击者的记录可以参见《西藏评论》，1969年3月刊，第3-9页。
[65] 黎吉生，《西藏与其历史》(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66] 西藏传统政府的内阁。
[67] Uyon Lhan-khang，“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逐渐替代西藏政府而成立的机构。
[68] Ten-sung Mag-mi, 字面意思是，“信仰的战士/捍卫者”，即西藏军队。
[69] 《西藏1950-1967》，第384页。
[70] 同上，第352页。
[71] 同上，第355页。
[72] 恩珠仓，《四水六岗》，第52-53页，达赖喇嘛的前言，第6页。
[73] 《西藏1950-1967》，第353页。
[74] 《纽约时报》，1976年9月19日。
[75] 据估计，1959年3月初，包围达赖喇嘛宫殿，领导反抗中国人示威的民众，人数大概在1万人到3万人之间。
[76] 恩珠仓，《四水六岗》，第48页。
[77] 彭措汪杰(Phuntsog Wangyal)，《西藏的政治发展，1950-1959(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ibet, 1950-1959)》。提交给尼赫鲁大学的论文，新德里，1974，第82页。
[78] Peissel，《康巴骑士》，第78页。
[79] 更多详细报告可见Chris Mullin在《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第89卷，第39期(1975年9月5日)上发表的文章。
[80] 恩珠仓，《四水六岗》，各处。
*感谢Leo Rose, Lowell Dittmer和John Dolfin给我的初稿的评论，感谢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雪狮与龙 
gyagar
4月 2, 2013 at 11:33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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